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教双行：金末元初理学北传再思考

作者：刘舫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摘    要：金末元初理学北传是儒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公元1235年蒙古军南下，于德安俘获儒士赵复，遂携之与理学书籍北上燕京，是为理学北传之始，至元仁宗时颁定程朱著述为科举考试标准，自此程朱理学正式成为官方思想直至清末。然而蒙古人最初并无特意留心理学之意，中书杨惟中为传播理学于燕京专立太极书院内所奉理学人物皆深涉道教，还被称为道院。另外，赵复极力强调道统，宣扬儒家圣贤事迹，自著《伊洛发挥》布散天下，最后归隐，殊类全真道者，虽有首传之功，但著述言行不见于后世元儒。可见赵复所传理学专取修养身心一面，凸显宗教特质，借当时如日中天的全真教得以存续，与日后许衡立朝所传理学崇尚践履各具特色，可以视为理学初立北方的两个分支，而不是由赵复传授姚枢、许衡的单一关系。

关键词：理学北传; 赵复; 杨惟中; 全真教;

作者简介： 刘舫，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宋代理学始于北宋周敦颐，立于程颢、程颐兄弟，臻于南宋朱熹，宋理宗公开表彰《四书》，但科举取士仍尊古注疏句读。公元13世纪，蒙古人自北而南，先后攻灭金宋，统一南北，建立元朝。理学则自南而北，至元仁宗时颁定为科举的标准，儒学以新的面貌重新回到思想统治地位，直至清末长达五百年，因此，金末元初理学北传意义重大。前贤从政治、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对这段历史展开深入研究，【1】皆称的论。然而，相较于儒学史上赵复携书北上讲学的浓墨重彩，同时段的政治史却很难找到理学的相关消息，直到忽必烈称帝，许衡等汉儒立朝才开始两者的互动。理学在此期间不仅在汉唐儒学占主流的北方生根发芽，还在如日中天的释道治下分得一席之地，仅以理学最终的胜利回溯其自身力量作为理由显然不够，其思想内容在北传之初的变化和取舍还有值得讨论的地方。本文旨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再探一步，以期对理解理学北传有所裨益。

一、 一般学术史的问题

关于理学北传，学术史一般以赵复被掳北上，携理学学说和书籍传播理学思想作为开端。《元史·儒学传·赵复传》云：

赵复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岁，命太子阔出帅师伐宋，德安以尝逆战，其民数十万，皆俘戮无遗。时杨惟中行中书省军前，姚枢奉诏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士，凡儒生挂俘籍者，辄脱之以归，复在其中……先是，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至是，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自复至燕，学子从者百余人。世祖在潜邸，尝召见……惟中闻复论议，始嗜其学，乃与枢谋建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食，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复讲授其中……枢既退隐苏门，乃即复传其学，由是许衡、郝经、刘因，皆得其书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2】

姚枢于军中荐拔赵复事并见于姚燧《序江汉先生事实》和《元史·姚枢传》，姚枢不仅以“儒同出者将千数，才得如先生一人”，还以“爰其全之，则上承千百年之统，而下垂千百世之绪者” 【3】为由劝阻欲投水自尽的赵复，从而保其北上开理学之端绪。综上来看，赵复的贡献有二：一是“尽录”程朱所著诸经传注交予姚枢，成为日后太极书院藏书达八千余卷的基础；二是编撰《道统图》，将孔、颜、孟、周、程、张、朱的道统谱系作为理学的重要内容介绍到北方，配以《师友图》、《希贤录》一并传授。儒学道统由唐代韩愈提出，到朱熹完全形成，以“传人”取代 “传经”，为理学绍续儒学正统提供了理论支持，也成为理学合法性的重要依据。赵复的风骨和学问为元初重要的儒士姚枢、许衡、郝经所推崇，所以后人评价“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虽然北方在此之前并非不知程朱之学，但传中使用“尊信”一词，显然是在说明理学在北方因赵复开始形成了正式的学派，与前金注重明经诗赋之学的儒生分道扬镳，而不仅仅是“知道”而已。学术史一般认为程朱理学自此通过自身价值不断获得认同，最终被元代统治者认定为官方思想，“道学从一个起初不受人重视的学说到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官方正统学说，是道学家们个人努力奋斗的结果，他们重新占有了道”。【4】赵复北上的1235年也被认为是理学在北方传播的分界点，【5】之后理学得以在北方站稳根基主要依靠的是自身的力量。

