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大国学术

作者：姚中秋

来源：《东方学刊》2021年春季刊

本文论旨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基本命题：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该命题适用于国内，也许更适用于世界：凡是国力强大的政治体总是在其所能辐射的范围内享有文化领导权，建立和维持世界性思想学术体系。今日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国的霸权走向衰败，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日趋上升，成为世界体系中坐二望一的大国。因此，中国有可能也有必要构建与其大国地位相称的思想学术体系，即大国学术，并引领形成新的世界性思想学术体系。本文讨论了这一发展前景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中国式大国学术的内容、价值和方法。

一、世界思想学术中心的转移规律

约1800年前后，西欧国家有能力侵略、支配亚欧大陆上的古代国家，世界体系方告完整成型。此后，大国此起彼伏，世界文化的领导权和思想学术的世界中心也随之转移。

18世纪，法国凭借其规模和庞大的殖民地，实力在英国之上；因而同一时期，巴黎哲人的启蒙思想影响了整个欧洲大陆；法国思想学术界也较早有世界视野，比如最早关注遥远的中国，于1814年就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设立了中国学教席。

而后，英国凭借各种有利条件，于19世纪初率先完成工业化，相对其他国家，拥有绝对技术、军事和产业优势，凭此构建了庞大的殖民帝国。由此，英语成为世界性语言，这是一百多年来英美学术界的一项重大优势。英国人也较早以自由主义价值观和个人主义方法论发展现代社会科学中两门最为重要的学科——经济学和政治学。英国的军舰和商人将其思想学术带到全世界；各大学也开始构建“帝国学术”，对帝国权力所辐射到的各文明、国家进行全面研究，培养学术精英作为其思想观念的传播载体，比如，严复在英国接受教育，回到中国后，积极传播英国人的思想学术。

接下来，19世纪中期，德国和美国快速推进工业化。德国凭借欧陆深厚的文化积累，在学术上率先崛起，当时大量美国有志青年到德国求学。马克思主义趁此大潮而起，并产生了世界性影响。

相比德国，美国的大国学术起步更晚，但因为其国家规模更大，最终完成了西方思想学术对全世界的统治。当然经历了复杂的过程——19世纪末，美国的工业力量跃居世界第一，乃开始对外扩张：首先进入太平洋，来到东亚，因而19世纪末极少数大学建立了东亚系；两次世界大战打烂了欧洲大陆，大量学者逃亡美国，二战以后美国得以构建其大国学术体系。

不过，当时美国面临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苏联。苏联遵循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理论，这是关于人类历史的普遍理论，因而很早就向外传播；但其真正成为世界性思想学术中心还是在二战之后，苏联领导东欧阵营，其军事、政治影响力覆盖半个世界，于是，苏式思想学术不仅在亚非拉众多国家有实质性影响，还吸引了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投入。不过，苏联的综合国力终究弱于美国，最终在冷战竞争中失败，苏式世界思想学术体系也随之崩溃。

此后，美国成为唯一的世界性思想学术中心，其支配权空前广阔，几乎覆盖所有国家。同时，清教是基督教的激进运动，因而美国人有强烈的信仰热情，这驱使其非常积极地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其公共、私人部门建立各种机制，扩张其思想、文化和学术。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相关大学、基金会甚至政府机构设立多个奖学金，吸引中国学者前往学习；又在中国资助设立不少项目，译介、推广美国、西方的思想学术著作。当然，在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的气氛中，中国学者也积极学习美式价值、观念、思想、学术。这样，中国的思想学术的美国化被快速推进，沦为美国人构建的世界性思想学术体系中的“外围”。

但美式世界性思想学术体系的历史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不到30年就走向衰败。这其中既有成本的原因——传教是要支付巨额成本的；也有政治的原因——中国的国家和文明复兴可能是最为重大的因素，这一事实严重地挑战了其价值、理论、学术的逻辑自洽。弗朗西斯·福山的转向具有重大象征意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欢呼历史已经终结于西式自由民主制度；2010年以后，他却返回历史，写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1）赋予国家能力以优先地位。

