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娜·摩尔·罗恩】和孩子们一起探讨哲学问题
和孩子们一起探讨哲学问题
作者：约娜·摩尔·罗恩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孩子们不会说“最晦涩难懂的话”。他们喜欢玩儿，喜欢刨根问底，因此，能更接近人生的某些最深刻问题。
当我告诉别人我主持一家专门向儿童传授哲学的研究所时，很多时候我遭遇的反应是困惑不解，有时是毫不掩饰的疑虑。孩子们怎么搞哲学研究？那不是太难了？你要做什么？向幼儿园小朋友讲授康德吗？还有更加疑虑重重的话，你要向他们讲授什么哲学呢？
这些反应确实可以理解，因为它们来自有关儿童和哲学的常见假设。华盛顿大学儿童哲学研究中心的核心是这样一种信念：我们应该挑战儿童潜能有限的观念，应该扩展我们对哲学本质以及谁有能力从事哲学研究的理解。一个七岁的孩子说，“我们在哲学中长心灵。”
我们与孩子们一起开展的哲学探索活动都是在公立小学中进行的。目标是发现孩子们在思考什么话题，并形成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和反思的氛围。我认为我在做的并不是讲授哲学，要点不在于为孩子们讲解哲学史，也不指导他们如何进行专业哲学家提出的论证。
孩子们的提问能成为最原始的哲学探索活动：对日常生活体验和概念的意义进行思考，以便形成有关世界、他人和自我的理解和认识。当我问孩子们他们感到好奇的问题是什么时，通常的反应都是：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是谁？世界上为什么有仇恨？我们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我如何知道正确的生活方式？一位家长告诉我，她三岁大的女儿一直在问她，“妈妈，为什么日子一天天到来？”
虽然成年人知道小孩子喜欢问很多问题，但我们往往相信这些问题太幼稚，太简单，根本无法严肃地探讨复杂话题。我们通常将孩子们的特征概括为好奇、内心充满对了解奥秘的渴望，但是我们认定他们并不真的明白所提出的大问题的哲学维度是什么。
不过，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很多成年人将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就有的哲学好奇心。事实上，对我们很多人来说，童年是我们进行探索和感到纳闷时花费时间最多的人生阶段。很多专业哲学家对该领域的兴趣就源自早年提问的热情。有人描述过上哲学课或阅读哲学文本的经验，他们承认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从小就开始了的。
在读哲学研究生期间，我对自家小孩子提出的问题感到痴迷。我开始回顾自己的童年时代，想起来我曾经拥有的生与死的想法、人生、友谊、幸福和家庭的意义等。比如，我记得六七岁时躺在床上或准备睡觉时想到死亡，想到万一哪天我不再以任何形式存在的可能性，虚无。我反思，这怎么可能？我现在在这里，接着有一天我突然消失了？将来有一天我要死去的事实令人害怕，我在纳闷我应该思考我的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
过去一些年，我与孩子们和家长的对话确认了，我在这个年龄拥有这些想法并不是孤立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人天生都试图要理解一些东西。”在生命的初期，小孩子就开始试图弄明白世界怎么回事，试图理解事物是如何运行的。几乎是在刚形成对事物的认识时，孩子们就开始提出他们听到的概念和感受到的世界的相关问题了。
大概四岁的时候，孩子们开始提出“为什么的问题”。人们为什么对他人很吝啬刻薄呢？为什么必须上学？狗为什么不说话？
很多像小学生那样大的孩子对生活的哲学奥秘持开放的态度，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会思考上帝是否存在，为什么世界有颜色，时间的本质，梦是否真实，我们为什么会死，我们为什么存在等问题。有一次，在我主持的哲学讨论期间，一个十岁的孩子问我：
我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工作和为金钱担忧，长大后，我们要做什么，既然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死掉，干嘛还要为了工作、食物和住所什么都要做。我的意思是，到底是为什么？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