仅就理学本身来看，这种解释可以成立；不过从史料来看，关于赵复北上的叙述过于单一，都源自姚枢从子姚燧的记述。作为理学在北方的第一门徒，姚枢于1241年辞官归隐辉门(今河南辉县)，在家研读理学书籍，践履理学家制作的儒家礼仪。姚燧则与赵复之子赵月卿情谊深厚，赵复的生平在姚燧笔下自然不同凡响。除此以外，赵复与元好问趣味不投，与郝经酬答频繁，而后者是元代理学的重要人物，因此可以佐证赵复北上事迹的材料并不多。那么姚枢于筹建太极书院的同时在燕京弃官，为何不直接进入太极书院秉执理学大旗，却离开燕京自筑门户？赵复凭一介儒生，又持新学，如何可能甫至北方既已立足?这些疑问都要求对当时的历史和思想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

二、 执柄者杨惟中

《宋元学案》中《鲁斋学案》首列“隐君赵江汉先生复”，全祖望案：“河北之学，传自江汉先生，曰姚枢，曰窦默，曰郝经，而鲁斋其大宗也，元时实赖之，述鲁斋学案。”【6】儒学史认为赵复之后有姚枢、窦默、郝经，元代儒学至许衡大开门庭。从身份来看，赵复、许衡是儒士，而姚、窦、郝三人都是官员而不是学者。

(姚枢)少力学，内翰宋九嘉识其有王佐略，杨惟中乃与之偕觐太宗。【7】

适中书杨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释之士，(窦)默乃北归，隐于大名，与姚枢、许衡朝暮讲习，至忘寝食。【8】

(周子)祠既成，适(郝)经贰于公(杨惟中)而征铭焉，遂序其事而为之铭。【9】

此三人的生平都牵涉到了杨惟中。他就是俘获赵复战役中的主事官，姚枢只是他的副手，赵复传中说他“闻复论议，始嗜其学，乃与枢谋建太极书院”。【10】郝经盛赞杨惟中是“吾道赖以不亡，天下复见中国之治”的关键人物。那么杨惟中在理学北传中起了什么作用?

扬惟中(1205～1259)，“字彦诚，弘州人。金末，以孤童子事太宗，知读书，有胆略，太宗器之。皇子阔出伐宋，命惟中于军前行中书省事。克宋枣阳、光化等军，光、随、郢、复等州，及襄阳、德安府，凡得名士数十人，收伊、洛诸书运燕都，立宋大儒周敦颐祠，建太极书院，延儒士赵复、王粹等讲授其间，遂通圣贤学，慨然欲以道济天下”。【11】他从小追随窝阔台，及长受赏识担任要职。虽然他“知读书”，但具体是什么书不明。史载“有二道士争长，互立党与，其一诬其仇之党二人为逃军，结中贵及通事杨惟忠，执而虐杀之。楚材按收惟忠。中贵复诉楚材违制，帝怒，系楚材；既而自悔，命释之”。【12】这条记载表明杨惟中曾经担任过通事，而且因为牵涉道教内部争衅被耶律楚材逮捕。耶律楚材正是蒙古灭金时保存中原儒学余脉的关键人物。