基于中国复兴的事实，我于2012年年底提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命题，意谓中国快速发展，且其规模巨大，已经并将继续重塑世界格局。（2）相应地，我于次年提出“中国时刻的思想创发”命题，（3）主张中国思想学术界应寻求思想的创发，以因应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对这两个命题，学界普遍不以为然。然而，历史不以知识分子的意愿为转移，仍一往向前：中国持续发展，在实力上逼近美国，进一步撼动世界格局；美国感受到了中国对其霸权的严峻威胁，乃于2017年起逆转对华战略，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并在贸易、高科技、人员往来等多条战线上对中国发起攻击，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态势，中国面临极为严峻的战略压力。

然而，2020年横扫全球的新冠疫情打乱了美国的战略节奏，并对世界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国家应对疫情之无力混乱与中国的果断有效形成了鲜明对比。西方世界的价值自信受到极大打击，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文明的自信却广泛而坚定地树立起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真切认识到中国的实力和善意。在全世界范围内，西方价值之正当性和国家的威望正在快速流失，可以预料，美式世界思想学术体系必然随之崩解。我们已经看到了西方世界两位重量级学人的惊慌失措：弗朗西斯·福山对美国抗疫失败的解释已近于语无伦次，（4）尼尔·弗格森对中国的态度已近于失心疯。（5）凡此种种反应颇类似于深陷危机之中的晚清士人。

美式世界性思想学术体系的崩解，并不意味着人类将回到思想学术的部落状态。世界体系既已存在，就不可能因为某个国家的衰落而解体；必将有新的世界秩序逐渐形成，也必将有新的世界性思想学术体系涌现。环顾今日世界，中国最有可能提供这种知识，但前提是中国学界的心态转向：从“外围”心态转向大国心态。

二、中国的大国学术传统与当代议题

就人口和地理规模来看，中国从来就是大国，并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力，因而有深厚的大国学术传统，主要有如下两个。

第一个是古代的天下学术体系。自国家形成以来，中国的规模就是东亚最大的，经济技术水平是最高的，文明是最成熟的，自然对周边的族群、国家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也主动承担起世界责任，构建东亚乃至于印太天下秩序，由此中国的思想学术也成为世界性的，即“天下学术体系”。

古代圣贤的思考方向是普遍主义的而非个别主义的，致力于思考普遍的“天下”善治之道。由此形成的“五经”“四书”阐明了天下、人类止于至善之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些经书及阐明其大义之儒学传至周边的朝鲜、越南、琉球、日本等国，经学、儒学成为世界性思想和教化体系，以人口规模论，东亚儒教世界甚至超过佛教世界、伊斯兰教世界、基督教世界。中国的历史学家也普遍具有世界视野，《史记》不仅记中国之事，还设立“四夷传”，记载四边的蛮夷戎狄之事；这一体例为后世正史沿用，当宋代中国进入海洋贸易体系之后，又增加了“外国传”。这些史书既是中国史，更是世界史。

19世纪后期，遭到西方列强冲击，东亚天下秩序崩解；中国不仅不是大国，甚至不是正常国家而沦为半殖民地。相应地，天下学术体系也失去正当性：日本有所谓“脱亚入欧”之论，竭力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越南、朝鲜亦然；这套学术体系在国内也遭遗弃，清末新政中废科举、书院，摧毁了天下学术体系之制度依托。此后的中国思想学术不仅不再是大国的，甚至丧失了自主性，以日本为中介，沦为英国主导的世界性思想学术体系的外围。进入民国后，这一局面仍未改变，只不过转向依附美国。

不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再度有了大国思想学术的气象，形成第二个大国学术传统。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世界历史进程中，其领导的革命始终具有世界自觉。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极大地削弱了苏联党的威信，苏联进而谋求与美国缓和，放弃领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中共乃积极发展革命外交，一度成为世界革命的思想和政治中心。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又发展了“第三世界”理论，这是极具创新性的中国式世界体系理论。相应地，学术界也比较重视对世界的研究，尤其是对第三世界的研究，而且是完全自主的。

