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未来

作者：佩德罗·布拉斯·冈察雷斯 著；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如果没有继承下来一种精神传统来解释生活的话，生活经验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任何价值。

——尼古拉斯·戈麦斯·达维拉（Nicolás Gómez-Dávila）《隐含文本的注释》

伊拉斯谟的《愚人颂》

西方经典可以作为源泉，让善于思考的读者从中获得必要的思想清晰和胆量，来战胜后现代思想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反常行为和脱离常规的异类。

构成西方经典的文学和哲学著作构成一幅充满活力的挂毯，其主题是崇高庄严。为西方文明做贡献的另一个词是智慧。

除了波爱修斯（Boethius）的《哲学的慰籍》之外，西方经典中自始至终谈论智慧的最典型著作之一可能就是伊拉斯谟的《愚人颂》（荷兰哲学家伊拉斯谟的《愚人颂》（1511，见许崇信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译注）了。

虽然《哲学的慰籍》将哲学拟人化为与等待被处决的波爱修斯对话的女士，但《愚人颂》却让愚人哀叹，她得到的尊重是多么少。

愚人在试图获得人们承认她卷入所有形式的人类行为和人类事物的基本活动，却发现自己被人类忽略和背叛了。穿着愚人的服装，站在一群旁观者面前，愚人向在场的人建议为她建造一座纪念碑，以表彰她有史以来对人类事务做出的贡献。

愚人表达了人类悲惨的性格特征、信仰和行为的目录。《愚人颂》是伊拉斯谟对永恒性事物的贡献，根本不是废话。那是指导人性的本质，人类必须不断改善人性以便避免因为愚蠢带来的灾难。

从来不含糊其辞吞吞吐吐，愚人让读者知道，她深深地镶嵌在人性的骨髓深处。愚人对愚蠢毫不掩饰的攻击不遗漏任何一个角落。虽然如此，这只是她攻击矫揉造作和虚伪的开始。虽然愚人将攻击目标指向低能弱智，对人类事物带来破坏和浩劫以及人类珍视的陈词滥调，但是，她最聪明的愤怒还是留给了虚伪。

《愚人颂》是讽刺作品。在伊拉斯谟看来，讽刺就充当了放在人面前的一面镜子，作者向读者发起挑战，看他们敢不敢忽略作品揭示的真相。

《愚人颂》是从嬉戏的愚人评点听众开始的。在作品的后半部分，愚人将暴风雨般的惩罚倾泻在人们身上。

就像西方经典的大多数作家和思想家一样，伊拉斯谟除了是基督教的非正统国教徒之外，还是精神贵族。这些特征使伊拉斯谟成为孤独的思想家－－－这是寻求思想诚实的前提。

愚人向聚集在她面前的民众保证，她不是冒牌货，“我也不是表里不一的人，外表一个样子，内心是另一个样子。”后者是对每个类别的奸诈之徒的侮辱。愚人得到人类很多其他品性的支持。她指出，对人类虚假性极其重要的是自恋和阿谀奉承。

愚人的批评之剑没有绕过任何人。她告诉我们，社会充斥着傻瓜。愚人接着解剖了虚伪和诽谤给社会产生的支配性影响。

从沉溺自我的知识分子到根本不相信上帝的牧师，还有虚假的友谊，谁都没有逃不脱批评。特别关注的是那些自认为属于聪明群体的成员---深谋远虑智慧的传播者。假知识分子最让愚人恼火的是，他们对人类现实的本质一窍不通，还有在目空一切地谈论自然时的傲慢自大。

愚人哀叹，自然并不传播智慧，只有愚蠢。她告诉我们，西塞罗的儿子结果是傻瓜，聪明的苏格拉底的儿子“更像母亲而不是父亲，也是傻瓜。”

伊拉斯谟提醒我们认识到人生是一场悲喜剧。任何东西都是“由对立面表现出来的。”人是很少知道人生韵律和理由的冒牌货。为此，人们“常常身着他人的伪装走来走去，各自扮演一种角色。”

