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兴学与文教国家之构建

作者：姚中秋

来源：《天府新论》，2021年第3期

【摘要】春秋后期，治、教二分，并分头演化：孔子构建文教，各国竞争造就官僚制国家。汉立国之后，儒家士人曾致力于推动两者之合一，但在当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约束下，接连遭遇挫折。文翁作为接受过五经教育而入仕之早期士大夫，凭借其志于道的精神担当和政治主动性、创造性，绕开阻力较大的中央，在相对僻远的蜀郡进行地方制度创新，兴办公立教育，而后由汉武帝推广到全国。因此，文翁兴学是文教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关键词】文翁；文教；文教国家；儒学传播

文翁兴学于蜀郡，这是儒学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四川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学界已从这两个角度进行了不少研究。关于文翁是不是蜀学之源、其与司马相如有无直接关系等史事，还发生了激烈争论。然而，考察《汉书·循吏传》的文本结构或可推测，在班固看来，文翁兴学的意义远不止此。这篇列传的序言说：

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民作“画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

此处以吴公、文翁并列汉代循吏之首，然而正文却无吴公之传而以文翁列第一。关于吴公，《史记》亦无传，仅于《屈原贾生列传》叙贾谊生平时提及：“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司马迁去吴公不远，其作《循吏列传》却无吴公，班固列吴公于循吏行列却不为之作传，颇为奇怪。推测其原因或许在于，吴公学于李斯，必学刑名法术，或许于入汉之后，改循黄老之术，故“居以廉平，不至于严”，但终究未能兴起教化，真正地移风易俗，从而与两位史家尤其是班固所理解的汉代政治演变之历史逻辑不合，故不为之作传；反过来，把文翁列为循吏之首，则最为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历史逻辑。

《历代循吏传·文翁篇》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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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历史演变逻辑者，何也？文教国家之构建是也，此即秦汉之间历史变迁之基本脉络。对此，钱穆《国史大纲》、拙著《国史纲目》均已有所论述。本文拟把文翁兴学置于文教国家构建之脉络中进行考察。对此，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一文、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已从宏观层面有颇为完整的论述，本文主要从政治学角度略作补充。

一、文翁其人：作为早期儒家士大夫

据传世文献记载，蜀地之纳入统一华夏国家政治版图在殷周之际，《尚书·牧誓》记周武王伐殷纣王，所统领的“西土之人”中包括“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盖因周人兴起于关中西部，由今日宝鸡南行越秦岭，即可沿嘉陵江达于巴、蜀。立国后，武王必定封赐蜀人，但可以合理地推测，周室东迁之后，这种联系必定断绝，巴蜀乃自行发展。至秦惠王九年（公元前３１６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后又有叛乱、复归。约半个世纪后，秦昭王以李冰为蜀守，在蜀中兴修水利，“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华阳国志·蜀志》），蜀地经济开始发展，但秦的国家性质与李冰的政治观念决定了政府未能采取相应措施发展文教事业。

国家治理依赖两种主要机制：以暴力为后盾的政治和滋养、塑造人心的教化，用章学诚的话说是治与教。两者关系发生过一次重大变化：三代以上是治、教混融为一；到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则形成治、教二分格局。这是亚欧大陆上各古典文明演变的共同规律，由此而有德国学者雅思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概念，余英时以此作为分析士人群体兴起、演变之基本理论框架。

章学诚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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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自春秋末期以来，以孔子为标志，治、教分立，分头发展。一方面，列国间战争日趋残酷，各国君王偏离古典宗教、制度，迫切寻求“富强”，即提高国家的资源生产能力和动员能力，强化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孔子删述六经，以之兴学，教养弟子。其教以仁义为中心，以“成人”为宗旨，养成“士人”，是掌握专业知识又有个体道德自觉的全新社会群体。他们又四处兴学，施行教化。与亚欧大陆其他文明的教化机制不同，兴学教化不是教人信神，而是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笔者称之为“文教”。文教所教养的士人以“为政”为志业，故《论语》第一篇为《学而》，第二篇为《为政》，清楚显示了士人之自我角色定位。

