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篇智慧观解读

作者：耿春红 刘玉敏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作者简介：耿春红（1968－），女，河北衡水人，衡水学院学报编辑部，教授。

刘玉敏（1989－），女，河北衡水人，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国际教育与人文学院，教师。

摘要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专辟一章论说智慧，这就是“必仁且智”篇。文章分三段从三个方面对智慧进行论说，即智慧的重要性及在选材用人方面的不可或缺性、何谓仁、何谓智。董仲舒认为，仁，指心理情绪，要对心理情绪进行管控，行为、结果才不会出现偏差；智，是指思维的规范性、判断的合理性及行事的恰当性三者的有机统一，含理性和实践的统一。仁，类似于现代心理学的情商，与后天的培养息息相关；智，类似于现代心理学的智商，与理性有关。董仲舒“必仁且智”的智慧观：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兼有超越意识；是人才必备的智慧，是做人做事、安身立命不可缺少的德行和品质；继承先儒智慧观中的伦理道德性，其站位比现代人更高。董仲舒的智慧观对于现代人依然有诸多启示。

关键词：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智》；智慧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1.02.019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20200402019）；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ZD20212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ZX051）

中国先哲从先秦时期就开始探讨智慧，尤其是注重安身立命、直面现实生活的儒家先哲们一代又一代给出了对智慧的理解和探讨，这些都反映在一部部经典著作中。研读这些著作，可以使后人在欣赏语言文字美的同时，也能学习到先人的智慧及对智慧的探讨，为后人更智慧的生活提供宝贵经验。

读《论语》，我们读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1]（《论语·子罕》）领会到孔子在知、仁、勇三位一体中考察、理解“知”，“知”“智”合一，既体现了知识论和伦理学的统一，又反映了儒家智慧和道德相结合的基本特征。读《孟子》，我们读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也。”（《孟子·公孙丑上》）[2]“仁”“智”合一，就是圣人，字面的改变表明孟子向智慧的探讨进一步发展。孟子又提出了“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的命题，即是非之心是智的萌芽。又因为孟子强调“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他认为凡人也可以通过知识的积累和智慧的磨炼而“学以成圣”，智慧的获得人人平等，这是孟子对智慧论述的贡献。荀子是继孔孟之后的儒学大师，他对知识的层次和分类有意识地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征知、辩合、符验等一系列认识、推理、证明的环节，从而说明“求智”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从而为人们获得智慧指明路径和方法。他认为“人所具有的认识事物的本性”就是“知”，人的认识应和外界相符合、达到对事物之理的把握则是“智”。可见，“智”是从知识中分化出来的结果，这种见解是荀子论智慧的一大创新。另外，荀子还通过耳目感知之知和心之征知两个阶段分别涉及感性和理性的认识，从而为进一步认识智慧开辟途径[3]。

我们读先秦经典，感受到了儒家对智慧的探索和深入。然而先秦儒家没有将“智慧”两个字连用，而多是将知、智、慧等字单用，直至汉代儒者贾谊才在他的《新书》中将先秦儒家对智慧定义的基本思路揭示出来：“深知祸福谓之智，反智为愚；极见窕察谓之慧，反慧为童。”[4]意思是，智慧就是深知祸患之辨，极见事物义理本质，侧重社会人事及其行为趋势的明智理解和理性把握，和知识、理性相关联，又具有浓重的人文色彩，并且和愚昧、童蒙相对立。

正是有了前人对智慧的诸多探讨，于是到了汉代董仲舒，作为哲学家的他才在其《春秋繁露》中专辟一章论说智慧，这就是“必仁且智”篇。董仲舒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较为系统论说智慧的第一人。“必仁且智”篇，分三段，全文约四五百字；以说理为主，同时采用意象式的下定义方式。全篇说理充满了干净利落、言简意赅且具体细致的特点。董仲舒的智慧观既继承孔子以来开创的智慧观，即知识与伦理、智慧和道德相结合，又有其创新和超越意识。下面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具体说明。

第一段，智慧的重要性及在选材用人方面的不可或缺性。对一个人来说，没有比仁、智更重要的了，即“莫近于仁，莫急于智”。仁，即仁爱，智，即明智，前者侧重情绪能力，后者侧重理性能力，二者结合就是智慧；然后指出“不仁不智而有材能”“适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恶”，意思是，没有仁、没有智却有才能的人，会运用他的才能去助长他邪僻不正的思想，去帮助他邪恶乖僻的行为。在这里，他强调了智慧的道德性特征，同时又提到一个概念：“材能”，即才能，所以下面提到了智慧和选材用人的问题。董仲舒认为，仁与智的统一是选才用人的标准。他说“有否心者。不可藉便埶（势）；其质愚者，不与利器”，意思是：有邪恶心的人，不可以给他便于利用的权势；资质愚钝的人，不可以给他锐利的武器。因为仁、智是用来别是非、辨善恶的。“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仁而不智，是爱而不别是非；智而不仁，是虽知是非，但却不肯为是而非；是非不分的人，虽知道什么是善事而不会去做。所以“必仁且智”，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人才。第一段指出一个合格的人才由仁、智共同组成其智慧，这样的人才能别善恶、明是非，做一个对社会、对人类有用的人。同时，仁、智对举，让我们想到现代心理学上的情商和智商两对概念。情商，是1990年美国耶鲁大学的萨洛维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梅耶提出的概念，又叫情绪智力，是管理情绪意识的能力。智商，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推孟在1916年提出的概念，又叫智力商数，是心理年龄与实足年龄之比，也称比率智商，作为比较人的聪明程度的相对指标。董仲舒是否有此超前意识，且看下面两段分析。

