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力融合 协同发展

——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2020学术年会暨儒商文化研讨会”综述

作者：曹迎春 崔明稳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作者简介：曹迎春（1976－），女，河北景县人，衡水学院学报编辑部，教授，历史学博士；

崔明稳（1974－），女，河北衡水人，衡水学院学报编辑部，教授。

摘要：2020年12月19－20日，“聚力融合协同发展——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2020学术年会暨儒商文化研讨会”隆重召开。此次年会的主旨演讲、儒商论坛、分组研讨都是紧紧围绕“董仲舒思想”和“儒商文化”两个主题进行。关于董仲舒思想，主要围绕其主要思想、历史影响、现代价值以及董子文化的普及开发、董子故里的地域文化等进行研究；关于儒商文化，主要围绕儒商的宗旨和价值、董仲舒思想与儒商理念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关键词：董仲舒；儒家思想；儒商文化；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学术年会；综述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1.02.0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27）；河北省社会发展研究课题（20200402007）；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ZD202125）

2020年12月19－20日，“聚力融合协同发展——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2020学术年会暨儒商文化研讨会”隆重召开。此次年会由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主办，衡水学院、衡商总会、衡水市继创者联合会承办。来自省内外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各社会团体的研究人员、衡水市儒商代表以及董子故里文化管理部门的部分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与往年相比，此次学术年会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跨界交流，融合共赢。研究者和企业家共聚一堂，交流对话；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也不再限于文史哲领域，而是包含了法学、管理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其二，成果丰硕，新说凸显。会议提交的文章，主要围绕“董仲舒思想”与“儒商文化”展开研究。对董仲舒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精深辨析，对儒商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探研。

一、主旨演讲

中山大学教授、博鳌儒商论坛理事长黎红雷做了题为《企业儒学对董仲舒儒学的吸收与转化——以“五常”为例》的主旨演讲。黎教授提出了董仲舒儒学和企业儒学的“两个定位、三个共同点”，即董仲舒儒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儒学为基础构建的国家治理哲学体系，企业儒学是一个以儒学为基础构建的企业治理哲学体系，二者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学术旨趣、运用对象。

中国继创者联盟执行主席杨宗岳做了题为《做新时代董子文化和儒商精神的继创者》的主旨演讲。杨主席提出“董子文化、儒商精神、衡商精神”三位一体的说法，并认为继创者应该继承董子文化、儒商精神，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

石家庄市社科院社会法律所所长邢洪儒教授做了题为《董子政治儒学的思想精髓及时代价值》的主旨演讲。邢教授指出，董仲舒建构起一个集“天地”“阴阳”“道统”“规则”等百家学说与儒家“三纲五常”高度融合的大一统理论，将政治儒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水平，不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演进发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新时代协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总揽“四个伟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河北师范大学秦进才教授做了题为《正谊明道与董仲舒义利观关系新探》的主旨演讲。秦教授指出，正谊明道是仁人的标准，与董仲舒义利观没有关系。到了宋代，朱熹赋予了正谊明道义利观的内容，之后随着宋明理学的发展，正谊明道才逐渐与义利观联系在一起，并成为中国古代义利观的典型语言，广泛传播到社会的诸多领域。

二、儒商论坛

此次会议的儒商论坛主题是“儒家商道与后疫情时代的企业应对”。黎红雷教授做了题为《新儒商新挑战——新冠疫情之下的新儒商精神》的主题报告。黎教授认为，新冠疫情的考验彰显了新儒商精神的价值，弘扬新儒商精神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培育新儒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黎教授指出博鳌儒商论坛工作的重心应该实现从表彰新儒商到培育新儒商的转移，培育千万新儒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厦担当企业界的坚强栋梁！

河北地质大学苗泽华教授做了题为《后疫情时代易之儒商精神挖掘与塑造》的主题报告。苗教授运用易经智慧对“儒商”进行解读，提出了“上善若水”与“自强不息”是新时代儒商精神的两大核心价值，初步构建了诚实守信、守正创新、风月同天、义以生利、需求管理、润人润己的新儒商精神及其价值体系，并提出了培育新时代儒商的思路与措施。

