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关于德财关系的思考

作者：王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

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晋语八》记载了“叔向贺贫”的故事。叔向去拜访韩宣子，韩宣子抱怨说：自己虽有正卿之名，却没有足够的官场交际费与贵族大夫交往，为此感到发愁。韩宣子本以为叔向会同情他，没想到，叔向却向他道喜祝贺。叔向列举了晋国历史上栾氏、卻氏两大家族的兴衰存亡故事来开导他。栾武子虽清贫，但能把德行放在首位，乐善好施，贫而有德好礼，所以每每遇到困难，都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保住家族平安。而卻氏家族的财产抵得上晋国公室的一半，家族成员占据三军中差不多一半的官职，依仗自己的财产和权势，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富而无道、刻薄寡恩，百姓敢怒不敢言，结果是身死族灭，无人同情。你现在虽然没有太多财富，但还有德行，所以我才向你表示祝贺。你如果不注重自己的德行，整天为自己的财产不足而忧愁，我哀怜你都恐怕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向你表示祝贺?听了叔向的这番话，韩宣子一下子恍然大悟，立即给叔向叩头致谢：是啊，看重德行，才是身存族兴之道啊!我整天都在忧虑自己的财富多少，这是一条身亡族灭之道啊!是先生你拯救了我!不但我本人要感激你，就连我的先祖和后代子孙，都要感激你!正所谓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财富传家，不过三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叔向贺贫”的故事探讨了一个人生大问题：德行与财富孰轻孰重?不注重修德，财富能够守得住吗?对这个问题，中国先哲们有三个鲜明的观点，可供我们参考。

观点一：厚德载物

官员除了自己的生命外，身上背负的地位、权力、财富、名誉等，都是外在表象、身外之物。若要守住这一切身外之物，使之与自己的自然生命相始终，唯有有容乃大、积善成德、慎独慎微，靠德行来支撑，即《周易》上讲的“厚德载物”。换言之，官员应厚培美德，雅量容人，像大地一样厚实和顺、滋养万物、广纳百川，才能担得重任、守住财富、不负众望。

官员首先要厚德，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才能够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只有增加了自身内涵，具备了崇高的道德和博大精深的学识，践行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才能成为君子，才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够兼容并蓄、关心人、爱护人，以正直和与人为善的态度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厚德载物”要求官员有广博的爱心，乐善好施;有道义感，见义勇为;有道德操守，讲诚守信;有承担责任与苦难的勇气;正确处理义利关系，见利思义等。否则只怕是德不配位，早晚遭殃。《国语·晋语六》：“吾闻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无福而服者众，必自伤也。”若无德行支撑，有权有财者就会滥权任性、自我膨胀、忘乎所以。这些身外之物就会把拥有者压垮压死。一个内心缺乏道德精神或道德意志不坚定的人，很容易在物欲横流中随波逐流、腐化堕落。人往往在身陷囹圄、负债破产之后，才能感悟到权倾一时、财气熏天的可怕，才能懂得没有德行纵有再大的权力也保不住自身性命，再多的财富也不过是过眼云烟!

历史上摆阔玩谱、失德丧身的官员，最典型的要数西晋的散骑常侍石崇了。石崇在荆州靠抢掠客商和劫夺外国贡使发家，成豪富后纵情声色，挥霍无度，因与后将军王恺斗富而名噪一时。晋武帝司马炎是王恺的外甥，经常赏给舅舅一些东西，有一次送给王恺一棵珊瑚树，高约二尺，“枝柯扶疏，世所罕比”。王恺向石崇炫耀时，石崇拿起铁如意用力一敲，将它打碎。王恺大怒，认为石崇嫉妒他的宝物。石崇说：“不必懊恼，我还你。”于是命左右将家里的珊瑚都搬了出来，高三四尺的有六七棵，“条干超俗，光彩耀目”，跟王恺那棵一样的就更多了。王恺自觉惭愧，怅然若失。石崇财大自然气粗，甚至骄横无道，草菅人命。他常常要美人向客人劝酒。一天，丞相王导和大将军王敦在石家喝酒。王敦故意不喝，石崇于是连杀了三个美人。喝酒惹出了人命，就不仅是摆阔了，那是主人用他人的屈辱和生命炫耀自己的地位、金钱和自尊，其残暴和怪戾可见一斑。石崇的不义之财最终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石崇盖了一座十分豪华的别馆，经常和爱妾绿珠在此游乐。当时权臣司马伦的亲信孙秀觊觎石崇的财产和绿珠的美貌，便与司马伦合谋，假借皇帝命令逮捕石崇。石崇临死之前感叹因财富过多而丧命，旁边的官吏问他：“你既然知道过多的财富会招来祸患，为什么不早些散掉它?”石崇无言以对，全家老小皆被诛杀。