只是，文化领导权终究是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当时中国国力不足以支撑这一文化领导权，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选择了意识形态战线的收缩。很快，中国思想学术再度沦为美国主导的世界性思想学术体系的外围，在思想价值上普遍接受英美的自由主义，在学科范式上普遍地美国化。

进入21世纪后，渐有学者摆脱这种依附性，比较重要者有大陆新儒学的兴起，与世界新左派联系密切的所谓“新左派”的思想努力，以及各学科零零散散的“本土化”努力。2008年以来，中国在政治上的道路自信日益坚定，压缩了自甘外围的思想学术的活动空间。美国近两年来打压、排斥中国的蛮横做法，与其宣传的价值、构建的学术完全相悖，出乎意料地成为中国思想学术去殖民地化的神助攻。因而，尽管目前各学科普遍还处于茫然无方向感的状态，但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形成思想学术的中国自觉。

恢复自主性是中国思想学术常态化发展的第一步，而当今中国浓重的世界属性则要求进一步发展大国学术。参照历史，大国学术的根本特征是世界视野和对人类的普遍责任意识。传统中国思想有“安天下”之志，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思想学术则在国家接连遭遇失败之后，翻转为防御性的民族主义格局，完全聚焦于中国自身的救亡和发展。今日中国已成为大国，各方面的利益广泛分布于全世界，其作为也有力地影响世界，并致力于塑造新的世界秩序。那么相应地，思想学术也就应有世界视野，不仅思考中国问题，还要思考世界问题；从中国思考世界，在世界中思考中国。

对这样的政治和学术努力，总有人看似智慧地说，中国应先解决好自己的问题。此论看似谦逊，实则颟顸：至少自1840年以来，中国已存身于世界中，中国的困境就是帝国主义维护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造成的；那么反过来，也唯有在世界之中，才有可能找到脱困之路。之所以救亡图存的众多努力归于失败，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社会革命取得胜利，就是因为其从一开始就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凭借广泛的世界性资源推翻了世界性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构建的政治社会势力。今日中国处境之性质当然已与百年前大不相同，但世界属性却有增无减：不仅需要继续反抗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遏制，还要与命运相近的众多国家共同建设更为美善的世界。局限于中国，甚至都不能解决中国难题。

因此，今天中国学界有责任以世界视野和普遍责任意识，生产大国学术，并引领构建新的世界性思想学术体系。它有如下两个重要方向。

第一个方向，发展普遍性理论。今日中国的思想学术普遍聚焦于中国，使用地方性话语体系。即便把中国放在世界中研究，也通常采取防御策略，把中国特殊化，从西方的普遍性理论中排除出来，自说自话。由此生产出来的理论只能用来解释中国——通常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因为现代中国故事的底层逻辑其实是普遍的现代经济和政治逻辑。只不过，西方的所谓普遍性理论没有覆盖中国事实，因而没有完整地揭示这一逻辑，显得中国有些特殊。

中国学者必须发展普遍性理论，原因即在于：即便为了解释中国，也必须在西方既有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发展更为普遍的理论。过去两三百年间，西方学界确实已经建立了一套关于现代社会的普遍性理论体系，而现在看来，其实它带有浓重的地方性。当然，它仍值得中国学人认真对待，加以吸收；同时，中国学人需要充分利用中国和广大非西方国家的事实。综合这两者，以普遍性话语发展出更为普遍、更有解释力的普遍性思想、理论，它不仅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还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没有这样的普遍性话语、理论，世界体系就会走向解体，若果如此，每个国家和个人都将深受其害。

第二个方向，研究广阔的世界。自1800年以来，随着西方逐渐统治世界，尤其是强国投入大量资源对世界上的重要文明和国家进行研究，以服务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当然，主要是法国、英国、美国）。需要指出的是，这类研究通常借助其普遍性理论展开，由此生产出来的知识对被研究国的学术也构成增量，甚至起到引领作用。比如，过去几十年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对中国学者的研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其思想学术世界化的重要途径。

