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与西周史研究

作者：刘国忠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摘要：经过学术界十多年的持续努力，清华简目前已出版10辑整理报告。其中所收入文献，绝大多数是失传两千多年的珍本秘籍。清华简中所发现的众多与西周史有关篇目，有助于加深对西周史相关文献的理解与认识，揭示西周史事真相，推动西周文学史、思想文化史和制度史研究。其中的诸多记载，不仅解决了西周史研究中许多争论已久的疑难问题，同时为西周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崭新机遇。清华简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已经深刻影响了西周史研究的面貌。利用清华简研究西周历史文化，已成为当前深化西周史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

关键词：清华简 西周史 古典学

作者：刘国忠，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北京100084）。

2008年7月15日，经校友捐赠，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流散到香港文物市场的战国竹简，通称清华简。清华简总数近2500枚，是目前已知战国竹简中数量最大的一批。经碳14测定，清华简的抄写时间大约为公元前305年，属于战国中期的后半段，相当于孟子、庄子、屈原等先哲们生活的时代。由于久埋地下，清华简躲过了秦代的焚书之厄，从而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先秦古籍的原貌。经过编排，清华简总共约有70篇文献，全部都是古书，而且多数是经、史一类珍本佚籍，以及与思想史、文学史、科技史相关的篇目，学术价值可谓空前。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清华简已经整理出版了10辑整理报告，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在2008年10月召开的清华简鉴定会议上，与会专家即已指出：“（清华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十多年来，清华简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已经在多方面推动了先秦历史文化的研究，成为海内外文史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其中，《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楚居》《系年》《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命训》《厚父》《封许之命》《摄命》《四告》等诸多篇目，对于西周史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一、加深对西周史相关文献的理解与认识

西周史的研究，离不开传世文献、考古学、出土文献（包括西周甲骨、青铜器与金文、简帛等文字资料）以及理论探索等多条途径的共同努力，其中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更是认识和解读西周历史的主要依据。不过，由于相关的传世或出土文献古奥艰涩，理解起来有很大困难；同时，对于这些文献的真伪、年代和性质等方面的认识，学者们也存在很大的分歧，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研究工作的深入。

清华简诸篇的抄写时代是战国中期，这就为这些文献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即这些文献均不会晚于这一时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写作时代也属同一时期，战国中期只是清华简诸篇写作时代的下限，其中的多篇文献，比如《封许之命》《皇门》《祭公》《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厚父》《摄命》《四告》等，都应是从西周时期的原始档案传抄而来，保留了西周文献的原来面貌；另外的一些篇目，如《程寤》《保训》《耆夜》《金縢》《命训》等，虽然有可能经过了东周时期人们的改写，但显然也是根据西周时期流传下来的材料编写而成，仍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更重要的是，清华简中的一些篇目，如《皇门》《祭公》《金縢》等，都有传世本可供比较，从而为解读和研究这些周代文献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从文献学角度看，清华简的这些篇目主要有以下作用。

（一）纠正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讹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逸周书》的《祭公》篇。《祭公》在传流过程中多有讹误，但此前因没有可资对勘的文本，许多错误无法得到辨识和纠正。清华简《祭公之顾命》是目前所见《祭公》篇的最早写本，与传世本相对比，即可以见到传世本中的诸多错讹之处。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简文中有一句“乃召毕、井利、毛班”，据简文可知，毕、井利、毛班三人为周穆王时的三公，这句话本来是文从字顺的，然而在传世本中，该句竟被误为“乃诏毕桓于黎民般”，遂致面目全非，不可卒读。再比如传世本《命训》有“夫天道三，人道三：天有命，有祸，有福；人有丑，有绋絻，有斧钺”的记载，如果按照天道的顺序，是“命”“祸”和“福”，而人道却是“丑”“绋絻”“斧钺”，其顺序不能完全对应。现在看清华简《命训》，该句作：“夫天道三，人道三：天有命，有福，有祸；人有佴（即‘耻’字），有巿冕，有斧钺。”“巿冕”即今本的“绋絻”，竹简本“有福”与“有祸”分别对应的是“有巿冕”和“有斧钺”，次序非常合理，可见今本的“有祸”与“有福”二词应当对调。这些重要发现遂使数千年来的文字错误得以大白于天下。

