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之江南，何种儒学？

作者：陈来

来源：“人文日新陈来”微信公众号

几年以前成立了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这几年走下来，工作的范围，从开始到现在，大概可以概括为三个面向。这三个面向从近到远，展现出了上海儒学院有什么特点、要做什么事情：第一个是立足江南，第二个是面向东亚，第三个是放眼世界。立足江南是何俊教授负责的工作，面向东亚是吴震教授负责的工作，放眼世界是孙向晨教授关注的工作。立足江南、面向东亚、放眼世界应该是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工作中的三个主要的面向。

（陈来先生在上海儒学院成立仪式上）

“江南儒学”项目去年开的会议，我因为有事未能来参加。这里我就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粗浅的看法。“江南儒学”有广义的和狭义的理解，都有意义，并覆盖我们上海儒学院做的一些工作。譬如将江南儒学追溯到孔门弟子的时代，这些都是从广义上来入手的。我这里要讲的则是狭义的江南儒学，但是这并不是对广义的江南儒学的否定。

我把我的侧重点放在狭义的江南儒学，主题我归结为两句话：谁之江南？何种儒学？

这两句话当然是套用了MacIntyre的书的名字。他在写了After virtue以后，又写了一本Whose justice?Which rationality?中文都早已有翻译。他的两本书不见得大家都细读过，可是他用的这个书名还颇流行，很多人都模仿他的书名。大概在1998年，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题目就叫“谁之责任？何种伦理？”。当时欧洲神学家孔汉思倡导责任伦理宣言，他拿来文本让我们讨论、提意见。我的文章就是从中国儒学的一种立场针对其初稿所提的意见。后来有位学者在《读书》上写一篇批评我的文章，说人家提了这么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反对呢？我说不是我们反对，而是人家拿着这篇文稿让我们提意见，我们当然不能拒绝表达我们的文化立场。

（陈来先生与何俊教授）

“谁之江南？何种儒学？”是我对这个问题思考的一个切入点。

因为，我们以前的问题意识，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我们以往的讨论都是集中于“何处是江南？”这本来是苏东坡的发问，最近几年好像成了非常流行的一种语句。央视还开了一个电视系列篇叫“何处是江南”。这个电视片我还没有来得及看，网上有介绍，一共有五六集。

我们在北京有一位朋友，即人大清史所的教授杨念群，他写的书书名也叫《何处是“江南”》，但是主要内容是清代的政治和社会。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以前我们有关江南的思考的问题意识，大多是集中在“何处是江南”。以“何处是江南”为一个主导的提问方式，应该说在我们过去这些年中，是比较流行和占主导地位的。

但是在这种讨论里面，我们会发现其实是很复杂的，因为“江南”的含义很多，而且在历史上变化也大。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秦汉时代的“江南”，主要是湖南湖北，然后带上江西，这是我们早期从秦朝以来的“江南”。虽然是在长江之南，但是我看那个时候的关注点可能是以大湖为中心的，包括了洞庭湖和鄱阳湖，是以两个大湖为中心的江南的区域。到了隋唐以后就不一样，到了唐代杭州就比较突出了。白居易的诗就有“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这其中当然有他个人的经历的那种感觉，但这句诗也反映了杭州在那个时候确实很重要。到了明清，苏州的地位就比较突出了。所以“江南”的区域，在概念上是不断变化的。到了近代以来，我们发现它常常用于一个比较狭义的区域，这个地区就是太湖平原和杭嘉湖平原，语言上讲是集中在吴语区。这是我们追问何处是江南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历史不断变化的方面。

（“江南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合影）

那么我们现在要提出的问题是，江南的“中心”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是有一个移动的过程？它能不能反映江南某种历史上的演变的趋向？在我看来，汉代以来江南的中心有一个沿江东移的过程，如果汉代江南的中心是两湖，那么六朝的时候江南的中心是金陵，再往下到隋代，扬州成为了中心。那再往下，就是宋代的杭州，再往下就是苏州。

那么江南的中心在哪？它是不是可以说有一个由西东移的过程？我以为，东移的过程内在地包含一种指向，我们可以说这个指向的目的就是上海。所以我们如果用黑格尔的语言来讲，目的论的一个描述就是，江南的中心移动，它内在地指向今天的上海，上海就是它的目的。或者说明清的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在历史上已经准备了现代上海的崛起和兴起的条件。这是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的一个内在的条件。