三、分组研讨

与儒商论坛同时进行的是分组研讨。本次大会共收到论文83篇。根据论文主题，讨论分为6场，主要围绕“董仲舒思想研究”和“儒商文化研究”两个主题进行。

（一）董仲舒思想研究

关于董仲舒思想研究的论文，主要围绕董仲舒思想的基本问题、历史影响、现代价值以及董子文化的普及开发、董子故里的地域文化等进行研究。这些董学研究成果，既立足学术，又结合现实，对董仲舒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下面择其主要观点进行概述。

1.对董仲舒思想基本问题的研究

（1）哲学思想研究

张茂泽的《论董仲舒的中和思维》认为，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说，建立了汉朝人的精神家园，实际上也提供了一套基于“本元”的“中和”思维方式，作为人们思考问题、认识事物、实践活动的方法指导。魏彦红的《董仲舒“为人者天”释析》认为，“为人者天”是董仲舒关于人循天道应遵守的总则。白立强的《董仲舒天人哲学及其人文价值》认为，董仲舒的天人合德思想蕴含着两方面的人文价值：在个体意义上，客观上以正反双向维度形成了对人的主体性建构的潜在性永恒培固；在整体意义上，以朝向理想社会的旨归而型构着现实社会的良性秩序。张晓周的《因声致诚：董仲舒“深察名号”新论》认为，董仲舒的“深察名号”依据的是声训的训诂方法，体现出董仲舒思想中信仰与理性的双重维度。许敬辉的《董仲舒人性论的再思考》认为，汉儒论性的诸家之中，董仲舒志在论性以成就当时的政教，将人性分解为阳善阴恶的合体，正式把人性看作客观的论题。李占稳的《董仲舒五行思想及其意义》认为，董仲舒创立了五行相生说，用五行相生理论揭示尊卑上下的历史渊源，构建儒家“忠”“孝”等人伦准则。常睿的《〈春秋繁露〉——理性与神性交织的逻辑之境》认为，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虽属于“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但其中所蕴含的理性与神性交织的逻辑才是其学术思想的核心价值。马晴晴、孙斌的《数量词与〈春秋繁露〉中的几个自然科学问题》认为，董仲舒讲“天人一”，不是简单的比附与组合，而是以“数”作为耦合天人之间相互联系的核心介质，将二者有机联系起来。

（2）政治思想研究

金周昌的《董仲舒的儒学文化共同体设计》认为，董仲舒用阴阳五行思想解释历史，用“华夷之辨”激发共同体意识，从而构建起共同体理念。王征的《董仲舒“德主刑辅”治理理念探究》认为，董仲舒“德主刑辅”思想缓解了阶级矛盾，解决了秦王朝遗留的许多历史问题，为后世处理德治与法治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徐日辉的《略论董仲舒“天人三策”为汉王朝治国理念的创新与发展》认为，董仲舒为加强王权和延续大一统中央集权，创新了周公以来的治国理念，其“天人三策”的核心是创新“礼”和“治”。李祥翔的《变革还是执守——董仲舒政治思想探究》认为，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既有对于常、经的执守，又有对于变、权的追求，但变革只是手段，执守才是目的。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就是通过变革来实现统一，以变革维护汉朝的长久统治。续晓梅、冯江峰的《〈公羊春秋〉政治运行规则研究》一文，以《公羊春秋》和《春秋繁露》为依据，以天、君、臣、民四者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公羊春秋》所确立的政治运行规则。赵宜聪的《〈春秋〉灾异中的董仲舒阴阳五行学说》指出董仲舒选取灾异事件常将有失君德、臣德、妇德之事作为主要材料，这与其“三纲”思想正相对应。张银霏的《论董仲舒灾异思想中人的处境》认为，在董仲舒的天人理论中，身处上位的国君面对灾异时只能“奉天法古”；处于下位的臣民则可以适当地违逆天意。王孝庭的《在朝与在野：先秦两汉儒家道统的延迟效应——从“丧家犬”到“王佐之才”》认为，董仲舒杂糅道、法、阴阳等学说，实现了儒家开始走向经学化与正统化的新转变。刘贵生的《董仲舒“贵微重始”说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认为，董仲舒提出“贵微重始”之说，提醒统治者要善于体察、及早判知、敬畏天地、顺天行事。耿春红的《“独尊儒术”意蕴浅说》认为，“儒术”既是理论又有实用，是理论和工具的完美结合。

