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易今用——汇通<周易>与社会科学的方法与实践》导读

作者：罗德（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来源：人大公益创新研究院

康晓光老师是我在人民大学求学时的导师，他的专著《古易今用——汇通<周易>与社会科学的方法与实践》在新加坡出版了。实际上，这本书从酝酿到创作费时颇久，修改到敲定也是数易其稿，我刚好全程见证了它的诞生，也有幸深度参与了诸多讨论。收到康老师亲笔签名的新书过后，我又仔细阅读了几遍，每一遍都感慨万千。

康老师嘱咐我写一篇面向学术界的简介，我感到压力很大，这本书体大思精，很担心自己把握不住精髓，以至于掩盖了它的光华。但是又觉得有莫大的责任所在，毕竟背后有诸多背景和考虑，非书上文字所能传达，也不是普通读者所能了解的。因此不揣浅陋，草成此篇作为导读。

一、横空出世的《古易今用》

《古易今用》的公开出版，颇有点“横空出世”的感觉，这是易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一枚重磅炸弹。书中所阐发的易学与社会科学合作框架、易学实证研究六步法、三三体例、用《剥》《复》等卦研究儒家乃至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等核心内容，毫不夸张地说均为前无古人的首创，既无先例可循，也无成法可依，真可谓是康老师积数十年功力，持续探究求索、厚积薄发的硕果。

对康老师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的学术观点，一向都是重磅炸弹。从最早期的黄河与黄土高原治理、到立儒教为国教、精英联盟、行政吸纳社会、儒家宪政、权威式整合等等，无一例外都是如此。而他横跨的领域有生态治理、扶贫理论、政治社会学、政治哲学、文化研究、公共管理，在每一个领域都做出了最高水准的研究。“跨界”对于他来说，本来就是一种常态，但是突然抛出来这么一本跟周易有关的著作，确实更有点“出人意料”。按照时髦的说法，好像又是一个“破圈”，康老师又“大越界”了！

其实，哪有什么越界和破圈，这一切看似森严的壁垒，在一个志向、使命非常明确的文化保守主义先锋眼里，不过是同一个东西在不同角度、领域的展现而已。康老师对中华文化复兴的科学研究始于新世纪，迄今已有二十余年，从2003年初以《文化民族主义论纲》的发表为标志吹响文化保守主义的号角以来，已经出版了三部专著：《中国归来》《阵地战》《中体西用新论》。对易学的关注和研究就更早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接触，到“五十以学易”时，已经是第三波系统深入的研究了。

任何真正的“越界”都是困难的，想要在一个新的领域耕耘，并且达到跟最擅长的领域同样的深度与高度更是难上加难。易学是一门看起来连入门都很困难的学问，当我们惊叹于康老师在研习《易经》时所表现出来的速度、深度和广度时，背后的艰辛求索实在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正如他自己所言：在易学这个领域，哪能有什么惊人的“速度”，日积月累地下大功夫是唯一的窍门。

在康老师身边呆了那么久，我很清楚他对自己的要求，那就是只写属于自己的东西，只写值得写的东西，而且“我手写我心”，拒绝一切不合理的干预，这也是他的重要著作全部都在海外出版的原因。正是因为凡是不属于自己独有的东西，或者不成熟、价值不大的东西一概不写，写好的东西也不轻易往外扔，所以当某项研究成果公开发表之后，由于此前毫无征兆，往往会给人“突如其来”的感觉。实际上，它们是长期深入思考的结果。

二、困境：为什么要研究易经？

这本书的主题是儒家文化复兴，这个领域如此广泛，为什么要从《周易》入手呢？这看起来很突兀，其实这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一方面，如果我们认定民族文化复兴是当代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使命，那么复兴作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儒家文化就是最主要的任务，而实现蕴含着儒家核心价值的传统经典的现代化，是民族文化复兴最根本、最深层的支撑。

《周易》作为群经之首，一部曾经的“卜筮之书”，一部古老的、生涩的、充满神秘气息（似乎与现代理性祛魅“背道而驰”）的经典，正是儒家文化现代化这个系统工程中的“攻坚战”，尤其是要面对来自西方社会科学与理性的强劲挑战。这一关不过，一切所谓的文化传承都会流于空谈和虚幻。

