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宋调和与“中体西用”论的生成

作者：毛朝晖（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副研究员，汉学博士）

来源：《原道》第39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

内容摘要：“汉宋调和”与“中体西用”是中国近代两股重要的思潮。以往的中国经学史研究往往忽视“中体西用”论的经学史背景及其与“汉宋调和”思潮的内在关联，而有关“中体西用”论成因的解释也往往只强调外部的西方文化冲击或政治斗争。

但“中体西用”论的提出绝不仅仅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也不只是起于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斗争，而是更深层地起于嘉道以来的“经世”思潮与汉宋调和的内在发展要求。

（戊戌变法）

在这种内在要求下，曾国藩的“四科判学”、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分别代表了晚清汉宋调和运动的两个理论发展阶段。正是这一内在要求导致了“中体西用”论的生成。

“中体西用”论的提出是“汉宋调和”运动的深度发展。原本可望深入开展经学与“中学”的系统重建，由于晚清民国之际的政治剧变而强行中止，至今仍在恢复之中。

关键词：汉宋调和；中体西用；曾国藩；张之洞

“汉宋调和”与“中体西用”是中国近代的两股重要思潮，相关论述甚多，但二者的内在关联却缺乏研究。在以往的论述中，“汉宋调和”是指经学史上汉学与宋学的调和，一般被认为是晚清经学史的一股思潮；而“中体西用”则一般被认为是晚清的一个政治或教育观念。

不少学者注意到“中体西用”在晚清曾充当“文化政策”或“接受西用或改革的蓝图”。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体西用”论主要流行于文化教育领域，有关“中体西用”的讨论大多是与“学术”或“学校”相联系。

职是之故，以往的中国经学史研究往往忽视“中体西用”论的经学史背景及其与“汉宋调和”思潮的内在关联，而有关“中体西用”论成因的解释也往往只强调外部的西方文化冲击或政治斗争。

本文旨在从经学史的脉络揭示二者的此种内在关联，并对“中体西用”论的生成提供一种新的解释。与此同时，曾国藩、张之洞在此脉络中的思想史角色也将得以彰显。

一、汉宋调和的思想基础

乾隆后期是清代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不仅人口激增、教育腐败、漕运危机等问题凸显，更棘手的是下层社会频繁的暴动，萧一山形象地说“嘉庆帝在位二十五年，没有一天得安生。”洪亮吉、龚自珍等经学家都对时局提出严厉批判，研究经学史的学者普遍注意到“经世”成为嘉道以来一股重要的学术思潮。

在经学领域，另一个普遍的趋势是汉宋调和。陈澧（1810—1882）通常被认为是晚清汉学的代表人物。陈氏精于汉学训诂、考订之学，又治宋儒义理之学，且师《近思录》之意而作《汉儒通义》，其晚年精力所萃，尤在《学思录》一书，其后删定为《东塾读书记》。

（陈澧）

陈氏自云：“《学思录》由汉唐注疏以明义理而有益有用，由宋儒义理归于读书而有本有原。此《学思录》之大指也。”陈氏认为无论汉宋，经学都必须“有本有原”，而且要“有益有用”。要做到“有本有原”，就必须以汉唐注疏为根据；要做到“有益有用”，就必须发明义理，而不能以训诂、考订为足。

根据陈澧的理解，不只宋学有义理，汉学也有义理，关键要看他们各自所谓的“义理”是否“有本有原”“有益有用”。换言之，经学义理实为汉宋经学的共同旨归。陈氏的“义理”是合“治身心”和“治天下”两面而言，但陈氏自己以“治身心”为主，故云“吾之学如此而已”。

汉学家主张汉宋调和，并不限于古文经学。乾嘉汉学极盛之时，在其内部分化出今文经学一支，也有调和汉宋的倾向。常州今文学派的创始人庄存与（1719—1788）既著有提倡《公羊》学的《春秋正辞》，也为古文经典《毛诗》《周礼》作注，著有《毛诗说》《周官记》《周官说》。

（庄存与《春秋正辞笺》）

则庄氏治经不但不专守今文门户，而且是汉宋兼采。《春秋正辞》“奉天辞第一”云：“《春秋》应天受命制作，孟子舆言天子之事。以托王法，鲁无愒焉；以治万世，汉曷觊焉？”“春秋要指”云：“《春秋》书天人外内之事，有主书以立教也，然后多连而博贯之，则王道备矣。”