公元1233年，窝阔台南征至汴，金将崔立开城投降，耶律楚材领中书省，“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第五十一代孙孔元措，奏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由是文治兴焉”。 【13】此为金元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象征儒学道统的孔子后裔得到蒙古承认，耶律楚材也因此留下扶续儒学传统的美名。然而，孔元措归顺蒙古统治者后，所做的是为国家典祀筹备礼乐，虽然是汉地的仪制，却是为蒙古族的祭天仪式所准备的。“(太宗)十二年夏四月，始命制登歌乐，肄习于曲阜宣圣庙。”【14】这是他在史册留下的最后记录，其后孔子嫡裔几无成器者。

耶律楚材虽然扶持儒学，但本人却好佛，视道教为外道。公元1241年窝阔台崩，皇后乃马真氏称制，不喜耶律楚材。1244年，耶律楚材在任上去世，杨惟中继任，拜中书令，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取得了实际的权力：

庚子、辛丑间，中令杨公当国，议所以传继道学之绪，必求人而为之师，聚书以求其学，如岳麓、白鹿建为书院，以为天下标准，使学者归往，相与讲明，庶乎其可，乃于燕都筑院，贮江淮书，立周子祠，刻《太极图》及《通书》、《西铭》等于壁，请云梦赵复为师，右北平王粹佐之，选俊秀之有识者为道学生。推本谨始，以“太极”为名，于是伊洛之学遍天下矣。【15】

“庚子、辛丑”是1240至1241年，“杨公”即杨惟中。他显然置耶律楚材所保留的中原儒学正脉于罔闻，即使在孔元措已经获得了窝阔台汗认可的情况下，又另请南宋赵复，还在燕京建立太极书院和周子祠，难道真的是为理学思想所倾倒吗?

回顾蒙古军至德安府，诏曰“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士”，其中“儒”列于道释之前，位居首位，仿佛在搜求中特别留意儒生。而公元1237年颁布《选试儒人免差》，蒙古统治者才意识到“民间应有儒士”，【16】彼时重儒似乎为时尚早。又如《元典章》载至元十三年(1276)元统一南宋时所颁诏书内一款：“至元十三年二月丁未诏：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僧、道、儒、医、卜筮，通晓天文历算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闻。”【17】“儒”位于“僧、道”之后，若按儒的地位来说，比之赵复当年已有巨大提升，为何位次反列于后?只能以蒙古统治者对待汉人身份的习惯性顺序来理解。再如延祐元年(1314)一通关于道旁栽树的官文，其顺序也是“僧、道、医、儒”。【18】可见，只有出自理学的记载，“儒”才会被置于首位。而杨惟中起初并无着意搜访儒生的企图，这与他本身的思想倾向有关。与他经历类似，还有因兵祸少孤，被成吉思汗收养的宣德人刘敏，为忽必烈讲《大学衍义》的赵璧，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通蒙古语，从担任通事涉政，最后身居高位，几乎与蒙古重臣相当，但思想驳杂，并不亲近儒学。那么杨惟中建太极书院，立周子祠，请赵复主讲程朱，“慨然欲以道济天下”之“道”似乎也并非是儒学之道，【19】在他看来这与宣圣祭祀为标志的孔子儒学并不重复，也不冲突。

三、 太极书院还是太极道院

赵复北上至燕，杨惟中与姚枢谋于国子学内建太极书院。燕京国子学诏建于太宗五年(1233)，以前金孔庙为基址，教授蒙古子弟汉语。次年又诏，委任杨惟中为提举，管理国子学，陈时可、李志常为教授。据《析津志》“是时国家草创，权就燕京文庙，以道士兼教汉儿文字。惟中讳彦诚，洪州人，时为中书令领省事，宪宗己未卒。时可，燕京人耶律中书所荐。志常，亦儒者避难为道家者流，濮州人”。【20】从国子学的管理者和教师的思想倾向来看，全真教占据主导，可谓“城新刳于兵，学官怵于老氏之徒”。【21】结合杨惟中先前与道士结朋的事迹来看，可推断他所理解的汉地之学主要还是全真道。