那么，伊拉斯谟告诉我们如何矫正这艘愚人船呢？非常类似莱布尼茨（Leibniz）的断言，他坚定不移地相信“这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人们知道的生活就是应该有的生活。

伊拉斯谟认为，人不应该对生活感到失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将其与任何其他东西相比。人们需要接受生活的样子，学会依靠自己的天赋生活，珍视生活。因此，有效政府的作用不是如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后来傲慢地宣称的那样要改变世界，那是误导人的，而是遏制和管理愚蠢行为。

《愚人颂》是哲学讽刺作品，从字面意义上接受人及其生活条件。伊拉斯谟的聪明睿智---这可以从他开创性著作的长久寿命得到证实---就在于他将人理解为宇宙人。

除去他对人和社会的社会政治解释中的冗余奢侈，伊拉斯谟将其激情满怀的论证建立在自己时代人类愚蠢的众多证据之上。鉴于人的本性，伊拉斯谟相信，人的未来无疑与过去类似。

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伊拉斯谟的深刻希望是，个人能在来世实现长生不老。他对人类未来的警告很简单：一切都会过去，人的愚蠢行为的总量只会越来越多。

莫拉斯的《知识分子的未来》

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兰西行动领袖查尔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1868-1952)）在《知识分子的未来》中回顾了文人和知识分子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20世纪的轨迹。莫拉斯认为，刚开始是独立于国家的善于思考的聪明作家，随后就逐渐转变成堕落的、热衷权力的知识分子群体。

法国思想家指出，文人对如何向民主国家的读者公众讲话和妥协的探索让位给了当作社会政治商品的文学和写作。

莫拉斯认为，思想依靠思想渠道的扩张而实现了普及化，但这削弱了它从现实中分离出真理的能力。出版业的繁荣带来了过多的“讨论”，却没有伴随着对事实问题的必要思考，这是真诚的思考不可或缺的东西。莫拉斯写到，“在人人都写作和讨论的世纪，我们会发现什么变得困难了？很少在任何其他地方碰见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对文字的明智之爱，更多对哲学的爱。”

莫拉斯认为，生活、思想和文字世界的富饶是能够启迪人类生存的生活形式。人类生活的这些方面应该朝着服务生活的方向前进。一旦成功，上文提到的内容就为文化和未来子孙后代了解过去的能力做出了贡献。这意味着写作应该是反映存在焦虑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生命能量的外溢最终旨在确认而不是否定生活的价值。

作为传统主义者，莫拉斯为读者提供了清晰的石板用以映照自然和人类交流的本质。难怪他严厉批判那些将人类思想政治化的知识分子所炮制的沉溺自我的文学和写作。

莫拉斯注意到，因为文字世界是“高贵的练习，是思想自由畅想的艺术世界，”这些努力对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换句话说，文字一定不能政治化，变成宣扬社会政治积极主张的赤裸工具。政治化的文字表明写作作为人类参与生活的方式及其伴随着的高贵价值的堕落。

《知识分子的未来》是对西方文化的警告，提醒人们意识到知识分子因为撒谎和懦弱而拥抱平庸的风险。

莫拉斯哀叹文字在20世纪初开始呈现颠覆性的本质。他在20世纪初期就作出了敏锐观察，“国家动用能够掌握的各种手段在科学、哲学和文学领域制造了庞大的障碍。”他的先见之明还有，“我们的大学企图垄断文学、哲学和科学。”

莫拉斯的清晰论述证明非常中肯和深刻。令人遗憾的是，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让文学臣服于激进意识形态要求的诱惑已经被强化到了莫拉斯根本无法想象的地步。

乔治·西默农的《梅格雷特和加梅报告》

法国侦探小说家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的《梅格雷特和加梅报告》（Maigret and The Calame Report）是侦探小说的典范。该小说1954年首次在法国出版，英语译本在1969年出版。西默农是忙于了解城市认识城市的人。他在巴黎的街上行走，参访咖啡馆，一辈子热衷追逐巴黎女友而声名狼藉。这些经历都被他大量带进小说中。更重要的是，西默农利用忙于过自己日常生活的男男女女的世界作为其文学故事的养料。

