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疫情——世界末日的简短哲学旁注

作者：马可·阿姆布罗西尼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难道你不知道夜晚到来时， 

人人都摘下面具？”

——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 

在当今深陷无尽痛苦的时刻，我们不是生活在战争中而是生活在“挑战”中，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教导我们的那样，他指的显然是完全不同的背景：这个挑战可以被翻译成生活条件，我们必须和能够使用这些条件来认识到现有人类学处境和生存反思的对象，以便检验我们是否拥有或配得上拥有一个未来，或者缓慢消解在徒劳的神志失常状态，根本没有能力去喜爱生活的真实性。

“挑战”涉及到或者将涉及到“选择”。。由“管理者”组成的数不清的政府和非政府特别工作组之一来重写我们生存的语法、共轭孪生和句法，当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道德和思想资源来完成这个开创性的任务，至于结果如何，我们并不确定。我们需要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能够摆脱媒体喧嚣也不需要去炫耀其“课程”和“大师”称号来为其存在和道德上的前后不一提供可信性、合法性和实质内容，就像为他们在这场悲剧中的地位、思想以及体和真实的无用性提供辩护一样。

看到环绕在我们周围的广泛存在的思想贫瘠和道德枯萎，我们只是感到痛苦和震惊。依靠少数个人的牺牲，就算他们不由自主地用无私奉献的英雄主义升华义务，如果没有媒体的宣扬和鼓励，没有共同的社会态度，是没有办法来补偿恶劣的社会和人类状况的。相反，那些用空虚贫乏和某种能动主义（protagonism）渗透和毒化社会氛围的人则应该受到谴责。

固执地和顽固不化和徒劳地依恋某些行为模式是无法接受的、令人厌恶的和值得谴责的。如果我们作为个人或人类物种要生存下去的话，这些涉及个人的、社会化的和政治的行为模式都是应该抛弃的东西：我们对疼痛和死亡的认识，我们对痛苦和生命终结的认识在新冠疫情时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这不是鸡毛蒜皮的、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完全涵盖了我们作为人的身份认同构建和人类和需要建立或将来需要建立的后续社会构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人类思想的历史上存在类似地下河的东西滋养着这个主题，将“痛苦”和“死亡”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的深刻纽带。虽然在古代，我们能发现“积极”痛苦概念，这种痛苦导致“知识”（ta pathémata mathémata），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写到，不幸和痛苦构成教训和引导人们获得了知识；但是现在，我们非常无助地见证了一种导致虚无的痛苦，只能导致虚无和死亡：匿名的结局，数百具尸体被扔进军车送到火化炉，甚至没有最后的告别仪式，没有葬礼，而这些对众多宗教情感和宗教本身的形成都必不可少（埋葬死者是第一种宗教形式，让人类认识到人的“神圣性”），就像濒临死亡的恒星爆炸在周围产生众多残余物质一样，个人生命的结束肯定引起他周围亲人的悲伤痛苦，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眼泪，没有个人终结时人性的任何残余。

无论是在雅典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阿加门农》还是索福柯勒斯（Sophocles） 的《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悲剧都代表了疼痛、逆天背理（nefas）、痛苦和内心冲突（很多来自主体之外的起因）导致认识、了解和净化我们的错误，这将使主体发生转化和升华，使其达到更高的维度。在古代人的感受中，疼痛是一种通道，让人从无意识状态转向对自身存在的个体和社会维度的清醒认识。

无论是在《传道书》还是在基督教十字架的形象和十字架之路（显然都是无辜者承受可怕的痛苦和人类遭受不公不义的象征；还有邪恶权力以一种自恋的、自我指称的方式为自己的放纵辩护）我们获得的信息是人们因为痛苦而失望气馁，“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老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引语借自《圣经》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以赛亚书》第53章第10-11节，第1168页---译注）