因此杨惟中以“太极”命名书院，旨在“推本谨始”，十分值得玩味。被尊为“道学宗主”的周敦颐提出“无极而太极”，为朱熹极赏，称“无极二字，乃是周子灼见道体”。【22】而“太极”则源于《庄子》，见于《周易·系辞上》，即《老子》“道生一”所指，与道家联系甚密，程朱一派，二程不言太极，朱子云“太极只是一个理字”。【23】以“太极”为名似乎并未切中理学要害。再看太极书院中“立周子祠，刻《太极图》及《通书》、《西铭》等”，其中《太极图》实为“邵子太极图”，【24】而不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这就牵涉到宋代易学中的易图问题。按照南宋初朱震呈给宋高宗的《进周易表》：“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故雍著《皇极经世》之书，牧陈天地五十五之数，敦颐作《通书》。”【25】这段公案引起很多纷争，但据此可知邵雍传的是《先天图》，而周敦颐传的是《太极图》，而且邵雍《先天图》、刘牧《河图洛书》和周敦颐《通书》最为重要，周氏《太极图》其次。这与太极书院所刻“邵子太极图”和周子《通书》相吻合，那么太极书院里刻的“邵子太极图”又是什么呢?邵雍子邵伯温说：“其(邵雍)学主于意、言、象、数，四者不可阙一，其理具见于圣人之经，不烦文字解说，止有一图以寓其阴阳消长之数与卦之生变，图亦非创，意以作孔子系辞述之明矣。呜呼，真穷理尽性之学也。先君之学虽有传授而微妙变通，盖其所自得也，能兼明意、言、象、数之藴而知易之体用，成卦立爻之所自。”【26】所谓“虽有传授”指的是邵雍之学传自陈抟，明确其学的精华凝结在他的先天图里。朱熹也说：“(邵子)《先天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盖方士技术用以修炼，《参同契》所言是也。”【27】朱熹对邵雍先天易学十分推崇，列入《周易本义》卷首九幅易图之中，题名“伏羲八卦方位图”(见下)：【28】

图中正中心具有“太极”字样，若以此图刻于石上，立于全真道主持的国子学，殊为洽合。北方文士对陈抟并不陌生，赵秉文《希夷先生祠堂记》：“(希夷)先生之道之行……得先天之学以授种徵君，以数授李挺之，挺之传邵康节，康节著以为《皇极》书，周濂溪又以为《太极图》，而《易》道复兴。”【29】不仅称道士传教为 “行道”，还认为邵雍之学在周敦颐之先，两人功绩在于复兴《周易》。而且《周易》是道教内丹的重要典籍，与邵雍先天图关系甚深。【30】“孔子赞《易》，以为《易》有太极。一再传至于孟子，后之人不得其传焉。至宋濂溪周子，创图立说，以为道学宗师，而传之河南二程子及横渠张子，继之以龟山杨氏、广平游氏，以至于晦庵朱氏。中间虽为京、桧、促胄诸人梗踣，而其学益盛，江、淮之间，粲然洙、泗之风矣。”【31】可见，理学的传承在郝经看来也是传《易》的谱系。

再看杨惟中为赵复安排的副手王粹。

王粹，字子正，北平巨族也。才高而学赡……甲午(1234)，杨侯彦诚被命召集三教医卜等流……杨侯独迎先生至燕，遇真常大宗师(李志常)，即北面事之，执弟子礼，居长春宫，真常遇之甚厚……年四十余，以癸卯九月无疾而逝。【32】

