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封锁隔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作者：弗兰克·菲雷迪 著；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恐惧文化令终身检疫隔离看起来成为很有吸引力的一种选择。

几乎半个世纪以来，恐惧已经主宰了西方社会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典型特征之一是偏爱最坏结果思维的趋势。正是这种趋势给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的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带来了巨大影响。欧盟成员国已经做出暂停使用阿斯利康疫苗的决策，由于该款疫苗与增加血栓风险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这是体现最坏结果思维的明显例子。疫苗接种者的血栓案例并没有显著高于人们正常期待的水平，但这个事实并不重要，反正，最坏结果思维占了上风。无论风险多么小，避免冒险的命令最后取得了胜利。结果，回避风险的官员破坏了本来要救命的疫苗的可靠性。

最坏结果思维的核心是预防性原则。这个原则认定在遭遇不确定性和负面结果的可能性时，宁愿站在谨慎一边出错也总是更好些。预防性原则的很多支持者已经宣称，暂停施打阿斯利康疫苗是对这个原则的错误使用。他们正确指出“停止施打疫苗的选择不是没有代价的，推迟可能导致死亡。”但是，因为预防性原则的合理性论证就是用最坏结果思维思考不确定性的，在该案例中就是疫苗引发的数以千计的血栓案例---欧盟成员国应用这个原则并没有错，只不过其利害关系因为新冠疫情而如此高昂，以至于按照预防性原则行动惹眼地暴露出其非理性而已。

预防性原则或许产生于环保主义之内，但现在已经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它鼓励我们对未来感到害怕和恐惧，感到不安全。这导致安全主义---即把安全确立为英美文化的基础性价值观。

我们能看到安全主义和最坏结果思维在育儿领域产生的不良影响。其实，育儿实践越来越多地以预测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结果为中心组织起来。现在的家长越来越不愿意让孩子远离自己的视线。儿童也已经逐渐将自己视为脆弱和容易受到伤害的。在新冠疫情期间，这种充满恐惧的儿童和育儿观被进一步强化了。据说儿童的心理健康处于风险之中，其生理成长受到威胁。这种最坏结果途径实际上诱使孩子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因此，恐惧在社会上占据支配地位。但是，这种恐惧不仅仅是当我们在面临威胁时本能性地感受到的那种情感上的恐惧。相反，它是一种恐惧视角，一种面对世界时的文化定位。恐惧提供了一种我们用以阐释自身生活体验的棱镜，让人们滋生回避风险的倾向、强化自己脆弱性的意识、痴迷于安全、对未来缺乏信心。

这种恐惧视角的支配地位正在将封锁隔离变成一种接近长期常态化的东西。政策制定者和评论家们在谈论“新常态”---后疫情世界，其中我们习以为常的自由和风俗习惯都可能一去不复返了。公共卫生专业人士常常建议，未来很多年可能都要持续保持社交距离。

幸运的是，不是人人都愿意接受不应该恢复正常生活的建议。很多人渴望面对面接触和社交接触，他们渴望能再次自由流动。但是，这种对自由的渴望常常淹没在沮丧之中，他们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往往感到无能为力。鉴于公共机构和媒体连篇累牍地宣扬充满恐惧的世界观，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不过这种状况的确令人感到担忧。

从3月25开始的著名咨询公司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民意调查发现，面对生活可能没有办法快速恢复正常的现实，人们越来越多地听天由命地表示接受。36%的受访者说可能至少需要六个月或一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另外36%的受访者说可能需要一年或更长的时间。也就是说，加起来72%的受访者相信，新冠疫情相关的限制措施在未来仍然持续一段时间，这就表明他们已经学会接受封锁隔离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了。