（二）确认传世文献的真伪、性质及学术价值

还以《逸周书》为例，《逸周书》是一部有关周代历史文化的文献汇编，内容珍贵重要。然而，由于该书被认为是孔子删《书》之余，故在历史上一直不太受学者重视，其流传过程不够清晰，文本的错讹脱佚现象也十分严重。虽然晋代孔晁曾为之作注，但此后一千多年间，该书基本处于被“冷落”的状态，甚至被冠以“伪书”之名。直到清代以后，这一情况才有所改观，经过卢文弨、王念孙、朱右曾等学者的校订整理，本书才大致可读；但是对于该书的学术价值，学术界仍存在较大争议。已公布的清华简诸篇中，属于《逸周书》的篇目有《命训》《程寤》《皇门》和《祭公》4篇，可谓是《逸周书》篇目的空前发现。这些篇目的重新面世，不仅校正了传世本中的诸多问题，也使《逸周书》一书的学术价值得到了确认。研究西周历史，再不能忽视和弃用《逸周书》中的这些重要篇目。

与此同时，清华简也使过去有关《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争论有了直接证据。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进献给朝廷的《尚书》中，《古文尚书》这一部分的真实性引起了后人的长期讨论。清华简中有多篇可对应《古文尚书》的篇目，比如，清华简《尹诰》即《古书尚书》中的《咸有一德》，《傅说之命》即《古文尚书》中的《说命》，但是它们的内容却完全不同，足以证明东晋时期出现的《古文尚书》确实应该是出于后人的伪造。而属于西周时期文献的清华简《摄命》篇，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证明很可能即是《古文尚书》中的《冏命》篇，而这二者之间的内容也是没有丝毫关联，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东晋以来传流于世的《古文尚书》不会是先秦《尚书》的原本，而是出于后人的伪作。《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讨论，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清华简与《古文尚书》相关诸篇的真伪讨论，其意义自然非常重大。

已经公布的清华简诸篇，内容和体裁极其丰富，大大开阔了学者们的眼界。其中的《封许之命》是西周初年分封许国的文献，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周初分邦建国的档案资料，了解分封文件的格式与内容；《摄命》是周王册封伯摄的原始文献，亦让我们看到西周册命文献的原貌，从中可获知金文中的册命内容仅为册命文献的节录；《四告》是周公、伯禽、周穆王、召伯虎四人分别向神灵或先贤的祷告之辞，不仅为以往所未见，更可借此一窥周人的信仰与观念。这些文献的重新发现，不仅使我们对周代文献的认识大为丰富，而且改变了我们对于一些传世周代文献的已有认识。比如关于西周初年卫国的分封情况，由于《尚书》中有《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献的存在，一般认为材料是最为齐备的，《尚书序》即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分封的具体细节见于《左传》定公四年记叙，并说是“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即把《康诰》等同于分封的文献。现在看来，在分封康叔的过程中，其实最为原始的、类似于《封许之命》的分封文件并没有能够保存下来，这一分封文件应该是详细记录了分封康叔时的封畛土略、以及赏赐民众和物品的具体内容。至于《康诰》诸篇，则应该是对即将赴任的康叔所做的告诫，不能与分封的原始文献相等同，对《康诰》篇的这种认识，也是一个重要变化。

清华简《厚父》篇的问世，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尚书》的《洪范》篇。周武王灭商后，一直致力于总结夏、商兴亡的经验教训，因此才有“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而形成的《洪范》之篇。值得注意的是，周武王访箕子，本来是要咨询商朝亡国的原因，其目的与《厚父》的主题显然是一致的；只是由于箕子作为一个亡国之人，不忍心谈论故国兴灭这个敏感问题，最后双方只好避实言虚，讨论起“天地之大法”。对此《史记·周本纪》曾言：“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如果箕子当时像厚父那样很配合周武王的问询，也许我们所看到的《洪范》就不是现在这个面貌了。

