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生活中的紧张不安——《自杀遗书》简评

作者：马修·克莱蒙特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人们说，我花园中的绞刑架 

崭新、整洁和高大 

我能娴熟地套好绳索 

就像人们参加舞会之前精心打好领带 

但就在墙外的邻居们长吸一口气

大喊“快点儿啊”

我突然一阵心血来潮 

毕竟，我还不愿意今天就上吊。

---英国文学评论家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自杀歌谣》

站在高台上，充满期待地盯着黑暗观看，等待着那突然的喘气声，那是表明地铁列车到来的信号，我忍不住询问自己：“为什么不跳？是什么阻止了我？”答案是什么也没有，虽然这简单得令人恐惧。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致命地一跃，一下子一命呜呼。除了我自己，除了我不再自杀的决定之外，什么都没有。或许连决定也谈不上，只是心血来潮的冲动而已。

人的自由以及它能延伸多远的问题自古以来就一直被人们所熟知。柏拉图明白需要法律来限制人类的某些行为。正如弗洛伊德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发现毁灭性的冲动并不是运用心理分析方法获得的结果。我们一直就明白，自己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我们一直不怎么愿意大声说出来。否则，柏拉图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引入反对自我毁灭的论证呢？那是最早的、最持久的论证之一。苏格拉底告诉我们，我们归众神所有，自杀而死就是僭越，是动用了只有神灵才有的生死决定权。不过，这并非苏格拉底在此话题上的最终结论。接下来，他却含笑而死，心甘情愿地喝下毒酒，并请求朋友克里托（Crito）为医疗健康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献祭。这位讽刺大师认定自杀有双面性：既是对神灵的冒犯，也是众神对祈祷解决生命难题者的恩赐。

只是到了最近，我才明白哲学绞刑架幽默的进口。有位同事请我担任西蒙·克里奇利教授（Simon Critchley）演讲时的点评人，他要谈论刚刚由英国菲茨卡拉多出版社（Fitzcarraldo Editions）重新出版的书一样长的文章《自杀遗书》。在演讲前几周的一个夜晚，我半夜醒来胸口感到挤压得难受，像什么东西紧紧地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有一种难以摆脱的恐惧，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掉了。我的心跳加快，肩膀和脖子处的肌肉收缩，我感受到站不起来，躺不下去，也坐不下。我陷入彻底的恐慌。过去一些年，我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已经学会与之共存了（很多时候，我唤醒可怜的、疲惫的妻子，让她陪我说说话，直到症状慢慢消失为止。）我的焦虑并不是想到我将要和深为敬佩的思想家进行对话而引发的，也没有任何具体的人生事件令我恐慌。这种焦虑似乎根本不知道来自何处，对我的心理造成冲击，令我身心疲惫，痛苦不堪。

但是，在我阅读西蒙·克里奇利的新书时，我开始注意到焦虑背后的条件和自杀之间的联系。从根本上说，两者都与意义问题有联系，各自暴露出该问题的不同方面。这样说就是故意忽略了克里奇利要将意义问题抛在身后的欲望。他写到，“人生意义问题是错误的问题，我谦卑地建议是我们停止提出这个问题。”对于点评者来说，一上来就让听众去关注演讲者要求听众忘记的话题似乎有些不够礼貌。但是，礼貌很少与理解有多大关系，诚实的反思很少把礼貌放在心上。无论如何，就在我考虑可归类为“自杀”行为的广泛范围时，克里奇利提到了自我毁灭往往是各色因素促成的结果，比如得知不治之症的诊断，丧失亲人，或感受到孤独和脱离社会，或执著地献身于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理想等等－－－我问自己，“如果有什么东西的话，究竟是什么把这些互不相关的东西结合起来？”夺去自己生命的所有这些理由究竟有何共同点呢？

就在这时，我想起来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前面篇幅中的一个脚注，加缪告诉我们，“我听说过一位战后作家在完成了第一本书之后自杀了，目的是吸引人们关注他的作品。结果，的确吸引了人们的关注，但作品本身并没有得到良好的评价。”我总是觉得，某种喜剧感对于哲学来说往往不可缺少，若某个喜剧因素成功地卷入悲剧之中，那就更好了。在阅读克里奇利的书时重新思考这个逸闻趣事，让我看到了更多东西。现在凸现的是，战后作家的第一本书也是他最后一本书。书一旦写完了，他剩下就无事可做了，只好自杀。作为作家，我感到非常同情。我认识的很多作家在完成一部作品之后往往陷入可怕的抑郁之中。最糟糕的是完成一件持续很多年的作品。只要任务还在眼前，还没完成，还在进行中，等着未来的不确定性－－－那就还有希望，还有可能性和生命活力。已经完成的任务就已经死掉，如果你将意义完全绑定在这个任务上，任务完成之后，你就很难再继续生活下去。