杨惟中对王粹非常看重，“独迎”至燕，与姚枢力保赵复北上在同时。全真道道士李志常时任都道录兼领长春宫，于1238年嗣主道教事，被朝廷封为“玄门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王粹拜入其门下，且李“遇之甚厚”，可见王粹是一个纯正的道士，且在他的生平中对“太极书院”只字未提。癸卯为1243年，距离太极书院建立仅年余，而郝经在《哀王子正》中写道：“拟见斯文还太极，遽收浩气反元精。世无程邵知音少，云黯燕山恨不平。”原注：时方作太极书院未毕。王子正即王粹，他去世时不仅太极书院还未竣工，而且在郝经看来，他虽然是理学的知音，却是作为道士来认同，而不是服膺理学的传播者。元好问有《赠司天王子正二首》，其中小传写道王粹“主太极道院”。【33】可知“太极书院”在元好问的眼中，以“道”瞩目，又以培养“道学生”为宗旨，是一个“道学”的传播机构。理学初传北方，其学理与全真道教旨的界限并不分明，这促成理学得以比较快地进入学人视野。而赵复此时的处境，更像是隶属于全真道管辖下的国家教育机构里的一个研究室。【34】

四、 倚教传学：理学初传北方的身份

身处燕京的赵复很清楚，是时全真道正掌握着北方的教权，而在朝廷中的汉人也主要是前金文士，三教合一是他们秉持的论调，他们认同“道”是为学的根本，同时自许继承北宋的文化传统，在儒学的经义、事功和心性上皆有胜于南来的“道学”。【35】那么理学要想获得认可，必须展示其更为精湛的道论和道行，还有背后千年道统的支撑，理论和历史缺一不可。

姚枢的归隐和赵复的离去都说明太极书院并没有在理学北传之初实现当初筹建时的期许。不仅是因为再没有像杨惟中这样的高官鼎力扶持，即使在南宋得到理宗的公开表彰，理学在朝野仍被目为空谈不学，自以为是之辈，并未获得普遍认可。朱熹故里后人方回说：“今之为士者一切不讲，惟诗词之学仅存。予朱子之乡晚出者也，仕而归老，去朱子之殁未百年，求所谓义理之学者不一见焉。”【36】北方儒士同样有此感受：“解《论语》者有三过焉：过于深也，过于高也，过于厚也。圣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久。学者求之太过，则其论虽美，而要为失其实。”【37】元人周密也说：“尝闻吴兴老儒沈仲固先生云：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扞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其所读者，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东西铭》、《语录》之类，自诡其学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38】汉唐儒学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得君行道为最高理想，追求经国事功，以此为天下大道。宋代理学以理义心性为纲目，注重个人修养，以内向自证为通达天道之本。理学高蹈的内向探索确实使儒学的理论更加精致，但是这与其自称接续孔孟统绪的合法性却受到质疑，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儒学作为治国理政的实学面向被轻视甚至取消。即使是郝经，虽然对赵复尊奉有加，但细读其文，依然表露出对“道学”的质疑。

自六世祖某，从明道程先生学，一再传至曾叔大父东轩老，又一再传及某。其学自《易》、《诗》、《春秋》、《礼》、《乐》之经，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之伦，大而天地，细而虫鱼，迩而心性，远而事业，无非道也，然未尝以道学为名焉尔……周、邵、程、张之学，固几夫圣而造夫道矣，然皆出于大圣大贤，孔孟之书未有过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传者，独谓之道学，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学不谓之道学，皆非邪?孟、荀、扬、王、韩、欧、苏、司马之学，不谓之道学，又皆非邪?故儒家之名立，其祸学者犹未甚，道学之名立，祸天下后世深矣。岂伊洛诸先生之罪哉?伪妄小人私立名字之罪也。其学始盛，祸宋氏者百有余年。今其书自江汉至中国，学者往往以道学自名，异日祸天下，必有甚于宋氏者。【39】

郝经六世祖亲炙于程颢，其父郝天挺为元好问师，自然有理由对南来的理学发表看法，他指出北宋二程并没有自称道学，而南宋那些自称道学之辈却祸以亡国，若倡此学，必重蹈覆辙。其中隐含了对舍经学而尚理学的学风的批评，而这也是理学无法回避的不足。