出于学习强者的目的，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对世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并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研究者变成崇拜并传播其研究对象的“传教者”。对不发达国家及其文明，则较少关注、研究。如此严重失衡的世界研究，显然已不适应中国的世界性存在格局：中国已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若其思想学术仅关心中国、仅关心欧美，显然是不称职的。学界必须认真地研究整个世界，对世界上各主要文明、国家进行细致研究。这里又可细分出如下三个领域。

首先，对中国重新进行研究。20世纪以来，相当多的中国学者研究中国，不加反思地接受西方理论，有强烈“东方主义”甚至逆向种族主义倾向，否定中国的历史、文明和经济政治制度。如此思想学术显然无法解释中国何以能够走出困境，实现文明复兴。因此，需要以新的理论重新研究中国，重建关于中国的理论解释和历史叙事。这一工作不仅具有重大学术意义，也有重大政治功能：如果不能构建起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和历史叙事，当代中国的大国地位就缺乏足够的政治和历史正当性。

其次，对西方重新进行研究。过去两百年来，西方人建构了自身的历史叙事和理论解释，当然是基于西方中心论，把自己的历史描述为世界历史演变的主要线索，把欧美现代文明描述为人类文明演进的终点。中国文明复兴的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叙事是虚妄的，西方应当被重新加以研究，还原其文明、制度到其恰当的历史和世界位置上。

最后，认真研究广大的非西方国家。美国霸权必将趋于解体，而中国无意建立霸权，这样，俄罗斯、印度、土耳其、伊朗、巴西、南非等地区性大国必然在世界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东南亚、非洲，也可能兴起新的地区性大国。对这类国家，均应予以认真研究。对于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需要进行认真研究。

总之，发展大国学术，中国学人就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凡是中国人所及之处，学术均应加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普遍性理论。当然，中国价值决定了，不同于西方，这样的研究绝不只单方面服务于中国的利益。

三、中国式大国学术之价值与方法

历史发展是存在路径依赖的，中国学界今日构建大国学术，必然受到前面提及的天下和世界革命两个大国学术传统的影响；当然更重要的是，思想学术的发展必然受到政治价值的约束。这两大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大国学术在价值取向和基本方法上将显著地不同于西方。

世界不是平的，理论是有颜色的。西方国家构建、主导的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其中充斥着垄断、压迫和剥削。相应地，英美构建的世界性思想学术体系的总体价值取向也是资本主义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建立世界规模的垄断、实行世界规模的剥削的知识武器。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西方人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人类学和东方学，它们与西欧国家的对外征服同步发展，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说，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希望了解如何最好地控制那些他们拥有支配权的‘其他地方’”；至于东方学，则“建构了一种将这些地方视为僵化文明的形象，它们一直处于停滞状态”。（6）通过这两类知识的生产，世界各个文明和国家被建构到文明—野蛮的等级体系中，西方当然居于文明一侧，这与帝国主义构造的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完全一致。（7）

英美建立的现代社会科学的两门最重要学科——经济学和政治学也在有意或者无意地塑造和维护这一结构。英国人创造了现代经济学，并把自由贸易作为其核心理论命题；晚近几十年来由美国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把全面开放的自由竞争当作核心教条。然而，英国、美国或任何其他西方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均实施了系统的保护主义政策；只是在其完成工业化之后才生产并传播自由贸易经济学。前工业化国家如果接受英美主流经济学理论，则永无工业化的可能，并因对西方大开市场之门，始终处在欧美外围的地位。

类似地，英国人在19世纪上半期构建了世界性政治学体系，其基本方法论是个人主义，其基本价值是自由主义。美国人在过去几十年中沿用了这套价值和学术。中国先贤在晚清、民初依照这套理论建立现代国家，其结果却是国家的全面失败。

