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学旨趣与儒学正统

作者：朱汉民

来源：《现代哲学》2014年第3期

提要：湘学是一个学术传统相继、学术旨趣相似的地方性知识传统。湘学坚持道、治、学三者贯通的学术宗旨和知识兴趣，坚持了理想范型的儒学形态。湘学史上那些不同学者、不同学术体系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学统，就在于他们在学问宗旨、知识兴趣方面的相似性。湘学学术旨趣上的这一特点，使它能够很好地发挥儒学的社会功能。本公众号将从“湘学”学统的依据”、“道、治、学贯通的旨趣”、“湘学旨趣与儒学正统”三个部分，依次推出朱汉民教授的大作以飨读者。

“湘学”是一个代表学术传统相继、学术旨趣相同的地方性知识传统的象征符号。质而言之，我们将周敦颐、胡宏、王船山、魏源、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学者的知识学问统称之为“湘学”，不仅仅因为他们是湘人或在湘中之地产生了自己的知识学问，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一系列相同的学术宗旨、知识兴趣。同时，这一学术旨趣又成为贯穿他们的学术思想的学术传统，即“学统”。

3、湘学学统与学术旨趣之“湘学旨趣与儒学正统”

在历史上，湘学学者一直有很强的儒学正统（“湖湘正学”或“道南正脉”）意识。这究竟是湘人自傲气质的体现？还是仅仅体现湘学学者对儒家正统的执著追求？这种学术正统意识究竟是促进了湖湘学术的传承与发展？还是限制了湖湘学者知识视野的拓展？

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究竟有没有一个正统的儒学？两千多年的中国儒学史，一直就没有停息过关于儒学正统的争辩。直到当代新儒学家牟宗三，还提出一个“道德的形上学”为儒家正统的“圆教模型”，并以此为标准而将朱熹之学判定是“别子为宗”，他特别将胡五峰、刘戢山判定为儒学正统，从而引发许多新的争辩。显然，牟宗三以“圆教模型”为儒学正统的说法是十分片面的，它完全不能解答儒学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的社会作用、文化功能。其实，不仅仅牟宗三关于儒学正统的说法是片面的，就是最早提出儒家道统的宋明诸儒的观念同样是片面的，当他们把身心性命之学看作是儒学正统时，同样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许许多多古代的、当代的学者都已经深刻地分析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应该放弃那种将儒学的某一种特质、某一种观念定位于儒学正统，进而将两千多年的儒家学者、学派作偏正的划分，并以此作学术价值判断。

我们虽然不同意儒学史上关于道统论的学术偏见，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对儒学的理想范型是什么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虽不同意以某一特质作为正统儒学的标准，但是我们确是可以通过儒学的产生、儒学在中华文明史上的角色定位，来思考理想的儒家究竟应该是什么形态的问题。

在世界文明演进的“轴心时代”，产生了中华文明所特有的孔子及其儒学。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史上，孔子创建的儒学不仅仅是一套读书人必须学习的知识系统，也是主宰社会各个阶层的思想与行动的价值理念，同时还是支配宗族、社会、国家的制度建设、生活方式的依据。儒家要能够在漫长的历史中承担这么多的社会功能，首先必须使自己成为一种理想的学术形态。而在两千多年的儒学史上，确是有许多儒学思潮、学派、学者的学术形态并不具有这种理想范型的综合素质，故而在当时或后世受到了严厉的批评。那么，这种理想范型的学术形态究竟具有哪些根本的素质和要件呢？其实，从孔子的言论中，从儒家经典的一些基本理念中，均可以找到理想儒学形态的基本要件与主要特征。一个理想范型的儒家应该具备下列三个能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基本内容：第一，学，即一整套能够说明，解释当时人们的生活世界的知识体系。儒学首先应该是“学”，即一套解释并指导人们生活的知识体系。作为一个学者，孔子三代遗留的历史文献及各种文化知识的典籍有着全面的把握与系统的整理，经过他整理的三代典籍成为后来的知识者必读的经典。第二，道，即包括个人的生活意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国家的基本理念等一整套价值体系，它既体现为人道，但此人道又是与宇宙法则的天道相通的。故而，儒者的“道”既是个体精神安顿的依据，又是天下安泰的理念，还是天地和谐的终极目标。第三，治，儒者必须将其建立的“学”，追求的“道”最终付诸社会实践的“治”。“治”在儒者那里，不仅仅是政治，而是一种参与社会、建立一个理想人间秩序的实践活动，一切有社会生存、发展需要的活动，包括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教育活动、科技活动、军事活动等等，均是纳入儒者的“治”的领域。因此，儒家关于“学”的知识体系、“道”的价值体系，最终均要完成于“治”。