如果只是呼喊《周易》需要现代化，这只需要有最低程度的文化自觉就够了。但是具体怎么实现《周易》现代化，却没那么容易。如果只是对《周易》进行“祛魅”，只是把它整理成与现实无涉的所谓哲学逻辑体系。这看起来是将《周易》从古代的存在状态中脱离出来了，看起来是与西方哲学产生了对话，也即是消解掉了周易的神秘性，但与此同时也消解掉了《周易》治国理政、通经致用的现实性。真正的《周易》现代化，恰恰是既不能简单消解其神圣性，同时还要重拾它经世致用的功能。

实际上，当我们探讨的领域涉及到“中国向何处去”这种复杂的预测问题时，社会科学显得力不从心。这给以“预测”见长的《周易》提供了重振的机会，但是《周易》又不擅长提供明确的因果逻辑联系和丰富的细节。在面对我们关心的问题时，当前学术界通用的语言和方法是西方社会科学，它的客观性、逻辑性拥有无可置疑的优越地位，我们的态度当然不能是“固步自封”，而应当是“为我所用”。

正是由于上述处境或困境，要在现代情境下关心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与路径问题，就必须尝试在易学预测的视域下，结合儒家文化复兴相关的诸多现实问题，按照实证主义的理路来汇通易学与现代社会科学。这条路子过去还没有人成功走过，甚至可以说连尝试的“倾向”也没有。这确实是易学或儒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可能获得突破的新视角，也是中西文化比较和汇通的关键点。

《古易今用》就试图“整合”这两套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通过对这两套思维方式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结论表明易学与社会科学有互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为进一步的努力奠定了基础和指明了方向。问题在于二者如何互补？落到实处才有实质性意义。

要回答这个关键问题，就必须拿出易学与社会科学互补方案。《古易今用》建构了一套独有的“易学—社会科学合作框架”，该框架的基本特征“易学为主，社科为辅，取长补短，优势互补”。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本书是“汇通《周易》与社会科学的方法与实践”。

三、易学与社会科学汇通的操作化

康老师做学问，极其强调要落到最实际的层面，贯通境界、理论与实践，不允许停留在空疏的议论层面。所以更深入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易学—社会科学合作框架”的“可操作化”？《古易今用》首次探索了易学实证研究的六步法——定象、索卦（模拟）、事验、理验、验核、致用。

这六个步骤环环相扣、层层推进，构成了一个普遍化、标准化的操作指南，而这本书就以儒家文化复兴为主题提供了一个标准的操作范例。在六步法中，定象、索卦、事验三个环节均在易学范围内进行，社会科学在理验、致用环节加入进来。易学首先确立了“大轮廓”或者“边界”，社会科学只是“装入其中”。可以说，本书研究内容的渐次展开，就是“六步法”的提出和有效运用的过程。

其实从《古易今用》的篇章结构，我们就可以看到易学实证研究是如何一步一步得以展开的。这本书一共由六章构成：

第一章“方法论”，提出本书的研究问题和研究任务；建立易学与社会科学互补方案或合作框架，为全书奠定方法论基础。

第二章“说《易》”，简要介绍易学，同时尝试将易学知识体系经验化、理性化、逻辑化，重新梳理、组织、编排易学众多的概念、符号、体例、法则，尽可能将它们置于一种合乎逻辑的叙述体系之中。

第三章“索卦”，按照本书建立的六步法“定象”“索卦”。儒家文化的现代经历包括“衰落”与“复兴”两大阶段，呈现出“衰落之象”和“复兴之象”。索卦的结果就是《剥》与《复》。根据《剥》与《复》模拟了儒家文化衰落与复兴的全过程。

第四章“验证”，包括“事验”和“理验”。在“事验”方面，用历史事实检验了《剥》的全部模拟结果，用历史事实检验了《复》的初爻和二爻的模拟。在“理验”方面，用社会科学理论（体用研究框架）检验易学的模拟。

第五章“致用”，综合运用易学和社会科学进行预测，在此基础上确定未来的蓝图，制定未来的行动规划。这一章大量运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以探索中国大陆文化复兴之路。