所有过去的思想和反思都毫不犹豫地确认了正是痛苦塑造了个人。圣保罗使用（dokimé）这个词定义痛苦体验，是痛苦为你带来希望（“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引语借自《圣经》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罗马书》第5章第３-４节，第270页---译注）。更现代的反思是从18世纪末德国开始的（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谢林、爱德华·冯·哈德曼（Eduard von Hartmann））辨认出一种内心克服痛苦的方法，它被理解为意识创伤，他们确认同样的东西留下瞥见人类克服或吞没悲惨事件的能力，这些事件依靠思想的力量被转变为“知识”。在对这些思想运动的哲学探索中，从这些反思中诞生了现代英雄，这比独创性工作的创立要晚得多：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是深受痛苦折磨的第一个悲剧英雄，他被困在有关人类存在的“黑暗”意识中不能自拔，质疑自我和自己的角色，他自问“为什么要求我报复？”

哈姆莱特成为受到折磨和痛苦不堪的现代人的象征，他意识到世界和人生没有意义。但是，带着悲剧英雄的刺激和推动力，他接受了自己的角色，要恢复生命作为存在范畴而非生物范畴的意义，恢复被朝廷阴谋破坏的惯例（the nomos）；他为了正义而做出牺牲，而正义成了他的女神。

对于痛苦的认识在我们之前的三个世纪中还有另外的偏差倾斜，处于不受限制的乐观主义和闷闷不乐的悲观主义之间的撕裂和反律法主义摇摆对话。在18世纪，我们也看到“幸福工厂”，对幸福的追求似乎它是个人权利，而且很多人就是这样看待它的，在美国，包括在宪法宪章中，在20世纪之前找到“哲学”支持，还有安·兰德（Ayn Rand）的个人主义客观主义等更多。不惜一切代价要摆脱疼痛，朝向确认“免予痛苦”的存在，采取无论什么形式的快乐，如目的论和神学，享乐主义资本主义生命概念，抛弃他者：抛弃他人、病人、老人、精神分析对象（请阅读福柯）和穷人。

这种“人类学”坚信，你有钱才能得到救治，因为上帝给了你金钱，因为你已经在地球上拥有的奖励；因为上帝已经裁定了你尘世上的成功：其他人已经因为在地球上的不幸遭遇接受了惩罚，理应忍受疼痛、承受痛苦和被边缘化。

人们支配他人的特权，霍布斯的幽灵、加尔文主义及其上帝（如果读韦伯，可知瑞士上帝、银行家上帝因为贪婪方便出口到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世界）搅动了西方世界的灵魂，他们已经准备好拒绝对来自同样源头的痛苦进行富有成效的反思。人人都创造了自己的方便神灵，它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不谴责它们。作为微弱的抗衡，我们拥有法国数学家莫佩尔蒂（Maupertuis）的最小作用原理，他在《论道德哲学》中指出，痛苦战胜罕见的快乐时刻；洛克在论述“焦虑不安”时将“不自在”（discomfort）放在人类行为的基础位置；在意大利，我们阅读到修道士詹马里亚·奥特斯（Gianmaria Ortes）和皮埃特罗·维里（Pietro Verri）的反思：尽管有这些和很多其他“悲观的感觉主义者”（sensists）认定痛苦的首要地位无可否认以至于动摇了快乐主义理论的基础。对某些人来说，痛苦是“所有人的驱动力量”（维里）。

痛苦的维度在这种辩证法的张力中，以难以置信的、自相矛盾和悖论的方式偏离了古代人有关陷入存在和精神复杂性的人的反思，将一切简化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的孵化实验室。人们陷入到渴望成功和权力的拉力实验拉扯中，走向“过一种紧张不安的生活”，在专心寻找如何避免或减少痛苦和寻找幸福的过程中疏远了人性，忙于如何逃避不幸，如何寻找现在只是意味着“超越痛苦”（某种超越痛苦的东西），如何寻找某种战胜痛苦和死亡的东西，拒绝这样的事件给人的心灵带来的富有成效的道德和精神反思。为了方便和道德盲目性而制造出的新偶像---极度亢奋地追求“幸福”已经变成了在一条非存在和不一致数字的直线上的一种趋于无限的极限，甚至连技术最熟练的集合数学家都难以辨别的东西。

