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变：城市更自由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三月十七日丙午

          耶稣2021年4月28日

上一篇文章我们谈到唐代的坊市制度与夜禁制度：活在盛唐不自由。坊市制非常符合礼制的审美，但完全不合市民日常生活的逻辑。因此，它迟早会受到抵触。大约在中晚唐的时候，长安的居民已经对坊市制作出不自觉的挑战，包括：

一、侵占坊内的街巷、造屋开店。如唐代宗大历年间，诸坊市街曲出现了“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的现象；又有不少官员（可以将他们理解为拥有特权的居民）干脆在“坊市之内置邸铺贩鬻，与人争利”。朝廷指示：这些不法行为“并宜禁断”。

二、坊门不按时启闭。如唐文宗太和五年（831），有巡使报告皇帝，长安有居民“向街开门，各逐便宜，无所拘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致使街司巡检人力难周，亦令奸盗之徒易为逃匿”。巡使还建议：“请勒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

三、坊墙倒塌了没人愿意修复。早在唐中宗时，“洛阳县申界内坊墙因雨颓倒，比令修筑。坊人诉称：皆合当面自筑，不伏率坊内众人共修。”按唐朝法律，坊墙倒塌，要由全坊居民出钱维修，但现在有坊墙“因雨颓倒”，坊内居民却不愿意承担修整的责任，认为应该由塌墙对面的那一家人负责修复，为此还闹到了衙门。可以相信，在唐朝中后期的长安城，有一些坊墙已经倒塌，且未及时修复。

当然，这类对坊市制的冲突是局部的、零星的，而且，唐政府也极力维持坊市制，不容破坏。但到了唐末—五代，经长年的战乱摧残，许多城市的坊墙都被推倒了，坊市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宋王朝立国后，作为首都的开封府，已找不到多少坊墙。

失去了坊墙的阻挡，东京居民自行扩修建筑物，临街开铺，“侵街”成风，导致街道狭窄，街市杂乱无章，整个城市面貌跟井然有序的长安城大不一样。我们猜想，宋朝政府应该很希望恢复长安旧制吧，毕竟整齐划一的坊市结构更符合礼制的审美嘛。于是，至道元年（995），宋太宗“诏参知政事张洎，改撰京城内外坊名八十余。由是分定布列，始有雍洛之制”。这个“雍洛之制”，便是指唐代长安与洛阳城的坊市制。不过，张洎应该是给东京各坊修建了牌楼，统一编订坊名，而不是重建坊墙。

咸平五年（1002），宋真宗又任命谢德权拆除汴京的侵街建筑物，谢德权以霹雳手段拆迁后，上书建议置立“禁鼓昏晓，皆复长安旧制”。这个“禁鼓昏晓”，就是重新设立街鼓，入夜击鼓，宣布夜禁开始。生活在宋神宗时代的宋敏求回忆说，“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

其实，一些生活在坊市制已全面瓦解的宋朝城市的正统士大夫，也很怀念隋唐时期的坊市制，比如北宋的宋敏求这么赞叹盛唐长安城：“（里坊）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差不多同时代的吕大防认为：“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宫寺、门居、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南宋的朱熹也说：唐朝的坊市制“最有条理”：“城中几坊，每坊各有墙围，如子城然。一坊共一门出入，六街。凡城门坊角，有武侯铺，卫士分守。日暮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若有奸盗，自无所容。盖坊内皆常居之民，外面人来皆可知”。还说，“本朝宫殿、街巷、京城制度，皆仍五代，因陋就简，所以不佳。”

真是“距离产生美”。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宋初政府为什么会有恢复长安旧制的做法。

然而，在坊市制趋于解体的历史进程中，梦想“皆复长安旧制”的复古主义终究要被喷发出来的市民与商业力量所抛弃。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说，“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春明退朝录》成书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前后，二纪为二十四年，由此可推算出，至迟在1050年左右，即宋仁宗皇祐年间，开封的街鼓制度已被官方废弃。坊墙都被推倒了，你还敲什么街鼓呢？坊市制彻底瓦解了。