可见，庄氏治《春秋》，志在阐发“王法”“王道”。他的《周官记》也是如此，该书旨在疏通《周礼》，补冬官司空之缺，以发明周代制度，阮元称其于“《周官》则博考载籍，有道术之文为之补其亡阙，多可取法致用。”可见，庄存与治《周礼》，其旨趣在于“取法致用”。

在宋学阵营中，调和汉宋的努力更为明显。陈庆镛（1795—1858）服膺宋儒，著《三家诗考》《说文释》等，提出：“汉宋之学，其要皆主于明经致用，其归皆务于希圣希贤。他人视为二，吾直见为一也。”

夏炯（1795—1846）也提出相似的看法：“学无大小，以适于用者为贵。故义理为上，经济次之，经学、史学次之，诗古文词又次之，至于名物制度、声音训诂，不过藉以攻诗古文词，藉以考经史而已。”

由上可知，陈庆镛认为无论汉宋，经学都应以“明经致用”为归；夏炯虽然从逻辑的先后说“义理为上，经济次之”，但实际上“义理”的归宿仍在于“经济”，故他又说“穷经以致用也”，而这并无汉宋之分。

不难发现，“经世”是汉宋之所以能够“调和”的一个重要共识。在此视域下，汉宋之争只是治经方法之争，其经世致用的目标并无冲突，因此二者完全可以调和。所谓“调和”，不是说汉、宋学的治经方法从此趋同，而是说他们在发明经书义理以期“经世”这一根本蕲向上形成共识，可说是一种通经致用的普遍自觉。

而且，汉宋调和思潮是源于汉、宋阵营共同的要求。汉学阵营不再单方面强调经学必须“有本有原”，同时也强调要“有益有用”；宋学阵营在强调“义理”的同时，也特别强调“经济”“致用”。这样，从“经世”的共同诉求出发，汉宋两方都看到了调和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成为汉宋调和的思想基础。

二、曾国藩的“四科判学”

在晚清汉宋调和的思潮中，曾国藩（1811—1872）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并具备建构学术体系的意识。他在经学上也主张调和汉宋，认为汉学宗旨本与宋学相通：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训诂，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事实求是’，非即朱子所谓‘即物穷理’者乎？”

曾国藩对“实事求是”的阐释意在说明：无论汉宋，经学皆当以义理为归。无论是汉儒的“实事求是”，还是朱子的“即物穷理”，共同的旨趣都是探究义理。这就是说，汉宋之分并非学术的本质区分；学术的分野不在于是汉学抑或宋学，而在于其实质内容。

（曾国藩）

那么，学术的实质内容包括什么？曾国藩提出著名的“四科判学”。他认为：“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

又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

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

曾国藩认为，学术在本质上应该判分为“四科”，而不是汉宋。所谓“四科”，就是义理之学、词章之学、经济之学和考据之学。只有从“四科”的视角，才能看清学术的实质。

汉宋之争，是与学术的实质内容不相干的没有必要的门户之争。以上两条引文都表明“四科”不是平行关系，而是以义理之学为根本。曾氏主张：“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可知曾氏之学是以义理为本，以经济为用。

义理与经济是“体用”关系：“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曾氏认为，词章、考据之学都是服务于义理之学。他说：“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这说明，考据之学只是发现义理的手段，词章之学只是发挥义理的工具。

曾国藩的“四科判学”之所以值得特别重视，是因为它建构传统中国学术体系的尝试。在曾氏之前，“四部之学”只是一个书目分类，经史子集只告诉我们“中学”包括哪些书，而不能告诉我们中国有什么学科。汉宋之争只是经学研究方法之争，它只强调汉儒与宋明儒治经方法的差异，同样没有触及中国学术的实质内容。

曾国藩反思的是中国学术的实质内容与学科分类。他不但提出了“四科判学”，而且分析了“四科”的关系。经过他的分析，“四科”构成“考据→义理/经济→词章”的学科结构，全面揭示了“中学”的内在结构与学术体系。

需要说明的是，曾国藩的思考重心是确定“中学”的分科与本体，而不是其学术基础。他以“考据”作为“义理”的基础，但是，“考据”毕竟也只是一种方法。实际上，曾国藩所说的“义理”主要还是宋学的义理，因而他的汉宋调和只能是“以宋学为主的会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昭军称曾氏的经世思想为“理学经世思想”。曾国藩以理学作为主要资源，这与陈澧“由汉唐注疏以明义理”，或庄存与通过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来发明义理相比，在方法论上显然不同。

更重要的是，陈澧、庄存与调和汉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汉学的经世功能；曾国藩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经世致用，而是更进一步，有意识地在经世致用的宗旨下建构中国学术的体系。