过去三个世纪中西方世界（不仅是西方）最大的悖论是为了摆脱痛苦我们创造了“新痛苦”：巨大的、无法衡量的痛苦，对此我们已经不再知道如何面对自我，我们也不知道如何从中获取知识、教训和个人和社会存在的规划等。

在这个充满悲伤和痛苦的历史阶段，我们是谁？我们沉浸其中的痛苦维度是什么？它给我们什么教训？它带领我们走向对人类维度的什么认识和意识？新冠病毒已经夺走了我们身边的一切：谁能否认它？或许是在政治选举中寻找选票和共识的政客，而选举可能不再受人称赞，很可能受到电脑算法的操纵。新冠病毒也在杀死民主：有人意识到吗？民主要么得到因特网平台的保证，不受控制但也没有可靠性；要么被电脑算法操纵（请参阅：Michele Mezza,  Algoritmi di libertà 《自由算法》）

此外，正义及其所有“礼仪”在全世界都在令人觉得悲哀地缓慢削弱和消解中。有关自然和礼仪的司法程序只是在实际上“在密室内进行”通过不适宜的远程监控联系，很可能受到肆无忌惮的黑客攻击或任何人的“拦截”，法庭上的所有材料将被塞进加利福尼亚或其他地方的服务器，是否侵犯了隐私权我们根本不得而知。因为在那个地方，在那些不为人知之地，在那个物质地方（服务器）“能够在没有人许可和远程监控过程的情景下储存起来”。也许在并不遥远的一天，我们仍然看见自己在YouTube上面，我们从屏幕上试图说服法官我们的客户是无辜的，不值得法院院长写禁令记录下所有听证：以至于他们“自动地”想到因特网大佬。出现了有关这样“传输”的“安全”问题和对公民权的最严重侵犯。过程的去物质化（尤其是罪犯）涉及到公民权利的破碎化，律师被贬低成为卡夫卡式角色，法律和正义的神圣性逊位，更偏爱荒唐闹剧，即便不是以纯粹“商业电视”风格的表演行业。每个律师和法官或许都应该从内心下决心充当英雄，时刻准备好为正义为公民及其权利而牺牲，一个毫不犹豫地戴上面具和乳胶手套冒着生命危险履行自己职责的英雄（管理“物质实体”的听证，尊重“远距离”和至少迫使意大利法官至少每周举行不止一次听证会），因为法律和程序是神圣的，法院是神圣之地，作为几千年的结果，反思和司法程序来保护被传唤到法官面前的人们，按照普遍承认的保障接受所在社群的审判。宪法保障一定不能永远也不能被种种“关系”或“偏爱”而遭贬低或被基于“社会关系网”以及病态的“权宜之计（modus operandi）等反面逻辑来调节，也不能被肤浅的救助办法而置于危险之中，那是文化和社会缺乏敏感性以及法律和道德不充分造成的结果，简而言之就是愚蠢。

到现在为止，已经很清楚的是，没有一个参照系在未来世界是可靠的，人们不仅不能据此计划而且无法设想。这是指向人类最古老时期的经常性痛苦：比如在正确与错误的革命中已经不再有一个可回归的“原则”。甚至鲍曼（Bauman）的优雅“逆托邦”（retrotopia怀旧的乌托邦）理论化也不能澄清或论证任何东西的合理性（回归过去，我们永远无法找到改善社会的解决办法，这是鲍曼对病态的“回归过去”的批判），它也不能被当作一个范式，在此基础上去构建对新的未来场景或人的新家的建设性反思。神圣性、社会性和情感性维度；拥抱和握手；“拍拍背”；纯真的亲吻和有教化作用的行为典范（如你不再帮助老人或残疾人过马路，你可能被视为散播病毒的家伙），安慰性的抚摸已经被禁止：新冠病毒已经消灭了所有哺乳动物中最甜蜜的姿态，爱抚及其甜蜜。

想想爱抚对于残疾人、儿童和成年人有多么重要，即使在治疗的层次上。想象一下躺在病床上忍受痛苦的老人，如果照料她或他的人不仅给予“医疗关怀”而且有“仁慈”和“关爱”、“对疼痛的理解”、充满爱心的接触爱抚、“共享”真实而非“虚拟”的情感，他们会感到多么好啊。

