《诗经》中的政治智慧

作者：舒兴庆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因为要读诗经，便入手了一套程俊英先生的《诗经注析》，前前后后读了几个月。其间，也兼读钱穆等大家、学者的有关诗经的文章。诗经本就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而历代儒生、文人的心解，更是河上的云霞，五彩斑斓。看河是一种景观，远眺云霞，又是另一种美。

以前看书，书上说《诗经》是民歌，其实，先民之时，普通百姓哪懂得文字。若是说，歌者自歌，旁边有人记下，又焉知记录者不会加以修饰润色。其次，《关雎》中有“钟鼓乐之”，百姓家又何来钟鼓？《葛覃》云“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普通百姓怎么会有“师氏”呢？故而，《史记·太史公自序》提出，“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朱东润先生在《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也明白地说：“大抵吾国文学，有出于民间者，《云谣集》杂曲子以及变文宝卷话本之类是也。有不必出于民间者，《诗》三百五篇之类是也。”钱穆先生的意见似与太史公相近，认为诗三百皆为周公自作或是周公授意他人所作，就连孔子也未曾删诗。

朱东润先生

也有人认为是古代“采诗以观民风”，诗的“毛坯”是从各地征集上来的，但恐怕也并非出自下层劳动者之手，而是来自各国贵族的创作。这个“毛坯”再经过周朝宫廷乐官们的精细打磨后，才成为今天所见的“诗三百”。

诗是由谁而作，这个问题本身就很重要，而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诗三百的价值在哪里。

对现代人来说，《诗经》的价值首先是在文学上。翻开各个版本的古代文学史，都会为《诗经》安排一个章节。《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后世的诗人既无法绕开这一部经典，批评家也常以诗经为标准，来衡量其他诗人的作品。如王夫之《姜斋诗话》：“采采芣苢”，意在言先，亦在言后，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象。即五言中，《十九首》犹得此意者。陶令差能仿佛，下此绝矣。贺裳《载酒园诗话》：“《毛诗》无处不佳,予尤爱《采薇》《出车》《大杜》三篇，一气贯串，篇断意联，妙有次第。千载后得其遗意者,惟老杜《出塞》数诗。”

但是，《诗经》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文学上，也在伦理和政治上。而且，我们还可以说，站在《诗经》之所以为经的角度看，它的文学价值可能不是第一位的。因为，“五经为古者王官之学，乃古人治天下之具”（《汉书·艺文志》）。《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指的正是伦理和政治功能。所以，《诗经》最原初的价值，应该是伦理和政治价值，也就是闻一多先生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所说的，“把《三百篇》做了政治课本”。当然，闻先生是在批评古人的读《诗》方法，叹息“为什么没人认真的把它（指《诗经》）当文艺看呢？”但今天，我们却也不妨抛开已成惯式的文学解读，去感受古人的伦理思考和政治智慧。

《诗经》中的诗，大家熟悉的主要是国风，其实雅颂也值得读，因为有政治智慧。大雅首篇《文王》，诗中有“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意思是“商的子孙臣服周朝，可见天命无常会改变。归顺的殷贵族服役勤敏，在京师祭飨作陪伴。”这里的天命无常，既是在安抚殷商旧臣无须怨恨，也是在提醒周成王不要懈怠、奢靡，否则就会重蹈商纣的覆辙。

周成王

《清庙》乃颂之首篇，传为周公所作。其诗曰：“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引导人们将周有天下的原因归于文王。虽然天下是武王打下来的，但天命只能赋予文王之德。因为，周武王以征伐得国，道德上仍有欠缺。这和孔子的看法（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是一致的，都体现了一种中国特色的伦理倾向和政治智慧。

作为一首战争诗，《采薇》并没有把关注点放在战争的宏大、胜利的辉煌上，而是细致地刻画一个厌倦战争、思念家人的普通士兵的心理。“忧心烈烈，载饥载渴。”“忧心孔疚，我行不来。”“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这让我想起古希腊诗人阿耳喀罗科斯在公元前6世纪写的一首诗：

有个色雷斯部落的人正在贪婪地盯着

我的那面盾牌

我尽管不情愿，我丢掉盾牌

丢在灌木丛边——它一点事

也没有。就我来说，

我已经获救，那我还管什么

盾牌——随它去吧。

我会再买一面同样好的。

（宇文所安《迷楼》）

两首诗似乎同样包含着对战争的反抗，但二者的命运又是截然不同的，前者被编入视为经典的《诗经》，而后者导致了其作者被赶出斯巴达。这种差异或许就是因为两个国家对战争的不同看法。毫无疑问，厌倦战争在中国古代看来不仅不是愚蠢的、不道德的，反而是一个智慧的国君所必须了解的人情人性。因为，“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争是非道德的，人民是不喜欢战争的，古人希望通过《诗经》的训诫，让每一个掌握权力的人都牢牢记住。

李约瑟在其著作《四海之内》中说：“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会认识到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几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与邻邦的人民。”这种洞察，我们通过对《诗经》的解读同样可以达到。

知道了《诗经》的政治意义，便能看到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是如何流传的。这种智慧总是不乏会心者，比如孔子。我读雅颂，似乎能窥见周公之深心。孔子当年更是以周公继承者自居。他认为自己拥有了周公的政治智慧，因而承载着保全天下的政治责任，先是殚精竭虑于鲁国之政，而后又颠沛流离在列国之间，最后，无奈地将希望寄托在教育上，《诗经》在他那里也失去了政治作用，而有了“兴观群怨”的教育意义。

教育，是政治家孔子的最后用心。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之《诗经注析》

可见，《诗经》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也有中国政治的原型。对《诗经》的解读不可偏向一面。诚如钱穆先生所言：“如古代经学，亦文亦史亦哲，有政治有社会有人生，共相会通，《诗》三百首即然。若专以文学或政治视《诗经》，则浅之乎其视《诗经》矣。”我们当以中国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源初性经典，来看待《诗经》、阅读《诗经》、思考《诗经》，让《诗经》中的智慧，重新融入到自己的血液里，鲜活地闪耀在中国的大地上。

（本文为第三届伯鸿书香奖·阅读奖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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