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北门的孔子青铜像在整一百天之后，又被悄悄移至国博西侧北庭院内。主办者对此解释是，根据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整体设计，在馆内西侧南北庭院设立雕塑园，陆续为中华文化名人塑像，第一尊完成的是孔子像。因庭院建设工程未完工，孔子塑像暂安放在国博北门外小广场（北京晚报4月21日）。这个解释与百日前立像时的说法出入很大，立即引来各方猜测。就如当初孔子像初立时引发了海内外巨大关注，这次孔子像被移走，所引发的关注肯定尤而甚之。
    
    
    在今年1月11日，国家博物馆举办“孔子”塑像落成仪式，邀请到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树声、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覃志刚、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等领导和专家学者出席。吕章申馆长在孔子塑像落成仪式上的讲话指出：“在中国家喻户晓、历代被称为‘圣人’的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国文化的名片，在国际社会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评价可谓准确而恰当，但同时也把这次设孔子像的目的限定在其所声称的“为弘扬和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可是，如有人指出，天安门广场是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地点，孔子像所立之处在国家博物馆旁，虽不在广场内，也在其周边，这样的位置必然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尽管孔子像矗立这个位置是恰当的，因为孔子确属伟大的历史人物，但也正因为位置特殊，这尊雕像引起很大争议。
    
    
    在中国树立最具有中国文化象征意义的历史人物的塑像，本是理所当然之事，没想到却出现巨大争议，实在是令人遗憾。因为受近代以来文化激进主义的影响，国人对传统文化和儒学进行了整体性批判，对儒学误解、曲解很深，时至今日，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这也促使更多人对此进行反思。随着文革的结束，学术界对儒学开始正常研究，民间对传统文化需求日益高涨，政府也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开始重新审视和对待儒学。
    
    
    改革开放后不久，中国孔子基金会于1984年经中央批准成立，由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担任名誉会长。同年，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民间性的“中国文化书院”。1994年，在北京成立了国际儒学联合会。2002年，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树立了孔子铜像。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著名学者张岱年主编了《孔子大辞典》及“国学丛书”，罗国杰主编了《中国传统道德》五卷本（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任顾问，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任编委会主任），方克立主编了《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等。
    
    
    尤为重要的是，1989年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最高领导人接见了与会的部分代表并讲了话，这可以看作是在比较完全的意义结束那一段批孔批儒、反传统的历史的一个重要标志。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要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其后，不断写入中央文件的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等理念均来自儒家，而且中国领导人在很多重要场合的讲话中，皆极力肯定儒学的价值，并在全球积极建立孔子学院，以促进文化交流，扩大中国文化的知名度。
    
    
    只是，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从中国的历史语境来看，这次在国博门口立孔子像事件的确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但不宜作过于政治化的解读。中国目前仍然处于三千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价值理念处于从未有过的分裂状态，各界精英不能达成共识，民众的精神信仰缺失，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如何达成最广泛的文化认同，重塑中国性，是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不仅代表了儒家，也代表了中国，这既是历史事实，也被当前海内外所公认。所以说，重新在中国人心中树立起孔子形象，这与执政党建党之初的“为了救中国”之心愿和以“中华民族先锋队”自我期许之目标并不冲突。职是之故，笔者特向主事者建议，还是莫将孔子像从国家博物馆门口移走为宜。
    
    
    （作者补注：虽然陈明先生在网上发帖评论此事曰“五心不定六神无主颠三倒四，一开始就没抱希望所以现在也没有失望，而已而已已而已而”，但就我个人而言，还是对此事略感失望，故闻讯后，心绪难平，草就此文，用心良苦，斯之谓也。因特殊国情，平面媒体不能刊发有关此话题的文章，只能在网络上发表，殊为可悲可叹。）
    
    
    共和国62年暨孔子2562年〔耶稣2011年〕阳历4月12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