更令人担忧的是，公众中有相当显著的一部分逐渐把封锁隔离当作生活方式了。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多数人---54%感觉到可能会想念隔离生活的某些方面。默许甚至推崇隔离生活往往与不愿意坐通勤车上下班，不愿意回到办公室上班有关。宣称新冠疫情教导我们改善工作质量和提高工作效率的说法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一位顾问宣称“专业性服务公司在新常态下需要更聪明地工作，”接着补充说“新冠病毒已经已经无可挽回地永久性地改变了专业性服务产业。”“无可挽回的”、“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之类词语传递了我们都再熟悉不过的信息“没有其他选择”。其他人则很高兴地建议，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在未来可能要持续很多年。

我们认定新冠病毒感染的风险无处不在，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的心理基础是我们缺乏任何信心，我们不相信人类有能力解决所遭遇的问题。相反，我们得到鼓励要将封锁隔离变成美德，心甘情愿地拥抱封闭隔离的生活方式。

隔离生活方式的源头

在谈及“人们普遍遵守隔离限制措施”时，一位退休的临床心理学家加里·西德里博士（Dr Gary Sidley）雄辩有力地描述了官方和媒体危言耸听制造恐慌的伎俩，他们系统性宣扬问题的严重性。他注意到3月22日为政府的“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 (SAGE) 写的文章担忧公众放松对疫情的警惕。它认为“可使用直言不讳的情感信息方式提升那些自鸣得意者的个人威胁认知水平。”在“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的附属机构“行为研究科学疫情见解小组”（SPI-B）工作的其它人似乎赞同这个说法。“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中至少有一位成员承认，“英国人已经在接受并没有经过评估的心理实验，他们根本不知道正在进行什么实验。”

但是，虽然我们很容易受到诱惑，将民众高度配合官方的隔离措施归功于行为科学家的努力和媒体制造恐慌的做法，但是，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心理操纵很重要，此外，指导人们对疫情做出反应以及他们拥抱隔离措施还有更具决定性作用的影响。

就拿政治领袖的作用来说，雷厉风行的威权政府能够强化公众的恢复力和弹性。它会鼓励人们充满信心和希望地勇敢面对新冠疫情这样重大的紧急情况。但是，英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英国政府的行为往往表现出它根本没有控制局面的能力。这种缺乏权威和果断行动能力的状况让民众变得更加焦虑不安和缺乏安全感。

政府似乎自己也陷入恐惧之中而无能为力，政府尤其担忧辜负了民众对它的期望。媒体要求政府做得更多，但这种几乎经常性的压力并没有多大帮助。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政府的优柔寡断和充满恐惧，去年3月中旬新冠疫情管理中相对宽松的途径，今年3月23日快速实施全面隔离。但是，这样做并没有让民众感到安心，反而加剧了民众的焦虑情绪，强化了他们充满恐惧的世界观。

其实，对于理解公众高度配合抗疫限制措施以及民众随后拥抱隔离文化，早已存在的恐惧视角都至关重要。简而言之，面对新冠病毒疫情这样的危机，人们已经习惯于用充满恐惧地要求隔离的方式做出回应。因为安全已经被当作最高价值来对待，已经被当作目标本身了，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的几乎任何方面都可以为此做出牺牲。

安全空间的要求

在某种意义上，很多人热烈欢迎隔离措施早已出现。这是因为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已经在恐惧文化中实现了社会化。多亏了新的治疗式育儿方式和教育实践，保护儿童免受任何风险一直是至高无上的原则，这些孩子长大后都已经拥有恐惧视角。从前的性格理想如勇敢都已经被边缘化了。历史学家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指出：

“说服孩子们相信他或她的环境是没有风险的，这一点很重要。教导他们用勇敢克服风险的做法已经被抛弃－－－这是根本性的转变。”(1)

这种社会化模式剥夺了人们最重要的道德资源之一，即人们在面对恐惧时所能利用的勇敢。亚里士多德和无数其他伟大哲学家都已经注意到，勇敢这种美德在恐惧管理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勇敢还有其他美德如理性、判断、谨慎、刚毅提供了克服恐惧视角的有效且灵活的消毒剂。教育年轻人拥抱这些美德能够确保年轻一代变得更自信，培养他们对待未来采取更平衡、更乐观的态度。

