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民政部拟推“婚礼式颁证”， 以期改变“轻登记、重婚宴”，初衷无非如下：婚姻属于法律关系，应以结婚登记为准，而不该以自家婚宴为重，且如今婚宴越来越奢侈攀比，也给亲戚朋友增加了礼金负担，所以要移风易俗；由于“轻登记、重婚宴”的习俗，夫妻双方对婚姻的严肃性认识不够，以至于社会离婚率越来越高，所以需以法律的形式强化夫妻对婚姻的神圣感。

 
　　两个初衷看起来似乎不错，不过做法未必妥当。先来想想，一对男女是为谁而结婚？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就不能明确国家与社会、法律与礼俗的各自职责和边界。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三种：第一种是为父母、家族，这也是中国人传统的婚姻观。按照《礼记》的说法，所谓婚姻就是“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婚姻家庭的首要社会职能是繁衍子孙、养育后代。
 

　　第二种是为自己、为爱情，这是现在普遍流行的婚姻观。这种婚姻观以个人主义为底版，以浪漫主义为色彩，以婚姻自主为原则，以爱情至上为口号。中国现行《婚姻法》也是以感情为首要标准来判断一桩婚姻是否还具备延续之必要性。
 

　　第三种是为国家、民族，这种婚姻观不太常见，但在法理上有依据。现代国家将个人从家庭、家族、部族中解放出来，使之不再是私民，而成为公民。既然个人是国家的公民，那么公民便没有私事，婚姻便是其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俄罗斯为了应对人口锐减的危机，准备对适龄却无子女的公民征收“单身税”，可以说是这种婚姻观的最好体现。
 

　　第三种婚姻观理论上看是第一种婚姻观从家到国的放大，其目的是要保证民族的延续、实现国家的强大。这在面临人口负增长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已成了一种现实。大陆目前占主流的婚姻观还是前两种，尤其是第二种，这是民政机构制定相关政策的事实基础。
 

　　以此来看，前述两条初衷便皆不可取。先看第一条，婚姻既是法律关系但更是伦理关系，婚姻登记只不过履行一个法律确认的程序，并不是婚姻得以成立的本质基础。既然婚姻是个人的家事、私事，人们“轻登记、重婚宴”又有何不可？
 

　　关于亲友的礼金负担问题，也是只见其一未见其二。城市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婚礼中的“随份子”恰成人际交往的一种弥补。再者，随礼也是相互的，它实际上成为一种长期的变相储蓄。有本社会学著作叫《礼物的流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条理由更是荒谬，离婚率高难道是法律不独尊的结果吗？古代的婚姻完全是民间的自主行为，无需官府的确认，那时可有今天的高离婚率？至于婚姻的神圣、双方的责任，靠的又岂是法律的震慑？婚姻的基础既不在感情也不再法律，而在伦理。今天之离婚率居高不下恰是第二种婚姻观的结果。此前最高法院提出了一份对《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大谈个人财产制，既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家产制，更削弱了夫妻共同财产制。这与婚前夫妻财产公证一样，是导致婚姻解体的法律隐患。
 

　　夫妻关系为人伦之首，《周易》曰：“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想为婚姻关系奠定牢固的基础，关键是要反思爱情至上婚姻观，进而在法律上予以修正，而不是变相地鼓励婚姻解体。作为政府管理机构，民政部首先要履行好自己婚姻登记的职能，对于社会自治的领域应该予以必要的尊重，对于礼俗更是不可轻言移易，避免权力扩张，如此或许更能“我无为而民自正”。
 

       发表于《侨报》2011年4月21日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