在叩问“中学”本体这一点上，曾国藩是一位先行者；但是，曾国藩并没有解决“中学”的学术奠基问题。他主张以考据作为发现“义理”的方法，那么，是否可以通过传统“四部之学”的考据而发现义理呢？“四部之学”的考据应该如何进行？这就成了曾国藩未能解决的遗留问题。

三、“中体西用”论的生成

那么，“经世”之学究竟如何奠基呢？正统的经学家也许会不假思索地回答，经世的学术基础当然是经学。然而，西学乃至中国传统学术内部并不一定会接受这个答案。例如，张穆（1805—1849）便认为经世之学本于史学。

事实上，晚清的“经世史学”成就斐然，这体现在边疆史地、外国史地等研究的发达，以及译介外国史地与改编国史运动。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如何认识传统的经学、史学乃至“四部之学”，由此厘定“经世”之学的学术基础，就显得日益迫切。

伴随“西学”日益的强劲挑战，“经世”学术基础的追问也变得愈发尖锐，其中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新问题：“西学”可以作为“经世”的学术基础吗？

尽管魏源没有明确提出“中体西用”，但他常被认为是“中体西用”论的先驱。他率先看到西方船坚炮利的优势，承认西方的“长技”。在《海国图志》中，他提出“先立译馆翻夷书”，并建议设立船厂、火器局等。

（《海国图志》）

这些主张后来在洋务运动中获得落实。实际上，《经世文编》列有兵政、工政等条目，学习西方的造船、火器等建议大致也可归入兵政、工政各条目中。

《经世文编》“兵政”类中列有塞防、山防、海防、蛮防、庙防等条目，其中“海防”一目便收有乾隆年间广东知县张甄陶的《上广督论制驭澳夷状》，其后《海国图志》乃专以纂辑此类文献为主。

由此可知，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鹄的的《海国图志》正是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经世文编》“海防”一目的深入与拓展。就这个意义说，“师夷”可视为“经世”之学在“鸦片战争”以后的逻辑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海国图志》不止讲“西用”，也兼明“中体”。魏源认为：“君、公、卿、士、庶人，推本今世、前世道器之洿隆所由然，以自治外治，知违从、知伍参变化之为学。学为师长，学为臣，学为士庶者也。格其心、身、家、国、天下之物，知奚以正，奚以修，奚以齐且治平者也。”

格致治平是《大学》之道，推本古今则是史学。可见，魏源所谓“学”是指经史之学，不含西学在内。魏源也不主张学习西方宗教，此书卷二十七特撰《天主教考》以辟天主教。魏源的学术标准是“明心之方、修道之事”和“治历明时、制器利用”，这与上述嘉道间经学家崇尚“义理”与“经济”并无分别。

随着“师夷”的深入，与“师夷”相对的“中学”的内涵也被不断重新阐述。冯桂芬（1809—1874）在1861年成书的《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校邠庐抗议》）

在冯氏看来，中国的“伦常名教”与西方诸国的“富强之术”，是“本末”或“主辅”关系。其后，薛福成（1838—1894）提出“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汤震（1856—1917）声称“中国所守者形上之道，西人所专者形下之器。”

在薛、汤看来，中国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与西方的“器数之学”是“形上形下”或“道器”关系。郑观应（1842—1922）主张：“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在郑氏的观念中，中国的“孔孟之常经”与西方的“富强之权术”是“体用”“本末”“主辅”“道器”关系。

上述各种“中体西用”论述，虽或有“本末”“主辅”“形上形下”“道器”“体用”等说法的不同，但存在一些共同点：第一，他们都接受“西学”具有经世致用的功用。从冯桂芬所说的“诸国富强之术”，到郑观应所说的“器可变”，都不否认这一点。

第二，他们对于“中学”内涵的理解也具有共识。无论是冯桂芬所说的“伦常名教”，薛福成所说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还是郑观应所说的“孔孟之常经”，他们所竭力维护的重点都是儒家的纲常伦理。

然而，他们的这些论述大体仍比较零散。尤其突出的一点是，“中学”一词虽然被郑观应首次提出，但他并未对“中学”的学术内涵及其学术体系进行厘定。

尝试对“中学”提出明确界定的人有陈虬（1851—1904）。在1897年所撰的《经教答问》中，他对“中学”进行了明确阐述。陈虬将“中学”明确定义为“中国周、孔之学”，又说“中学之纲有五”，包括训诂、考据、词章、义理、经制。他认为考据学就是所谓“汉学”，义理学就是所谓“宋学”。

