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胜隆一 著《汉唐注疏写本研究》出版暨绪言
书名:《汉唐注疏写本研究》
作者:古胜隆一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5月
【作者简介】
古胜隆一(Ryuichi Kogachi),1970年生于日本东京。东京大学博士。博士论文为《汉魏両晋注釈学と『荘子』郭象注》。现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准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学、中国注释学史。着有《中国中古の学术》(东京:研文出版社,2006年),翻译有余嘉锡《古书通例》(东京:平凡社,2008年)等书。并在《东方学报》、《东方学》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内容简介】
该文集分为考证篇和思想篇,上篇展现了作者在文字学、音韵学、文献考证等领域的扎实功底,这是经学研究必备的学术根基;下篇是作者对汉唐时期经学注疏进行深入开拓的几篇力作,每一篇都具有相当的开拓性。比如对于中国释奠礼,作者具有长时段的积累,此文条理出了释奠演进的内在脉络。比如对于儒家经疏吸收老庄思想,作者的研究独步学坛,其中多篇论文具有引领的学术意义。比如对于南北朝隋唐义疏学,作者的研究早已打出旗帜,对其中义疏讲经的体例、对律疏的影响等的研究,已成为必参之作。另外,作者能运用大量中日第一手资料“写本”作为研究的素材,是确保该文集居于学术前沿、能够引发广泛影响的重要条件。
【目次】
绪言
上篇 考证篇
略论旧写本《说文·口部》残简
徐邈音义中之去声问题
《论语义疏》文明本与武内本之差异
《乡党》“立不中门”皇疏考正
《八佾》“告朔之饩羊”邢疏札记
日本所藏《御注孝经》略说
《日本国见在书目録》中所着録之《春秋公羊解徽》
下篇 思想篇
魏晋南北朝之释奠
王弼《论语释疑》中的孔子形象
北朝经学与《老子》
刘炫《孝经·圣治章》讲义
隋代儒教的地域性:以山东儒者爲中心
《礼记正义》及贾大隐《老子述义》的融合主义
《唐律疏议》与儒家义疏学
各篇文章的出处及译者列表
人名索引
醍醐山的古胜先生
【绪言】
《汉唐注疏写本研究》一书,汇集了我十多年来主要以中文发表的论文,共十四篇。其中的大部分,是本人以不甚高明的中文直接写成的。而《隋代儒教的地域性:以山东儒者爲中心》《刘炫〈孝经·圣治章〉讲义》两篇,则分别拜托廖明飞先生、王孙涵之先生译爲中文。本书出版前的校正工作亦得到两位的大力襄助,在此谨表谢忱。
回想起来,我初次在中国的学术会议上进行发表,是在2007年7月,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传统中国研究国际研讨会”。一直对我关照有加的陈鸿森老师,将我推荐给了主持此次会议的虞万里老师。陈老师平时一直教导我,“今后要更加重视中国学界,爲此要多到中国的研讨会上发表”,通过此次会议,我终于实践了这一嘱托。对我来说,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是颇爲新鲜的体验,直到如今,我还能清晰地记起当时的情景。
此后,中国学界中,给予我最多参会机会的是彭林老师。彭老师不仅时常邀请我参加各类学术会议,而且承蒙关照,2011年夏天,我有幸在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用两周时间进行了关于《老子》的讲演。藉由此次活动,我对今天中国的学术、大学以及文化,有了更爲深入的认识。如果没有彭老师不遗余力的帮助,想必我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粗浅的阶段吧。
原来我主要关注道家文献以及儒家经典注释学,并用日语撰写了一些论文。2007年以后,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日渐频繁,用中文撰写的论文也多了不少。在研究方法上,我一直在思考:“作爲日本人,我的研究能形成怎样的特色?”由于这一追问的推动,我的研究方向逐渐偏重于以往曾调查过的经书或道家文献的日本写本。正因如此,本书收録的论文,主要是以在日本抄写的中国典籍作爲研究对象。
坦白地讲,到中国参加学术会议,聆听彭林老师、虞万里老师等一流学者的研究报告,了解较自己年轻、优秀的新鋭研究者的学术观点,每逢此时,总让我感到自己与中国学者在实力上的差距。在传统的中国古典研究领域,自己毕竟是外国人,有时我也会打这样那样的退堂鼓。不过,通过学术交流所得到的批评,藉之可以思考彼此在学术环境上的差异,即便尚不明晰,也能有意识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研究特色。正是持着这一理念,我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以往我参加过的国际学术会议,其目的自然主要是增进国际友好关系。然而,一旦进入学术讨论,我便顾不上亲善、友好这些条条框框,拼了命地向对方的研究进行质疑、问难,即使颇爲吃力,还是要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今天,相对于借用学术来构筑礼节性的友好桥梁,我更关心中国学者是如何思考中国学术,对于中国学术的未来有着怎样的冀望。与此同时,也希望自己能爲中国学术尽一份力。
然而,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却充满了艰难险阻。因爲跨越国界的相互理解,并非如此简单和畅通。2019年末,知己石立善先生离开了人世。石先生是京都大学博士,与我有着二十多年的亲密交往。生前,他对今天日本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时常有严厉的批评。这或许是因爲,他所追求的并不是停留在表面的“友好”,而是真正的相互“理解”。在石先生去世后的今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日本与中国,学者在思维方式上有着各自默认的前提,所处的学术环境也有较大的差异,这一情况今日依然存在。其中最爲突出的是,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古文献是以其母语书写的,而对于日本学者来说,则并非如此。而且在研究目的上,中日学者也有着较大的分歧。面对这堵看不见却异常坚固的墻壁,如何才能凿出几扇门,让大家更好、更深入地去理解对方,进而开拓新的学术视野?十分遗憾,石先生不再可能与我一同从事这份艰难的工作,但我仍会以我的方式将这份工作继续下去。
本书可以说是一个外国人与中国学界对话的小小记録。在此,向以上述及的师长、友人,以及对我有知遇之恩的衆多中国学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书的出版,顾涛先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顾先生承担了全书的编辑工作,并爲本书编纂了索引,撰写了后记,对于这份友谊,我要致以衷心的感谢。
最后,本书的刊行,得到了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国际竞争力强化事业(京都大学)”项目“平成三十年度国立大学改革强化推进补助金”的资助,感谢相关部门及人员的支持。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