第二段，何谓仁。先用三个肯定句“憯（惨）怛爱人，谨翕不争，好德敦伦”，意思是，忧伤痛苦地爱护别人，恭敬和合地不与人争斗，喜好并诚恳地遵从伦理道德。孔子讲“仁者爱人”，董仲舒又加上了“憯（惨）怛”二字，说明爱与同情、怜悯心、同理心有相同之处，和孟子的“恻隐之心”相同，属于本体之心。第二、三句话是讲和人相处之道及对伦理的遵从，体现了儒家重伦理的特点，属于用的范畴。这三句话体现了“仁”这个概念体、用结合的特点。三句话都侧重与别人适当关系的处理，也体现了儒家“仁”的基本特征就是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紧接着连用六个否定句，论“仁”所反对的内容：“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妬（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讳之行。”意思是，没有伤害别人的心理，没有暗中记恨别人的心志，没有嫉妒别人的情绪，没有抱怨忧闷的意愿，没有阴险邪僻的事情，没有邪恶乖僻的行为。前四句话从心志写，写人内心的阴暗邪恶；意识支配行动，所以后面两句写效果、写行为。六句话，先肯定，后否定，体现了儒家温柔敦厚的思想特点，同时抓住了仁的实质，仁就是人的心理情绪，它支配人的行动，一念之间天壤之别。因此，要对心、对意念、对情绪进行管控。只有管控好心、意念和情绪，行为就不会出现偏差，也就不会出现坏的结果。由上面的描述看出，仁，确实类似于现代心理学所说的情商。所谓情商，主要是指人在情绪、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反映一个人感受、理解、运用、表达、控制和调节自己情感的能力，以及处理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的情绪能力。它是非理性的，与后天的培养息息相关。情绪失控，就如同汽车制动失灵，造成车毁人亡；情绪失控，造成人生病、发疯、自杀、杀人。因此认识情商、认识情绪管理的能力非常重要。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董仲舒似乎认识到了，他通过三个肯定句、六个否定句，最后导出了一个情商管理四要素：“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意思是，心情舒畅，志意平稳，心气和顺，欲望节制，唯有这样才能“其事易，其行道”，行事平易，行为合乎正道。可以说，仁，等同情绪管理，小到关乎身心健康，大到关乎人间正道。

第三段，何谓智。分五点：首先，智就是正确谋划。“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智，先规而后为之”，意思是，人们大凡要实行或放弃某项行动，都先用他们的智进行谋划，然后才去实行。但是谋划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按谋划而行为的结果也就有了天壤之别：谋划正确的人，“其所为得其所事，当其行，遂其名，荣其身，故利而无患，福及子孙，德加万民，汤、武是也”；谋划错误的人，“其所为不得其所事，不当其行，不遂其名，辱没及其身，绝世无后，残类灭宗亡国，桀、纣是也”。故曰：“莫急于智。”所以人没有比需要智更急切的了。这里，董仲舒通过历史上两类著名的人物——汤武和桀纣行为的结果谈到谋划的重要性，其于己、于人、于家、于国至关重要。谋划正确就是明智，谋划错误就是不明智。所以智就是理智判断。同时汤武、桀纣的行为也带有道德性，所以智的道德属性不言而喻。其次，智能预测。“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早，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明智的人能预测祸福，能提前知道利害，事物刚一发动就知道它的变化情况，事业刚一兴起就知道它的结果，看到开端就知道结局。这里强调智的先见之明，它是基于知识、经验习得积累基础上的，不完全等同于知识的，从而强调了学习、积累、总结的重要性。其三，智的理性威严。“言之而无敢哗，立之而不可废，取之而不可舍，前后不相悖，终始有类，思之而有复，及之而不可厌”。这里强调智的理性威严，强调它的合理性和恰当性。其四，智的简约性。“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意思是，他的言语不多而理由充分，语言简约而清楚明白，简单而能表达充分，省略却又全面，语句少时别人无需增加什么，语句多时别人无法减少什么。可见，智简约而不啰唆且具缜密性。其五，智合乎伦理。“其动中伦，其言当务”。智的行为符合伦理规范，智的话语切合时务。总之，思维的规范性、判断的合理性及行事的恰当性三者的有机统一就是智。董仲舒既把智中的理性主义内容论说了出来，又体现出对其实践性的重视。这也是董仲舒论智慧的创新之处。同时，智和现代心理学上所说的“智商”非常相近。现代概念的智商主要反映人的认知能力、思维能力、语言能力、观察能力等。也就是说，它主要表现人的理性的能力。理性的高级形式就是做人做事符合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等的规律，汤武、桀纣的做法，只要是一个理性而正常的人，都能判断出孰是孰非。所以，两千多年前的董仲舒就用简洁、有理、符合逻辑的语言论说了智就是做人做事的理性能力。

