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循吏如何“为政以德”

作者：王蓉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四月初十日己巳

          耶稣2021年5月21日

循吏一词，最早出现《史记》中。太史公在《史记·循吏列传》的序中写道：“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该传共记录了五位贤官良吏，在写到第三位循吏公仪休时，太史公这样描述到：“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弟为鲁相。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他认为的循吏具有两个特点：奉职循理、奉法循理。奉职、奉法，就是严格奉行自己的职责、忠于法律。循理，是依照道理或遵循规律。从《史记·循吏列传》中描述的五位循吏可知，循吏应该遵循自己的职责和法律规定办事，要仁义爱民、善施教化、清廉自正、严守法纪，这也体现了太史公对为政治国以德教为主的理念。

史书上记载，汉代到了汉昭帝、汉宣帝时期，“循吏”迅速增加，祥瑞也接踵而至。此后，循吏在汉代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他们在地方治理中，多以教化为主，其治理模式各具特色，效果显著。

勤政爱民，体恤民情。奉职行事是评价循吏的标准之一，在地方治理中勤奋敬业，了解人民的疾苦，是地方官员的职责所在。西汉黄霸为颍川太守时，让地方官吏都蓄养鸡和猪，用来赡养鳏寡贫穷的人。鳏寡孤独者有死了没被安葬的，乡里的官员呈文告知，黄霸都给分别处置，甚至连哪个地方有大木头可以做棺木、哪个邮亭有小猪可以用来祭祀他都知道。渤海百姓因“困于饥寒而吏不恤”发生动乱，循吏龚遂到了渤海之后，宣布持锄器者为良民，持兵器者为盗贼，于是盗贼皆罢。因为暴乱是因饥饿而起，于是龚遂“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慰安牧养焉”。《汉书·循吏传》对召信臣描述到：“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东汉时任延任会稽都尉时，敬待会稽有识之士以师友之礼，“椽吏贫者，辄分俸禄以赈给之。省诸卒，令耕公田，以周穷急。每时行县，辄使慰勉孝子，就餐饭之”。以上官吏因深受儒家民本思想所影响，他们在治理地方时，多施行宽缓的惠民政策，重视发展生产，关心百姓生活的疾苦，受百姓爱戴。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个国家能否安定、繁荣，必须要关心百姓的疾苦，只有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政治才会清平，社会才会稳定。他还说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句话体现了君子的至高境界，穷困时就做好自己，显达时要兼顾天下人共达于善。在中国古代，地方官员是统治者和百姓的联系纽带和桥梁，官员只有勤奋敬业，全心全意的为百姓谋福利，才能有效化解矛盾。

以教为本，移风易俗。汉代思想家、政治家董仲舒认为通过道德教化、兴办学校，可以使人们受到礼教的浸染，减少犯罪行为，使一个地方长治久安。长期以来，敬畏一直是人们守法的一个重要动机。当某种违法行为有日益泛滥的趋势时，最直接的应对措施往往是加大惩罚的力度，提高违法犯罪的成本，这往往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这就是所谓的“治乱世，用重典”，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只有用道德来教化百姓，使法律潜移默化、深入人心，才能让百姓从内心深处自愿遵守法律从而收获更好的治理效果。西汉循吏文翁，在蜀地担任郡守时，“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则派蜀生进京学习，兴办学校，重视人才，“数年，……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东汉时，以文教化，兴办学府的官吏也俯拾皆是。卫飒任桂阳太守时，“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飒下车，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任延任九真太守时，骆越的百姓不知婚姻之礼，凭着情欲喜好，没有固定的配偶，也不了解父子间的天性和夫妇之礼。任延于是下发文书给所属各县，要求男子年龄在20到50岁之间，女子年龄在15到40之间，都按照年龄大小结合。当地百姓说：“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秦彭任山阳太守时：“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飨射，辄修升降揖让之仪。乃为人设四诫，以定六亲长幼之礼。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吏有过咎，罢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怀爱，莫有欺犯。”儒家思想自汉代开始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其原因在于儒家思想精髓中的仁、义、礼、智、信，这些伦理精神一旦融入政治实践中，则可完成对国家和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如何将儒家学说最大限度的社会化、成为民众的行为准则，通过教育的推广是最行之有效的方式。两汉循吏或将儒家的礼教精神上传下达、颁行于民间，或以兴办教育为己任。这种儒学文化自觉带动了儒学的推广，将儒教传统确立逐渐渗透到民间日常生活之中，使儒家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他们治理的地域也多移风易俗，人心淳厚。

为政清廉，正直不阿。循吏是中国话语中一个特有的概念，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种特有的现象，之所以专门列了循吏传，是因为循吏大多为政清廉、正直不阿，这在等级森严、特权强势的古代社会实属难得，这要求循吏们首先就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平。儒家“平天下”的终极目标，就是希望天下能达到合理、平衡、公正、公平、秩序、和谐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欲平天下，必先正其心、修其身。古代地方官吏集行政权与司法权于一身，并与百姓直接打交道，他们的道德水平高低决定了一个地方的政治是否清明、秩序是否井然，只有地方官吏本身廉洁自律，不畏权贵，才能取信于民，在当地树立良好道德观、建立良好的道德秩序。《汉书·循吏列传》中记载的两位循吏在廉洁、正直方面颇为典型。朱邑当时虽任九卿之一的高位，却“居处俭节，家亡馀财”。龚遂在诸侯王刘贺手下任职时：“贺动作多不正，遂为人忠厚，刚毅有大节，内谏争于王，外责傅相，引经义，陈祸福，至于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过，王至掩耳起走。”《后汉书·循吏列传》中记载了12位循吏，其中王涣任今河南温县县令时，境内有很多奸猾之徒胡作非为，王涣采取策略加以讨伐打击，把他们全都杀了。后任洛阳县令时他用巧妙的办法，多次揭发和暴露隐秘的坏人坏事。他为民做主、不畏权贵的作风，深受百姓爱戴。元兴元年，王涣病死后，数千名百姓共同集资，前去祭奠。刘矩任尚书令时，因为性格正直，不趋炎附势，还得罪了当时的大将军梁翼。刘宠在会稽任太守时，山阴县有五六个老翁，因感激刘宠施行的仁惠政策，每人拿着百钱送给刘宠，刘宠说：我的政治哪里能够如你们长者所说的那样呢？你们辛苦了啊！刘宠前后连任两郡太守，多次任卿相大官，但清廉朴素，家无货积。建立法治社会的理想状态是达到百姓自愿自觉守法，而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前提是百姓发自内心的信仰法律。这不仅要求每一个人有良好的道德标准，更要求官员做好道德表率，才能带领社会风气良好的循环。

任何一个民族的繁荣和发展，都不能忽视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德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循吏则是德治思想熏陶下的产物。两汉盛况频现，这些盛世的出现与地方吏治的清明密切相关。汉代循吏无不以为民谋利为使命，只有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政权才能稳定。虽然循吏政治不是包治百病的救世良方，但是道德的传播途径是自上而下的，官员的行为具有极强的示范作用，正如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一个文明社会，对官员的道德要求远高于百姓，崇尚为政以德，“德”字在心，以“德”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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