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智恩 著《被误读的儒学史》出版暨前言

书名：《被误读的儒学史》

作者：姜智恩

出版社：联经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0年12月10日

【内容简介】

面临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十七世纪的韩国人，

是反对儒家道统，还是深化原有思想体系？

从东亚脉络考察，挑战近百年来的误解与扭曲

重新定位朝鲜儒学，为韩国思想史提出新解释。

十七世纪的朝鲜受到数度入侵，面临建国以来最大的危机。长期以来，学者们认为，韩国思想史在此关键时刻出现了转变：有些朝鲜儒者开始对正统的朱熹学说抱持怀疑、甚至提出批判，连带产生出朱子学派与反朱子学派的对立。

《被误读的儒学史》透过深入考察史料，挑战了上述论点。姜智恩指出，过往的研究受到近代东亚政治情势遽变影响，产生了历史图像的扭曲：二十世纪初的韩国学者，在与日本帝国主义史观对抗过程中，急于寻找挑战权威的历史人物，结果反而误读了朝鲜儒学史。

姜智恩认为，十七世纪朝鲜儒者所关心的，仍是如何继承以朱子学为中心的道统。他们以高度精密的方法研究朱子学，并找出朱熹著作中的变化及矛盾，进而在此过程中衍发了新的见解，这才是十七世纪朝鲜儒学史的真相。

【作者介绍】

姜智恩现任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副教授。韩国高丽大学校汉文学科毕业、韩国高丽大学校大学院国语国文学科硕士、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学者，研究专长为韩国儒学史、东亚儒学史、东亚学术史。

姜智恩教授近像

译者：蒋薰谊台湾大学政治系与中文系双主修毕业，政治思想硕士。现就读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班。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二十世纪初「东亚」之诞生

第一节　对于儒学史的关注

梁启超、井上哲次郎、丸山真男的思想史叙述

殖民地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

第二节　对十七世纪的注目

第二章　十七世纪儒者世界的样态

第一节　朝鲜的士大夫社会

遭逢华夷变态

士大夫集团的出生与成长

科举和士大夫社会

第二节　无法取得共鸣的日韩儒者

「中华」与我国

以儒者为业

 第三章　朝鲜儒者的信念

第一节　朝鲜朝儒者社会的思想基础

儒者第一义

学术环境

学术讨论之重点

第二节　新注释登场之际

问题的焦点

围绕「改朱子之注」的攻防

异见提出者之自我认同 

第四章　朝鲜儒学史的展开关键

第一节　对朱子学的钻研

追踪朱熹学说之变化

朱子非圣人

从儒学史消失的「宋时烈门下朱子学研究方法论」

第二节　朝鲜儒学提出创见之模式

否定独创性

作为出发点的朱熹注释

第三节　如何定义新解释

尹鑴之「精意感通」

朴世堂之「初学入德之门」

赵翼对于饶鲁学说之接受 

第五章　东亚之中的朝鲜儒学史

第一节　观点转换

经学的途径

经学思想与现实思想的不一致

对十七世纪朝鲜儒者的合理要求

第二节　从东亚的视角出发

「古」

理解朱子学的方式

方法论──文脉重视或文本重视

终章 

【前言】

本书旨在重新思考朝鲜朝（1392-1910）儒学史的展开过程，考察重点尤在于厘清朝鲜朝中期、十七世纪儒者活动及作为的思想史脉络。然而，本书的讨论并非始于十七世纪，而是二十世纪前后，进而言之，不是单纯从朝鲜儒者出发，而是从东亚知识人所背负的时代使命开始追述。理由是，为了恢复朝鲜儒学史的真实样貌，必须采取含括中、日、韩三国的东亚全体视野。同时，还必须要考虑到朝鲜儒学史研究正式开始时，研究者所身处的环境。

众所周知，「中国」或「东亚」能否成为历史研究的单位，至今仍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在于，历史中的「中国」或「东亚」是否曾以具有同一性的单位存在。例如，对于学术史长期将「中国」当作「汉族」的「汉文明」叙述，罗友枝（Evelyn S.Rawski）、石桥崇雄、欧立德（Mark C.Elliott）等所谓的「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研究者曾论证，清帝国统治者所打造的是多民族国家体制，且帝国经营的成功关键也非何炳棣一直以来所主张的积极汉化。

如此说来，「中国」若非以「汉族」的「汉文明」为一个整体，以其为单位讲述的「中国〇〇史」或是「中华〇〇原理」等研究史，不就必须重新进行论述吗？与此种困惑相对的，出现了质疑「东亚」视野的讨论。例如，葛兆光主张，在接受汉唐所代表的中华文明的韩国、日本，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以汉唐中华为历史记忆的文化认同逐渐瓦解。从那时开始，带有历史同一性的「东亚」空间便不复存在。近来他又指出，为了打破将现存民族国家看成是历史上的中国的研究方法，「亚洲」被当作历史空间来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在强化「东亚」的连带性和同一性的过程中，时常有意无意地淡化中国、日本、朝鲜的差异，也因此导致亚洲之中的中国变得模糊。