五口通商后，这么多城市的开放通商，为什么只有上海变成一个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中心？这是跟历史上为它准备的内在条件是分不开的。五个通商口岸，近有厦门，南有广州，稍后又北有天津，都在那个时候通商。只有上海成为中国近代以来的经济中心。所以外在的条件虽然很重要，这其中就包括西方文化的引进。内在的条件是，可以说中国的江南发展的历史，内在地对上海的出现作了准备。因为江南的重心不断的东移，我们可以用黑格尔的话这样说：上海就是它的目的。

因此，我们在上海儒学院推动的江南儒学研究，不是要追溯“江南”的历史变化这样具体过程，更不要陷入“何处是江南”的争论，我们所关注的江南，应该是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建构性的“江南”。这是我的看法。刚才何俊教授和向晨教授都提到了，江南文化是上海市最近提出来的文化发展的一个企划，重视发展江南文化的研究。所以我想，既然从上海的角度上提出来的构想，我们就不是要在广义上作历史溯源的描述，一定是突出上海为中心的建构性的江南文化研究。这是我们上海儒学院开展江南研究的基本方向。

我们说“江南儒学”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建构性的研究，也意味着应该有其所关注的一个主要区域，这个区域它的边界当然是有弹性的，可是它的重点应该突出。何俊教授的文章，指明是环太湖区域。我再把它稍微强调一下，就是以太湖的西岸作一个切线，这个切线画下来向东，你发现它有两条线，一个是常州、无锡、苏州、昆山、太仓，这是太湖以东、北面的一条线。另一条线就是，湖州、嘉兴、嘉善、松江，这个就是太湖以东、南面的一条线。同时这个区域，跟它南部的区域有着密切的联系，就是宁绍平原，特别到了近代以来，上海的兴起和这个区域连接越来越紧密。

所以我们讲，江南这个概念可以很大，包括很广，但是上海儒学院所要关注的江南及其研究，应该在空间上大大压缩。我刚才讲我不是反对广义的定义，我是说重点应该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对江南儒学的空间界定。

如果从时间上谈江南儒学，何俊教授文章，讲江南历史有三个时期，先秦、唐宋和近代三个时段。我的意思，时间也要大大的压缩。我个人意见是重点研究近三百年江南儒学史，或是江南儒学文化史。这是时间上面的限定。我们如果看钱宾四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中很大部分都是与我们所说的江南相关的。当然，“近三百年”是二十世纪前期使用的史学概念，特指明清之际以来。今天算起来，已经又加了一百年，但我们还是习惯于学术史的这个“近三百年”说法，强调要特别重视明清之际以来年江南的儒学思想文化史，它的发展脉络，以及和上海的关系。

所以我们使用的江南儒学的概念，要在时间和空间上大大的压缩。不能够采取无限的扩展，要承认边界有弹性，但是重点要突出。

“谁之江南？”我的回答是什么呢？我前一段看到葛剑雄教授的文章，他意思是强调“上海是江南的上海”，主要讲的是上海和江南之间的密切关系，他的讲法没有错。但我们想把这个话反过来说，作为补充：“江南是上海的江南”。所以，我对“谁之江南？”的回答是“上海之江南”。这不是反历史，是突出我们的研究的立场。我们建构性的立场和研究的重点是放在这样一个江南，意思就是要突出上海的视角。若全面地说，首先，上海是江南的上海；但我们要加上一句话，江南是上海的江南。以此来表明我们做江南儒学研究的一个立场。无疑，江南儒学的研究是开放的，其他各方面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江南研究。但是上海儒学院要突出的一个立场，是不是可以放在这个方面。

第二，上海儒学院做江南儒学研究应该不是一个纯粹历史的考虑，当然大家应该关注历史，但也应该包含对上海城市和上海现代化的文化根源的一种探索。因此，近三百年江南儒学的研究应该包含有现代化文化根源的部分。我想起罗伯特﹒贝拉50年代的成名作《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说的是德川时代日本文化的渊源如何有助于日本的现代化，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日本现代化的文化根源在德川时代表现有哪些方面？如与西方宗教伦理相当的日本儒教伦理等。而德川时代正是日本明治维新前的“近三百年”。

