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娅】董仲舒的“春秋”观 ——观念史与史学史的考察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21-04-23 19:53:23
标签:《公羊传》、《左传》、《谷梁传》、春秋、董仲舒

董仲舒的“春秋”观

——观念史与史学史的考察

作者:张俊娅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作者简介:张俊娅(1977-),女,陕西咸阳人,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在读博士。

 

《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特约主持人按语:

 

董仲舒是西汉公羊学大家,《史记·儒林列传》称:“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其对当时和后世的学术影响都非常大。张俊娅博士立足于《春秋繁露》文本,梳理并分析其中的《春秋》经传叙事特征。

 

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董仲舒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会长

董子学院、董仲舒国际研究院、董子讲坛首席专家

 

余治平

 

摘要:《春秋》在先秦包含三个概念,一是百国春秋,二是孔子所修的《春秋》,三是《左氏春秋》。西汉董仲舒是春秋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春秋》概念是为《春秋》“正名”的重要里程碑。探究发现,董仲舒是一个纯粹的公羊学家,他所说的《春秋》是指《春秋》经与《公羊传》;他的学说中有《左传》因素,是因为他视《左传》为史料;他的学说中有《谷梁》的因素,是因为七十子及后学的口传原因。从他的《春秋》概念可知,西汉时《春秋》始分为三家。

 

关键词:董仲舒;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左传》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1.02.009

 

在今天看来,《春秋》就是孔子据鲁国国史所修的《麟经》,但在先秦数百年间,孔子所修之《春秋》(后文称之为《春秋》)与百国史书《春秋》、《左氏春秋》(后文称之为《左传》)的概念相互混淆,直至西汉立《春秋》博士,《春秋》的概念仍然不明晰。笔者以为,《春秋》概念的明确,是春秋学史上的重要问题之一。对此问题,以往学者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很少有人涉猎。作为西汉春秋公羊学博士,董仲舒在春秋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因而探究董仲舒的《春秋》概念,是为《春秋》“正名”的重要里程碑。

 

董仲舒的《春秋》概念,是指董仲舒眼中的《春秋》是什么。是那本孔子所修的只有1.8万字的书吗?《春秋》仅有1.8万字,而记录240年间事,简略如此也就只能如同今日的新闻标题,王安石所谓断烂朝报者也。没有三传,如何识得《春秋》之奥、圣人之意。因此,三传因《春秋》而产生且得名(《左传》则不然,此处仅为概说);《春秋》借三传得以揭示与流传。因此董仲舒的《春秋》概念也绕不开三传的因素。众所周知,个人对于事物的观点态度总是受其所处的时代、个人的学识与素养的影响,而个人对于事物的观点主要显示于他的著作、言谈、待人接物甚至于情感态度之中。斯人已乘黄鹤去,不废文章万古流。对于董仲舒的《春秋》概念的探究,需循其著述而开展,考察与分析董仲舒对《春秋》经传的事、文、义的称引,厘清《春秋》在西汉时被认知的情况。

 

一、《春秋繁露》中的《春秋》

 

孔子之前就有百国春秋,孟子所谓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孟子·离篱下》),《墨子》所谓的鬼故事著在周、燕、宋、齐之春秋是也(《墨子·明鬼下》)。战国之际,《左氏春秋》与孔子所修的《春秋》也并行于世。孔子之后的数百年间,在历代孔门弟子的口授笔传下,孔子所修之《春秋》才逐渐从百国《春秋》中脱颖而出。而至西汉之际,《春秋》的概念仍然与三传有混淆现象。《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代表作,探究其中的《春秋》概念,是了解董仲舒《春秋》概念的必由之路。《春秋》在《春秋繁露》中出现128次,可分为《春秋》经与《公羊传》。

 

(一)《春秋》指《春秋》经

 

通过对《春秋繁露》中“春秋”一词的爬梳,将与《春秋》有关的描述整理分析可知,其中的《春秋》包括两种情况,确指《春秋》经和概说《春秋》经。第一种情况是指在《春秋》中能找到具体的对应的经文:

