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元书院举人应试教育成效探因

作者：杜金娜（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

来源：《人文岭南》第111期

应元书院于清同治八年（1869）由广东布政使王凯泰在广州创办，是一所专门为举人服务的考课式书院，同时也是广州科举教学层次最高的书院，更是广州旧式书院发展至顶峰的代表书院之一。据《应元书院志略》和李兵《清代书院的举人应试教育初探》的数据统计，同治十年辛未科、同治十三年甲戌科、光绪二年丙子恩科、光绪三年丁丑科四科，广东及第总人数为63人，而应元书院就有40人殿试及第，占比60%以上。书院创办伊始，多名弟子会试榜上有名，更有状元、榜眼相继产生，应元书院因此声名鹊起，被视为广东省举人应试教育的基地。本文分别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的层面考察应元书院举人应试教育效果显著的原因。

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层面，重视科举的社会氛围是应元书院举人应试教育取得佳绩的一个重要原因。科举向来对士人具有极大意义，清朝统治者自入关就大开科举，意欲通过科举笼络汉族士大夫，以达到稳定自身统治的目的。因此有清一代从上及下，推尊科举，即使到了晚清，参与科举应试的学子依然络绎不绝。因为官学无法满足广大学子的求学需求，民间自建或与官府合建书院的现象屡见不鲜。从广州城内合族祠书院和官商合建书院林立的情况可以看出，即使到了晚清，人们对科举的热情依然不减。应元书院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进行举人应试教育，可谓符合多数读书人的需求和利益。

国家政策倾斜

政治经济层面，应元书院不仅有来自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地方官员的重视，官府源源不断的公费也为书院提供了物质保证。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已然动摇。为了恢复统治，稳定人心，清政府出台了相应政策以表示对书院的关心和重视。应元书院正是在这样积极的国家政策下诞生的。王凯泰到粤甫一上任就实地考察书院选址并亲自督办兴建，对书院的经费筹集及开支管理也煞费苦心。在书院建立之初他先争取到上司的支持，取得海关查罚银及从布政司内抽出充公银建立书院，余下经费交作基金，发商生息，再将每月拨给菊坡精舍的部分经费改交应元书院支用。因此应元书院的经费在广东一众书院中是最为丰厚的，这为书院聘请名师、开展教学、营造环境等各项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撑。

规范的教学制度

制度层面，王凯泰详细制定了一系列书院章程，通过制定和完善章程对书院的考课、膏火奖赏和盘费以及山长选聘进行了严格的规范，使其能增强应元书院举人应试的教育效果，达到书院培养科举人才的教育目标。书院两课模仿会试、殿试进行，以科考为宗旨，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力求贴近真正的科考；对考课成绩优秀者、缺席考课者、违规考课者进行相应的膏火费奖惩。书院经费充足，不仅可以在考课上投入大量经费，而且给予举人的膏火费和赴考盘费也超过一般书院。此外，书院为山长提供了优厚的物质待遇，既对山长的人品学问有明确要求，又重视其科第出身。

浓厚的文化氛围

文化层面，广州拥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应元书院于此进行举人应试教育显然要比在人文环境相对薄弱之地实施教育更具优势。从文化积累方面来看，在应元书院之前，广州就已拥有从宋至清丰厚的书院文化积累。在文化氛围方面，应元书院景观蕴含浓郁的科举文化气息，从书屋讲堂的名字到建筑楹联的题写不一而足。自书院成立后，状元、探花相继诞生，多名学子金榜题名，众多往届高中前辈成为后辈的榜样模范，继而发挥正面影响，起到激励之效。与应元书院比邻而居的还有学海堂和菊坡精舍，书院学子往来密切，文化氛围浓郁。以广州府衙为中心，方圆一公里之内分布着大大小小数个书院，人才的聚集、学术文化的交流也为应元书院的举人应试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此外，由于广州城内书院聚集发展，连带周边的文化产业兴盛，书坊书铺鳞次栉比，对应元书院的文化氛围均有积极的影响。而书院的聚集也促进了广东板刻印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王凯泰曾为应元书院组织课艺选刻，课艺内容主要围绕科举教育展开，是典型的考课式书院制艺范本，学子多加研习也有利于提高其写作能力，为举业助力，从而达到增强应元书院举人应试教育之效。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