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春秋”观

——观念史与史学史的考察

作者：张俊娅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作者简介：张俊娅（1977－），女，陕西咸阳人，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在读博士。

《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特约主持人按语：

董仲舒是西汉公羊学大家，《史记·儒林列传》称：“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其对当时和后世的学术影响都非常大。张俊娅博士立足于《春秋繁露》文本，梳理并分析其中的《春秋》经传叙事特征。

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董仲舒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会长

董子学院、董仲舒国际研究院、董子讲坛首席专家

余治平

摘要：《春秋》在先秦包含三个概念，一是百国春秋，二是孔子所修的《春秋》，三是《左氏春秋》。西汉董仲舒是春秋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春秋》概念是为《春秋》“正名”的重要里程碑。探究发现，董仲舒是一个纯粹的公羊学家，他所说的《春秋》是指《春秋》经与《公羊传》；他的学说中有《左传》因素，是因为他视《左传》为史料；他的学说中有《谷梁》的因素，是因为七十子及后学的口传原因。从他的《春秋》概念可知，西汉时《春秋》始分为三家。

关键词：董仲舒；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左传》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1.02.009

在今天看来，《春秋》就是孔子据鲁国国史所修的《麟经》，但在先秦数百年间，孔子所修之《春秋》（后文称之为《春秋》）与百国史书《春秋》、《左氏春秋》（后文称之为《左传》）的概念相互混淆，直至西汉立《春秋》博士，《春秋》的概念仍然不明晰。笔者以为，《春秋》概念的明确，是春秋学史上的重要问题之一。对此问题，以往学者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很少有人涉猎。作为西汉春秋公羊学博士，董仲舒在春秋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因而探究董仲舒的《春秋》概念，是为《春秋》“正名”的重要里程碑。

董仲舒的《春秋》概念，是指董仲舒眼中的《春秋》是什么。是那本孔子所修的只有1.8万字的书吗？《春秋》仅有1.8万字，而记录240年间事，简略如此也就只能如同今日的新闻标题，王安石所谓断烂朝报者也。没有三传，如何识得《春秋》之奥、圣人之意。因此，三传因《春秋》而产生且得名（《左传》则不然，此处仅为概说）；《春秋》借三传得以揭示与流传。因此董仲舒的《春秋》概念也绕不开三传的因素。众所周知，个人对于事物的观点态度总是受其所处的时代、个人的学识与素养的影响，而个人对于事物的观点主要显示于他的著作、言谈、待人接物甚至于情感态度之中。斯人已乘黄鹤去，不废文章万古流。对于董仲舒的《春秋》概念的探究，需循其著述而开展，考察与分析董仲舒对《春秋》经传的事、文、义的称引，厘清《春秋》在西汉时被认知的情况。

一、《春秋繁露》中的《春秋》

孔子之前就有百国春秋，孟子所谓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孟子·离篱下》）,《墨子》所谓的鬼故事著在周、燕、宋、齐之春秋是也（《墨子·明鬼下》）。战国之际，《左氏春秋》与孔子所修的《春秋》也并行于世。孔子之后的数百年间，在历代孔门弟子的口授笔传下，孔子所修之《春秋》才逐渐从百国《春秋》中脱颖而出。而至西汉之际，《春秋》的概念仍然与三传有混淆现象。《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代表作，探究其中的《春秋》概念，是了解董仲舒《春秋》概念的必由之路。《春秋》在《春秋繁露》中出现128次，可分为《春秋》经与《公羊传》。

（一）《春秋》指《春秋》经

通过对《春秋繁露》中“春秋”一词的爬梳，将与《春秋》有关的描述整理分析可知，其中的《春秋》包括两种情况，确指《春秋》经和概说《春秋》经。第一种情况是指在《春秋》中能找到具体的对应的经文：

《春秋繁露·楚庄王》篇曰：“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春秋贬其文，不予专讨也。”《春秋》经宣公十一年：“楚人杀陈夏征舒。”《公羊传》云：“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不与外讨也？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讨也。”《春秋繁露》称“《春秋》贬其文”，是指《春秋》经文中将“楚子”称为“楚人”。因此此句中的“春秋”就是指《春秋》经。

《春秋繁露·玉杯篇》曰：“今赵盾弒君，四年之后，别牍复见，非《春秋》之常辞也。”赵盾弒君之事见于宣公二年《春秋》经文：“晋赵盾弒其君夷嗥。”宣公六年经文又曰：“晋赵盾、卫孙免侵陈。”《春秋》常辞是贼不复见，《春秋》违反此常辞，赵晋又于四年后再次出现于《春秋》。联系两年的经文，则“非《春秋》之常辞也”一句中的“春秋”就是指《春秋》经。