第六章“结语”，回应第一章提出的问题，考察任务的完成情况。

康老师在书中比较了社会科学研究（演绎法）与六步法之间在形式上的对应关系：定象对应社会科学研究程序的界定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承担的是探索和描述功能；索卦对应研究程序的选择或建立理论并提出假设，承担的是解释功能；事验对应研究程序的假设检验；理验与验核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没有对应项；致用对应研究程序的预测和规划，承担的是预测和规划功能。由此可见，六步法包含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所有环节，也可以承担社会科学研究的全部功能。

由此可见，创造性提出易学实证研究六步流程，既是保证研究儒家文化复兴能够展开的方法论和操作步骤，其本身也构成一个儒家文化复兴研究的重要成果。从逻辑演绎的角度看，它真正实现了易学实证研究操作程序的标准化，并且论证了这套程序的合理性。

该流程的运用，同时从《周易》的角度以及社会科学的角度，对文化研究形成了双重检验，在二者均通过事实检验的情况下，有助于加强各自话语体系的信心。在社会科学理论霸权的时代，这种信心对于《周易》来说更加难能可贵。

四、《古易今用》贡献何在？

康老师过去已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按照社会科学的方法所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古易今用》的一个重大突破就在于，它是以易学为主框架和线索，对这些理论进行了“重构”，将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渐次展开。令人欣喜的是，这种“重构”若合符节，已经发生过的剥复两卦八爻，高标准地通过了事验和理验，而尚未发生的卦和爻，虽无事验，但其模拟预测与理论仍然若合符节。

两套本来独立甚至“对立”的话语体系，竟然能够如此水乳交融、自然而然，没有任何矫揉造作、刻意为之的痕迹，真是“殊途而同归”！最关键的是，这两条研究道路是几乎独立地完成的，在今天实现了“合流”，在某种意义上，这件事也具有难解的“神秘”色彩。

而“易学——社会科学合作框架”，与其说是实现了易学与西学的“对话”，不如说实现了易学对西学的“包容”。整合、吸纳了现代社会科学的“新易学”或“现代易学”，细化、深化易学的认识，保留了自己的优势，还弥补了自己的劣势，既超越了自己，也超越了“对手”。既延续了儒家经世致用的核心精神，还充分发挥了其预测大势、鼓舞士气的优势作用，而社会科学的介入把这一切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之上，提高了易学推理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易学实证研究的六步法——定象、索卦（模拟）、事验、理验、验核、致用的提出和有效运用，真正把易学现代化从虚谈落到了实处，实现了易学实证研究的操作化、程序标准化，也就使得易学的研究能够实现相当程度的客观性、可重复，而不是各说各话、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此外，尤为重要的是，本书中提出的“体用范式”，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出发，将它们概括为“由用到体”的过程，随后指出其不足之处，强调文化的独立性、自主性，由此建立起“由体到用”的过程。可以说，“体用”框架再次成为了一个联系起两大“截然相反”的理论脉络的中介。在“体用”视角下，也可以说《古易今用》这本书以“易学为体，社会科学为用”的目标和研究方式，其本身就是一个“返本开新”“中体西用”“体用合一”的典范。

概而言之，《周易》现代化的成功探索，理所当然应当被认定为一个标志性或里程碑的事件。《古易今用》所致力的打通易学与现代社会科学之间的隔阂，建立易学与社会科学合作进行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和工作程序。这件工作本身就是“易学复兴”的内涵之一。易学又是儒家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这项研究本身就在促进和深化儒家文化复兴，研究本身的功能就在促进研究的结论，最终都统一落脚到中华民族的复兴，这种解释与改造并重，描述与建构同行的风格，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知行合一”的典型表现。

五、文如其人

上文曾提到两条研究道路的“合流”具有某种“神秘色彩”，其实细想也不然。这种统一性，最终必然归结为康老师个人的心性、使命关怀、思考和行动方式的统一，只有这种高度的“统一”才可能真正贯穿高度差异化的领域。《古易今用》与其说是为周易做现代注脚，还不如说是运用易经阐释自我，这正是康老师常常有意识地以“六经注我”勉励自己的一个合理的结果。

返观过去二三十年的学术研究与现实行动，从对“邓小平时代”的政治稳定、社会结构、文化格局的现状研究，到仁政、儒家XIan政、新天下的理想蓝图研究，以及从现实走向未来的转轨战略步骤，其中的脉络和历程，与今日运用易学实证研究的路数何其相似，每一项不同的研究都展示了高度统一的风格，所谓“文如其人”，此言不虚！