作为现代上海的江南儒学研究，不可能不具有上海现代化的文化视野。上海的江南儒学研究也必须内在地具有这种现代化的问题意识。这种研究不仅要关注文化取向特别是宗教伦理，还要关注文化的“精神气质”。韦伯所作的正是这样。美国学者墨子刻《摆脱困境》对近代中国思想的研究也是围绕“精神气质”为中心的。精神气质也是精神取向和文化心态，40多年前我在北大念研究生的时候，住在我隔壁房间的是几位学数理逻辑的老兄，其中有一同学是上海人，后来在华中工学院工作。他当时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上海的精神就是资本主义精神。我听了以后很感震惊。后来看了韦伯的书，我就想起他所讲的“上海的精神”。我认为他说的这个“资本主义”是中性的，主要是指西方最先发展的现代化形态。一般外地的人对上海只有一些粗浅的感知，而上海人对于本地的文化可以有先天的直觉。我们知道韦伯讲的新教与资本主义的起源，主要是要探讨社会文化的精神气质，认为精神气质才是资本主义产生、扩大的主要动力。上海文化、上海人的精神气质是什么，这是我们研究里面应该包含的内容。

这意味着，上海的现代化中心地位并不是通商、租界就能够直接带来的，是跟上海的江南周边往这个地方集聚所形成的这种条件是相联系的，是和江南为他准备的文化、精神、伦理条件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换一个同样也是开放发展的一个内陆地区，举个极端的例子比如说蒙自，就很难想象能发展为上海。不同的土壤在开放的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是不同的，这是文化的根源的作用，也是精神气质的形成要素。

接下来我讲讲“何种儒学”的问题。我们所主张的江南儒学，其中的“儒学”应该是一个综合的思想文化形态，而不是仅仅是哲学的义理。我们哲学系的学人最关心的就是义理。但江南儒学它应该是包含多种形态，比如说，如果就学术化的形态来讲，它应该既包括理学，又包括经学、子学、国学。理学、经学、子学、国学的视角都是我们江南儒学研究需要采用的。

不仅包括以上所说的儒家和儒学学术化的形式，也包括它儒学社会化的形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江南儒学的研究需要用一些多学科的方法和社会文化的视角。比如说书院，其研究属于教育史，但也应当关注。另外，我以前看社会史研究者梁其姿教授的著作，她的研究领域就是明清江南的慈善。如前面所说，从太湖由上线往东走，那条线上常州、无锡、苏州一下来到上海，就是清代的慈善事业最重要的地区。而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后面的观念肯定是儒学的观念。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我们的研究需要跨学科，我们要关注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包括宗族和风俗文化的研究。我觉得这应该都属于江南儒学的研究范围。儒家哲学是我们的拿手戏，但是对于江南儒学的研究，我想它应有更多的一些面向，包括我以前讲的世俗儒家伦理的形态，要使儒家思想文化在这个地区的方方面面有一个基本的展现。

（唐文治先生）

关于理学，我在这里还要强调，上海儒学院必须要研究理学。如上面说的近三百年是从明清之际开始。近三百年中，朱子学最重要的学者是在今天的上海地区。明末以来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朱子学家，就是二陆：陆世仪、陆陇其。陆世仪是太仓人，太仓下来就是嘉定，陆陇其就在嘉定做官。所以明末清初最重要的朱子学是在太仓、嘉定。与陆世仪同时的顾炎武，在昆山，他的学术性格近于朱子而疏于阳明。所以上海儒学院应该重视理学研究，特别是朱子学的研究。

我们今天大家看朱熹的《四书集注》，中华书局的排印本，它是清代中期吴郡吴氏的本子，中华书局在宋代以来的各种本子中，选的是清代吴郡吴氏的，这虽然是从版本学文献学来讲的，但也是江南儒学的一部分。至于近代无锡国专的唐文治先生，唐先生的学术也是和朱子学有关系，写有《紫阳学术发微》，《性理学大义》，所以无锡国专是有渊源的，理学是不能避开的，需要好好研究理学。我说过“远有二陆，近有唐王”。唐就是唐文治，王就是王遽常。王长于诸子学，所以江南儒学不仅重视理学，也必然不能忽视诸子学。至于宁绍平原，近代的名家蜂起，各具特色，更需要多方面加以研究。所以我想对“何种儒学”的回答，应该是多重文化形态的儒学研究，而不是单一的儒家哲学研究。

2019/9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