孩子们对大部分成年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的某些方面感到好奇，展现出思考人生和社会最根本元素的看似独特本能的潜能。但是，虽然我们知道孩子们的好奇心和善于提出问题，但他们话语的更深层含义往往被成年人忽略了。孩子们提出的人生大问题或体现哲学思考的话语，我们的回应不过是“多么酷啊，多好玩儿啊”（孩子们说出最大胆的话），要么就是不屑一顾（她根本就不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反正都没有认真对待。
成年人通常都会低估孩子们的潜能，特别是思考严肃问题的潜能。我们对孩子们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到发展性先入之见的控制，尤其相信孩子们是从能力相对欠缺的孩子逐渐长大变成能力成熟的成年人。
即使童年被理想化为田园诗般的人生阶段，孩子本人也一直被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贴上“人类生成物”（human becomings）的标签，还不算完整的人。孩子处于成为完整人的过程中，但还没有成人。相反，成年人被理解为完整人。结果，如果用认知科学家艾莉森·高普妮克（Alison Gopnik）的话说，孩子们在我们看来就是“有缺陷的成人”。
为什么是这样？原因之一是西方文化推崇自主性，这将孩子置于不利的位置。因为年轻，小孩子当然不能充分自主，他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需要熟练掌握的技能还有很多，此后才能充分控制自己的生活。因为这种依赖性－－－身体、经济和情感的依赖性－－－孩子们处于从属状态，其观点和视角也就没有多少权重。
小孩子不应该被当作平庸的思想者来对待。
孩子当然要依靠大人才能成长壮大，成年人承担起争取孩子幸福和培养决策能力的责任似乎是有道理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责任意识往往伴随着对孩子独立思考能力的贬低。帮助孩子健康成长，保护他们免受残酷性、暴力的伤害，分担其无力承担的责任，这与看不到其视角的价值之间存在着边界。
小孩子不应该被当作平庸的思想者来对待。不过，很多成年人的确难以接受孩子能就抽象问题进行认真思考的观念。孩子们进行哲学研究的前景的确有一些独特的挑战。
对很多人来说，哲学是不熟悉的话题。比如，与欧洲和拉美很多国家不同，美国中学课程中并没有包括哲学的传统，哲学往往被认为是拥有高级学位和专门知识的成年人的专属领域。哲学还有个不幸的名声，是极其晦涩难懂的学科，很多成年人都望而却步，更不要提小孩子了。
大部分有哲学经验的人都是在上大学时才接触哲学的。在听说了我的工作之后，人们通常会回忆起自己在大学里学哲学课程的经验，然后问我，这对孩子们来说怎么合适呢？大学生学习哲学时习惯性地涉及到学习古典和当代哲学家的论证，还有开发相关的重要技能：如何构建连贯的论证，如何辨认出谬误和其他逻辑和推理错误，预设和考虑对某个哲学观点的反对意见等。
但是，大学哲学专业学生往往不做的事是就问题本身进行公开讨论，因为这样做必然涉及哲学专家的观点。结果，大部分成年人对哲学研究的定义仅仅是阅读专业哲学家的著作。
这并不是说学院派哲学进行的研究不重要。研究极具挑战性的哲学著作、通过伟大哲学家的著作探索观念的演化史，理解错综复杂的理论，学习如何提出严谨的哲学论证，这些都有重要的价值，但这不是哲学的全部。哲学并不仅仅局限在大学里发生的事。哲学先于大学而存在，在大学之外仍然充满活力。
哲学探索的好奇心是人性的组成部分。怎么做才算正确？人为什么比须死掉？这个人真的是我朋友吗？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们其实就在进行哲学探索，就在参与数千年来一直存在的传统。思考哲学问题的很多成年人并非专业哲学家，但这并不能说他们没有资格进行哲学探索。
同样道理，孩子们是哲学研究的初学者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根本不培搞哲学。虽然小孩子的哲学探索不是依靠阅读哲学文本，也没有撰写哲学论文或拿了哲学博士学位，但他们仍然参与了哲学探索。
不是讲授哲学，我们试图和孩子们一起讨论哲学问题，为他们创造一些空间来探索令他们感兴趣的问题。通常，我从具有哲学启发意义的教学计划开始。重要的哲学问题和想法－－－比如幸福、公平、正义的意义、自由与共同体的关系、美的本质和很多其他话题－－－不仅来自经典或当今哲学家的著作而且来自图画书和其他儿童文学、艺术、音乐、电影、游戏、活动，而且来自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活动。
疫情期间，有关死亡和生命有限性的问题经常被人提出来。
我问孩子们“这让你想知道什么样的问题？”学生们花一些时间思考然后提出若干哲学问题，有时候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在分享了相互的问题之后，他们通常会投票决定探索什么问题最有意思。随后，孩子们会在哲学探索课的大部分时间里讨论这些问题。