 

《春秋繁露·楚庄王》篇曰:“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春秋贬其文,不予专讨也。”《春秋》经宣公十一年:“楚人杀陈夏征舒。”《公羊传》云:“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不与外讨也?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讨也。”《春秋繁露》称“《春秋》贬其文”,是指《春秋》经文中将“楚子”称为“楚人”。因此此句中的“春秋”就是指《春秋》经。

 

《春秋繁露·玉杯篇》曰:“今赵盾弒君,四年之后,别牍复见,非《春秋》之常辞也。”赵盾弒君之事见于宣公二年《春秋》经文:“晋赵盾弒其君夷嗥。”宣公六年经文又曰:“晋赵盾、卫孙免侵陈。”《春秋》常辞是贼不复见,《春秋》违反此常辞,赵晋又于四年后再次出现于《春秋》。联系两年的经文,则“非《春秋》之常辞也”一句中的“春秋”就是指《春秋》经。

 

《春秋繁露·楚庄王》篇的:“《春秋》曰:‘晋伐鲜虞。’”与昭公十二年《春秋》经文完全一致。

 

此上《春秋繁露》中提到的《春秋》,寻其源头,或者其文,或者其事,均在《春秋》经中能找到对应的出处,则其指《春秋》经无疑。

 

第二种情况往往是对于《春秋》的概括总结与评论,如:

 

《春秋》常于其嫌得者,见其不得也。(《春秋繁露·楚庄王》)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春秋繁露·楚庄王》)

 

《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春秋繁露·竹林》)

 

可见,这类概说一般关乎春秋大义或春秋笔法,是从总体上概说《春秋》的性质或特征,也应归纳为确指《春秋》经。

 

(二)《春秋》指《公羊传》

 

《春秋》指《公羊传》,是指董仲舒说的是《春秋》,但是循着文意与事例来看,其指向是《公羊传》。《春秋繁露》中这种情况颇多,举例如下:

 

《春秋繁露·玉杯》篇曰:“春秋讥文公以丧取。”《春秋》讥文公丧取之事,见于《公羊传》文公二年。《春秋》经:“公子遂如齐纳币。”语句客观平实,未见褒贬讥讽之意。《公羊传》则曰:“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丧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则何讥乎丧娶?三年之内不图婚。”可见董仲舒是径直将《公羊传》称为《春秋》。

 

《春秋繁露·竹林》篇曰:“司马子反为其君使,废君命,与敌情,从其所请与宋平,是内专政而外擅名也。专政则轻君,擅名则不臣,而《春秋》大之。”司马子反私自与宋国言和之事见于《春秋》宣公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楚庄王围宋城,而军粮只能支撑七天之用,庄王让司马子反去窥探宋国城中情况。司马子反在探查中遇到宋国华元,华元说城中人“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司马子反闻此起恻隐之心,与华元说和而退兵。《春秋》经称“宋人”“楚人”是为贬,因为“平在大夫”。为何董仲舒说“《春秋》大之”?“为其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春秋繁露·竹林》)。《公羊传》中:“外平不书,此何以书?大其平乎已也。”可见,《春秋》经持贬的态度,而《公羊传》则含褒的观点。显然,董仲舒接受的是《公羊传》的态度,这是董仲舒将《公羊传》称为《春秋》的一个典型案例。

 

《春秋繁露·郊事对》篇曰:“《春秋》曰:‘鲁祭周公,用白牡。’”鲁国用白牡祭祀周公,见于《公羊传》文公十三年:“鲁祭周公,何以为牡?周公用白(牡)。”是董仲舒直接将《公羊传》称为《春秋》。

 