陈虬对于“中学”的判摄显然延续了曾国藩义理、词章、经济、考据的四科判学，只是将曾氏的“考据”再细化为“训诂”与“考据”两科。与曾国藩显然有别的是，陈虬认为“西学”也自有体用，“西学”以算学为体，以化学、热学、光学、声学、汽学、水学、电学、矿学、地学、重学等学为用。

（陈虬）

在陈虬看来，“中学”与“西学”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学术系统。换言之，“中学”与“西学”都可以作为“经世”的学术基础。在经世致用的目标下，“西学”也可以为“中学”所用，二者并不矛盾。

必须指出，陈虬之所以认为不相矛盾，是因为他只注意到“西学”中的数学和自然科学，还没有注意到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与儒家纲常伦理的歧异，因此他尚未充分估量西学对“中体”的冲击。

另一位尝试对“中学”进行明确界定的关键人物便是张之洞（1837—1909）。1898年5月，张之洞提出：“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

同年出版的《劝学篇》分内外篇，开篇提出“保教”，继申忠君、三纲、宗经等说，可见这九篇“中心意思很明显是保护中学的‘体’”。在《劝学篇·设学》中，张之洞对“中学”与“西学”进行了具体的界定：

（张之洞和《劝学编》）

“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前言新旧，后言中西。显然，所谓“旧学”即是“中学”，所谓“新学”即是“西学”。

《劝学篇·设学》将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归入“中学”，是否这些学问都称得上是“中学”的“体”呢？在《守约》篇中，张之洞将“中学”化约为：一、经学通大义；二、史学考治乱典制；三、诸子知取舍；四、理学看学案；五、词章读有实事者；六、政治书读近今者；七、地理考今日有用者；八、小学但通大旨大例。至于各类学问是什么关系，研治之次第如何，本篇则未有说明。

在《书目答问》附录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序中，张氏提供了一个解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这个解说表明：

第一，张之洞既强调经学应当以小学作基础，又强调理学应当以经学、史学为基础。在这里，经学既被理解为宋学即所谓“理学”的根基，也被理解为以“小学”为基础的汉学的归宿，于是成为汉学与宋学会通的学术枢纽，从而化解汉宋的对立。

第二，张之洞以经学与史学作为理学、词章、经济之学的基础。这实际上也是沿用曾国藩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科判学”的学术框架，而将“考据”之学进一步厘定为经史考据之学。具体而言，就是由小学深入经学，由经学深入史学，由此建立“考据之学”的主要内涵。至于理学、词章、经济三科，则与曾国藩所论无异。

在这个基础上，张之洞特别论述了“四部之学”的关系。《书目答问》提出：“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基于为学次第的视角，张氏认为经学是史学的基础。《劝学篇·设学》指出诸子学应当折中于经学。

（《书目答问》）

《輶轩语》则言“读古人文集宜知体要”，“能知体要，则读文集有益于经、史、子。”这说明，集部是研究经学、史学、子学的辅助。如此一来，“四部之学”就被融铸为“考据之学”，而尤以经史考据为根本；义理、词章、经济之学，都应以经史考据为基础。

如果说曾国藩的汉宋调和偏重在宋学或所谓“理学”，那么，张之洞的汉宋调和毋宁说更偏重在汉学。如上所述，张氏颇费心力，尝试基于“四部之学”建立“考据”之学，以“四部之学”为“四科判学”奠基。

这使得张之洞以四部之学为根基的“义理之学”比曾国藩以宋明理学为根基的“义理之学”有了更广泛、客观的学术基础。张之洞强调：“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张氏所谓“中学”，就其学术体系而言，就是“四部之学”；就其学术内涵而言，则是继承曾国藩的“四科判学”，即以“义理”为体，以“经济”为用。

在“四部之学”中，又以“经学”作为基础中的基础。张之洞指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

张氏这里强调“中学为内学”，我们不能望文生义，以为他就此否认了儒学“外王”的一面；他的用意其实只是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彰显“中学”与“西学”在“体”上的根本分际，这与前述晚清各种“中体西用”论对于“中体”的共识一致。

只不过，张之洞更进一步，他不止确定了“中体”的内涵，更进而确定了“中体”的学术基础。他所谓“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云云，便是明确了以经学或“经义”作为“中体”的学术基础。

经过陈澧、曾国藩等人的努力，汉宋调和运动在“经世”的诉求上虽然达成了共识，但他们用来经世致用的学术资源与方法则存在分歧。分歧产生的原因，是他们从“中学”中分别选取各自认为最重要的资源并通过相应的方法来实现“经世”的目的。

