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西方道路的文明逻辑

——《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简评

作者：方素梅（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新闻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二月廿七日丙戌

          耶稣2021年4月8日

由于中国和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有关中西方政治文化差异的争议从未停止。从历史的脉络中寻找和解读中西方道路的文明逻辑，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其中，分别经历了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的辉煌以后，中西方都进入了长达数百年的政治分裂和文化冲突阶段。然而，相似的历史轨迹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中国历史和文明历经危机而得以连续发展，西方历史和文明则在危机中断裂。这种历史现象的背后，蕴含着中西方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巨大的结构性差异。

潘岳先生对中西方历史和文明的比较研究颇有心得，在此之前就发表《战国与希腊：中西文明根性之比较》(《文化纵横》2020年6月号)一文，对中国治理模式“秩序优先”和欧美治理模式“自由优先”的历史根源进行剖析，认为西方不断走向分，中国则不断走向合，两种文明根性塑造了两种不同的道路。不过，正如评议者指出，何谓“文明根性”，为什么战国晚期的中国从诸国林立走向了政治大一统，而古希腊的诸邦林立熬到最后却被北面的“蛮族国家”马其顿所消灭？文章似乎并没有说得特别清楚(参见程金华《从文明之根到治理之花——读〈战国与希腊〉有感》，人民政协网，2020年6月22日)。因此，潘岳先生的新作《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中国民族杂志3月刊)，不仅是他对中西方历史和文明比较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也是对上述问题的关切和回应。

在这篇新作中，潘岳先生特地择取公元4世纪至7世纪发生的欧洲“蛮族入侵”、中国“五胡入华”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较，对这一相似的历史轨迹所产生的不同结果，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探寻为何欧洲走向分裂而中国再次走向更大范围的统一。潘岳先生认为，这个历史岔口，再次体现了中国和西方从族群观念到政治制度的不同道路。其中的文明逻辑最为关键。欧洲各大蛮族王国几百年征伐中，尽管有个别王国如法兰克曾一度实现了西欧基本统一，最有希望继承西罗马帝国衣钵。但由于内在分治的逻辑，最终还是走向分裂，建起了一个个封建国家，全靠“普世教会”作为精神统一的力量勉力维系。中国五胡十六个政权中，先有氐族的前秦，后有拓跋鲜卑的北魏统一了整个北方，虽屡经无数纷争与分裂，最后还是实现了内部整合，并融合了曾经代表正统的南朝，继承了秦汉中央集权超大规模国家形态，开创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可以说，经历了“蛮族入侵”和“五胡入华”之后的西方和中国，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实际上，在中西方历史和文明的比较研究中，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形同质异的“大统一”最为引人注目。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秦汉与罗马的比较研究不断推进，从最初的个人兴趣发展为团队合作，形成较大规模的跨学科的国际合作研究。其中，德国罗马史学家弗里茨-海纳•木敕勒(Fritz-heiner Mutschler)和汉学家米塔(Achim Mittag)于2005年联合发起的“中国—罗马帝制比较研究”项目，组织了几十位来自欧洲、美国、中国的秦汉史与罗马史学者，对代中国与罗马的帝制概念、历史编纂、艺术考古、宗教思想等问题进行讨论，其成果结集为《帝国构想：罗马与中国的比较》(Conceiving the Empire:Rome and China Compared)，其中一个主要观点是：古代中国讲究天下一家的“普世秩序”(universal order)，而古罗马则强调由核心村落不断扩张而统治地中海(张朝阳《秦汉中国与罗马帝国比较研究综论》，《唐都学刊》2017年第5期)。相对而言，秦汉王朝和罗马帝国之后的中国和西方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分裂和文化冲突，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对此，学术界的比较研究却显得沉寂许多。

因此，潘岳先生从“蛮族入侵”和“五胡入华”的视角，通过公元4-7世纪中西方历史和文明的比较研究，继续探寻中国和西方不同道路的文明逻辑，就具有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蛮族入侵”与“五胡入华”的中心议题，均与所谓的“野蛮”族群进入并统治较高文明地区有关。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说道，“根据历史的永恒规律，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受他们征服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330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然而，为何“蛮族入侵”和“五胡入华”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潘岳先生从“汉化”与“罗马化”的比较切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潘岳先生认为，“汉化”的成功与“罗马化”的覆灭，有其内在的文明逻辑。

关于“汉化”，潘岳先生指出，那些认为“汉化”就是“同化”，是“大族群”靠着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改变“小族群”的生活方式的观点并不可靠。真实的历史是进入中原的五胡不仅在军事上占优势，在人口数量上也占优势。西晋“八王之乱”后，北方总人口1500万，汉人的数量只占其中三分之一。然而，庞大的胡人群体没有以多压少“同化”汉人，相反主动选择了一条“汉化之路”。因此，人口数量不是关键因素。那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什么呢？是文明制度。潘岳指出，“汉化”并非体现在“改汉姓”、“着汉衣”、“改礼仪”这些形式，而是进行了大一统精神的政制改革，再造秦汉儒法国家形态，这些才是“汉制”的灵魂。更为重要的是，“汉制”不是“汉人”的习惯法，而是一种无偏私的理性制度。接受和坚持了“汉制”这一文明制度，“夷”也可以转化为“夏”。五大胡族之所以执著于“汉化”，是因为汉文明绝不仅是礼仪风俗，其精髓在于如何构建一个长治久安的超大规模政治体。因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北朝对南朝的胜利，绝不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而是谁更能继承大一统精神的胜利，是兼采胡汉创新的汉制对僵化守旧汉制的胜利。”这一结论，是对前述马克思“根据历史的永恒规律，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受他们征服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观点的有力说明。