由以上分析可知,董仲舒有径直将《公羊传》称为《春秋》的现象。董仲舒时已立春秋公羊学博士,因此在他看来,表达的就是经的意思,有时就混而为一了。与董仲舒同属西汉而稍后的学者刘向也有称传为经的现象。徐复观说:“刘向以《公羊》《谷梁》所传者为能得《春秋》立意。故对两传,极少数称‘传曰’,大多数即称《春秋》或《春秋》曰。”[1]53这与董仲舒径直称传为经同理。

 

二、《春秋繁露》中的“传”

 

前文考察董仲舒关于《春秋》的概念,主要是从董仲舒所说的“春秋”所指入手。《春秋繁露》依《春秋》而命名,其所述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围绕《春秋》无疑,那么《春秋繁露》中的“传”亦应围绕《春秋》而言。但是,细究《春秋繁露》中的“传”,不尽如此。笔者认为,另开一路,从《春秋繁露》所说的“传”来考证董仲舒关于《春秋》的概念才会臻于至善。现以《春秋繁露》中“传曰”为导向,由传溯源经,双向探究董仲舒的《春秋》概念。

 

(一)传为《公羊传》与无传之传

 

据笔者统计,“传”于《春秋繁露》共出现17次,可分为《公羊传》与无传之传两类。

 

第一类:“传”指《公羊传》,凡12见。举两例:

 

《春秋繁露·玉英》篇有“传曰:‘臧孙许与晋却克同时而聘乎齐,按经无有,岂不微哉。’”此内容见于成公二年《公羊传》。

 

《春秋繁露·王道》篇有“传曰:‘古者不盟,结言而退。’”见于桓公三年《公羊传》。

 

第二类:“传”在三传中均未找到,有五例。举两例如下:

 

传曰:“轻为重,重为轻,非是之谓乎?”(《春秋繁露·玉杯》)

 

传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董仲舒于《春秋繁露》中17次提及“传”,其中有12次指《公羊传》,董仲舒为春秋公羊学大师,他所说的传多指《公羊》乃自然。而这些在三传中找不到出处的传,应该是董仲舒自己的阐发,亦有可能是汉代将所有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均称为传。苏舆曰:“(《春秋繁露》)之于传,阐发为多。”[2]2这种情况在汉代其他学者中也时有发生。徐复观说:“(刘向)但凡以‘春秋’之名所称之传,皆属于《公羊》《谷梁》,乃至于董仲舒之《春秋》说。”[1]53日本学者本田成之说:“把诸子百家之说,或贤人所书叫作‘记’或‘传’,而以圣人的六经或五经叫作‘经’。”[3]所见略同。

 

(二)董仲舒对《左传》与《谷梁》的引用

 

《汉书·五行志》言:“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4]1317司马迁亦言:“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5]3128是董仲舒为公羊大师,世人皆知。然而身为公羊大师,董仲舒《春秋繁露》中频见《左传》与《谷梁》事与义,或者明引其文,或者暗用其意。如下:

 

《春秋繁露》对《左传》的引用:《春秋繁露》全文,未提及《左传》,但引用了《左传》中之事。

 

《春秋繁露·王道》篇说:“(楚灵王)有行暴意,杀无罪臣成然,楚国大懑。公子弃疾卒令灵王父子自杀而取其国。”事见于《左传》昭公十三年。楚灵王屡次不礼遇臣下,他任令尹时,杀死大司马薳掩而夺取了他的家产;即位后又夺取薳居的田地;把许国迁走但是把许围留下作为人质;洧的父亲战死,灵王不让洧奔丧而让他守城,又夺蔓成然的封邑。因此楚国人大怨,纠集力量,以公子弃疾为首,攻入王室,杀死灵王的两个儿子,灵王就此自杀。事件起因结果均与《左传》相同,只是《左传》详细而《春秋繁露》简略。

 

《春秋繁露·五行相胜》篇有“(司农)不劝田事,搏戏斗鸡,走狗弄马”。事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季氏与郈氏斗鸡,季氏为其鸡戴上盔甲,郈氏为其鸡套上金属的爪子。董仲舒述其大致而嘲讽二者不以政事为要的行径。

