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可以是一个开放系统，但被强制接受的内容不算

作者：李竞恒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南方周末」2021年5月13日

笔者作为2004年就穿汉服的第一批“同袍”，对于汉服的历史沿革与定义一直都有所思考。汉服，当然不是指“汉朝的服装”，而是指产生于汉族，或历史上被汉族主动接受、加以改造和发扬的一系列服装的统称。

汉服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当时已经出现了丝绸和麻的纺织品，《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黄帝、尧舜时代已经出现了“衣裳”。汉服交领右衽、上衣下裳的特征雏形可能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当然，目前能看到最早关于服装形制的考古证据，主要是商代的人像，穿着袖子较小的交领右衽，也出现了上衣下裳和蔽膝，这些证据表明最迟至商代，汉服最重要的特征已经出现了。到东周时期，除了上衣下裳之外，还出现了上下连为一体的深衣，《论语》中孔子穿的“非帷裳，必杀之”，就是比帷裳更为修长的深衣（李竞恒：《论语新劄：自由孔学的历史世界》）。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就是因为管仲辅佐齐桓公帮助华夏各诸侯抵抗入侵的戎狄，保卫了华夏文化，如果不抵抗，华夏人可能就被迫穿上戎狄的“左衽”服装了。根据邢义田的研究，考古所见在受到斯基泰文化影响的民族服饰中，多有左衽的现象。中国古代的戎狄与这些草原人群之间有相当的联系，戎狄族群的左衽服装，便可能与斯基泰文化有渊源上的关系。因此至少在孔子的时代，汉服的交领右衽已经成为了区分华夏和戎狄的重要服装标志。

中古时期除了传统的交领右衽之外，还出现了圆领袍，唐宋以来及其流行。这种圆领袍最初是外来的，朱熹早就说过“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冠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乱，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朱子语类》卷九十一）。就是说朱熹生活的宋代，最流行的圆领袍之类最初是“胡服”而不是汉服，这种“胡服”是从晋、五胡、南北朝时期出现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也有类似的表达，说“今之上领公服，乃夷狄之戎服”，也是意识到圆领袍最初并非是汉服。起源于南北朝并广泛流行于唐宋和明代的圆领袍，最初确实是一种源自游牧骑马民族的服装，但后来被汉人主动接受并加以改良和发扬，最后演化为汉服的一种类型。我们看到唐代、宋代的皇帝和士大夫的画像，大多是穿着圆领袍头戴幞头，已经被作为一种正式的标准装了。当然，在祭祀等大典礼仪中，还是要穿戴先秦时期就出现的袞冕衣裳，但日常办公都是穿起源于“胡服”圆领袍。类似的，赵武灵王主动接受胡服，“乃赐胡服，明日服而朝。于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骑射焉”（《史记·赵世家》），作为一种主动选择的便利方式，将当时的一些胡服元素融入到了汉服之中，也是可以接受的。明代的汉服，有一种质孙服，又称为“曳撒”，在蒙古语是“华丽”的意思，本来是元朝时候的蒙古服装。但明朝人吸收和接纳了这种服饰，将其纳入到汉服系统之中，所谓“只孙，一作质孙，本元制，盖一色衣也”，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也说“今圣旨中，时有制造曳撒数，亦起于元时贵臣，凡奉内召宴饮，必服此入禁中，以表隆重”，说明他们对质孙、曳撒的蒙古来源，以及最终融入汉服的情况很清楚。从这些现象来看，其实汉服本身可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能够接受一些“他者”元素的参与，并加以改造和发展后，就不再是“胡服”了。但这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这种接受，必须是自由、主动地接受，而不是被强制接受，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强加的，而非自然演进出来的，就不能被称为汉服。所以，清朝通过“剃发易服”推行的长衫、马蹄袖、蜈蚣服之类，绝不是汉服。因为圆领、质孙之类是通过自由、自愿接受和自然演化出来的产物，而后者是被强迫、强加、伴随着血泪推行出来的结果，不是自然演化出来的产物。二者之间当然具有本质区别，不能浑水摸鱼。一些学者说满清服装“也属于汉服体系”，属于将婚姻和强奸视为同一事物。

章太炎曾有一个比喻说：“向使满洲制服，涅齿以黛，穿鼻以金，刺体以龙，涂面以垩，恢诡殊形，有若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无所怪矣”，就是说假如满清当年强迫汉人把牙齿染黑、鼻子穿个铜环、身上纹上青龙，脸上涂抹白灰，像是魑魅魍魉一样，只要这鼻子穿铜环被强制二百六十年，看习惯了，是不是这鼻子穿铜环也就“属于汉服体系”了？显然，将这些纳入“汉服体系”是非常荒谬的。

汉服在古代既然可以接受圆领袍、质孙之类，表明它确实是一个开放的演化系统（底线是不接受被强迫），所以汉服在现代社会当然也可以有一种基于自然的现代改良和演化空间，这和尊重历史上汉服各种形制是不矛盾的。我个人观点认为，现代汉服的日常形制可以改良和演化，作一些现代的变通，使得其更适合现代生活节奏。但在比较正式的节庆、礼服、祭服方面，则还是遵守古制。其实传统华夏社会也是这样操作的，如日常穿圆领袍的唐宋、日常穿质孙的明代，在礼仪、祭祀时候还是穿古老的周代袞冕，形制的守护传统与演化改良，并不矛盾，只是功能上要做出区分。

由于中国文化在古典东亚的强势地位，汉服也深远地影响了周边国家和民族的服装形制，日本奈良时代穿唐衣冠，所谓“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朝鲜半岛也长期模仿中国汉服，如新罗真德王时期“始服中朝衣冠”（《三国史记》），高丽时期服装“遵我宋之制度”（《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并以朝鲜李朝使用并坚持“大明衣冠”最为典型。此外，越南、琉球等国家也都接受和模仿汉服的袞冕、上衣下裳、圆领袍、乌纱幞头等。那么，这些国家模仿的服装，是否也是汉服呢？笔者认为，这些服装刚被传过去的时候，比如朱元璋赐给朝鲜半岛的“大明衣冠”，“赐群臣陪祭冠服”，“太祖高皇帝赐冕服”，这些明朝制作的衣冠当然是汉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鲜自己制造的衣冠，其实已经出现了朝鲜半岛自身的特点，如圆领袍变得更短，幞头的翅变得更小之类。类似的，日本在奈良时期模仿了唐朝的袞冕、圆领袍等，圣武天皇在732年首次穿装饰了十二章纹饰的袞冕之类，但后来逐渐被日本加以改造，在平安时代出现了日本化的狩衣、乌帽子、垂缨冠、十二单等各种日本式服装。所以，这种被本民族在历史中逐渐改变后的衣冠，可以说源自于汉服，和汉服之间具有文化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具体到该国，这些服装已经被本土化加以改变，因此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汉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