（3）伦理思想研究

桑东辉的《董仲舒“三纲”思想及忠德观念麈议》认为，董仲舒对“君为臣纲”极其重视，提出了忠君道德，并通过对忠德的论证，使得“三纲”思想逐渐占据国家意识形态的思想阵地。高一品的《〈春秋繁露〉的“德”观念研究——论董仲舒政治运行的德行要求》认为，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的“德”不是伦理之德，而是政治之德。天、圣人、君主、臣民，这四者之德形成有机关联，在政治领域中不同角色各尽其职分，才能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

（4）教育思想研究

任艳的《王教圣化：董仲舒名学视域下的政教思想》认为，董仲舒推进了“名”的政治内涵，使得“名”从思想概念转变为具体的政治手段。代春敏的《董仲舒教化思想的天道伦理内涵》认为，董仲舒以天论教，其教化思想处处体现了对天人之道的敬畏和仰望。薛志清、彭佳的《汉代学风管窥——从董仲舒“三年不窥园”说起》认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思想家将人才培养和量材授官制度化，功名利禄成为学子勤勉发奋的动力。

（5）法律思想研究

李清章、薛洁、李江杉的《董仲舒法律思想的形成渊源及其构成机理》认为，董仲舒重构的君臣机制、礼法一体以及重视教化和判例的作用，在中国法制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罗秋霞、刘正的《董仲舒礼法结合思想研究——基于“春秋决狱”的案例》认为，董仲舒春秋决狱的主要特征是：注重主观动机；以情说理，赋予判决人性化的特征；德法结合，抑制用刑从重。马文杰的《董仲舒儒学思想对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推动——汉代法律中的“阴阳家言”》认为，以董仲舒儒学思想为指导的汉代法律中表现出了阴阳家思想的许多特征。赵立新、赵悦的《汉代法律儒家化与董仲舒的影响探析》认为，董仲舒将儒家思想融入司法活动、立法活动当中，走上了法律儒家化的道路。武占江的《引经决狱与儒法法律文化的融通》认为，董仲舒在推动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对儒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法家化解释。

（6）生态思想研究

代春敏的《循天之道以养其身——董仲舒的天道生命观》认为，董仲舒所讲的循天“养身”，是一种养身与养德、治身与治国和谐统一、内外兼修的整体的“生命保养”。张鹏的《大地伦理视域下的董仲舒生态思想探析》认为，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相处，这与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说可谓异曲同工。

（7）文本研究

张延国的《〈春秋繁露〉串解》认为，《春秋繁露》是一本传统的“春秋学”经典，其内容和范围要超过《春秋公羊传注疏》，并将《楚庄王第一》分为若干个章节进行详细论述。曹迎春的《从“不遇”到“不朽”——董仲舒〈士不遇赋〉讲读与解析》一文，首先对董仲舒的《士不遇赋》进行逐句讲读，然后从艺术形式、写作手法、情感、思想等角度进行解析。

（8）学术史研究

王松的《民国学人对董子学的认识：以〈学衡〉为中心》认为，《学衡》杂志注重不同学派之间的联系，对董子学认同而不盲从，务求儒学体系的统一。把增强的《关于加强董仲舒学术史研究的思考》一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董仲舒研究提出建议，指出董仲舒研究的整体学术史需要关注。

以上文章，从哲学、政治、伦理、教育、法律、生态、文本、学术史等不同的角度，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基础性研究，明确了其概念与内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2.对董仲舒思想历史影响的研究

张思齐的《李白对董仲舒思想的积极继承与诗性表达》，从文学的角度，阐发了董仲舒对李白的影响，提出李白对董仲舒的倾慕，源于其对《春秋繁露》一书的熟读、记忆和运用。王文涛的《孔子圣化的观念史考察》，从儒学史的角度，指出在孔子神圣化的过程中董仲舒的重要作用。杨智雄的《董仲舒符瑞灾异思想与中唐天人之争论析——以韩、柳、刘为考察中心》、马元元、任克宁的《董仲舒的限田思想与宋代限田实践》、王瑞蕾的《宋代监狱探析》3篇文章分别从董仲舒的哲学、经济、法律思想对唐宋时期的影响入手进行研究，阐明继承关系，剖析时代差异，使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影响得以具体呈现。