我不是在试图说明，在自杀想法中挣扎的人都是因为完成了生活目标才这样的。我的意思是，当人们觉得他的生活早已经确定下来，它已经有了一整套意义，没有任何意料之外的东西或新东西突然闯入或改变人生方向，自杀的想法就可能不知不觉地溜进来。请考虑上年纪中产阶级美国白人中自我破坏性倾向上升的情况。其中一种解读是，这可能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很多人觉得其人生并不十分有意义。另一种解读是，人们可能说这些人的生活太有意义了－－－单一的意义，局限在唯一一种意义上（如办公室工作）－－－对未来没有任何期待，没有变化的任何可能性。

或者请考虑克里奇利上文提到的例子。得知自己患上不治之症者似乎没有了未来。他的命运已经确定，人生进入最后阶段。被情人抛弃的妇女知道，她的爱情已经一去不复返。她发现了自己的目的，其他任何目的都无法取代。孤苦伶仃的独居者陷入孤立中不能自拔，没有逃脱困境的可能性。宗教和政治狂热分子已经发现了人生的意义，因此不惜为此牺牲自己的性命，甚至还连累他人跟着遭殃。所有这些人都找到了意义，如果引用加缪的话，“被称为生命理由的东西也可以成为死亡的绝佳理由。”

克里奇利写到，“自杀消除了未来。”对此，我想补充一句，自杀者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他的未来已经被消除了，被现在的意义给否定了，一个已经完成但还没有终结还无法摆脱的意义。克里奇利辨认出了这种困境－－－因此他坚持认为，“应该简单地放弃”寻找人生意义---作为回应，他告诫我们敞开心扉，去认识到存在的无意义性，不再试图定义它，放弃将那令人讨厌的东西固定下来的徒劳尝试。他的文章说，我们能做的最糟糕之事是如愿获得想要之物，结果却发现剩下再无事可做，再没有可追求的未来，地平线上再也没有其他可能性

他写到，“人生意义问题是个错误。恍然大悟的时刻从来不会到来。”因此，不是漫无目的到处寻找意义，也不要在我们认为找到了意义之后去自杀，克里奇利鼓励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为我们带来狂喜的时刻，在寻常事物中瞥见崇高壮丽的瞬间。他在最后以漂亮的沉思结尾，探讨主动承认世界的冷漠无情并带着爱心温柔地行动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呼应伍尔夫在小说《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夫人（Mrs. Ramsay）对斑驳之物的赞美，总结说“那就够了”。

我希望那是真实的。但是，生活在恐惧的袭击之中令我感到警惕。因为一旦陷入焦虑的折磨中，恰恰是世界的冷漠和不确定性让人内心充满恐惧。世上的一切都毫无意义，有太多可能性以及任何可能性都能变成现实或任何可能性都不能变成现实的事实让人惊讶得喘不过气来。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将焦虑定义为“自由的现实性是可能性的可能性。”他的意思是焦虑是我认识到我的自由，我承认我作为自由人生活的这个事实，即我的眼前有无数可能性。鉴于这种存在，鉴于不确定性这难以承受之重，人们宁愿选择任何意义，那怕是糟糕之极的意义（甚至死亡），也不要毫无意义、或可能性或自由。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告诉我们，“对人类物种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东西比个人自由更难以忍受了。”在极端焦虑的时刻，我忍不住赞同这个观点。我怀疑，难怪在陷入恐惧袭击之时，人们的想法是径直走向死亡---终极的可能性和所有可能性的终点。人们最害怕的死亡反而成为人的唯一希望，是能度过这个可怕夜晚的唯一安慰。但是正如克里奇利的书所揭示的那样，如果我们再坚持一阵子，如果发现忍受它的方法，人生的确可以继续下去。在焦虑和自杀---令人窒息的无限的可能性和永远消除可能性的有限意义---的紧张关系中，人生的确应该继续下去。

学会克服生活中的紧张不安就是生活的窍门。学会挑起生活的重担，学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牢牢抓住人类生存的十字架，而不要试图走下来让生活值得过。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困难，但它的确能做到。每天都在做，我们人人不都是在这么做吗？

作者简介：
 
马修·克莱蒙特（Matthew Clemente），波士顿学院伍兹进修学院讲师。
 
译自：Living the Tension by Matthew Clemente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living-the-tension/
 
This essay originally appeared as “Living the Tension” in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2021-05-02) and is translated here by permi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