有鉴于此，赵复一开始便对理学的形象作了修整，虽然同时已有杨惟中板行《四书》、田和卿刻《尚书》、《诗折衷》、《周易程氏传》、《书蔡沈传》、《春秋胡传》，【40】但是赵复并没有推广这些理学基本经典。为了减少传播的阻力，他避开理学空谈性理，把重点放在人物和事迹上。

以周、程而后，其书广博，学者未能贯通，乃原羲、农、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孔子、颜、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张、朱氏所以发明绍续者，作《传道图》，而以书目条列于后；别著《伊洛发挥》，以标其宗旨。朱子门人，散在四方，则以见诸登载与得诸传闻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师友图》，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颜渊言行，作《希贤录》，使学者知所向慕，然后求端用力之方备矣。【41】

赵复在讲授中发现，北方学人并不能领会周敦颐和二程及之后理学著作的真正要旨，原因在于北人问学从五经入门，以历代经典注疏为主轴，而理学著作则自立为说，把五经的内容作为自证的材料，所以“学者未能贯通”。于是他作《传道图》，将周程之学上绍远古圣人，接以孔孟，将书目附载于后，明确理学与传统儒学的一贯性。又将晚近的五十三位朱子门人收入《师友图》中，完善理学的传承谱系；还著《希贤录》汇集这些传道者的事迹，以丰富《传道图》和《师友图》。宣德人梁枢“徒步往从之，既见，得复所书《希贤录》读之，叹曰：伊尹、颜回，心同道同，希之在我也”。【42】赵复又“撰其所闻为书，刻之目曰《伊洛发挥》，印数百本载之南游，达其道于赵魏东平，遂达于四方”。【43】郝经说：“(赵复)今也历汴、洛，睨关、陕、越晋、卫，观华夏之故墟，睹山川之形势，见唐、虞、三代建邦立极之制，齐鲁圣人礼义之风，接恒、岱之旷直，激燕、赵之雄劲”，【44】“《伊洛发挥》一书，布散天下”。【45】可见《伊洛发挥》是赵复传播理学最重要的书籍，此书在赵复传中提及时属为“别著”一词，此“别”字让人立即联想到朱熹所著《伊洛渊源录》。【46】《宋史·艺文志》有“《伊洛渊源》十三卷”，【47】书名无“录”字，与赵复此书恰好呼应，就不得不产生这样的疑问：赵复为何不直接印行《伊洛渊源录》，而要“发挥”朱熹道统之作?是否此书于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并无益处，但为了不违背程朱宗旨，才另著一书以为变通?

从赵复的行迹和至燕后慕名拜门的弟子来看，赵复具有雄辩才能和学者魅力，确实吸引众多学人，然而《希贤录》和《伊洛发挥》似乎更像是布道的书籍，旨在引导学人放弃世俗归于内向的精神追求，以显示理学的独特之处，严格说来偏离了程朱理学最核心的思想。另一方面，理学家的经学著述，赵复仅“尝手出一二经传集、《春秋胡氏传》”，【48】至于“一二经传”为何，语焉不详。赵复的这些著作都已不存，以及他的学术观点几乎未被之后元儒提及，从而勾勒出赵复在北上之初，倚借全真道传播理学的印象。

孔老之教，并行乎中国，相源乎至道……天下无二道，圣人不两心……凡接人初机，必先使读《孝经》、《道德经》。又教之以孝谨纯一，及其立说多引六经为证据……皆所以明正心诚意，少私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教也。【49】

全真道立教以孔、老并重，既读儒家经典，也参老子之说，既通晓六经，更重视修养，从理论的内容来说与前金士人所知的北宋诸子的思想并无根本矛盾；且赵复拒绝忽必烈诏安，隐逸意愿强烈，【50】与“不苟禄士，常喜诗酒，陶陶自乐，而不屑世务” 【51】的道士气质相去不远，这也是他能够在短时间内为人注意，在北方游历不被视为异类的原因。