当然不必以阴谋论指控英美思想学术界刻意以其理论误导后发国家。症结可能在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是以帝国主义为前驱的，因而其国家生活存在严重的内、外断裂：对外进行征服，抢占殖民地，对内则确认私人产权；对外奴役黑人、消灭印第安人，对内则扩大公民权；对外出口鸦片，对内则赋予更多人投票权。英美思想学术界却普遍接受文明—野蛮的等级化世界观，对这种断裂毫不在意，完全以内部视角构建其普遍性理论，结果则是，其所谓普遍性理论不过是后发国家的陷阱而已。（8）

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当代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式大国学术不可为后发国家设置陷阱。传统的天下秩序是内外贯通的，内部是厚生主义，“不敢侮鳏寡”；与此相一致，对外是“修文德以来之”、厚往薄来，与天下人“共享太平之福”。近世中国遭到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当其寻求富强时，则依托自己的文明力量，借助反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马列主义理论，对外进行民族革命，实现国家独立自主；对内进行社会革命，进而通过内部的动员和积累实现了内生性发展。因此，今日中国是当代世界体系中极为显著的例外：大国中唯一非资本主义、非帝国主义者，对外政策基调是不称霸、“和而不同”、与世界各国共谋发展。

据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大国学术之基本价值取向是“人民性”，不仅覆盖中国人民，也及于世界人民；对世界人民中的绝大多数而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温饱问题，进而求得生命之健全成长。中国内生性发展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征服、侵略、殖民地和垄断，通过内部的政治、教育、动员等机制，也可以实现发展。中国式大国学术的基本发展方向就是探索人民共同向善、普遍发展之大道，并引领塑造以发展为中心的新的世界性思想学术体系。这将完全不同于英美主导的世界性思想学术体系。

中国式大国学术的方法论也将不同于英美。近些年来，“历史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界方兴未艾；另有中国学者则倡议发展“历史政治学”，在政治学界引起较大反响。这两个学术新动向似乎足以说明，中国式大国学术将以历史作为主要方法。

方法论的选择不是任意的，而受制于其文化、思想传统，因而各国学术具有明显不同的方法论取向。杨光斌总结说，欧洲政治学的方法论是旧制度主义，苏联政治学的方法论是阶级分析，美国政治学的方法论是基于个体主义的理性人假设。（9）那么，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方法是什么？恐怕就是历史。做出这一论断的文化理由是，中国人的“历史理性”向来最为发达，传统学术的核心就是经史之学，历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思考生活和政治问题的基本方法。

以历史作为基本方法的策略性理由是，历史是教条、迷信的最好解药。近一两百年来，西方人构建了一套世界性价值、思想、学术体系，中国被纳入其中，并处于依附状态。今天，中国学术亟须从这一体系中摆脱出来，历史则是解构的利器。一旦把自由主义价值或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予以历史化，也即考察这些价值、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及其发挥的作用，考察其在应用于非西方世界遭遇的普遍失败，这些理论必然丧失所谓的“普遍性”光环，而退为地方性知识。它们当然还是有用的，但不再是神话，不再有束缚心灵的作用，而是可以参考的知识。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历史也是建构新的普遍性理论之可取方法。理论是灰色的，历史却川流不息。中国的大国学术致力于重建普遍性理论，那就要回到事实中去，而关于人类事务的事实就是历史；进入中国的历史，重新进入西方的历史，进入广大的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从丰富多彩的历史中发现人类行为的基本逻辑，铸造概念，构建命题。

以历史为基本方法，是有可能超越西方既有理论的。西方的普遍性理论通常是以“哲学的”或“演绎的”方法构建的，即以预设人的某种偏好为出发点，具体来说，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子化个体为基本预设，逻辑地构建出人的行为模式。这一方法的优点是人的行为确定、因果逻辑清晰，由此形成的理论也非常简洁，并且可以数量化，美式学术的显著特点就是高度发达的行为主义量化研究。然而，这套理论过滤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和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其理论的过度简化实际上造成自命的普遍性之暴政；并且事实上，其人性预设是基于西方的宗教和哲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基于个人主义价值观，因而其貌似科学的逻辑推导，实际上构造了西方的价值霸权。