观点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说，如果以不正当、不合法手段获取的财富和显贵，对我来说就像是天边的浮云一样。“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无论你有多少财富，没有德行，你守不住它;无论你多有多大权势，如果骄横无礼，一定会给自己带来灾祸。因此，孔子关注忧虑的是自己的德行如何，而不是财富的多少。有德行的人不会感到孤单，一定会有志同道合的人团结在身边。孔子周游列国，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那么多学生自觉自愿跟随他，靠的是道德的感召力，而不是权力的感召力。权力的影响力是暂时的，而道德操守等非权力的影响力则是长久的。

古代有道德操守的廉吏不乏其人。南北朝时期南梁文学家、中书令徐勉，因“居敬行简称为简，执心决断为肃”，死后谥“简肃公”。史书上说他“虽居显位，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俸禄分赡亲族之穷乏者”。看到他家如此清贫，一些好心人便劝他经营产业，为子孙后代着想。徐勉回答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辎(辎和軿都是古代的车名，此处连用意为家产);如其不才，终为他有。”古往今来，多数父母遗留给子女的，往往是物质财富。这种父母看似爱子，实则害之，最终只能使子女滋长依赖心理，从而丧失独立创业的勇气和能力，坐吃山空，因而是不明智的。徐勉清醒地意识到这点，他以光辉的人格风范传给子女，这对不知教子、只知敛财的父母应有所教益。

对不良官员的惩处，商初就有“三风十愆”罪，警戒公卿百官不忘夏朝灭亡的教训。“三风”即巫风、淫风、乱风。“十愆”是三风的具体表现，包括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殉于货、色，恒于游、畋，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等。亦即经常在宫中舞蹈，随便在官府等处狂歌，贪得财富、美色，迷恋游乐、狩猎，蔑视圣人教导，拒绝忠直之言，疏远德高望重的长者，亲近奸佞小人等。这些不良风气，“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所以处罚很重，“臣下不匡，其刑墨”，就是说官员若不匡正国君，就要在脸上刺刻印记并涂墨。“三风十愆”罪深深影响后世法律，如各朝代选官吏时往往要考察被选拔者是否有恋财、好色、嗜赌、贪杯、玩物丧志等不良嗜好，有则不能入仕。李悝的《法经》规定，太子赌博经两次笞劝无效则更立(改立他人)。对太子尚如此严厉，对一般官吏自然不会宽松。

隋文帝杨坚“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是一位以身作则、鼓励皇亲贵族要节俭的模范。他惟恐因朝廷不廉而被百姓推翻，所以时时提醒自己，处处注意节俭，把国家治理好，赢得百姓拥戴。有一回他查访民情，车坏了。有个叫周巡的州官得到消息，一来想讨好文帝，二来想趁机也给自己做一辆车，便用全梨木先为皇上做了一辆，然后给自己做了一辆。车做得极好，周身布满手工雕刻的龙凤图画，十分精美。当隋文帝听说做这样一辆车需用上等梨木五十围(一围相当于一立方)、人工五百个后，把周巡狠狠训斥了一顿，说：我那辆车虽旧，但通过维修还可用。这车虽好，可用了多少人力财力?我们大隋还不富裕，当皇帝的，不可带头浪费啊!之后，他将周巡贬职，还把那两辆车拿来展出，警示众官吏不能做有害国家利益的事。据史载，隋文帝当政期间发起18次反贪污运动。规模最大的一次，曾将刘青炎、荀通运、苏迟等重臣为首的贪污团伙共30余人赐死，包括三皇子杨俊在内的10多名皇亲国戚，也因贪赃腐败丢了性命。