（三）关注经学文献的重新编写和整理问题

清华简本《金縢》与传世本《金縢》的异同非常耐人寻味。竹简本《金縢》原有自己的篇名，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与《尚书》中的“金縢”之名完全不同；在具体内容方面，二者虽然除了一些异文之外，内容基本相同，但其中存在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竹简本《金縢》没有传世本中涉及占卜的两段文字。对于这一现象，学者们的看法不一。其实，前一段文字中，周公向三王祷告，然后进行占卜；后面的另一段文字中，周成王因为看到了周公的祷告之辞，了解到天降灾异的缘由，因而制止了占卜行为。这两段文字的上下文衔接自然，与周初的观念和行为相吻合，非常契合当时的形势，应是其固有的内容。简文中没有这两段文字，应该是由于后人对原有文本的删节和改写。那么，竹简本为什么要对《金縢》篇做这样的加工处理呢？其实，竹简本的篇名已经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提示。竹简本的篇名“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已经标明这是一篇属于“志”的文献。对于“志”，我们并不陌生，《国语·楚语上》载，楚庄王时，太子之傅士亹向申叔时请教如何教育太子，申叔时给士亹提了系统的建议，其中就有“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韦昭注：“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我们曾经指出，竹简本《金縢》在标题中特意突出了“周武王”的称呼，与《书序》所称“武王”并不相同，很值得注意，这是一个很有楚国特色的称谓，其目的是为了与“楚武王”相区别，《金縢》篇的改名和内容的删减，很可能就是出于楚人之手，将之改编为一篇“志”也就是进行历史教育的读本。因此，竹简本的形成应该是在春秋时楚国称王之后，其定本显然要晚于传世本《金縢》，是对传世本所做的改编。这一做法使我们体会到，即使是像《尚书》这样涉及大经大法的经典文献，也是可以根据具体需要对其文本进行编辑加工的；同理，孔子在编选百篇《尚书》时，也不排除对其内容可能做过部分整理修订工作，就如同他作《春秋》时，对鲁国的史书做了一些修订一样。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先秦时代，与百篇《尚书》相类似的文献其实是非常多的，孔子虽然根据自己的需要选编了一百篇的《尚书》，但是未被收入的文献肯定更为丰富。其中一些篇目，后来被作为“孔子删《书》之余”而收录在《逸周书》里面，但是还有大量相关文献则在历史演变中归于湮灭。清华简的发现使学者们认识到，后来被称作《逸周书》的一些篇章，在当时至少有很大一部分被承认就是《书》，另外，在《尚书》《逸周书》的这些篇目之外，还有极其丰富的类似文献。

（四）为解读其他出土古文字材料提供契机

清华简的文字为战国时期的楚文字，内容皆为古书，有些有传世本，或在传世本内有类似材料，容易进行比照对读，从而为释读出土的古文字资料提供了重要依据。比如陈剑教授曾从清华简《皇门》篇中字入手，将之与郭店简、上博简、古玺中的相关字形相结合，为该字的释读提出重要意见；李学勤教授指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疐天之不易”中的“疐”字应训为“对”，并进而指出许多金文中的“疐”字都应读为“对”，等等，都为出土文献的释读作出重要贡献。

二、揭示西周史事真相

清华简中所发现的众多与西周史有关的文献，为研究西周史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其中不少记载都为传世文献所无，或与传统看法不同，为我们揭示了西周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也为认识一些聚讼不休的历史事件提供了重要依据。限于篇幅，我们在此列举数例，以见一斑。