在孔子创建儒学学派时，他所建构的学术思想就是这样以“学”“道”“治”三种文化理念而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孔子建构起来的儒学，首先体现为整理三代文献、删述“六经”而建立起“学”的知识体系，其次体现为人生、社会目标的设定，即建立起“仁”“道”的价值体系，同时还体现为“天下有道”的社会关切，即完成“礼治”秩序的经世实践。孔子终其一生所建构的就是这样一种以“学”为基础，融通“道”与“治”的一种理想型的学术体系。其实，后来的儒家学者，往往是将这三者的结合作为学问的至高境界，而会以某一种或两种要件的缺失而受到儒学学者的批评，《礼记》中《大学》一篇之所以受到后代儒者的关注，就在它将儒者“大人之学”的知识理念化为一个清晰的“八目”历程，所谓格物、致知是“学”的完成，正心、诚意、修身是“道”的修炼，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治”的完成，这正是一个完整的儒学追求、实现的学、道、治的知识理念（即“学”是为了“道”与“治”），同时也是儒者生命完成的过程。所以儒家学者所追求的最高人生目标是“三不朽”，即所谓立德、立功、立言，其实它们正是儒学知识理念的道（立德）、治（立功）、学（立言）的体现。由孔子所奠定的将学与道、治结合起来的知识旨趣，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儒家学者，从汉唐到明清，儒家学者总是在不断以这种理想范型的学术理念，支配着他们从事学术事业，或者以此为标准去评论其他儒家学派与学者。同样，当代学者中亦有许多人有相同的看法。杜维明曾经提出，孔子的仁学是儒学的原初形式，其内部包括道、学、政三个方面，他认为仁学的这种道德理性（道）、人文关切（学）、入世精神（政），区别于希伯来的神学与古希腊的哲学。[1]李泽厚也认为，宋明理学与当代新儒学仅儒学归之于“内圣之学”是片面的，孔子奠定的儒学是包括内圣（道的信仰，宗教性）、外王（经世实践，政治性）为一体的，只有将它们完整统一起来，才是儒学的本旨。[2]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也表达他对儒学的看法，即儒学不仅仅是内圣之学，而是内圣、外王一体，外王是内圣的完成。[3]

尽管孔子创立儒学时强调学、道、治一体的知识理念与学术旨趣，两千多年的儒学史亦在不断地追求三者的统一与圆融。但是，在具体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儒家学派与学者，均可能表现出对某一方面的特别兴趣，从而偏离儒家的知识观念。甚至可以说，正由于后来的儒家学者将儒学的知识旨趣引向某一个方面，才有可能促进儒学的发展。譬如，人们往往将儒学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理学几大思潮和流派。显然，古文经学发展了儒学的“学”的一面，从儒学中产生出了许多专门的知识学问，大大丰富了儒学的知识面向，尽管很多古文经学家有很严谨的学术精神与求实的科学态度，但他们往往在沉溺于这种冗繁的知识体系中而忽视了儒学还应有“道”的追求与“治”的经世，故而在“学”的方面爱到肯定的同时亦因“道”、“治”的缺失而受到批评。而今文经学则发展了儒学重“治”的一面，强调儒学的根本精神是求治，他们的经世致用的学术态度，使学术能够与现实政治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但是今文学家在追求“治”的政治利益与社会功效时，却失去了古文学家在求“学”时的科学精神、求真态度，也没有道学家那种道统高于治统的理想情怀与超越精神而受到批评指责。道学（理学）则是发展了儒学崇道的一面，强调儒学的根本就是一种人格理想与社会理想统一的“道”，但是不少理学家为了求道而放弃“学”与“治”，被历史上的儒者指责为既无求实学问，又不能经世致用的“空谈心性”。