历史方法则内在地承认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和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它不追求严格的普遍性命题，而是纳入尽可能多的事实，通过纵向、横向比较，小心翼翼地探索经验性规律，且对事实、对新的可能性、对未来永远保持开放。经由历史的方法所构建的普遍性理论不是强硬的律法（law）而是经验性建议，给所有人保有自主选择的空间，从而实现各文明、国家的内生性发展，而这是最有可能造福于其人民的。可见，历史方法与世界人民普遍发展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

四、结语

历史上，世界体系中经济、政治中心的转移，必然带来思想学术中心的转移，当然其间有明显的迟滞。这可以解释如下现象：中国在经济、政治上已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但在价值、思想、学术上却是小国，很多学人仍自甘于依附者位置。如此错位，恐怕是今日中国的一大重要社会矛盾。不过，五年前，笔者就曾指出，学界正在进行一轮大规模的代际更替，心智定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西方富强所震慑的一代学人正在退出，与中国的快速发展同步成长、因而较为自信的学人逐渐跻身舞台中心，并开始反思、超越西方现有理论，自主地进行思想学术创发。（10）

因此，中国式大国学术已经起步，本文之作旨在唤起更多学人的政治和文明自觉，以积极构建与中国的世界地位相称的大国学术，并引领塑造新的世界性思想学术体系。这不是特权，而是责任。中国要变得更好，并让世界因中国文明之复兴而变得更好，中国人就逃不脱这个责任：苦干之外，我们还得有致善之思；供应产品之外，我们还得供应正义的话语。观念在任何时候都是至关重要的，当秩序转换之时尤为重要。

本文注释
 
(1)这两本书的英文版分别出版于2011年和2014年，国内分别在2014年和2015年推出了中文译本。
 
(2)参看《开放时代》2013年第2期专题《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笔者对这一命题的详尽论述，可参看姚中秋:《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海南出版社2019年版。
 
(3)参看姚中秋:《中国之道与中国思想之创发》，《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3期。
 
(4)福山在发表于The Atlantic官方网站(2020年3月30日)上的一篇文章中说，抗疫成效不取决于政体类型，而取决于国家能力；在接受法国《观点周刊》采访(2020年4月16日)时，他把美国抗疫失败的责任归于特朗普个人的领导能力。中国的抗疫成功让他焦虑，他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What Kind of Regime Does China Have”中说，在我们想着改变中国之前，我们需要先改变美国，努力恢复其全球自由民主价值观灯塔的地位。在《外交事务》双月刊2020年第4期发表文章“The Pandemic and Political Order:It Takes a State”，他又乐观地认为，大疫情或许可以促使自由民主制度的振兴。他后来又在《达拉斯新闻早报》发表文章称，未来几年，美国民主体制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改革议题是如何重建其公共部门，尤其是如何改革联邦官僚机构。关于这些言论的中文报道，均可见观察者网。
 
(5)尼尔·弗格森在《星期日泰晤士报》(2020年4月5日)发表文章“Let’s Zoom Xi Jinping，He Has Questions to Answer About Coronavirus”，竟妄称，中国政府在努力控制国内病毒蔓延的同时，有意允许(如果不是鼓励的话)病毒扩散到西方的五个主要城市。他在彭博社(2020年8月9日)发表文章“Tik Tok Is Inane,China’s Imperial Is Not”，竟称TikTok是电子鸦片，中国政府试图以之赢得第二次冷战的胜利，均可见其个人网站。
 
(6)[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1789—1914》，吴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317页。
 
(7)对这一事实的揭示和批判，可参看[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3版，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8)英籍韩国经济学家张夏准对西方经济学如何误导后发国家的逻辑，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参看其以下著作:《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严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蔡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9)参看杨光斌:《巨变时代的中国政治学研究议程》，《学术月刊》2020年第9期。
 
(10)秋风:《五年之内，中国将会经历一场代际“革命”》(2015年4月24日)，澎湃新闻。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