（一）先周历史的新知

在周武王克商、建立周朝之前，周人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在周文王时，周人已获得长足发展，拥有了强大的实力。清华简《程寤》《保训》《耆夜》诸篇都涉及先周历史，所提供的信息极为丰富。比如，“文王受命”或“文、武受命”是西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但是，对于它们的确切含义，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断。直至20世纪初，王国维才敏锐地把“受命”与“降命”联系起来，指出“受命”就是接受天命：“自人言之，谓之受命；自天言之，谓之降命。”王氏此论，与传世及出土文献中有关“文王受命”的论述完全符合，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赞同。现在看来，“文王受命”实际上是从政治上确立了周人代商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但是“文王受命”的标志是什么，学者们却一直未能予以正确揭示。清华简《程寤》篇则告诉我们，文王受命是与太姒所做的一个梦境有关。这篇简文的重新发现与公布，使我们获知了“文王受命”的确切含义和具体标志。至于“文、武受命”的提法，以往学者们多认为要到西周晚期或中晚期才出现。现在看来，这种认识可能也需要重新加以考虑。其实，清华简《程寤》中关于“受命”的记载是“（文）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于皇上帝”，明确指出是周文王与周武王（当时的太子发）共同接受了天命。因此，所谓的“文王受命”和“文、武受命”本身是一回事，“文王受命”是一个概括的表述，“文、武受命”则是点明了接受天命的过程，周文王虽然获得了天命，拥有了灭商的合理性，但在他生前并未完成灭商受大命的最终目标，这一任务最终到周武王时才得以实现。关于这一点，新公布的清华简《四告》中也有重要的论述。周公在向皋陶祷告时曾说：“（上帝）乃命朕文考周王（即‘一’字）戎有殷，达有四方。在武王，弗敢忘天威命明罚，至戎于殷，咸戡厥敌”，把这一表述与《祭公》中所说的“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文王受之，惟武王大败之，成厥功”相比，二者的内容可谓是一脉相承。因此，“文、武受命”的观念应该是西周初年即已出现，而且在整个西周时期都始终没有改变。

清华简《保训》则与周文王的遗嘱相关。周文王曾有遗嘱，见于《尚书》的《顾命》篇，但是文王遗嘱的内容如何，却为以往学者所未知。清华简《保训》的发现弥补了这一缺憾。而且本篇简文的纪年是“惟王五十年”的形式，说明周文王很可能早已经暗中称王，再加上《程寤》中周文王有“惟商慼在周，周慼在商”的深刻论述，证明在商末时周文王早已在暗中积聚力量，为灭商做准备。这就为研究周文王时期的商、周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

清华简《耆夜》则解开了关于西伯戡黎的种种疑问。《尚书》有《西伯戡黎》篇，前人多以为是文王时事，但是黎也就是耆这个地方迫近纣都，如果说周文王已征伐到那里，与历史情势并不相合，因而自宋代胡宏《皇王大纪》以来，不少著作推测应该是周武王时事，却苦于没有证据。清华简《耆夜》一开始就说“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印证了宋人的怀疑是合理的。周武王八年伐黎，九年观兵于孟津，至十一年伐纣，正好展现了周人逐步东进的历程。

（二）三监之乱与秦人始源

周武王灭商后不久即因病去世，继位的周成王由于年幼，故由周公辅佐朝政，不久即爆发三监之乱，使建立不久的西周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最近公布的清华简《四告》中，周公在给先贤皋陶的告辞中说“商邑兴反，四方祸乱未定，多侯邦伯，率去不朝”，这一记述形象说明，武庚等人的叛乱得到了商奄等商朝原有盟国的全力支持和配合，而在这危急关头，以三监为代表的“多侯邦国”却趁机落井下石，“率去不朝”，其不臣之心已经昭然若揭。在危急关头，周成王与周公采取了坚定措施，出兵平定了叛乱，巩固了建立不久的西周政权。

清华简的多篇文献都涉及了三监之乱这一重大事件，并对传世文献有重要的补充作用。传世本《金縢》篇有“周公居东二年”的记载，对其含义前人曾有各种推测，竹简本《金縢》则作“周公石东三年”，这里的“石”即是楚文字中常见的（即“适”字），意为前往。周公前往东国三年，所指的正是周公东征，从而解开了这一历史之谜。

周师在擒杀武庚等人之后，又继续东进，击败参与叛乱的商奄等国，杀死飞廉等首恶分子，并把参与叛乱的一部分商奄之民西迁到朱圉山（位于今甘肃省甘谷县）一带，令其防御西北的戎人，而这些西迁的商奄之民则成为后来秦人的祖先。清华简中关于秦人始源的这一记述，完全颠覆了人们的原有认识，对于早期秦人与秦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卫国与许国的分封