然而，当时现实世界的政治完全不是孔子所想象者，孔门后学乃发生大分化。一部分人坚持孔子理念，面对乱局，甚至强化其理念，乃走向批判立场，比如孟子：“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种批判性立场构成后世儒家的一个传统。

以子夏及其弟子为主的三晋之儒积极回应时代需求，由孔子六经之学发展出法家理论，从个人经历看，李悝、吴起、商鞅、李斯、韩非等法家著名人物皆出于儒门。法家以富国强兵为宗旨，构想出强化君权、建立常备军、官僚制、改革土地制度、强化财政汲取能力、处理外交关系等方面的理论，深受各国君王欢迎、重用，陆续在魏国、楚国和秦国发动变法，逐渐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现代国家”。

秦国的变法最为彻底，西方学者称呼现代国家为“军事财政国家”，秦制下的官僚完全以执行法律为己任，心无旁骛，故汉人谓之刑名吏或文法吏，秦国可谓之“军事－法律－财政国家”。它以资源动员效率最大化为唯一目标，而学术活动妨碍这一点，故《商君书》反复主张取消民间学术，青年若欲学习，则专攻国家刑律、政令，“以吏为师”。（《商君书·定分》）推测起来，李冰父子当为此类刑名吏，故其可以兴修水利，因为这有助于国家富强；却不可能兴起文教，因为在法家看来，这是妨碍富强的。

《商君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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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随着统一事业的推进，秦国对文教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秦国逐渐吞并东方，而东方文化教育事业发达，秦国不能不接纳之，这就有了吕不韦组织东方士人写书之事；统一全国后，朝廷也吸纳士人为博士或官员，成为最早的“士大夫”，参与各方面的制度设计。这实际上开启了治、教合一的历史进程。但这一进程遭到一次巨大挫折：士大夫不同于文法吏，文法吏以服从为天职，士大夫受过五经教育，有自己的政治抱负。因而，齐人博士淳于越主张复封建，李斯明确反对，并认为以士人为中心的民间学术威胁皇权秩序稳定。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下令“焚书”。这样，秦朝不仅没有国家的制度性教化机制，也消灭了民间内生的教化机制，这是秦政迅速覆亡的重要原因。

汉开国之后，情况有所改观，尤其是汉惠帝时正式废除秦的民间讲学禁令，民间学术、教育逐渐恢复。实际上，秦统治东方的时间很短，从焚书到汉开国中间只有十几年，因而汉初人物接受过五经教育者很多，著名者如叔孙通、陆贾，及《史记·儒林列传》所记传授各经之师儒。他们复办教育，陆续培养出士人，文翁正成长于这一环境中：“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

可见，文翁属于早期士大夫。当然，文翁不是独一无二的，比如传授《鲁诗》的申公兴办私学，其弟子遍天下：“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夏宽至城阳内史，砀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为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好学。”（《史记·儒林列传》）这些受五经教育而入仕者，即是士大夫。此时，士人入仕尚未制度化，但其人数日益增多，注定了将改变汉代政教格局；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必定建立文教制度。

史籍没有记载文翁的师承，但其政治行为模式却完全依循孔子之教。孔子教其弟子以治国之道：先富之，后教之。文翁为蜀守正是如此行事的。《华阳国志·蜀志》记：“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郫繁田千七百顷。”这里所说文翁为守时间有误，但其事大概是可信的。在做出富民努力后，文翁即着手兴起地方教化。