现在，我们回到“学统”的正统意义上来。本来，“学统”观念是受道统影响而产生的，故而学统具有学术正统与学术传统的双重含义。具有强烈道统意识的宋儒认为只有崇道、追求内圣之德的学问才是儒学的正统，才能称之为“学统”、“正学”。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则将儒家内圣之学表述为“道德的形上学”，并以此作为儒学的正统，是宋儒观点的重复。显然，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正统儒学概念。我们将儒学的原始形态和理想范型看作是“学”、“道”、“治”圆融统一的学术体系，认为它最合乎儒学的原始形态，同时也是能发挥儒学的社会功能。当然我们并不主张只有这种学术形态才是儒学正统，因为无论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或者是宋明理学，尽管他们均有各自的缺陷，但也是推动儒学发展的功臣，他们使儒学发展得更加能够满足社会历史对儒学能够胜任知识理性及其个体安身立命、社会和谐稳定的需求。

那么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湘学学统及其学术旨趣的意义何在？湖湘学者坚持湘学学统的正统性，或许源于他们对自己的儒学形态、理想形态一致的自信。从唐宋时期湘学形态的成型，到明清时期湘学的崛起，那些参与、建构湘学学统及其学术旨趣建构的学者，均没有出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些纯粹学问的知识追求、空悟心性的精神超越、王权为本的政治功利等等，而是坚持合乎原始儒学、理想范式儒学的知识理念与学术旨趣，即是道、治、学三者融通，并强调以道统主宰治统与学统。湘学学术旨趣上的这一特点，能够使它在更大程度发挥儒学的社会功能。清道光以后，既是湘学崛起于晚清以后的历史时期，更是湘学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的历史时期。晚清湘学代表了传统儒学对晚清社会发挥的重大的作用，从而影响了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譬如，今文经学派魏源通过对“治经之儒与明道之儒、政事之儒、又泮然三途。”[4]的批评，希望完成“道形诸事谓之治”“求道而制事”“以经术为治术”[5]的将道、治、学统一的儒学学术旨趣的追求。这种学术旨趣不仅引发了整个晚清学风的重大变化，同时也代表着东亚儒学在世界文明格局发生演变时的自我调整，晚清中国和近代东亚的政治变化、文明调整，均与这种学术形态及学术旨趣有密切的关系。又如理学经世派曾国藩，他领导的湘军集团及其洋务运动对在近代中国的变迁，亦发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但是，以他们代表的湘军将领及洋务领袖们，其文化身份则均是儒家学者，并且都是湘学学统的承传者，都具有鲜明而一致的学术旨趣。他们的儒学学问并不特别专精，他们的理学之道亦不特别高深，但是，他们平实的儒家之学、儒家之道却与儒家之治结合起来，使得儒学的社会功能发挥得特别充分。

注释：
 
[1]杜维明著：《孔子仁学中的道、学、政》，《杜维明文集》第5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2]参见李泽厚著：《经世观念随笔》，《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7页。
[3]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下篇，三联书店2004年。
[4]【清】魏源：《魏源集·默觚上》，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页。
[5]【清】魏源：《魏源集·默觚上》，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24页。

朱汉民教授简介

朱汉民，湖南汨罗屈子书院院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教授，历史学、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编委会主任。担任岳麓书院院长二十多年，推动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致敬国学——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等系列学术文化活动的发起人。兼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承担国家重大学术文化工程项目《（新编）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主编与《清史·湘军史料丛刊》主编，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湖湘文化通书》与《宋学源流》首席专家，著有《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儒学的多维视域》、《经典诠释与义理体认》、《宋学·理学·心学》、《书院精神与儒家教育》、《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等著作二十多种，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三百多篇。获评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建国70周年百名湖湘人物、首届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徐特立教育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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