 

尽管董仲舒引用了《左传》中的事,但他既未说明是“春秋”,也未说明是“传”。可见,董仲舒视《左传》为史料,不认为《左传》是《春秋》之传。《汉书·楚元王传》云:“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4]1976为何诸博士不肯置对,是因为众大家不认为《左氏》是传《春秋》之作。清代刘逢禄考证这段话亦说:“此时尚称《左氏春秋》,则歆初年尚未改旧名也。博士不肯置对者,以《逸书》十六篇绝无师说,谓《左氏》为不传《春秋》也。”[6]刘氏此说,可谓灼见。

 

《春秋繁露》对《谷梁》的引用:《春秋繁露》对于《谷梁》亦有引用,但仅见于语义。

 

杨树达说,董仲舒通《春秋》之学,是有汉一世大儒,其《春秋繁露》一书,皆述公羊家说,然而亦时时用谷梁义[7]360。

 

例一见于《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五石、六鹢之辞是也。”是说《春秋》措辞的严谨与精炼。《谷梁传》僖公十六年曰:“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己。石鶂且尽其辞,而况于人乎?故五石、六鸟之辞不设,则王道不亢矣。”言语不尽相同,但意思一致。亦见于庄公十年《春秋》经:谭子奔莒。《公羊传》曰:“何以不言出?国已灭矣,无所出也。”何休注:“别于有国出奔者。孔子曰:‘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8]此正说明了三传分流,溯源则一,盖孔子确有此言,后人传承则用于不同事例之中。

 

例二见于《春秋繁露·灭国上》篇:“王者,民之所往。”见于《谷梁传》庄公三年:“其曰王者,民之所归往也。”《春秋繁露》语言较《谷梁》更为简练,与《谷梁》中的语词与语意则完全一致。

 

另外,《春秋繁露·顺命》篇两处用《谷梁》意。其一曰:“人于天也,以道受命;其于人,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绝之;不若于言者,人绝之。”见于《谷梁传》庄公元年:“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于人也,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绝之也;不若于言者,人绝之也。”不同之处仅在于介词与语气词的使用与否,语义语序评价完全一致。其二曰:“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号,卑者取卑号。”见于《谷梁传》庄公三年:“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称焉,卑者取卑称焉。”不但意思相同,言语也如出一辙。虽然《公羊传》《谷梁传》皆有,但溯源到头则是第一代宗师孔子,因此两家皆有亦是当然。因此苏舆说:“此篇两用谷梁传,盖师说同与?”[2]404

 

于《春秋繁露》之外,也可见董仲舒关于《谷梁传》之说。《春秋》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公羊》无传;而《谷梁传》曰:“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汉书·五行志》记载董仲舒“以为,言朔不言日,恶鲁桓且有夫人之祸,将不终日也”。《公羊》既无传,明显董仲舒针对《谷梁》而议论。另外,康有为《春秋董氏学》一著[9]、杨树达《春秋繁露用谷梁传义疏证》一文[7]361中,均有举例说明董仲舒用《谷梁传》。徐复观亦举数例说明董仲舒曾习《谷梁传》[1]154。

 

董仲舒用《谷梁传》,亦有可能是《春秋》口传的原因。与前述董仲舒引用《左传》而未明言一样,董仲舒引用了《谷梁传》语义也并未说明,并且董仲舒所说的传中并未包含《谷梁传》,这固然有董仲舒时《谷梁传》尚未著于竹帛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董仲舒只视《公羊传》为传《春秋》之作。

 

(三)董仲舒为何会有两家之说

 