关于“罗马化”，潘岳先生认为这一概念与“汉化”类似。古罗马制度虽由罗马人发明，但成为了地中海文明的古典形态。然而，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没有像汉文明那样由胡汉族群共同传承，而是从外部“出口转内销”找回来的。蛮族大迁移时期，进入罗马帝国的蛮族总人口不超过75万，而两晋南下的胡人则有900万。考虑到罗马与西晋人口规模大致相同，进入罗马的日耳曼族群数量远远低于罗马人，理应比五胡更容易被“罗马化”，罗马文明理应能像汉文明那样在西欧延续下去。但事实却相反，这些日耳曼王国，除个别短暂“部分罗马化”外，绝大部分干净彻底地“去罗马化”。他们使整个西欧与罗马制度背道而驰，走入了长达1000年的封建社会。这一现象再次证明，“罗马化”如同“汉化”一样，人口数量并非关键因素。至于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依然基于文明制度。从哥特人的“二元政治”“族群分治”到法兰克人的“封建采邑”“领主自治”，无一不导向独立分散的政治格局。

潘岳先生认为，在族类观和历史观方面，中西方也存在显著差异。用种族、宗教、风俗、神话去划分世界，是西方文明的习惯。不以血统种族而以文化制度论夷夏之别，则是中华文明的传统。中国古代就形成了“华夷无间”的族类观念，是一种族群融合的“混一天下”，无论哪个族群都把“大一统”当成政治终极目标，这是包括五胡在内的众多非汉族群能够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在西方，即使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接受了教皇“神圣罗马皇帝”的加冕，法兰克人也没有表现出对罗马的仰慕。哥特与法兰克独立编著的史书中，都强调本族的独立来源，把罗马从历史中剔除出去，蛮族对西部行省的“武力侵占”变成了“天然继承”。罗马被视为与蛮族平行的诸多族群中的一个。这样的族类观念强调了蛮族与罗马之间的区分，增强了各个族群的自我认同，为“多民族分治”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欧洲的历史观由此从“一个罗马治世”走向“多民族分割世界”。

通过“蛮族入侵”和“五胡入华”的比较研究，潘岳先生较好地阐释了中西方从族群观念到政治制度不同道路的文明逻辑。中国五胡弘扬了中华文明“合的逻辑”，欧洲蛮族则放大了罗马文明“分的逻辑”。不仅如此，潘岳先生通过考察中国和西方的历史，认识到每个文明的内部，都有共同性和差异性。当共同体分裂时，各个政治中心为了划定边界、巩固自我，都势必夸大差异，贬低共同，直至变成永久的分裂。即便有相同的祖先、语言、记忆、信仰，只要存在政治多中心的竞争，必然会产生这一结果。教派分裂，族群瓦解，莫不如此。这样的认识对于当代社会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在全球历史书写中，西方中心主义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希腊罗马与法兰克一直成为理解其他文明的样本。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中西方互为参照对象、而不预设一方为评价领一方标准的比较研究，但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依然十分流行。某些学者将这种范式转移到中国。如美国的新清史学者声称满清皇帝也是复合型君权，满清皇帝身兼满洲人族长、汉族人皇帝、蒙古人的可汗、藏传佛教文殊菩萨化身和转轮法王等多重身份于一体。汉地、满洲、蒙古、西藏的统一全靠着皇帝的“多重身份”作为唯一连接，一旦满清皇室崩解，各族就可以各奔自由。西方一些学者还用“文化符号”与“身份认同”概念来解读中国历史。他们往往根据一些游牧族群特有的风俗仪轨来断定这些王朝的内亚性，将新疆、西藏、蒙古乃至东三省划分为“内陆亚洲”(inner Asia)，热衷于从北魏到辽金元清等北方王朝身上寻找来自于“内亚”的身份认同，并据此认为他们都是“征服王朝”。不仅如此，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传入中国以后，对一些中国学者也产生了影响。比如，“种族中国”的观念还飘荡在各种网络空间里，引发着青年人的群情激荡。大汉族主义者认为“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狭隘民族主义者们又认为“满蒙回藏非中国”。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这些“种族理论”正是当年“东洋史”的遗毒。

潘岳先生十分关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对于中国历史和文明研究的影响。他指出，上述这些纷争与攻讦，都来自于我们总是用其他文明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而其他文明的眼光，固然有多元思维的益处，却也经常受制于国际政治的裹挟。过去如此，未来亦是如此。为此，潘岳先生呼吁要讲好中国自己的故事。他指出，中华民族融合的数千年中，除了战争与仇恨，但还有更深沉的“命运共同体”的情感。这种你我互有、命运交织的情感，是那些从未亲临、只凭着外来理论描述中国的人所不能体会的。有了深刻的理解才能有真实的创造。最终，中华民族的故事还是要由我们自己来写。以东晋南北朝为例，300年中的故事很多，最显著最重要的故事还是中华民族胡汉一家亲的故事。我们是谁？是汉人是蒙人是回人还是满人？看了这300年就明白了什么叫中华民族，什么叫中华文明，什么是自己的身份认同与精神世界。潘岳先生指出，“对这些，如果中国年轻人不去体悟坚守，如果西方年轻人不去了解理解，中西方文明就总隔着一层纸而说不透”。

概言之，潘岳先生提出的“中国和西方从族群观念到政治制度的不同道路，其中的文明逻辑最为关键”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当然，中西方历史和文明的比较研究涉及诸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一些概念和史料的运用也存在一定的争议。例如，“汉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这一概念是否恰当等问题，还有待学术界的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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