五、 结语：教以知名 学以立朝

淳祐元年(1241)，宋理宗颁诏“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52】北宋五子取代被罢黜的王安石，获得从祀孔庙的资格。几乎与此同时，蒙古汉臣杨惟中将南征所俘的儒生赵复安置在国子学中，以太极书院作为聚藏理学书籍和讲学的场所，他对理学的扶持并非出于对程朱之学的倾心，而意在充实全真教权。这种带有强烈政治意味的操作，旨在迎合蒙古统治者不分教学，“在意告天”的文化取向。赵复倚借全真教的势力，凸显理学的宗教面向，通过对天道的阐发和道行的展示来吸引信众。因此理学在初期特别强调道统和圣徒，这与唐韩愈提出道统时强调学术的方面完全不同。燕京周子祠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是南宋绍兴初首建濂溪祠后唯一不在南宋境内的周敦颐祠，其意义与南宋诸濂溪祠也不相同，理学因为周敦颐学说的特殊性获得了深入北方的机会。

另一方面，1241年姚枢归隐辉州苏门，与许衡、窦默相与问学，“自版小学、书、语、孟、或问、家礼”。【53】与赵复着重道统和圣贤不同，他对朱熹的著述更为重视，其中小学、家礼为践履，为日后许衡主国子监所用。可见北上理学在赵、姚之间已有不同。姚枢、许衡和窦默继承的是理学中尚实的一面，也就是治国理政的学问，虽然不为蒙古统治者所喜，但又使理学中学的面向成为主干。可以说，金末元初理学北传中赵复与姚、许并非先后接续的关系，而是理学的不同面向在历史际遇中各自发展的结果。

注释
1 重要的研究有[日]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识人与科举》，《史林》1959年第6期；陈高华：《理学在元代的传播和元末红巾军对理学的冲击》，《文史哲》1976年第2期；[美]狄百瑞：《元代道学的兴起》，《道学与心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1年；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元史论丛》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周良霄：《程朱理学在南宋、金、元时期的传播及其统治地位的确立》，《文史》第37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等。
 
2《元史》卷一八九《赵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313～4314页。
 
3姚燧：《序江汉先生事实》，《牧庵集》卷四，四部丛刊初编本。
 
4[美]狄百瑞：《元代道学的兴起》，第2页。
 
5“就理学在华北传播的规模而言，1235年前后，则确实有明显的不同。”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
 
6《宋元学案》卷九〇，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994页。
 
7《元史》卷一五八《姚枢传》，第3711页。
 
8《元史》卷一五八《窦默传》，第3730页。
 
9郝经：《周子祠堂碑》，《郝文忠公陵川集》卷三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1页。
 
10据周良霄《赵复小考》，太极书院建在太宗十二三年，《元史论丛》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周子祠堂碑》言“适经贰于公”，不见于《元史·郝经传》。又，“(宪宗九年，己未岁)，乃以杨惟中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使，(郝)经为副，将归德军，先至江上，宣布恩信，纳降附。”《元史》卷一五七《郝经传》，第3699页。
 
11《元史》卷一四六《杨惟中传》，第3467页。
 
12《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第3462页。注(二)：通事杨惟中，《蒙史》改“忠”为“中”，并注云：“杨惟中旧《传》云奉命使西域三十余国，故当时有通事之目。”第3468页。
 
13《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第3459页。
 
14《元史》卷六八《礼乐志二》，第1691页。
 
15郝经：《太极书院记》，《郝文忠公陵川集》卷二六，第373页。
 
16《庙学典礼》卷一《选试儒人免差》：“儒人二十年间学问方成……今来文风不振，所据民间应有儒士”。王颋点校：《庙学典礼》，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页。
 
17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5页。
 
18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第1979页。
 
19郝经：《杨惟中神道碑》，《郝文忠公陵川集》卷三五，第493页。孙克宽认为杨惟中是理学北传的“媒介人物”。见氏著：《元代汉文化之活动》，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8年，第157页。
 