“仁”和“智”的先后逻辑也很清晰。“仁”类似情商，“智”类似智商，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情感常常走在理智的前面，它影响着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能力。智商的作用主要在于更好地认识事物。智商高的人，思维品质优良，学习能力强，认识程度深，容易在某个专业领域做出杰出成就，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情商主要与非理性因素有关，它通过影响人的兴趣、意志、毅力，加强或弱化认识事物的驱动力。智商不高而情商较高的人，学习效率虽然不如高智商的人，但是，有时能比高智商者学得更好，成就更大。因为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之勤能补拙。另外，情商是自我与他人情感把握和调节的一种能力，因此，对人际关系的处理有较大影响。情商低的人，人际关系容易紧张，人生事业等各方面会受到限制；而情商较高的人，通常有较健康的情绪，人际关系也会良好，人生事业会顺利甚至成就更高。因此，情商会影响智商的发挥。董仲舒和先秦儒家一样，认识到了仁和智同样重要的同时，它通过“仁”“智”前加的定语“必”“且”两个字，就说明了“仁”在智慧中的不可或缺性以及第一重要性，先论仁、后论智段落的先后安排，也同样肯定了“仁”的重要地位。这和现代心理学上的情商、智商的逻辑关系非常相似。现代人认为，情商+智商=智慧；而且认为，99%的情商+1%的智商=人生成功。同样，董仲舒认为，智慧“必仁且智”，缺一不可；而且，“仁”是必要条件，是第一位的。同时认为智慧高于才能，是做人做事、安身立命不可或缺的德行和品质，其论述比现代人站位更高，因为董仲舒继承儒家先人，强调了智慧的伦理道德性，而现代心理学，则多从科学的角度论述情商和智商。

董仲舒的智慧观在中国哲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对于现代社会依然有启示价值。

启示一，要点燃对智慧的爱和尊重。董仲舒作为哲学家，他深刻领会和实践了智慧的重要性。他一生起起伏伏，但是他对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都有着深入的学习、深刻的洞察和深邃的思考。从中看出，无论做事、做人，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智慧极其重要，不可替代。所以人人要爱智慧。但他认为智慧本身有其特点，需要对其掌握和尊重：第一，智和仁不可分，缺一不可。智有其理性威严，做人做事要合规、合理、合情，而“必仁”两字，就使得智慧带有了伦理性和人文色彩，有了温情脉脉的感觉，而非冷冰冰的一个词语，从而拉近了人和智慧之间的距离；第二，智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理是否健康，如是否具有同理心、善良、豁达、坦荡、开朗、积极、乐观等品质，这些良好的心理品质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有健康的智慧。第三，智慧是可以学习和积累的。智慧很大部分不是先天就具有的，而是在后天学习、积累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应对社会、自然和人生的综合能力。所以智慧需要习得。

启示二，选人用人，德为先。董仲舒的智慧观，既有其科学性，又强调了其伦理道德性。他认为，智慧关乎别是非、辨善恶的能力和行为，其能力和行为直接影响人才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对一个有才能的人来说，仁偏于心理情绪的管控，智偏于理性能力的发挥，两者缺一不可，兼而有之才能有利于社会，因为“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然而“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即有智慧而不仁爱，虽知道什么是善事而不会去做，所以偏重于心理情绪的“仁”，是必须的，是第一位的，具有强烈的道德性，所以选人用人，德为先。

启示三，要重视对心理和意识的正确引导。仁在智慧中是第一位的，类似于现代心理学中的情商。一个人或许智商高，也或许有才能，但是缺乏仁爱之心，所以做起事来容易缺乏同理心，又容易争强好胜、情绪过激，从而导致心理的偏差，如仇恨、嫉妒、抱怨、睚眦必报、斤斤计较以及贪婪等，这些负面的心理和意识又常常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如现在高知阶层的抑郁症多发、大学生犯罪频发、贪官腐败层出不穷。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指导行为的心理意识出了问题，也就是情商出了问题。董仲舒尽管只是举出了“仁”即情商中六个方面的心理意识的负面问题，不尽全面，但是他已经认识到了“仁”也就是现代心理学的情商的重要性。意识支配行动，情商影响智商的发挥，所以管理引导好心理意识至关重要。

启示四，要重视行为和结果。董仲舒谈智慧，不是就其定义、概念或理论而言，他更重视行为和结果，即实践性。董仲舒认为思维的规范性、判断的合理性及行事的恰当性，这三者有机统一才体现智慧的理性价值，同时也体现出其对实践性的重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知和行相统一，这既是董仲舒论智慧的创新之处，也是现代人应该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力证据之一。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简体字本）[M].2版.北京:中华书局,2017:137.
 
[2]杨伯峻.孟子译注（简体字本）[M].2版.北京:中华书局,2019:67.
 
[3]施炎平.先秦儒家智慧观念初探[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43-49,126.
 
[4]王洲明.贾谊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304.On Wisdom of Being Virtuous and Wise in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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