周武王灭商后，曾采取分封政策，封建一些古代圣王的后裔，并在商朝的王畿地区设立三监，以加强对原商朝核心区域的防范。但大规模的分封举措，则到周成王平定三监之乱后才得以施行。清华简《系年》称：“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这正是对当时分封情况的总结。通过清华简的记述，过去关于周初分封的一些疑窦之处也得以澄清。比如卫国的分封，过去曾有一种观点认为发生于周武王时，也有人认为卫国曾有两次分封。现在通过《系年》，可以知道周成王把康叔分封到康丘（这也是后人之所以称其为康叔的原因），后来康叔又把都城从康丘迁到淇卫，这就完美地解释了卫国的始封时间和都城前后出现变化的缘由。

有关许国分封的误解也同样得以纠正。过去学者们根据许慎《说文解字·叙》和杜预《春秋释例》等材料，以为许国的始封者是许文叔，受封的原因则是许为“尧四岳伯夷之后”，受封的时间是在周武王时。然而在清华简中发现了周初封建许国的文件《封许之命》，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许国的始封之君是吕丁，他曾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功勋卓著，因此周成王时把他分封于许。清华简《封许之命》的发现，纠正了传世文献中关于许国论述的诸多不准确之处。其中许多具体的分封细节和赏赐物品，有助于我们了解西周初年的分封制度。

与分封相关的记载，还有《四告》篇中伯禽的祷告之辞。该文是伯禽被分封于鲁之后，在即将就封时向天神的祷告之辞，其中也谈到周天子赏赐给了“林宝、金玉庶器”，补充了传世文献的不足。

（四）周公摄政与制礼作乐

西周初年的政治一度出现严重危机，端赖周公辅佐朝政，力挽狂澜。有关周公摄政的问题也一直是历代学者关注的话题，特别是周公摄政时有没有称王，从古至今争论不断。清华简中发现了《逸周书》的《皇门》篇，学者多认为该篇文献是周公摄政时所作，简文记叙周公的讲话时称“公若曰”，证明周公当时并未称王；周公在讲话中训诫群臣要以史为鉴，献言荐贤，对于我们了解周公摄政时期的施政理念有很好的作用；另外，在清华简中所发现的《周公之琴舞》，乃是一组乐诗，学者多认为作于周公归政成王之时，其中对周公与成王的君臣关系也做了严格区分，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周公没有称王这一事实。

最近发表的清华简《四告》篇也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佐证。《四告》的第一篇，是周公向古代贤臣皋陶的祷告之辞，在祷辞中，周公追述了周武王去世后，自己勤勉辅佐成王的情形：“乃唯余旦明弼保兹辟王孺子，用肇弘三台，以讨征不服，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出日，亡不率比……”其中强调自己“明弼保兹辟王孺子”，更为周公不曾称王提供了充分证据。

学者们已经指出，《四告》的内容，与《尚书》的《立政》篇关系十分密切。笔者认为，周公的祷告之辞中说：“翌日，其会邦君、诸侯、大正、小子、师氏、御事，箴告孺子诵……”，其内容与《尚书·立政》正好完全吻合，可知周公的祷告时间是在举行还政成王仪式的前一天；而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则是纪念周公还政、成王嗣位而举行的乐舞仪式。这3篇文献在时间上互相衔接，内容上彼此呼应，应该是从不同角度记载这一重大事件的多篇原始文献。这对于确定《尚书·立政》篇的时代和背景，以及考察周公摄政时期的历史，也具有重要意义。

有关周公制礼作乐的情况，在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中也已经透露出相关信息，《周公之琴舞》以周公致政成王为背景，是一组结构紧密的乐诗，它的面世，不仅是佚诗的发现，也是佚乐的发现，可谓是周初制礼作乐的一个典型事例。在清华简《四告》中，周公也表明要“永念天畏，王家无常，周邦之无纲纪，畏丧文、武所作周邦刑法典律”，因此采取各种措施来经营周邦。这些记叙表明，周公确曾制礼作乐，建立和完善了周代的各项制度，古书的相关记载是真实可靠的。周公的这些举措，对周王朝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两周之际史事