可以通过鼓励人们动用主动性和为自己和他人承担责任的社会实践来培养勇敢。人们依靠这些实践获得发展信心和勇气所需要的生活经验。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信心来自我们遭遇威胁时的经历。他写到“在我们遭遇危险并安全逃脱之地，我们就感受到了信心。”

当然，那些拥有勇敢品德的人也会感到害怕，但这些害怕能够被克服。勇敢的个人能够利用自己的推理，并能够在面对威胁时运用自己的判断。更重要的是，勇敢能够为社会提供希望和抗拒恐惧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它能够让人们承认不确定性既是恐惧之源也同时是机会之源。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甚至说，勇敢支持了社会自由生活的潜力。她写到“勇敢把人们从对自己生活的担忧中解放出来，享受摆脱世界束缚的自由。”阿伦特甚至使用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话，勇敢是“人的首要品质，因为该品质是所有其他美德的保证。”(2) 　

西方社会仍然认为勇敢---英雄主义的展现是值得向往的美德。但是，就日常生活实践而言，很少能够对培养勇敢美德有什么帮助。其实，勇敢理想一直被弱化，它已经变成自我帮助的元素，一种主要承受住日常生活体验而展现出的品质。我们在疫情期间看到这一点，连人们维持正常生活，照常上班都被描述为“勇敢无畏”。其实，“英雄”这个词很少被如此杂乱地应用在封锁隔离期间这样并不例外的行为中。勇敢常常是老掉牙的概念，其主要目的是用来恭维他人。

现实中，勇敢美德一直被贬低，与此同时安全则一直被特别强调。因此，出现了“安全空间”这种观念。大学和其他组织机构如今往往以提供安全空间而感到自豪。从定义上看，这些地方是一些空间，旨在说明除此之外的世界是不安全的---这些安全空间与我们在封锁隔离期间被限制在的区域并没有什么不同。其实，自愿性呆在安全空间内检疫隔离已经预告了疫情期间不自愿的检疫隔离。两者都是恐惧驱使的结果，他们都认定人类生活条件天生是不安全的。

20世纪70年代末期对通灵超能生存（psychic survival）的关心是新态度出现的最初推动力，最终导致拥有安全空间的要求。这体现在精神病学家安东尼·弗莱（Anthony Fry）1987的书《安全空间：如何在威胁四伏的世界幸存下来》的标题中。他写到，“在我认真观察这个威胁四伏的世界时，似乎越来越难以找到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安全的空间，众多理由包括，物质的、社会的和个人的条件正变得越来越不适合人类生存。”(3)弗莱渴望他描述的“儿童时代受到保护的空间”。这样的安全空间就类似于确保胎儿安全的子宫，这样的安全空间隐喻是非常说明问题的。

从最初的概念化源头，“安全空间”隐含性地暗示其外部很可能是不安全的。不安全空间的这种现成意识在新冠疫情期间又被进一步放大。正如华盛顿大学地理和流行病学荣誉教授乔纳森·迈耶（Jonathan Mayer）所说，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危险都在悄悄逼近我们，我们的安全空间在萎缩。从这个立场看，家庭之外的一切现在都被认为是不安全的，而呆在家里就提供了安全保障，可以摆脱天生不安全的世界。

但是，安全空间提供了什么保护呢？在大学校园里，建立起安全空间并不是要应对公共安全面临的威胁，而是要保护人们免受有时候来自他人的严厉评价。它预设的并不是人的生理脆弱性而是假定人的心理和情感的脆弱性。设立安全空间是要保护个人的精神身份认同。有时候，鼓吹安全空间的运动支持者大肆宣扬自己的脆弱和容易受到伤害从而为自己提出保护的要求辩护。其实，在新冠疫情高峰时期，他们继续要求保护人们免受词语和批评带来的情感痛苦侵扰。性少数群体（LGBTQ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酷儿（Que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译注）支持者在 2020年５月写到“拥有性少数群体自己的空间是非常有益的，可自由展示自己肤色和存在方式，不用遭遇他人的评判，或者为了顺性别者（cisgender，指一个人的生理性别与其行为或其扮演的角色完全匹配的人，与跨性别者对应的词－－译注）异性恋者的利益而掩盖自身倾向面临的压力。”