爱抚的慰籍威力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已经陷入到虚拟世界的陷阱中，这个虚拟世界并不能代表真正的人类维度。居家隔离之前创造的监狱如今因为疫情已经升级到揭示社会现实和人际关系的全球维度。

新冠病毒已经给走向衰亡之中的世界带来致命性打击，虚无取得胜利，在寻找并不存在的幸福过程中，我们不仅受到市场营销的操纵和物化，而且在全球层次上控制了我们，由它来决定我们是谁、我们做什么、吃什么、读什么、爱什么、欲望什么、梦想什么。

到现在为止，表达对人类同胞的关爱和交流愿望的“同情怜悯”这个词已经被去物质化，其意义被悉数剥夺。因为在新冠疫情之前，对人类同胞的同情心已经被毁掉了。同情、设身处地地想象他人的感受和表达的想法意味着“共同承受痛苦”、“共同感受”他人的痛苦，以毫无杂念的亲密和甜蜜姿态与他人一起承受痛苦，这让人想到上帝常常是父亲和母亲，即使对那些并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爱抚被删掉了，微笑也因为戴了口罩而被抹去了（天啊，在当今，戴口罩成了神圣之举），用简单和直接的方式交流感情的可能性一下子都被毁掉了：一切都必须依靠因特网这个媒介来进行。

人们相信自己就是上帝，他们要取代上帝：他们摧毁了这个星球，他们破坏了灵魂，他们将几十亿人贬低为少数贪婪无知之徒的奴隶，这些家伙仍然相信他们可以依靠毫无任何同情心的精神变态者和自恋的反社会人格的惯用伎俩在疫情之后仍然享有权力和财富。

新冠病毒让我们遭遇了如何单凭自己的手就能贬低自己的方式。它提醒我们认识到而且特别强调了这个星球的真正病毒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已经丧失了神圣感，丧失了团结，丧失了人类理解力。新冠病毒不仅杀人而且杀掉了整个世界，这是接近确定性的概率，我们注定要终结，无论其破坏性工作是什么。

就算没有病毒我们也一样要死掉：一边是租房合同或按揭贷款合同，一边是受到污染的河流；一边是生态危机，一边是将赌注押在衍生品合约上的傲慢经济，这种合约将一切都变成获取利润的投机商品；一边是地球神圣性悄然而至的经常性死亡，一边是人的死亡。

我们的死亡方式而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我们是谁：你可以死得像英雄，像懦夫，像顾家的好男人，或者像抛弃妻儿老小的自私鬼。死亡辨认出我们的本质，让我们能评价生活其中的社会的优劣。

在新冠病毒疫情之前的世界，人们死于劳累过度（比如日本的过劳死现象）；现在人们死于网络霸凌的自杀教唆（这种风险仍然实际存在）。你死亡是因为你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就进入一些地方，去参加那些与音乐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的音乐会；或者向青少年出售白酒和毒品的迪斯科舞会；不仅如此，因为他们在很小时就在工厂当童工，打着“品牌”的幌子被当作奴隶一样剥削，这个清单可以令人腻烦地（ad nauseam）不停列举下去。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知道或者不再知道如何有尊严地活着或者死去。现在我们只是死掉，银行帐户注销、电话号码注销、退休金不再支付、重症监护室又多了一个床位。

我们不再有尊严，我们的尊严或许早就丧失了。这是新冠病毒疫情展示给我们的东西。在此场景中，你应该承担责任，尽自己的义务却并不期待有任何回报，重新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发现慷慨大方，发现真实而非虚拟的分享，发现存在和我们人性的神圣性。我们未必需要天才、英雄、圣徒，但我们在政治领域就像在任何领域一样当然需要能干的、合格的、和真正有资格的人。

真正的成功是带着礼貌、得体和尊严确认自己的理想和人性，就像哈珀李（Harper Lee）的著名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中专业、正派、追求正义的律师阿迪克斯·芬奇（Atticus Finch）。