到了陆游生活的时代（12世纪后期），宋朝的年轻人已经完全不知道唐代的街鼓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京都街鼓今尚废，后生读唐诗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

随着坊市制的解体，夜禁制也松弛下来。

我们已经知道，唐朝有严厉的夜禁制度，街鼓的设置便是为了配合夜禁。惟元宵节三天不禁夜：“西都禁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驰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唐诗名句“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说的便是元宵节的“放夜”。

入宋之后，夜禁制并没有被正式宣布废止。不过，乾德五年（967）正月，宋太祖下诏将元宵放灯时间延长至五天：“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廷无事，区宇乂安，方当年谷之丰登，宜纵士民之行乐。其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后遂为例。”换言之，“金吾不禁夜”的时间，从三天变成了五天。

稍前，乾德三年（965），宋太祖已宣布缩短夜禁的时间：“令京城夜漏未及三鼓，不得禁止行人”；又“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不妨跟唐朝的夜禁时间对比一下：唐朝夜禁是从“昼漏尽”，击鼓六百下之后开始，至次日“五更三筹”结束，换算成现在的时间单位，大约从晚上7点至第二天早晨4点为夜禁时段。宋初将夜禁的起始点推后到“三鼓”，约夜晚11点。那宋初的夜禁时间又结束于何时呢？从天禧元年（1017）东京的官营卖炭场“以五鼓开场”可推知，开封的夜禁结束于五更，即凌晨3点左右。也就是说，唐代的夜禁时间为9个小时，北宋初的夜禁时间只有4个小时，夜禁缩短了5个小时。

——不要小瞧这短短的几个小时，它可以满足许多市民的夜生活了。

到了北宋后期与南宋时期，夜禁制度即便仍然保留，也已经完全松弛下来，甚至可能名存实亡了。因为我们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与吴自牧《梦粱录》的记述，开封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杭州的夜市，“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缘金吾不禁，公私营干，夜食于此故也”。“通宵不绝”、“通宵买卖，交晓不绝”、“金吾不禁”的信息均显示，在孟元老与吴自牧生活的时代，城市夜禁的古老制度已被突破了。“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不再只是元宵节的“夜未眠”，而是成了宋朝城市生活的常态。

夜禁制的松弛，或者说废弃，促使宋代的城市出现繁华的夜市，城市居民开始获得丰富的夜生活。

唐朝的城市也有夜市，特别是在坊市制不那么严格的城市，比如扬州，唐诗人王建就有一首《夜看扬州市》描述扬州的夜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但在长安，夜市是被禁止的，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十二月，朝廷特别发布了一条敕令：“京夜市宜令禁断。”以至民间偷偷交易的夜市，被误以为是“鬼市”：“俗说务本坊西门是鬼市，或风雨曛晦，皆闻其喧聚之声。秋冬夜多闻卖干柴，云是枯柴精也。”

而在北宋东京，入夜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瓦舍勾栏，酒楼茶坊，笙歌不停，通宵达旦。“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马行街的夜市尤其繁华：“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京师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人物嘈杂，灯光照天，每至四更鼓罢，故永绝蚊蚋。”彻夜燃烧的烛油，熏得整条街巷连蚊子都不见一只。

唐朝人也有彻夜不眠的夜生活，但不眠之夜通常只属于贵族官宦之家，就如一首唐诗所形容：“六街鼓绝尘埃息，四座筵开语笑同”，市井的冷清与朱门的喧闹，构成强烈的对比。

到了宋代，这样的对比竟然颠倒过来——市井间喧哗、热闹的夜生活，将豪华的皇宫衬托得冷冷清清。我举个例子吧：某日深夜，宋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

其实宋仁宗时代街鼓的废弃，已经显示了夜禁制度的松懈。官府都懒得敲响街鼓，“以警昏晓”了，说明已经没有多少人在乎夜禁制度了。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