梅格雷特侦探洞察人类心理的天赋是驱使西默农侦探小说前进的动力。梅格雷特作为侦探的非凡技艺就是他那只有少数人才用的罕见观察力，同时伴随着高超的清晰性。让梅格雷特系列侦探小说独特的地方不在于侦破犯罪案件，而是对犯罪分子的认识。很多侦探小说能做到这一点，或者至少最初打算这样做。相反，梅格雷特关心的是，犯罪是人的核心本质，他指出，这是人性无法根除的东西。

梅格雷特是个非常特别的侦探。此人是把握人的道德指南的侦探大师。这能让他嗅出人的动机和行为；看透那个让人人在其说话方式中成为微型宇宙的内心世界。这些品质让西默农的著作迥然不同于很多其他作家。

西默农的文笔干脆清晰，他的小说风格优雅，情节反映人类生活的悲喜剧，这是被后现代平庸生活加剧和恶化了的。

西默农更有兴趣揭示犯罪行为的根源，而不是犯罪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影响。西默农明白，犯罪是人性的主要成分，自有记忆的历史以来，人们就能经常感受到它的存在，而且将永远伴随着我们。对“刑法改革”的喜爱不是西默农小说的主流。

《梅格雷特和加梅报告》是特别智慧和技艺高超的小说，也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他谈到了后现代人的道德堕落后陷入的意志消沉状态。

西默农用特别详细的方式介绍小说人物，用小说家的精明和高超策略令善于思考的读者也眼花缭乱。在他的小说中外表碾压现实。

比如，在描述生活在公寓中的人时，梅格雷特做出对人性的深刻观察，对犯罪分子的心理和社会因素的深刻观察。请考虑梅格雷特对遵纪守法公民的诚实评估，“。。但它都属于同样诚实的、辛苦劳作的那类人，在警察面前总是稍微感到害怕的那种人。”

反讽的是，叙述者暗示尊重警察的人很少有理由害怕警察。这种令人觉得酸楚的观察碾压了政治正确的肤浅咒语，它们是小说和当今流行文化的核心。

在《梅格雷特和加梅报告》中，梅格雷特侦破案件，逮捕犯罪分子，但鉴于案件涉及的人物数量之多他不能将其绳子依法，司法价值观和文化已经堕落。

讲究道德的、遵纪守法的法国公共工程部部长奥古斯特·波特（Auguste Point）被塑造为犯了罪的政客，可他是个顾家的男人，十分不情愿地被动卷入政界。波特先生不是巴黎人，是更喜欢和家人呆在乡下的外省人。梅格雷特在这个孤单无助的男人和被政府里的犯罪分子当作替罪羔羊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有人可能争论，乔治·西默农是侦探小说巅峰的孤胆英雄。尤其是在后现代时期，很多作家拥抱这个体裁，但很少有人像西默农那样为读者提供传递出这种深刻见解的著作。西默农的小说不仅仅是侦探小说，而且提醒我们认识到人们对自我牟利的价值观的偏爱。

《梅格雷特和加梅报告》的救赎价值在于梅格雷特没有能解决善恶问题，尤其是在正义没有机会战胜腐败之时。对此，梅格雷特向内阁部长奥古斯特·波特道歉。在小说的结尾，两人似乎都被打败了。但他们被打败了么？

作者简介：

佩德罗·布拉斯·冈察雷斯（Pedro Blas González）佛罗里达迈阿密海岸巴里大学（Barry University）哲学教授。1995年在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冈察雷斯博士出版了很多有关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和乌纳穆诺（Unamuno）著作如《乌纳穆诺随笔》《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新人的胜利》《主观性、个别性和自主性随笔》《作为激进现实的人类存在：加塞特的主观性哲学》等。

译自：The Future of Intelligence and the Intelligentsia　By　Pedro Blas Gonzál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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