既然董仲舒不认为《左》《谷》两家为传《春秋》之作,按说先秦以至汉代重师承,家法森严,《荀子》有:“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董仲舒也说:“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仅能勿失耳。”[4]2519那么为何董仲舒身为公羊大家而在其《春秋繁露》中屡现他家之说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首先,战国以来,《左传》广泛流传于民间,学者多有采用。苏舆说《左传》固行于民间,通儒多见之矣[2]507。刘正浩于《西汉诸子述<左传>考》自序中,在述列《汉书·贾谊传》《张敞传》《韦玄成传》中引用《左传》情况之后,他说:“足见西汉《左传》一书,内藏秘府,外传民间。”[10]

 

但也应该考虑到,《左传》是史书,其根据就是史事。而史事的流传不只是书面,更广泛的流传形式是以口头方式传播于民间,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近代。现当代以来,全民扫盲、全面普及初级义务教育,才从根本上改变了民间口头传播历史的局面。则上述诸子及史传散文中所引《左传》事、义,似乎也不见得就必定出自《左传》。戴晋新说:“近人或以诸子言及与春秋经传有关的事、文、义来说明彼此间的关系,方法固然不错,但运用时仍有些问题……,忽略了彼此同源的可能性。”[11]就是指出了史书记录史事,而史事不止仅依史书而流传,口说与史书流传的同源就是史事。

 

其次,是《公羊》善于吸收两家之说。《公羊》是开放的《公羊》,并不墨守成规,而游走于两家。董仲舒也是有着开阔视野的通儒,他博览群书而汲取两家精华。廖平则认为在“著于竹帛”之前,《公羊》已有兼有《谷梁》《左氏》义。他说:“学问未有久而不变者,《公羊》传学在鲁、燕之间,又著录稍晚,传习渐染,人思兼取,其杂用《左传》古学,盖在秦火以前,非必汉初弟子所为也。”

 

再者,董仲舒兼用两家,是因为《春秋》口传。三家之说,均可上溯至孔子。孔子口授《春秋》于七十子之徒,至后世分流。《汉书·艺文志》记载:“仲尼思存前圣之业,……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及末世口说流传,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4]1715初孔子教授弟子,以《春秋》为教材,然《春秋》区区1.8万字,何以表达其中的隐曲诲塞。圣人必口说其义,七十子之徒退而言说,世世相传,至于汉初,著于书帛而正式分流。司马迁说:“(孔子作《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5]509苏舆亦说:“春秋诡辞,门弟子当有口说传授。”[2]80因此,孔子著《春秋》,有所忌惮也合乎情理,某些内容只能是口传弟子。七十子之徒均得业师口传,至后世分为三家,既然同出于孔子,因此三家之说彼此有所混同亦为当然。

 

括而言之,通过《春秋繁露》对于“春秋”及“传”的引用来看,董仲舒的《春秋》观念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董仲舒就是一个纯粹的《公羊》学家。他所说的春秋是指《春秋》经与《公羊传》,他所说的传就是《公羊传》。至于他为何将《公羊传》称为《春秋》,是因为在他看来,传所表达的,正是经的意思,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传就与经是一样的。其次,董仲舒的学说中有《左传》与《谷梁》的因素,那是因为他不视《左传》为传《春秋》之作,《左氏》作为一般史书,流通于汉世,董仲舒视它为史料。他的学说中有《谷梁》的因素,是因为七十子之徒之间的渗透与间杂以及口传因素,不能由此而否定董仲舒是一个纯粹的《公羊》学家。再者,《春秋》成为专名,至西汉完成。董仲舒的《春秋》中,不再有含混的泛指史书意义上的《春秋》,《春秋》就是指孔子所修的《春秋》,它与《左传》泾渭分明。最后。三家此时已经分流,董仲舒只视《公羊》为传《春秋》之作。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5.
 
[3]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M].孙俍工,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3.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刘逢禄.春秋左传考证[M].曾亦,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415.
 
[7]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全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8]何休,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64.
 
[9]康有为.春秋董氏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2:96-98.
 
[10]刘正浩.两汉诸子述左传考[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3.
 
[11]戴晋新.先秦诸子的“春秋”观——观念史与史学史的考察[J].理论与史学,2016(1):66-79.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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