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科学主义(或者说唯物主义)是目前中国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础，你这样提，会不会比较敏感，或者受到某些限制？ 


答: 没有。这也没有什么敏感的。现在内地的言论空间还是相对充分的，不是以前的样子，也不是你们想象的样子。事实上，执政党也在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行调整。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虽然还是以五阶段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但是已经在向现实转变。到三个代表、到权为民所赋和和谐社会，跟那个体系就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了。修改后的党章对自己的定位由无产阶级先锋队改为中华民族先锋队，就是清楚证明。由革命党意识转换为执政党意识，对国家人民有好处，对中共自己也有好处。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当然只能是一种价值话语而不应该是一种科学话语。如果说有什么规律，那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怎么得人心？满足他们的需要期待。我觉得要看到变化，肯定这种变化。 


问: 您对当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兴起的政治背景的理解?？


答:首先，我不清楚你说的文化民族主义是指什么？如果指的是 “用文化来定义民族”进而区分他者、制造矛盾，我觉得这是,亨廷顿在后冷战时代基于美国利益或问题提出来的。之所以在中国有反响，首先因为中国被看成儒教国家而被设定为他们基督教文明的敌人。其次，儒家传统思想中有所谓夷夏之辨，文化的问题被视为政治的问题。对这种观点或思潮，我是不认同或者说有保留的。因为文明本身并不必然冲突，民族矛盾主要也是由政治经济因素引起。对于我们多元一体的国家来说，文明冲突论如果成立那么我们就注定永无宁日了。文化很重要，但它并不是一切。它的内核我们要重视，它的边界我们也要严守。这种态度使我与一般保守主义者或者儒家有所区别。


如果指的是近年兴起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一种推动儒家文化向社会回归、并经由社会向政治施加影响的运动，作为一个直接的参与者，我当然双手肯定。一个民族总有自己的传统，它总应该得到必要的尊重、发挥必要的作用。从五四到文革再到80年代，儒家都是批判的对象。现在，强加在儒家头上的种种污名已经被证明是不成立的，如不利于科学、不利于经济、不利于民主等等，而社会空间的扩展又需要文化元素的注入……这样，儒学就开始了向生活的回归。自由主义者看不到这种回归的意义。他们把这个也叫做文化民族主义，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问: 文化民族主义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的影响？


答: 我认为是积极的。虽然存在动机、目标、理论基础上的诸多不同，但是，在基本肯定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这一点上，官方与民间还是存在相当交集的。这很正常，汉武帝与董仲舒想的就不一样。但一爱其羊，一爱其礼，霸道与王道结合，也就立下了中华帝国的基业。道统、王道，也是当年孙中山先生的思想理念。今天，外来的意识形态回归或结合本土文化，我们当然应该努力推动乐观其成。


我感觉高层虽然大的方向已经明确，但具体做法还在摸索中，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思想还可以再开放一些，步子还可以再大一些。譬如今年的尼山文化论坛，本来是要在儒耶对话的主题下表明自己的文化身份以及参与世界文明进程的积极姿态，但是却用某些思想僵的老左主导学术委员会，使得代表儒家的学者即使接到邀请也不能与会，即使与会也没法发声。没有儒家身份的确立，你以什么为支点与基督教对话？最后，这个会议却成为了基督教的机会，他们以多元对话为说辞，要在曲阜见一个规模宏大的圣三一大教堂，简直是笑话！  


问: 政府各部门在对待文化民族主义的态度上有区别吗? 


答: 当然有。往往是理论部门尤其是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比较保守滞后, 而从事实际工作的尤其基层的部门就比较开放。由此受邀参加关于文化安全的会议，我第一句就是问：哪里组织的？安全部的就参加，宣传部的不参加！宗教问题也是。就拿国学来说，人大校长纪宝成,就很开放很有想法。就是因为他，人大国学院才能够在一窝蜂建起来的国学院中最受关注也最有起色。但是，有些所谓的党内理论家却不是，很反对，并且跟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激进派合流反对。


问: 文化民族主义对中国未来政治的影响？


答: 我认为会有很大的影响。


文化上讲，我们近代以来反传统是主旋律，造成很多文化欠账，这是需要慢慢还的。以前政府包办一切，现在社会需要自我治理，文化就是必要的社会资本。这些东西说起来很抽象复杂，实际很具体。再从政治层面讲，我们需要建构一个能够满足和谐社会需要、满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的制度模式，这是没有现成方案可照搬移植的。我认同自由主义的许多价值，但是，并不认为理论正确的方案就是效果最好的方案。在对中国模式或道路的探索中，儒家思想无论作为地方知识还是传统价值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个人权利当然是神圣的，但是，以他为逻辑前提推导制度的建构方案却未必适合，因为它需要很多的匹配条件。与古希腊的制度是工商奴隶主之间利益博弈的结果不同，中国最早的社会制度是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最早的政治制度则是为实现某种公共利益或需要如治水、抵御异族入侵而最初形成的。因此，国家或政府，就被视为一种实现公共利益的必要之善。相应的，它就比较注重公共权力的使用效率，即所谓行政的问题，而不是公共权力的结构关系，即所谓制度的问题。这在今天就意味着对改良思路的支持，而对革命论或建构主义的质疑和拒绝。


问: 关于在台湾的一些观察和感受？


答: 台湾和大陆很不一样。从这里的建筑就可以看出来，这里一条街上，各个年代的建筑和平共处，虽然不是那么风格整齐，却像树的年轮一样有一种自然的美，有一种历史的层次感。漫步其间，感觉到一种民间社会的厚重和制度人性化的温暖。引申来说，从台湾我看到的是中华民族悠久传统与现代价值的有机结合圆融渗透。


在热闹的大卖场，赫然在目的可能是一尊土地爷；而街巷的拐角处，则可能是一座叫不出名的神庙。完善的制度、繁荣的宗教、发达的经济，使我们在台北匆匆的都市节奏中也感受到一种从容和祥和的精神气质。这跟大陆不同，跟香港也不同。要是时间就这样停止，一时还真想不起有什么可以成为重新启动的理由呢。希望我自己的亲戚朋友很快也能生活在这样一种状态和氛围之中！


这里面当然有儒家的贡献。我说从公民宗教说儒教，台湾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无论是民间信仰还是通识课程或者春秋祭孔，儒家的理念在在体现出主流价值的地位和作用。这跟民间社会没有经过五四、文革的冲击保持着内在血脉有关，也跟蒋介石的文化意识有关。他跟孙中山一样，虽然个人信仰基督教，但是却把自己的政治理念置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个儒家所谓的道统脉络之上。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说倡议“王道”的孙中山思想源自于中华传统文化，是两岸最大的公约数。现在，在我们也开始把孔子的塑像放到天安门的时候，至少从两岸关系角度去做一些积极的想象应该不能说是很傻很天真吧？


问: 那您对国家目前对待读经, 国学教育体制化的做法怎么看? 政府这样支持的动机是什么?


答：政府在这方面应该还是比较开放的吧。他们应该意识到这样做无论对于执政地位维护还是和谐社会建设都是有利无弊。但是，我也不认为政府对此会有什么积极举措。他们有自己的历史包袱。支持这些活动的是一些开明的有热情的人，而那种保守僵化的脑袋也不少。我就知道有人写信告状，或者傲慢的自以为是的要给经典出洁本。这说明一切还只是初级阶段，难免乍暖还寒的反复。


体制化的教育系统应该借鉴台湾经验，把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元素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适当的纳入进去。这是双赢，谁做谁就会名留青史。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