二、文翁兴学：文教国家构建之地方试验

基于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经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治、教两分局面不利于国家秩序稳定，但秦汉之际则处在探索过程中，大部分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有人出于各种理由反对，因而直到汉武帝时始得以采取实质性变革措施，推动治教合一。但武帝的决断绝非其个人心血来潮，汉兴之后六十多年间有很多人推动这一事业，文翁兴学于蜀郡，就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地方制度创新示范，对武帝构建文教国家的进程起了颇大推动作用。

汉武帝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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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儒林列传》绪论中有一段话简练地描述了汉武帝以前历代统治集团对于治教关系之认知：

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汉朝开国者起于东方，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是荀子之再传弟子，曾与诗学大家申公同学（《汉书·楚元王传》），推测起来刘邦对孔子文教并不陌生，故开国之后，令叔孙通制作礼仪，也听取陆贾之言，令其撰《新语》，讨论国家治理从打天下向治天下的转型之道。（《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然而，高祖晚年主要精力在平定内乱，而后军功大臣掌权，不仅强烈反对文教建设，而且积极引入黄老之术，奉以为官方意识形态。这其中不乏利益考量：黄老无为，也即不做政治制度的变革，他们即可长期保持自己的特权，并传给子孙后代。故汉初六十年间，国家上层权力归军功大臣及其子弟，中下层则承袭秦制，以文法吏治理。

如此权力和意识形态约束决定了儒家士人兴起文教的建议在中央层面是难以实施的：贾谊曾向汉文帝提出完整的变革方案，而军功大臣与刑名吏合力反对，文帝不能实施，贾谊郁郁而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武帝初即位，其师傅王臧、赵绾等人再度发动变革，遭到崇信黄老之术的窦太后为首之政治势力的反对而中断。凡此种种现实说明，即便贵为皇帝，想要自上而下地发动变革，也面临极大的观念和政治阻力。不过，黄老之治也带来一个意外好处：地方官吏的自由活动空间比较大，于是身为地方官的士大夫就在地方上进行制度创新，文翁正是这方面的典型。

从政治角度看文翁兴学，立刻可见其显著特征：此举完全是文翁作为地方官的自发主动行为，而非出于朝廷法令或政令之要求。事实上，景帝时代正是窦太后凭母后之威频繁干预朝政，因而也是黄老之术的极盛之期。但也许因为蜀郡比较僻远，文翁得以利用地方官吏的自由活动空间，在地方兴起文教。

汉景帝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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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亦可发现士大夫之独特政治品质。文法吏的政治伦理是严格执行国家、上级的法律、政令，可将其理解为机械的“政治机器”。士大夫的心智却大不相同，其人“志于道”，相信自己通过研习五经掌握了道，并以行道于天下为己任，因此他们富有政治批判精神：若国家法律不合于道，或上级政令不合理，他们会起而反对甚至拒不执行；他们也有政治主动性即创造性，凡事只要合于道，即便法律、政令未做规定，他们也可能主动尝试、创制。文翁正是基于这种政治主动性在蜀郡兴起文教：“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这完全出乎他个人的政治主动性。

文翁开创了后世儒家“志于道”的士大夫施政地方之基本模式：富民，然后兴起文教，以教化地方。士大夫的施政模式完全不同于秦的文法吏：文法吏的治理是孔子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完全依靠权力，以法律约束民众。士大夫虽为官僚，但他们受过五经教育，故其治理之道是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因而，士大夫施政地方多有明确的教化自觉，积极兴办教育，兴起礼乐，以移风易俗。

文翁兴学也有赖于士人共同体之默契。蜀地乏师儒，文翁“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汉书·循吏传》）士人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文翁与博士均在其中，有共同的价值、话语、抱负，必定积极支持文翁之举，为蜀郡培养人才。

同时，汉代独特的地方官征辟制度也为文翁兴起文教留有较大空间：“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汉书·循吏传》）依汉代征辟制，郡守可自行察举、委任其僚属和郡县吏。文翁利用这一制度，重用接受过教育的士人，为地方教育发展构造了一种有效的政治激励机制，激励地方聪敏青年投身于学，从而养成好学、崇教之社会风气。