《春秋繁露·楚庄王》篇的：“《春秋》曰：‘晋伐鲜虞。’”与昭公十二年《春秋》经文完全一致。

此上《春秋繁露》中提到的《春秋》，寻其源头，或者其文，或者其事，均在《春秋》经中能找到对应的出处，则其指《春秋》经无疑。

第二种情况往往是对于《春秋》的概括总结与评论，如：

《春秋》常于其嫌得者，见其不得也。（《春秋繁露·楚庄王》）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春秋繁露·楚庄王》）

《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春秋繁露·竹林》）

可见，这类概说一般关乎春秋大义或春秋笔法，是从总体上概说《春秋》的性质或特征，也应归纳为确指《春秋》经。

（二）《春秋》指《公羊传》

《春秋》指《公羊传》，是指董仲舒说的是《春秋》，但是循着文意与事例来看，其指向是《公羊传》。《春秋繁露》中这种情况颇多，举例如下：

《春秋繁露·玉杯》篇曰：“春秋讥文公以丧取。”《春秋》讥文公丧取之事，见于《公羊传》文公二年。《春秋》经：“公子遂如齐纳币。”语句客观平实，未见褒贬讥讽之意。《公羊传》则曰：“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丧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则何讥乎丧娶？三年之内不图婚。”可见董仲舒是径直将《公羊传》称为《春秋》。

《春秋繁露·竹林》篇曰：“司马子反为其君使，废君命，与敌情，从其所请与宋平，是内专政而外擅名也。专政则轻君，擅名则不臣，而《春秋》大之。”司马子反私自与宋国言和之事见于《春秋》宣公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楚庄王围宋城，而军粮只能支撑七天之用，庄王让司马子反去窥探宋国城中情况。司马子反在探查中遇到宋国华元，华元说城中人“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司马子反闻此起恻隐之心，与华元说和而退兵。《春秋》经称“宋人”“楚人”是为贬，因为“平在大夫”。为何董仲舒说“《春秋》大之”？“为其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春秋繁露·竹林》）。《公羊传》中：“外平不书，此何以书？大其平乎已也。”可见，《春秋》经持贬的态度，而《公羊传》则含褒的观点。显然，董仲舒接受的是《公羊传》的态度，这是董仲舒将《公羊传》称为《春秋》的一个典型案例。

《春秋繁露·郊事对》篇曰：“《春秋》曰：‘鲁祭周公，用白牡。’”鲁国用白牡祭祀周公，见于《公羊传》文公十三年：“鲁祭周公，何以为牡？周公用白（牡）。”是董仲舒直接将《公羊传》称为《春秋》。

由以上分析可知，董仲舒有径直将《公羊传》称为《春秋》的现象。董仲舒时已立春秋公羊学博士，因此在他看来，表达的就是经的意思，有时就混而为一了。与董仲舒同属西汉而稍后的学者刘向也有称传为经的现象。徐复观说：“刘向以《公羊》《谷梁》所传者为能得《春秋》立意。故对两传，极少数称‘传曰’，大多数即称《春秋》或《春秋》曰。”[1]53这与董仲舒径直称传为经同理。

二、《春秋繁露》中的“传”

前文考察董仲舒关于《春秋》的概念，主要是从董仲舒所说的“春秋”所指入手。《春秋繁露》依《春秋》而命名，其所述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围绕《春秋》无疑，那么《春秋繁露》中的“传”亦应围绕《春秋》而言。但是，细究《春秋繁露》中的“传”，不尽如此。笔者认为，另开一路，从《春秋繁露》所说的“传”来考证董仲舒关于《春秋》的概念才会臻于至善。现以《春秋繁露》中“传曰”为导向，由传溯源经，双向探究董仲舒的《春秋》概念。

（一）传为《公羊传》与无传之传

据笔者统计，“传”于《春秋繁露》共出现17次，可分为《公羊传》与无传之传两类。

第一类：“传”指《公羊传》，凡12见。举两例：

《春秋繁露·玉英》篇有“传曰：‘臧孙许与晋却克同时而聘乎齐，按经无有，岂不微哉。’”此内容见于成公二年《公羊传》。

《春秋繁露·王道》篇有“传曰：‘古者不盟，结言而退。’”见于桓公三年《公羊传》。

第二类：“传”在三传中均未找到，有五例。举两例如下：

传曰：“轻为重，重为轻，非是之谓乎？”（《春秋繁露·玉杯》）

传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董仲舒于《春秋繁露》中17次提及“传”，其中有12次指《公羊传》，董仲舒为春秋公羊学大师，他所说的传多指《公羊》乃自然。而这些在三传中找不到出处的传，应该是董仲舒自己的阐发，亦有可能是汉代将所有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均称为传。苏舆曰：“（《春秋繁露》）之于传，阐发为多。”[2]2这种情况在汉代其他学者中也时有发生。徐复观说：“（刘向）但凡以‘春秋’之名所称之传，皆属于《公羊》《谷梁》，乃至于董仲舒之《春秋》说。”[1]53日本学者本田成之说：“把诸子百家之说，或贤人所书叫作‘记’或‘传’，而以圣人的六经或五经叫作‘经’。”[3]所见略同。

