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第一循吏文翁

作者：尹传政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四月十七日丙子

          耶稣2021年5月28日

中国的传统文化决定了自古以来就极为重视官吏的品行，因此在古代形成了政德文化。事实上，政德文化为历代史学家们所推崇，成为史作的重要部分。而这部分为史书所记载的官品较佳的官员通常称为循吏。所谓“循吏”，按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解释，是“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大概是指善于治理政事的清官。对此，《史记》专设有“循吏列传”，将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等列入其中。从此以后，凡修史志的，列传中都有循吏一章。因而，东汉班固在《汉书·循吏传》将王成、黄霸、朱邑、龚遂等西汉著名循吏列入其中。

而其中文翁被列为《汉书·循吏传》的首位。文翁，名党，字仲翁，安徽舒城人，由于通晓《春秋》，以庐江郡县吏的身份被提拔，汉景帝末年，担任蜀郡郡守。之所以文翁被列为首位，这与其在汉景帝末年为蜀郡郡守时期的政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兴办官学教育、延揽贤能、大兴水利。

文翁的政绩要首推兴办官学，培养人才。他兴办教育，实行民风教化，则首先从官员的教育培养开始。据《汉书·文翁传》记载，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于是“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这个记载是说，文翁选拔那些有才能的郡县小吏张叔等10多人，亲自对他们进行教育勉励，然后又将他们派送到京城，让他们跟随京城掌管书籍文典、通晓史事的博士进行学习，或者让他们学习律令。为了让这些蜀生能够受到好的教育，“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文翁还减少郡府的各种开支，购买了蜀地的刀、布等物品，由计吏带着去送给博士，以表示感谢。经过几年学习之后，这些被送到京城的蜀生们，“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显然，文翁都对他们进行了重用。

文翁对教育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对这些官吏的培育和选拔上，更多则表现在修建学校招收本地青年弟子进行教育、教化。事实上，文翁为了做好地方教育工作，还采取了很多措施进行办学。一是“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这是说，文翁为了鼓励年轻人接受教育，为受教育者免除徭役，对于那些成绩优异的就提拔为郡县官吏，次等那些接受教育的青年则赋予担任教民务农乡官的职责。二是公开宣传和推崇教育，培育崇尚学习的社会风气。“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意思是，文翁经常选拔那些官学学僮，让他们在非正式场合任职。每次出巡各地方时，就从学校中选拔那些通晓经术而且行为端正的人，使他们宣传教令，出入内府。显然，文翁这些重视教育的举措，大大激励当地人们的求学愿望，“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大意是，由于文翁重视教育，而且使受教育者有着无限的光荣，川蜀地区的民众都争着入学。

文翁还重视办学质量。首先文翁建立了专门学校，“始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一作玉室，在城南。”文翁的学校叫“文学精舍讲堂”，是用材质比较好的石头建造的，因而又被称为“文翁石室”。另一方面，在教育方式上，文翁也自有一套方法。学生不仅要“攻读经典”，而且也要进行“社会实践”。文翁处理政务，常是学生坐在旁边听政，巡查各县时，也会带上一些学生，“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以教化百姓。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使得学生能够习得学以致用的知识，为以后当好官员打下基础。

同时文翁重视教育的举措，大大改变了川蜀地区的社会民风，使其得以教化。《汉书·文翁传》就提到，“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同样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也评论道：“蜀学比于齐鲁。”意思是说，蜀地前往京师求学深造的学子数量，与孔孟家乡的学子数量相当，说明蜀地的教育水平已经到了一个较高的程度。而正是这种对教育的推动，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川蜀之地的人才，宋代知府田况曾在《进士题名记》中指出，“蜀有西汉教化流而文雅盛，相如追肩屈宋，扬雄参驾孟荀，其辞其道，皆为天下之所宗式。故学者相继谓之与齐鲁同俗，……至庆历六年，一榜得十八人，皇祐元年得二十四人……”宋代之后，蜀地进士一榜也能中18人、24人，这都是源于文翁教化的结果。正如班固在《汉书》中所讲的那样：“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因此，文翁兴办教育的方式被纷纷仿效。汉武帝就要求中央政府推广文翁的“官学”的经验，在全国郡都设立官学。《华阳国志·蜀志》就记载“巴、汉亦立文学”，也效仿文翁石室办起官学。隋唐颜师古在《文翁传》中也表达了同样看法：“文翁学堂，于今犹在益州城内。”

文翁为官四川地区的另一重大举措，就是大兴水利，发展蜀地农业经济，奠定了四川地区的经济基础。文翁在刚刚上任之时，看到有很多灾民在成都街头流落，这是因为四川地区的繁县遭受了旱灾，大片耕地陷入严重的干旱而土地龟裂，而与之相反的是湔氐县则遭受了严重洪涝灾害，被淹没，导致两个县的农业绝产，大量百姓为了生活而逃荒要饭。于是，文翁召集州官议事，提出了一个治理水旱的方案就是打通皂角岩，以此让上游的水下泄，既解决上游洪涝灾害，又使下游旱情得以解决。因此，为了治水，文翁一方面上书朝廷，要求下拨资金进行水患治理，另一方面还争取地方富绅资金支持。事实上，在修理水利过程中，文翁还下令严防偷工减料，保证工程质量，“治水钱款有限，若官吏有贪贿之举，就地立斩不赦”。经过一段时间治理，文翁治水初见成效。《华阳国志》曾这样记载：“孝文帝（按：应为景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郫、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由此可知，文翁在继承都江堰水利体系的基础上，以渠首工程的湔江口为关键部位，在今彭州市关口地方，采用无坝引水的树谱状水利渠系，疏浚了山内的9条河流，使之顺畅汇入湔江；在关口下游，开通9条河，把湔江之水分流到下游各州县；并在平坝建立了自流灌溉水系，涝灾旱情因此得以控制。经过治理，郫、繁二县等湔江流域地方大片土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特别要指出的是，文翁的这种无坝引水的渠系既没有改变江河及其水流的自然形态、状态和水质，没有造成生态破坏，又在最大区域范围内实现了农田的改良，并加以优化了农业生态，奠定了天府之国的农业物质基础。文翁治水，是继李冰之后四川地区又一次大规模的水利治理，从实际治理的效果上看进一步拓宽了蜀中水利工程体系以至拓展到沱江流域，使其有着更加广泛的水利灌溉面积和对洪水的控制能力。这在农耕时代的华夏而言可谓功绩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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