意识到我们丧失的尊严，意识到“词汇”和“概念”的真实意义的丧失，即它们表达的东西与现实无关（在福柯的哲学著作《词与物》和教导（docet）中，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应该寻求和重新构建的联系之一。）简单手势的深层含义丧失，生活和创造的神圣性丧失成为我们新的原罪，我们真正的死亡。

“神圣”概念不仅是和专门是超验性宗教的某种形式而且关系到人类社会的每个展现和表达，当那封闭空间内的同样东西围绕社区的社会例子创造了那个世俗的“神庙”（templum），围绕人的最基本需要划定了范围（如实施正义的空间），超越“现在时间”和“此时此地”的内在性，以这种方式交给未来子孙后代“支柱”，使其在此基础上继续为所有人建设共同的和无法消除的情感资产；一种更高的法律，“法律/惯例”（nomos），它也是神圣的：如上文所说，所有人都已经丧失“神圣感”。

新冠病毒不仅杀人而且杀了这个错误的、不人道的世界，它被同样的人无情具体化了。

艾略特（T. S. Eliot）诗歌中的著名诗句几乎自动地和充满讽刺地进入我们的头脑里：

这就是世界完结的方式

不是砰的一声垮掉，而是轻轻地啜泣着消亡。

整个世界在疫情出现之前就在震耳欲聋的沉默中崩溃垮塌了，不仅丧失了主要意义，而且丧失了每个方面和每个结构，在历史的挫折中崩溃了，历史自身已经被遗忘，因为它一直是由文化和艺术的社会冒牌货和规划者重写，因而就像沉默不语的呐喊，它仍然是未完成的作品。

正如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令人钦佩地描述的那样，历史的终结是“没有结论的尽头”，人们可能补充说，一个没有完成的终结是因为被管理人类命运的低劣冒牌货放置在那里的拙劣模仿品，这些家伙篡夺了“宝座”，他们的目中无人和傲慢自大体现在每个领域的道德和文化不一致中。冒名行骗者没有能力写历史，像猴子一样否认和嘲笑每个客观和主观现实，消灭甚至潜伏的客观和主观现实；甚至消灭在历史上被理解为“否定”的潜在的强大的创造力（革命、改革、新科学理论）：是虚无，就是它，一个将所有东西都混合在一起的大锅，我们看不出它的形状，看不到任何形式、概念和意义。

到了现在，或许显而易见，但从来没有放弃思想上和社会上的努力，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位女神---希望女神厄尔庇斯（Elpis），它就像童话故事中的大拇指汤姆（the Tom Thumb）一样小。她从潘多拉的盒子里跳出来提醒我们认识到，我们因为贪婪无知和傲慢支撑的存在是多么的脆弱。是的，我们都应该为我们的命运承担责任，我们都曾经特别展示出可怕的无知、自私和机会主义的玩忽职守。就像希腊神话中具有先见之明的描述那样，留给我们的小小希望女神在等待新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的到来，希望他给人类带来新智慧和新尊严。

从前我们说将来有“一天”“一个世界”“一个时代”的时候，我们相信那是“无限的”，但现在我们已经明白和开始接受那个有时候的“一天”可能真的来了，我们悄无声息地下沉到没有时间的量子深渊中，然后一个新的“可能世界”以另外一个维度重新冒出来。。。哈姆雷特在其著名独白中说夹在“感知疼痛”和“反思死亡”之间的人“不再有了”，那个夹在历史和虚无主义遗忘之间的人不再有了，对历史而言，人们能写出新工程和走上开明社会和机构的道路，对于遗忘而言，则根本无法回头了。人们处于接受或者拒绝眼前挑战的两难中，而这意味着生死之间的终极选择。“不再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作者简介：
 
马可·阿姆布罗西尼（Marco Ambrosini）是意大利律师，随笔作家和哲学家，兴趣广泛，涉及如何将形式逻辑应用于法律、政治到数学和经济学等。他曾经主动选择中断教学工作，放弃学界投身于法律专业30多年，为最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的人争取公民权利。
 
译自：Coronavirus – Brief Philosophical Side Notes of the End of a World by Marco Ambrosini  April 5, 2021 
 
https://voegelinview.com/coronavirus-brief-philosopical-side-notes-of-the-end-of-a-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