20《析津志辑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99页。
 
21马祖常：《大兴府学孔子庙碑记》，《元文类》卷一九，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43页。
 
22朱熹：《答陆子静》，《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六，《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68页。
 
23《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朱子全书》第14册，第114页。
 
24《畿辅通志》卷一三九《金石二》，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第4596页。
 
25朱震：《汉上易传》，台北：广文书局，1974年，第8页。
 
26邵伯温：《易学辨惑》，《邵雍全集》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3页。
 
27《朱子语类》卷一〇〇，《朱子全书》第17册，第3352页。
 
28《周易本义》，宋咸淳元年吴革刻本。
 
29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附补遗》，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86页。
 
30黄百家说：“《先天卦图》传自方壶，谓创自伏皇。此即《云笈七签》中云某经创自玉皇，某符传自九天玄女，固道家术士托以高其说之常也。先生得之而不改其名，亦无足异，顾但可自成一说，听其或存或没于天地之间。乃朱子过于笃信。”(《宋元学案》卷一〇《百源学案下》，第413页)王夫之也说“考邵子之说，创于导引之黄冠”(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一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66页)。
 
31(30)郝经：《太极书院记》，《郝文忠公陵川集》卷二六，第373页。
 
32(31)李道谦：《恕斋王先生事迹》，《甘水仙源录》卷七，《道藏》第19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北京：文物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84页。
 
33元好问编：《中州集》庚集卷七，“王元粹小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81页。
 
34周良霄指出：“我怀疑杨惟中在燕京初兴理学时，特别把周敦颐抬出来，给予教主似的尊崇，对于当时气焰方张，把持学宫的全真道，多少含有企求取容的用意在内，以图减少阻力。因为在当时条件下，把宋人的一套堂而皇之地搬到燕京来宣扬，其惊世骇俗而引起反对是很自然的。”《程朱理学在南宋、金、元时期的传播及其统治地位的确立》，《文史》第37辑，第21页。
 
35邱轶皓指出：“与‘道学’不同，‘心学’更多地成了金代儒学的自称。”参见《吾道——三教背景下的金代儒学》，《新史学》2009年第四期。
 
36方回：《吴云龙诗集序》，《桐江续集》卷三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王若虚：《论语辨惑》，《滹南遗老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18页。
 
38周密：《道学》，《癸辛杂识》续集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4页。
 
39郝经：《与北平王子正论道学书》，《郝文忠公陵川集》卷二三，第337～338页。
 
40姚燧：《姚枢神道碑》，《元文类》卷五〇，第873页。
 
41《元史》卷一八九《赵复传》，第4314页。
 
42《畿辅通志》卷二一五《元五·梁枢》，第6826页。
 
43杨宏道：《送赵仁甫序》，《小亨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4郝经：《送汉上赵先生序》，《郝文忠公陵川集》卷三〇，第412页。
 
45郝经：《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郝文忠公陵川集》卷二四，第342页。
 
46《伊洛渊源录》成于南宋乾道九年(1173)，收录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等人的行状、墓志铭、遗事等资料，是朱熹构建理学道统的重要著作。
 
47《宋史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5页。元鄂刻本黄清老和苏天爵两序都称《伊洛渊源录》，元吴刻本李世安序称《伊洛渊源》，明成化刻本张瓉序称《伊洛渊源》。《朱子全书》第12册，第1114～1117页。
 
48吴莱：《春秋通旨后题》，《渊颖集》卷一二，四部丛刊景元至正本。
 
49李道谦：《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甘水仙源录》卷一，《道藏》第19册，第725页。
 
50据周良霄《赵复小考》，赵复最后终老之所于史无法确定。《元史论丛》第五辑，第197页。
 
51李道谦：《丹阳真人马公登真记》，《甘水仙源录》卷一，《道藏》第19册，第727页。
 
52《宋史》卷四二《理宗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21页。
 
53姚燧：《姚枢神道碑》，《元文类》卷五〇，第8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