疫情期间，有关死亡和生命有限性的问题经常被人提出来。在去年春天与一班四年级学生的一次在线对话中，我们讨论了你能否在同一时间内既感到幸福又感到伤心。大部分学生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我们都想知道是否能享受纯粹的幸福，没有一丁点儿伤心。一位名叫爱娃（Ava）的学生说，
我同意，你能在同一时间内既感到幸福又感到伤心。即使我们认为幸福和伤心是矛盾的，但它们有时候能同时存在。那通常是你感到自己的生活很幸福的一些时刻，接着你意识到你的生活不能永久持续下去。它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我只有九岁，我的大部分人生还在前面等着我呢，但我仍然想拉住生命的脚步不动，虽然我很清楚我做不到。
正如爱娃注意到的那样，伤心常常存在于幸福之中，这些感受与生命的短暂有关：“一旦你感到生活中的幸福，你马上就意识到这样的生活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伴随着幸福快乐而来的是，我们猛然认识到生活将要终结，我们感受到的一切都将转瞬即逝。
爱娃的话很有力度，是对人类生存条件极富感染力却又令人感伤的表达。我们都是肉体凡胎，总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会走向终结。我一直在思考她的评论，生命有限性是我们生存的核心，我们的生活拥有哲学家塞缪尔•舍弗勒（Samuel Scheffler）所说的“时间稀缺”，对此事实，孩子们似乎早已快速适应，对此，我感慨良多。我们活着，我们都知道活在世的日子是有数的。其实我们或许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终有一死可能是人的最核心要素。
我一直在纳闷，我们与这种意识的接触是否在生命的开头和结尾处最为密切：在一端，死亡很新鲜；在另一端，死亡近在眼前。死亡概念对孩子们有如此强大的威力是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意识到生命是有限的。而在生命的尽头，死亡现实的迫近导致我们评估我们的人生究竟过得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我们被卡在生活的要求和节奏中动弹不得，似乎抽不出多少时间来考虑必然的死亡对我们如何如何度过人生意味着什么，除非遭遇了亲人的离世。
意识到死亡，无论它可能多么伤心和痛苦，能够帮助我们珍惜人生的宝贵，赋予我们的生活更深刻和更充分的意义。正如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所说，“死亡是美丽之母。”
在这类对话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孩子们带给哲学探索的力量，尤其是他们的意愿和接触这些问题的能力，他们往往十分坦率，想象力极为丰富。虽然孩子们的初步哲学思维反映他们对该实践活动的陌生，但这种陌生也意味着开放性，可以想象充满创新色彩的可能办法。
因为成年人非常清楚什么为真什么不真，他们对可能性的想象力就小了很多。
对孩子们来说，哲学是极其具深邃想象力的、十分好玩儿的活动。它们展现出有时候被称为“初学者心态”的东西，用新鲜和轻信的视角接触体验的一种方式。爱尔兰著名作家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说童年是“不断重复出现惊奇的状态”，其中“每隔一段时间（孩子们）就会遭遇新鲜和异乎寻常的东西。”
有时候被描述为生活在可能世界，孩子们持有开放心态来考虑创造性选项；从好奇和开放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他们似乎更少受到已知假设的束缚。正如十岁小孩所说，“因为成年人非常清楚什么为真什么不真，他们对可能性的想象力就小了很多。”
孩子们往往愿意拥有五花八门的想法，有些想法可能被成年人认定为牵强附会的，是根本不值得考虑的胡扯。事实上有研究证明，因为孩子们更少受到事物本应该什么样的期待的束缚，他们的思想在某些情况下比成年人更加灵活，也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哲学也能从孩子们新鲜的、无忧无虑的视角中受益。考察哲学问题需要思维方式的开放心态，充满想象力的案例和玩创意的意愿。在这些领域，孩子的能力往往特别强。
因为我们都是从童年长大的，但我们已经远离发现的状态，我们的思维变得开放性越来越少，受确定无疑信念的束缚越来越多。我们认为我们理解世界如何运行，或者我们应该这样理解，而这压缩了我们认定的可能性范围。儿童的心理则更少受到他们认定不可能的东西的束缚。
和孩子们进行的哲学对话能为成人和孩子之间不同种类的互动提供了机会，典型的情况是成人是老师或权威，孩子是学生或附属品。因为哲学问题不是那种具有确定无疑答案的问题，成年人未必是专家或“智慧宝库”。
相反，我们能够通过调查对所有人来说都重要和困惑的问题而成为探索伙伴，和孩子们一起寻找对人类生活哲学维度的更好理解，欣赏我们带入讨论中的不同体验和视角。