关于两周之际的历史进程，《史记》所述，多有疏漏之处。以往学者多据《古本竹书纪年》的佚文来订正这段历史，然而一些缺环始终无法厘清。清华简《系年》很完整系统地讲述了两周之际的历史演变过程，在很多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新知，如：周幽王的妻子来自位于犬戎附近的西申，而不是来自位于今天河南南阳一带的南申，这就解开了申人之所以能与犬戎联合攻周的历史之谜；周幽王与其子伯盘曾一起去攻打西申，最终为犬戎、缯、西申的联军所攻灭，这一历史为过去所未知；周幽王死后，朝廷拥戴周幽王之弟余臣为王（即携惠王），与被废的太子宜臼之间展开长达21年的王位争夺，其中许多细节也是以往学者所不曾了解的；周平王东迁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而不是过去所理解的一蹴而就；等等。

此外，清华简对于楚国的起源与早期历史研究也有重大推进，比如据清华简《楚居》可知，楚人的先祖穴熊即是鬻熊，另外，该篇简文中关于楚人早期的活动范围，楚国与鄀国的关系，都提供了大量珍贵史料；再比如，据清华简《系年》，可以确认共和行政是由共伯和代执朝政，而不是由周公、召公共同执掌朝政，从而为共和行政之谜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有利佐证。

三、推动西周文学史、思想文化史和制度史研究

对于西周时期的文学史、思想文化史和制度史的研究，以往囿于有限的材料，往往难以展开讨论。清华简中所出现的大量与西周史相关的文献，为这些领域研究的突破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一）文学史研究方面

清华简的《耆夜》《芮良夫毖》《周公之琴舞》等篇收有众多诗歌，而且多数为佚诗，为西周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众多崭新材料，可谓是先秦诗歌研究的重大契机。其中，《耆夜》中的《蟋蟀》诗和《周公之琴舞》中的《敬之》诗同时见于《诗经》，文字亦多有不同，这对于《诗经》有关篇目的写作时代、具体含义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二）思想文化史方面

清华简《保训》所叙的周文王遗嘱中多次提到“中”这个词，证明“中”的观念是全篇的核心。关于《保训》“中”的思想，学者们做过很多讨论，李学勤先生曾指出，《保训》的“中”很可能与后来儒家的中道思想有关。这对于研究儒家思想的渊源和传统，无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西周建立后，统治者一再强调“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希望从夏、商的兴亡中汲取经验教训，但是在传世的文献中，所见多为西周王室取鉴于有殷的内容，而很少有关于取鉴于有夏的论述。清华简《厚父》篇的发现，使我们第一次有机会看到西周初年对于夏朝兴亡所做的归纳和总结，其中蕴含有丰富的民本思想和德政思想，更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局面。周代对“德”的提倡，也体现在对“处士”的重视之中。《荀子·非十二子》言：“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处士由于德行高洁，才华出众，虽然尚未任职，但却是国家的重要倚靠。在清华简《皇门》中，周公曾说：“朕寡邑小邦，蔑有耆耇、事屏朕位。”其中所提到的“事”，在《四告》中则作“士”，二者所论其实都是“处士”。无论是《皇门》中对“处士”的期盼，还是《四告》中对商末之时“处士”所作所为的批评，实际上都是希望“处士”能以自己的德行在社会上发挥表率的作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初的德政理念。

清华简《筮法》所涉及的数字卦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数字卦的研究，是20世纪易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但是商、周时期的数字卦是否一直延续到战国时代，学者们曾有不同意见。清华简《筮法》的出现，证实在战国时期数字卦仍然存在，这对于研究数字卦的发展和演变也具有积极意义。

清华简《耆夜》讲述了周武王八年周师伐耆，获胜返回后于文王宗庙举行庆功的“饮至”典礼，这一记叙亦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关于“饮至”的记载，在传世文献中主要见于《左传》等书；在出土文献方面，此前在周原甲骨和西周初年的方鼎中也都提到举行“饮至”典礼，但没有更详细的内容，清华简《耆夜》则为我们展现了西周时期“饮至”典礼的生动情景。