当我 2016/17年做研究，对呼吁安全空间的文件进行内容分析时，避免判断被描述为该运动支持者的主要目标，这个规律性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4)实际上，安全空间提供了可以免受被人评判的检疫空间。从这个视角看，难怪言论自由和充满活力的辩论常常被诊断为不安全的，是对心理健康的威胁。安全空间的支持者认为，不做出判断就是他们最珍视的特征之一。因此，圣安德鲁大学的学生服务价值观宣言承诺“积极反思”其“确保我们的环境是不做出判断的实践”。这就是大学通常描述其安全空间的方式---不被他人评判的天堂。或者用蒙大拿州立大学的说法，“安全空间为性少数群体个人提供得到认同的场所，在此他们能遇到一些人表达支持，不做评判，而且愿意就这些议题进行开放性对话。”

这是非常说明问题的。安全的理想化，将其转变为社会推崇的目标恰恰就建立在贬低某些品质---勇敢和评判的基础之上，我们恰恰是用这些品质来管理不确定性和评估风险的。(5)因为我们用来应对恐惧的恰好就是判断，但是当今很多人正在将判断视为人的幸福和安全的威胁而弃之如敝。

在鼓励社会的某些群体呼吁将封锁隔离的安全空间推广到全社会的过程中，正是为安全空间的要求推波助澜的这种心态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也在积极拥抱支持封锁隔离的文化。

我们需要将安全从神坛上拉下来

只要西方社会持续将安全神圣化，恐惧文化就将持续奴役我们。自我加码的检疫措施就将真的成为可接受的生活方式。

不过，虽然人类从来不可能消除恐惧这种情感，但我们完全有能力创造条件把社会从恐惧文化中解放出来。这是必要的、迫切的任务，因为安全不断增值的过程对自由造成巨大威胁。正如欧盟对阿斯利康疫苗做出的充满恐惧的反应所显示的那样，它可能轻易糟蹋人类的创新成果。

恐惧视角阻碍人的发展进步。它限制人类探索、试验、冒险和做出选择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设想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恐惧不再被视为驱动公共生活的主动力。我们需要开始拥抱充满希望和机会的未来，而不是把未来当作威胁和不安全的源头。

我们真的渴望培养孩子们去拥抱封锁隔离的生活方式吗？提出这个问题之时就是开始获得解放之时，让鼓吹新常态的胆小鬼们见鬼去吧。 

注释：
 
(1) American Fear, by PN Stearns, Routledge, 2005, p102
 
(2)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by H Arendt, Penguin Books, 2006 p154
 
(3) Safe Space: How to Survive in a Threatening World, by Anthony Fry, Dent, 1987, pXIV
 
(4) See What’s Happened to The University? A Sociological Exploration of its Infantilization, by Frank Furedi, Routledge, 2017
 
(5) 失去判断能力的后果的讨论，请参阅拙著《边界为什么重要》：Why Borders Matter: Why Humanity Must Relearn the Art Of Drawing Boundaries, by Frank Furedi, Routledge, 2020
 
译自：Why Lockdown has become a lifestyle? By Frank Furedi
 
https://www.spiked-online.com/2021/04/30/why-lockdown-has-become-a-lifestyle/ 
 
作者简介：　
 
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英国社会学家和评论家。著有《大学怎么啦？幼稚化的社会学探索》、《恐惧：推动世界运转的隐藏力量》（中译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12月）、《边界为什么重要》，最新著作是《受到围攻的民主：不要听任其遭到封锁隔离》（Democracy Under Siege: Don’t let Them Lock It Down）。
 
This essay originally appeared as “Why Lockdown has become a lifestyle” in Spiked-online (2021-04-30) and is translated here by permi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