成人和小孩的哲学遭遇都携带有重要的潜能。成年人贡献的是人生体验，概念的复杂性，使用语言和推理的方便。孩子带来的则是英勇无畏的创造性思考，根本不担心犯错误也不怕显得愚蠢，他们也更愿意公开分享自己的想法。
成年人真诚倾听孩子的心声，我们就可能对相互学习持开放态度。
承认孩子本身就是哲学思想家就给了他们机会在真正的意义上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自我，认定自己是值得尊重的独立思想家。一个十岁的孩子最近对哲学的评论是：“我希望我的声音得到尊重。”这种交流塑造了我们对孩子独特和重要视角的认可。
成年人真诚倾听孩子心声，我们与他们的互动就是双向的，这就挑战了我们对孩子潜能和局限性的先入之见。他们独特的视角就变得更容易让理解，我们就能不带先入之见地接受他们的想法，我们就可能对相互学习持开放态度。
比如，反思童年的意义时，我想起了10岁小孩的话：
在你思考这个问题时，童年和成年时期只是人们想到的想法，他们在这些名称周围设置边界，以便创造出并不真实存在的东西。其实真的并没有“孩子”或“成人”之类，这些不过是标签而已，我们都是人。
这个孩子纳闷的是，童年是否存在于人类构建的范围之外，这暗示我们区分童年时期和成年时期似乎是人为创造的产物，也就是说，这只是为了方便来组织生活的方式（如18岁之后才有投票权）而非客观真理。这个评论使我想到我们将孩子划分成若干范畴的方式，他们自己的童年观及其重要意义。毕竟，他们沉浸在体验中，而我只能试图记得童年到底什么样。
过去很多年，我一直受到启发，希望重新思考和孩子们一起探索哲学问题的看法。比如，和小学生的对话让我开始质疑友谊必然是相互关系的这个通常被接受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定义友谊的首要特征是相互关心和关注或他所说的“善意”：友谊是相互的。大部分哲学家也赞同这一点。同样，该领域的很多研究都假设相互性和互相关心和帮助是友谊关系的基本特征。只有在双方都将对方当成朋友时，才可以将其描述为朋友关系。
但是，在有关友谊的对话中，一群11岁的孩子有不同意见。他们反映说，有时候一方愿意称某种关系为朋友关系，但另一方不愿意这么做，两人对朋友意味着什么可能有不同看法。一个学生注意到，有时候有人不把你当朋友，但这并不意味着友谊不存在。他们还注意到，友谊关系可能存在并不非相互性的阶段，其中一个朋友比对方需要更多却付出更少。他们说，有些友谊在大部分时间可能缺乏相互性，但他们愿意继续将这种关系描述为友谊。其他人还注意到，友谊的培养需要时间，有时候两人在友谊中所处的时间位置不同，因为亲密程度加深的速度不是相互性的－－－一方可能比另一方更容易感受到这种情感纽带。
我已经注意到孩子有关友谊的想法和观察特别具有深刻见解，因为我觉得友谊在其生活中特别具有核心地位。一旦开始上学后，孩子们不睡觉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和小伙伴们在一起度过的，比和成年人在一起的时间更多。学习如何培养和维持友谊是童年的主要任务之一，孩子有关友谊的观点能为集体的友谊观做出宝贵的贡献。
孩子们可提供的东西很多。如果我们回应的时候，并没有他们“不过是小孩子”的想法，我们将能够与孩子们进行双向的交流，我们的视角有可能得到扩展，我们在生活中与孩子们的关系可能得到加深和巩固。他们的想法能提醒我们认识到自己小时候如何看待世界，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孩子们的想法。正如哲学家加莱斯·马修（Gareth Matthews）所说，倾听孩子们的声音需要我们心甘情愿地放弃“成年人的自动性假设”---成人在知识和体验上占优越地位，在与孩子们接触时，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也可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和孩子们一起探讨哲学问题让成年人有机会接触童年时代的独特能力－－－迷惑不解和好奇心、充沛的活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拥有无限可能的意识－－－所有这些都能让我们的哲学宇宙生机勃勃和不断扩展。
译自：philosophy with children by Jana Mohr Lone 11 May 2021
https://aeon.co/essays/how-to-do-philosophy-for-and-with-children
约娜·摩尔·罗恩（Jana Mohr Lone），华盛顿大学儿童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著有《爱哲学的儿童》 (2012)、与人合编《哲学与教育：向年轻人介绍哲学》 (2012)、与人合著《教育哲学：学校中的提问和对话》（ 2016）最新著作是《看见听不见：儿童的声音为什么很重要》 (2021)。她目前住在华盛顿州班布里奇岛（Bainbridge Isl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