本书碍于篇幅无法加入上述讨论。只是，无关乎带有历史同一性的「东亚」是否存在，笔者认为「东亚」是能够清楚认识「中国、日本、朝鲜之差异」的空间。如后所述，从十七世纪中叶日本的例子来看，过去持续认同中华的日本人，到了这个时点之后就不再认同――此种说法脱离史实。就朝鲜儒者而言，无论认同的中华是否实际存在于西边，他们的中华认同都益发强烈，甚至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东亚在十七世纪以后才诞生。若去除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便无法正确解读朝鲜儒者遗留的著作。欲正确地了解朝鲜儒学史，东亚的视野便不可或缺。

朝鲜儒学史无论在形成过程，或是作为近代学术的研究对象开始被述说之际，都带有跨越国境的性质。即，朝鲜时代立足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将该「天下」中自己所应有的状态当作思考的基准。又，从十九世纪开始到殖民地时代，朝鲜儒学一边强烈地意识着德川日本的儒学史及近代日本的学术研究成果，一边设定自己的研究课题。对于欲纳入统治之下的中国和朝鲜，日本曾详细分析其历史，而中国和韩国学界则不断地学习日本的学说并加以反驳。即是说，朝鲜儒学史的研究，受到朝鲜外部因素的强烈影响，又与中国学界相似地，以应对外部影响的方式展开研究。

在二十世纪，找出朝鲜儒学史意义的工作，除了研究者，尚由爱国运动家、媒体工作者等各种领域中的人们所推动。他们肩负着时代的使命感，回顾朝鲜的历史。他们对于朝鲜儒学史的思考与探索，被后人延展或补足，延续至今。然而，在当时的东亚情势中所做的研究，是否对史料产生重大「误解」？这是笔者最初所抱持的问题意识。

该「误解」的内容如下。

朝鲜儒学思想史被认为在十七世纪发生转折。朝鲜半岛在1592至1636年的四十多年间，受到中国及日本的四次侵略。在那个苦难的年代，经书解释中出现了与朱子学解释不同的学说。那些新的解释被定义为：一部分的儒者为了度过严峻的时代，摸索出取代现有朱子学的新思想，而新解释之产生即为其中一环。

但是，本书对于这样的定义，将进行如下的再检讨。

首先，考虑到二十世纪前后的状况，朝鲜半岛的知识分子们面临国家、民族的危机，欲从朝鲜儒学史中找出「近代性」思想的萌芽。他们在过程中，从十七世纪儒者们的著作推导出以下见解：十七世纪儒者认为以往的思想──朱子学──无法度过眼前的危机。然而，尽管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存在此种问题意识，但十七世纪的儒者是否如此？本书拟就此详细阐明。

为确认其过程，需先行考虑十七世纪朝鲜儒者的时代观念，他们如何接受东亚当时发生的最大「事件」──「明清交替」，进而如何认识自己的时代使命？当「夷」取代「华」之时，朝鲜儒者是否开始对朱子学抱持怀疑？还是他们反而抱持更大的使命感来进行朱子学研究？本书拟透过分析史料究明此事。

其次，在十七世纪的朝鲜儒学界，异于朱熹（1130-1200）之经书诠释的新解释如何出现？新解释在朝鲜儒学史的意义为何？这些新解释的作者经过何种过程提出己见？当时的社会如何接受它?本书将分析这些儒者的同侪及政敌的反应，藉此考察他们对于此事的理解。提出新见解的行爲是否意味着对现有权威思想体系的挑战？又，提出新学说之人是否自视为朱子学的批判者？

朝鲜儒者所生存的世界，与二十世纪前后知识分子所面对的东亚情势大不相同。因此，从西方殖民中寻求救国方法的近代知识分子，和抱持以中国为中心之天下意识的朝鲜儒者，两者所立定之「为了国家」或「为了天下」的志向截然不同。然而，当殖民地时代的韩国知识分子为朝鲜儒者的活动及作为赋予意义时，却遗忘朝鲜朝儒者所生存的社会现实与他们的生存方式。

在殖民地时代，韩国的知识分子视夺回主权乃韩国作为近代民族国家的最优先使命。因此他们无法从朝鲜儒者的视角观看，也没有余裕踏实地考量朝鲜儒者穷极一生究竟追求何物，朝鲜儒学史的内涵与意义到底为何。二十世纪后半出生的笔者，对当年知识分子所背负之沉重的使命感实在难以想象。尽管本书的内容以朝鲜儒学史为主旨，并试图修正它后来所应有的历史定位，但是笔者愿学习这些知识分子的志向与抱负，并追随他们，脚踏实地的完成摆在二十一世纪学术界前头的时代使命。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