新公布的清华简《四告》篇分别有周公、伯禽、周穆王、召伯虎4人向先贤或神灵的祷告之辞，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周人在遇到大事时，往往会向上天神灵或祖先祷告，比如据何尊（《殷周金文集成》6014）所载，周武王灭商后，“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民”。周武王因为营建东都一事，专门向上天祷告，这可以说是西周时期最早的祷告活动之一。除何尊外，还有不少金文也与周人的祷告活动有关，但由于镂于吉金之上，内容均极简略；在传世文献方面，《尚书·金縢》载，周武王生病时，周公曾向太王、王季和文王祷告，等等，但其祷辞显然也是节引。《四告》篇完整记载了4篇祷告之辞，使我们对西周时代天人之间的交流及其内容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三）制度史方面

籍田制度是周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周宣王时“不籍千亩”，曾在历史上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关于其具体内容，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论。据清华简《系年》可知，周武王时即已建立“帝籍”制度，名之曰“千亩”，用以祭祀上帝天神。这不仅印证了传世文献关于“帝籍”与祭祀上帝有关的说法，而且第一次揭示了西周时期的“帝籍”和“千亩”的由来，从“千亩”产生的源头上揭示了“籍田”的性质，即它的确是周王室为生产“上帝之粢盛”而专门开辟的祭祀田地。《系年》的有关记载，为研究西周时期籍田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提供了重要依据。

分封和册命制度。西周时期采用封邦建国的国策，分封了众多诸侯国；而对于官员的任命，也往往需要举行仪式，封官授职。清华简《封许之命》是一件原始的封建文献，使我们有机会了解西周分封制度的诸多细节。另外，在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中，提到郑桓公受命就封时只带“车七乘、徒卅人”，其力量之弱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联系到《史记·齐世家》所载齐太公就国时曾夜宿旅店，后来为防范莱人前来争夺封地而夜衣而行，及时阻止了莱人的行为。从《齐太公世家》所述情况看，齐太公当年就封时，所带的随从似乎也不会太多。看来周代分封时“授民授疆土”，更多的只是在国家层面上对诸侯统治权的一个确认，具体的发展则有待于受封者的个人努力。在册命研究方面，清华简《摄命》则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一件册命文献，这对于册命制度的研究无疑会有很好的推动。

三公制度也是西周时期的一项重要制度。清华简《祭公之顾命》第一次让我们了解到周穆王时期的三公人选，确认了当时三公制度的存在，从而为研究西周的三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早在1981年，李学勤先生就曾根据当时的各种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指出，以往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时间和发展程度的估计显然是偏低了；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把考古学的成果和文献的科学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对中国古代文明做出实事求是的重新估价。2013年，裘锡圭先生在《出土文献与古典学的重建》一文中，也指出要立足于各种新出土文献，同时结合其他的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做好古典学的重建工作。两位先生的论述虽然不完全一致，但都充分肯定了简帛等新出土文献对于先秦典籍、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从本文上述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清华简中所发现的众多与西周史有关的篇目，已经对西周史研究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影响，其中诸多记载，不仅解决了西周史研究中许多争论已久的疑难问题，同时又为西周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崭新机遇。清华简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已经深刻影响了西周史研究的面貌，这已成为多数学者的普遍共识。利用清华简来研究西周历史文化，已成为当前西周史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并已取得丰硕成果。

当前，清华简已经整理出版了10辑整理报告，资料的整理公布工作已过大半，但尚未整理出来的清华简篇目还有不少，预计还需要编成6辑左右的整理报告。整理工作目前仍在紧张持续进行之中，相信还有更多有关的新材料面世，成为西周史研究的重要依据。同时，除了清华简，有关西周史的各种考古发现也层出不穷，而与西周史有关的甲骨、金文、简帛等文字资料也在不断发现，西周史的研究正在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得以展开。我们有理由相信，西周史的研究一定可以获得更大发展，取得更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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