（二）董仲舒对《左传》与《谷梁》的引用

《汉书·五行志》言：“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4]1317司马迁亦言：“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5]3128是董仲舒为公羊大师，世人皆知。然而身为公羊大师，董仲舒《春秋繁露》中频见《左传》与《谷梁》事与义，或者明引其文，或者暗用其意。如下：

《春秋繁露》对《左传》的引用：《春秋繁露》全文，未提及《左传》，但引用了《左传》中之事。

《春秋繁露·王道》篇说：“（楚灵王）有行暴意，杀无罪臣成然，楚国大懑。公子弃疾卒令灵王父子自杀而取其国。”事见于《左传》昭公十三年。楚灵王屡次不礼遇臣下，他任令尹时，杀死大司马薳掩而夺取了他的家产；即位后又夺取薳居的田地；把许国迁走但是把许围留下作为人质；洧的父亲战死，灵王不让洧奔丧而让他守城，又夺蔓成然的封邑。因此楚国人大怨，纠集力量，以公子弃疾为首，攻入王室，杀死灵王的两个儿子，灵王就此自杀。事件起因结果均与《左传》相同，只是《左传》详细而《春秋繁露》简略。

《春秋繁露·五行相胜》篇有“（司农）不劝田事，搏戏斗鸡，走狗弄马”。事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季氏与郈氏斗鸡，季氏为其鸡戴上盔甲，郈氏为其鸡套上金属的爪子。董仲舒述其大致而嘲讽二者不以政事为要的行径。

尽管董仲舒引用了《左传》中的事，但他既未说明是“春秋”，也未说明是“传”。可见，董仲舒视《左传》为史料，不认为《左传》是《春秋》之传。《汉书·楚元王传》云：“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4]1976为何诸博士不肯置对，是因为众大家不认为《左氏》是传《春秋》之作。清代刘逢禄考证这段话亦说：“此时尚称《左氏春秋》，则歆初年尚未改旧名也。博士不肯置对者，以《逸书》十六篇绝无师说，谓《左氏》为不传《春秋》也。”[6]刘氏此说，可谓灼见。

《春秋繁露》对《谷梁》的引用：《春秋繁露》对于《谷梁》亦有引用，但仅见于语义。

杨树达说，董仲舒通《春秋》之学，是有汉一世大儒，其《春秋繁露》一书，皆述公羊家说，然而亦时时用谷梁义[7]360。

例一见于《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五石、六鹢之辞是也。”是说《春秋》措辞的严谨与精炼。《谷梁传》僖公十六年曰：“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己。石鶂且尽其辞，而况于人乎？故五石、六鸟之辞不设，则王道不亢矣。”言语不尽相同，但意思一致。亦见于庄公十年《春秋》经：谭子奔莒。《公羊传》曰：“何以不言出？国已灭矣，无所出也。”何休注：“别于有国出奔者。孔子曰：‘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8]此正说明了三传分流，溯源则一，盖孔子确有此言，后人传承则用于不同事例之中。

例二见于《春秋繁露·灭国上》篇：“王者，民之所往。”见于《谷梁传》庄公三年：“其曰王者，民之所归往也。”《春秋繁露》语言较《谷梁》更为简练，与《谷梁》中的语词与语意则完全一致。

另外，《春秋繁露·顺命》篇两处用《谷梁》意。其一曰：“人于天也，以道受命；其于人，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绝之；不若于言者，人绝之。”见于《谷梁传》庄公元年：“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于人也，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绝之也；不若于言者，人绝之也。”不同之处仅在于介词与语气词的使用与否，语义语序评价完全一致。其二曰：“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号，卑者取卑号。”见于《谷梁传》庄公三年：“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称焉，卑者取卑称焉。”不但意思相同，言语也如出一辙。虽然《公羊传》《谷梁传》皆有，但溯源到头则是第一代宗师孔子，因此两家皆有亦是当然。因此苏舆说：“此篇两用谷梁传，盖师说同与？”[2]404

于《春秋繁露》之外，也可见董仲舒关于《谷梁传》之说。《春秋》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公羊》无传；而《谷梁传》曰：“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汉书·五行志》记载董仲舒“以为，言朔不言日，恶鲁桓且有夫人之祸，将不终日也”。《公羊》既无传，明显董仲舒针对《谷梁》而议论。另外，康有为《春秋董氏学》一著[9]、杨树达《春秋繁露用谷梁传义疏证》一文[7]361中，均有举例说明董仲舒用《谷梁传》。徐复观亦举数例说明董仲舒曾习《谷梁传》[1]154。