3.对董仲舒思想现代价值的研究

吴金生、吴昊的《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文化特质、历史贡献与当代价值》认为，从文化特质的视角考察董仲舒新儒学思想，有助于充分认识董仲舒的历史贡献和当代价值。陈世新的《天人感应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认为，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一体思想、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刘炳煌、左秀芹的《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与中道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应用》认为，传承董仲舒的中道哲学思想，可以用于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刘道岭的《董仲舒大一统治国范式对我国当下治国方略的镜鉴》认为，借鉴董仲舒的大一统治国范式有助于理解意识形态领域思想统一的重要性和理论创新的必然性。高春菊的《董仲舒治世思想的现代价值》认为，借鉴董仲舒的治世思想，有助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张家智的《科学借鉴董仲舒思想，努力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认为，董仲舒的社会治理思想对当前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社会治理体系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辛红军的《董仲舒治国理政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推行以德治国策略的影响》认为，董仲舒治国理政思想对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王洪英的《董仲舒德政思想对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影响》认为，董仲舒的民本思想可以为当今民生建设提供传统思想支持。王荣亮的《董仲舒民本思想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历史借鉴研究》认为，董仲舒的民本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安桂玲的《〈春秋繁露〉的教化思想对后世从教者的启示》认为，《春秋繁露》中的教化思想有助于启发教师注重自身修养、细化教育过程，为学生树立榜样。郑艳芳的《董仲舒“必仁且智”修养观的现实意蕴》认为董仲舒“必仁且智”的人才修养观对于人才培养、教师修养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上文章，立足于现实，从多方面探讨董仲舒思想的现代意义。这说明董仲舒思想虽然相隔两千年岁月，但依然能够与现实社会进行对话，能够与现代思想产生共鸣，能够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

4.对董子文化普及开发的研究

李爱云、吴海涛的《清唱剧〈董仲舒〉歌词创作及其价值探究》、曹迎春的《趣说董子（三句半）》、王文书的《绘本〈董仲舒与西汉政治〉文案》，分别以清唱剧、三句半、绘本的形式，艺术地再现董仲舒的一生和主要思想。杨英法、郭广伟的《“文化衡水”建设中董子文化资源的数字化经营研究》则从技术的角度为董子文化的普及开发支招，指出必须对董子文化资源做数字化经营。

5.对董子故里地域文化的研究

主要有董观堂的《枣强王寿村董氏渊源考》和田卫冰的《清季衡水地区州县书院教育》两篇文章。这类文章因为缺乏资料，写作十分不易，作者用发现的眼光，对族谱、县志进行了仔细的耙梳、整理。

（二）儒商文化研究

关于儒商文化的文章，主要围绕儒商的宗旨和价值、董仲舒思想与儒商理念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1.儒商的宗旨和价值

黎红雷教授的《当代儒商的宗旨与使命》将当代儒商的宗旨概括为“道创财富，德济天下”，使命概括为“以儒促商，以商兴儒”。景三郎的《文化战略：儒商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四层论”概述》，从文化产业开发的角度，提出并解析了国学产业化“四层论”和“五纬体系”。杨英法、郭广伟的《以儒商精神助推中国产品和服务“走出去”研究》，提出了中国产品和服务走向世界，应该汲取儒商文化精髓。靳晓娜的《试论儒商“以人为本”的管理之道》从管理学的角度，阐述了儒商“以人为本”的管理之道。

2.董仲舒思想与儒商理念

董旭楼的《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与企业八大系统》认为，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当代企业的运行和管理具有指导意义。任国征的《董仲舒研究助推新儒商话语权构建》认为，董仲舒研究将对新儒商话语权在内容层面进行转换，从而使其更容易被民众理解、接受。孙斌、马晴晴的《董仲舒义利观与儒商商业理念的内在联系——以〈春秋繁露〉为中心》认为，应该把董仲舒的义利观与新儒商商业理念结合起来，倡导商业行为中“公利”价值的实现。李章军的《试论儒商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认为，董仲舒提倡“不与民争利”，并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正谊明道”的儒家正道，为儒商树立了人生楷模。

本次“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2020学术年会暨儒商文化研讨会”的成功举办，既为董子思想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机遇，为董学研究的落地生根提供了土壤，又有助于用董子智慧增强企业凝聚力，用董子精神提高行业竞争力；既为传统的董学和儒学研究提供了更多新的视角，开拓了研究的广度，又为董学和儒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力量，激发了研究的活力，真正凸显出“聚力融合，协同发展”的大会主题。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