由此，文翁在蜀郡建成了全国最早的公立教育体系。孔子以个人之力兴起文教，形成了东方的“私学”也即民间办学传统，六经皆有师儒私人传授。汉初以来，东方的私学很快恢复，人才辈出。蜀地偏远，完全没有私学基础，蜀地文教之兴起必有赖于政府办学。士大夫本身就是教化者，承担了这一责任，其所兴办者当然是官学。后世边远地区的文教发展也都主要依赖地方官之积极作为。

川蜀位于西汉时期的西南边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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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在地方创办官立学校系一大创举，在地方层面上推动了政、教合一，这与汉武帝在国家层面上推动政教合一的政治决心正相吻合，于是武帝将此做法推广到全国：“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这里的地方官自主创新、国家全面推广，亦开后世以至于今日中国制度变革之基本模式。在秦制下，地方官只单纯执行法律与上级政令，整个体制比较僵化，这恐怕是其迅速覆亡的原因之一。士大夫则有政治主动性，其在基层发现经济社会伦理问题，即自主寻求解决办法，进行地方制度创新、试验。若其取得良好效果，即可引起全国关注，由中央政府推广到全国。这一模式运作的关键是地方官员的主动精神，而这与其“志于道”的政治勇气有直接关系。

汉武帝推广文翁兴学经验、下令郡县立学校官是其推进政教归于合一的事业中的重要环节，相关措施还包括立五经博士、立太学，进而建立察举制，遴选接受过五经教育的优秀士人进入政府，士人入仕制度化，士大夫群体建制化，“文教国家”即告建成。此国家之根本制度是士大夫兼用政、教两种机制，文翁可谓开其先河者。

文翁兴学当然极为深远地造福于巴蜀：“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此前的蜀郡当然未必是文教沙漠，但恐怕只有零星人家有意愿供应其子弟求学，文翁则以地方最高长官的身份进行长期努力，从而塑造了一种好文雅的社会风气，并且确实给人民带来了巨大好处。蜀地开始人才辈出，这一点已载于史籍，兹不赘述。史籍未载而至为重要者仍有两点值得一提：

第一，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构建了良好的教育基础。至为明显者是提高民众的识字率，这当然有助于经济社会发展；儒家的道德伦理教化也有助于增强人际互信，这是社会维持秩序、市场正常运转的重要条件。一个地方的经济起步常有一定偶然性，但长期保持稳定发展则必然以文化教育为基础，它可以培养出讲忠信的地方领导者和有纪律的劳动者。后人谓蜀为“天府之国”，不独赖其水利工程，文化教育的作用同样至为重要。

第二，构建民众的国家认同。蜀地偏远，纳入中国政治版图的时间也较短，兴起文教有助于构建其人民对国家之认同。儒家文教以忠孝为基本伦理，以尊王为政治要义，天然地就是国家认同之教。因此，后世边远地区纳入国家政治版图都需经过兴起文教之关键环节，才能实现政治稳定。

三、结语

历史上，四川通常扮演国家大后方的角色，但在秦汉之际文教国家构建的过程中，蜀郡却充当了先锋，这或可归因于所谓“后发优势”：蜀郡文教相对落后，不能不由地方官出面组织兴办。文翁作为早期士大夫，恰好有兴办文教之政治主动性，于是在相对僻远的蜀郡进行地方制度创新，为全国性制度变革打开了一个缺口。

这一历史事实也提示我们，作为古代中国最为重大、全面的一次变革，文教国家之构建是自下而上的创新与自上而下的决断双向互动之结果，即士大夫与皇帝之间的互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互动。而互动的原初动力，还是士大夫“志于道”的政治伦理自觉与政治主动性、创造性。理解、研究过去两千年间的中国政治，更不要说文化，士大夫是关键。至关重要的是，绝不能把士大夫视为韦伯意义上的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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