董仲舒用《谷梁传》，亦有可能是《春秋》口传的原因。与前述董仲舒引用《左传》而未明言一样，董仲舒引用了《谷梁传》语义也并未说明，并且董仲舒所说的传中并未包含《谷梁传》，这固然有董仲舒时《谷梁传》尚未著于竹帛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董仲舒只视《公羊传》为传《春秋》之作。

（三）董仲舒为何会有两家之说

既然董仲舒不认为《左》《谷》两家为传《春秋》之作，按说先秦以至汉代重师承，家法森严，《荀子》有：“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董仲舒也说：“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仅能勿失耳。”[4]2519那么为何董仲舒身为公羊大家而在其《春秋繁露》中屡现他家之说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首先，战国以来，《左传》广泛流传于民间，学者多有采用。苏舆说《左传》固行于民间，通儒多见之矣[2]507。刘正浩于《西汉诸子述<左传>考》自序中，在述列《汉书·贾谊传》《张敞传》《韦玄成传》中引用《左传》情况之后，他说：“足见西汉《左传》一书，内藏秘府，外传民间。”[10]

但也应该考虑到，《左传》是史书，其根据就是史事。而史事的流传不只是书面，更广泛的流传形式是以口头方式传播于民间，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近代。现当代以来，全民扫盲、全面普及初级义务教育，才从根本上改变了民间口头传播历史的局面。则上述诸子及史传散文中所引《左传》事、义，似乎也不见得就必定出自《左传》。戴晋新说：“近人或以诸子言及与春秋经传有关的事、文、义来说明彼此间的关系，方法固然不错，但运用时仍有些问题……，忽略了彼此同源的可能性。”[11]就是指出了史书记录史事，而史事不止仅依史书而流传，口说与史书流传的同源就是史事。

其次，是《公羊》善于吸收两家之说。《公羊》是开放的《公羊》，并不墨守成规，而游走于两家。董仲舒也是有着开阔视野的通儒，他博览群书而汲取两家精华。廖平则认为在“著于竹帛”之前，《公羊》已有兼有《谷梁》《左氏》义。他说：“学问未有久而不变者，《公羊》传学在鲁、燕之间，又著录稍晚，传习渐染，人思兼取，其杂用《左传》古学，盖在秦火以前，非必汉初弟子所为也。”

再者，董仲舒兼用两家，是因为《春秋》口传。三家之说，均可上溯至孔子。孔子口授《春秋》于七十子之徒，至后世分流。《汉书·艺文志》记载：“仲尼思存前圣之业，……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及末世口说流传，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4]1715初孔子教授弟子，以《春秋》为教材，然《春秋》区区1.8万字，何以表达其中的隐曲诲塞。圣人必口说其义，七十子之徒退而言说，世世相传，至于汉初，著于书帛而正式分流。司马迁说：“（孔子作《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5]509苏舆亦说：“春秋诡辞，门弟子当有口说传授。”[2]80因此，孔子著《春秋》，有所忌惮也合乎情理，某些内容只能是口传弟子。七十子之徒均得业师口传，至后世分为三家，既然同出于孔子，因此三家之说彼此有所混同亦为当然。

括而言之，通过《春秋繁露》对于“春秋”及“传”的引用来看，董仲舒的《春秋》观念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董仲舒就是一个纯粹的《公羊》学家。他所说的春秋是指《春秋》经与《公羊传》，他所说的传就是《公羊传》。至于他为何将《公羊传》称为《春秋》，是因为在他看来，传所表达的，正是经的意思，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传就与经是一样的。其次，董仲舒的学说中有《左传》与《谷梁》的因素，那是因为他不视《左传》为传《春秋》之作，《左氏》作为一般史书，流通于汉世，董仲舒视它为史料。他的学说中有《谷梁》的因素，是因为七十子之徒之间的渗透与间杂以及口传因素，不能由此而否定董仲舒是一个纯粹的《公羊》学家。再者，《春秋》成为专名，至西汉完成。董仲舒的《春秋》中，不再有含混的泛指史书意义上的《春秋》，《春秋》就是指孔子所修的《春秋》，它与《左传》泾渭分明。最后。三家此时已经分流，董仲舒只视《公羊》为传《春秋》之作。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5.
 
[3]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M].孙俍工,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3.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刘逢禄.春秋左传考证[M].曾亦,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415.
 
[7]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全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8]何休,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64.
 
[9]康有为.春秋董氏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2:96-98.
 
[10]刘正浩.两汉诸子述左传考[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3.
 
[11]戴晋新.先秦诸子的“春秋”观——观念史与史学史的考察[J].理论与史学,2016(1):66-79.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