有人认为康老师是大陆新儒家的“策论派”，擅长谋定大势和确定行动方案。其实在易学看来，所谓“易为君子谋”，正是说君子审时度势、在特定的现状起点条件下，依据儒家义理做出适宜的行动，以此让个人及家国天下都能够“趋吉避凶”。然而何谓吉、何谓凶？必须要胸中有理想蓝图，才能界定吉凶。社会科学是一套理性化的“工具”，虽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然而运用这套工具究竟要走向何方，依靠理性逻辑却无法得到答案。

究竟是什么能够给予康老师这种对于未来的、确定的方向感呢？恐怕就是那文化最深处的召唤与呼应吧。通读全书，我们固然感觉到一种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气势，也充满着一种“不仅是解释世界，更是改造世界”的强烈冲动，虽然读着让人觉得锋利如刀，然而不过是“眼冷肠热”的真情表达而已。康老师自带某种天命似的必然信念，书中所表现的这种强有力的冲击，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如果没有怀着对人类未来的美好希望，如果只能接受和肯定现存的世界，那么人之为人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事实上，正如康老师在书末所言：时至今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周易》仍拥有一种神秘的权威。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相信天的神秘力量，相信存在天意，而且天意不可违，也相信易学能够洞悉天意，并向人传达天意。当《周易》预测的事态的大方向、大趋势、大轮廓，符合人们的心愿，又部分地得到事实佐证，又能与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论断相容的时候，对人们的影响尤为深刻。这样的预言能够坚定信心，鼓舞士气，推动参与者为了实现预言中的目标百折不挠地奋斗。社会科学中有一种理论宣称，预言具有自我实现的功能。《周易》的预言尤其如此！

每一位关心民族和国家命运的人、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人，尤其是易学界与社会科学界的研究者，都应当读一读这本书。我自己在反复阅读《古易今用》时，每次都感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写这么一个简介，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功力不够又接受了这个挑战，结果必然是挂一漏万。读者最好能自己静下心来深思细读，自能领略它的无限风光。

【内容简介】

本书关心的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与路径问题。《周易》作为群经之首，一部古老的、生涩的、充满神秘气息的经典，正是儒家文化现代化这个系统工程中的“攻坚战”。

作者试图“整合”学术界通用的语言和方法、以“预测”见长的《周易》这两套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通过建构“易学—社会科学合作框架”来探讨关心的问题。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本书是“汇通《周易》与社会科学的方法与实践”。

全书共六个章节，研究内容渐次展开，探索了易学实证研究的六步法——定象、索卦（模拟）、事验、理验、验核、致用。整合、吸纳了现代社会科学的“新易学”或“现代易学”，延续了儒家经世致用的核心精神，充分发挥了其预测大势、鼓舞士气的优势作用，并且把这一切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之上，可谓“古易今用”。

【作者简介】

康晓光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国家与社会关系”“非政府组织”“儒家文化”。代表作为《邓小平时代》《中体西用新论》《儒家宪政论纲》《行政吸纳社会》《起诉》等。

论文发表于《战略与管理》《社会学研究》《中国软科学》《二十一世纪》《开放时代》、Modern China、Social Sciences in China、Social Research、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两次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目录】

第一章 方法论

一、问题与任务

二、易学的困境

三、比较:易学与社会科学

四、易学实证研究方法论

五、本书的任务与谋篇布局

第二章 说《易》

一、引论

二、卦象

三、系辞

四、卦系

五、《周易》的功能

附录:《周易》的逻辑自洽性问题

第三章 索卦

一、定象

二、索卦

三、详解《剥》 

四、详解《复》

五、模拟

附录一:随其事义而取象

附录二:卦变说评述

第四章 验证

一、体用研究框架

二、《剥》事理合验

三、《复》事理合验

四、验核

第五章 致用

一、预测

二、古今儒教概说

三、儒家宪政纲要

四、大陆儒家文化复兴告成

第六章 结语

一、易学现代应用方法

二、体用研究框架

三、儒家文化复兴研究

四、遗留的问题

五、文化传统是中华复兴的力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