陈澧主张汉宋调和，张之洞也主张汉宋调和；曾国藩讲“四科判学”，张之洞也讲“四科判学”。张之洞的特殊贡献在于，他基于为学次第的视角重新建构中国传统学术的学术体系，并用“中学”这一概念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整合。

他尝试将“四部之学”建构为“四科判学”的学术基础，其中又以经学作为“四部之学”的内核。冯桂芬、薛福成等早期“中体西用”论者已经初步认识到儒家伦理以及由此建立的政治传统是“中学”的根本义理，张之洞则进一步论定这些根本义理的学术基础便是经学。

因此，如果要推倒儒家伦理与中国政治传统，在学术上就必须推翻经学；反之，如果要继续维系“中学”的根本义理，在学术上就必须做到“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经过张之洞的理论努力，汉宋两方不只在“经世”的目的上形成共识，而且首次厘清了“经世”的学术基础与学术体系。

在这个意义上，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是因应汉宋调和运动内在的深层要求，它不止进一步调和了汉宋，而且系统重整了包括汉宋在内的“中学”资源，论证了“经世”的学术基础。

四、曾与张的经学史地位

清代中晚期有两股显著的学术动向，一是经世思潮，一是汉宋调和运动。汉宋调和之所以成为普遍的学术运动，经世的诉求是其重要推动力。在庄存与、陈澧、曾国藩等代表人物那里，我们看到“经世”已然成为汉学和宋学的学术共识。

其中，曾国藩的“四科判学”在理论上影响尤巨，其后陈虬、张之洞等人都继承并试图改造这个学术框架。曾国藩虽然尚未明确提出“中学”的概念，但他用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科对中国古典学术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判摄与综合。

这与近代西方大学普遍以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判学”类似，都体现了各自重构学术体系的努力。曾国藩的“四科判学”尽管并非直接针对近代西方的“七科判学”而提出，但他已经具有建构“中学”体系的意识。

不过，直到曾国藩为止，“汉宋调和”仍然只是一种低限度的调和。曾国藩的“四科判学”虽然指出“义理”以及相应的“经济”是“中学”的共同归宿，但“中学”的根本义理是什么？

相较于“西学”的学术体系，“中学”又如何构筑中国学术自身的学术体系，从而在自身的教育体制中研究与传授这些义理？曾国藩虽然已经触及这些问题，但他还没有能够就此深入展开。

而这些问题随着晚清“西学”冲击的加剧而变得愈益迫切，因为，假如“中学”没有自身的根本义理，又或者“经世”不必植根于中国学术自身的学术体系；那么，人们完全可以尖锐地质疑：为什么中国不可以将“经世”全盘奠基在“西学”的基础呢？

晚清“中体西用”论的生成经历了漫长的酝酿，它的提出绝不只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也不只是起于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斗争，而是因应于上述理论问题而起。尽管“中体西用”论有多种不同表述，但它们都试图回应上述两点：

第一，“中学”的根本义理究竟是什么？第二，“西学”可以作为“经世”的学术基础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紧密关联的。这是因为“中学”根本义理的追问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汉宋会通”运动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在“西学”的冲击下才被迫彰显。

本文对冯桂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的讨论显示，晚清的“中体西用”论者大致都认同儒家伦理及其政治传统是“中学”的根本义理，即“中体”；同时，他们也普遍认同，在“中体”的前提下可以接纳“西用”，这即是说，在不抵触“中学”根本义理的前提下可以接纳“西学”作为“经世”的学术基础。于是，第一、第二两个重大理论问题至此都在理论上获得了解答。

（薛福成）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更进一步，这涉及第三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冯桂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虽然揭示了“中学”的根本义理，却没能较好地回应曾国藩以来遗留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奠定“中学”的学术基础，从而在西学冲击下挺立“中学”的学术体系。

张之洞尝试融会传统的“四部之学”和曾国藩的“四科判学”。他基于为学次第的角度，论证了“经世”必须以“义理”为根据，“义理”必须以“四部之学”尤其是经史考据作为学术基础。

其中，经学又是史学的基础，诸子学是对经学义理的辅翼，集部著作是为经史考据服务。由此，他论证“中学”的学术体系是“四部之学”，“中学”的“体”是“义理”，“义理”的学术基础是经学。

要言之，张之洞明确论定经学是“中体”的学术基础。这就解答了曾国藩“四科判学”的遗留问题。就本文的视野来看，“中体西用”论的提出是“汉宋调和”运动的深度发展。

顺着晚清经学史的内在脉络，原本可望深入开展经学与“中学”的系统重建，然而，这种系统重建的工作由于晚清民国之际的政治剧变而强行中止，至今仍在恢复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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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