观点三：有德则乐，乐则能久

儒家推崇“孔颜乐处”，督促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促进个人幸福，使人在道德实践中体会真正的充实和富足。《论语·述而》记载，“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其(孔子)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发愤学习和教学，是最大快乐，自觉年轻多了，忘了自己已经渐渐地老了。《论语·雍也》记载，“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是孔子对学生颜回的赞扬。对孔子、颜回这样品德高尚的人来说，快乐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追求。因此，汉、宋以来的儒学大师都把“孔颜乐处”奉为最高的人格理想与道德境界，也是儒家知识分子推崇的安贫乐道、达观自信的处世态度与人生境界。

儒家强调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人追求精神生活，向内寻求生命的根据和快乐的源泉。只有精神的充实和道德的追求，才能体验由内而外的快乐与幸福。儒家提倡许多富有生命力的传统道德，已构成人们恒久的道德情怀，使人有尊严地生活，使中国以“礼仪之邦”享誉世界。现实社会中，人们领悟到生活不只是为满足物质享乐而忙碌，还应有一种精神追求的乐趣。道德能够让人有尊严地生活，感受到人际和谐和受人尊重的欣慰。“孔颜乐处”、思想能够培养人们的仁爱之心，使人克制人欲、减轻自私自利之心，爱他人、爱社会、爱人类、爱万物。有“孔颜乐处”修养的人，才会在家庭、工作和社会生活中助人为乐、勇担责任。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德是根本，财是末节;厚于财货者，必薄于德。推崇“孔颜乐处”，真正有德廉明的官员，私人财产并不多。

“官之富重也，乱功之所生也。”如果一个官员家私巨万，那么必是贪官无疑;官吏的腐败必然导致人民群众离心离德，从而引发社会的混乱、国家的败亡。西汉董仲舒揭露大官僚们“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无已。”所谓“蓄其积委”，即财富的积累日益增加;所谓“务此而无已”，即贪欲无止境。这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他提出稳定政局的对策：“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食禄者即吃公家饭的公职人员，不应该兼营私人工商业发横财，同老百姓争利。廉明的清官是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腐败的贪官是政权崩溃的原因之一。汉武帝可能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虽有听言的雅量，却没有推行食禄者不与民争利、作官即不许发财的政策。尽管如此，董仲舒“食禄者不与民争利”的主张，却是很有生命力的思想。

另外，“十坛海产”的故事提醒高级官员应守慎独慎微之诫。北宋开国宰相赵普深受宋太祖赵匡胤信任，权力很大，很多人都想走他的后门。有一次，吴越王钱椒派人给赵普送信，并捎10坛“海产”。正巧，赵匡胤来到他家，在厅堂坐下后，看到10只坛子，就问赵普是什么东西。赵普回答说：“是吴越送来的海产。”赵匡胤笑着说：“既然是吴越送来的海产一定不错，把它打开来看看吧!”赵普不得不吩咐仆人打开坛盖，在场的人一看都傻了眼，原来不是海产而是金子。赵匡胤向来就担忧官吏接受贿赂，滥用权力，看到这种情形，心里大为窝火，脸色就阴沉下来。这时，赵普满头大汗，立即惶恐请罪，说“我没有拆封看信，实在不知坛中是何物，请陛下恕罪!”赵匡胤冷冷地说：“你就收下吧!他们以为国家大事都由你来决定呢!”不久，赵普被罢免宰相职位。

地位越高的人，对老百姓的影响力越大。“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尔好谊则民向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即官员爱好仁义，官风正，民风也正;做官的总想发横财，官风坏，民风也坏。反过来讲，有大德，必能得其位，得其禄，得其名，得其寿。那些有德行的人，守住了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夯实了为官为政的根基，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才能够保住自己的地位、俸禄、名誉乃至生命。那么，为什么还说仁者寿呢?仁者就是有德者，心里坦荡，无忧无惧，故自寿。荀子曰：“有德则乐”“乐则能久”。人格健全，身心健康，对生命大有益处。庄子高寿与他崇尚自由、蔑视物欲和权贵不无关系。孟子高寿也与他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不无关系。

因此，人生是否幸福快乐，不在名车豪宅财富多少，不在钟鼓馔玉富贵如何。如果没有德行支撑，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财产再多、权力再大，都保不住，最终都会付诸东流。唯有德行，才能保住人生的平安、幸福和财富。这就是在“德财”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给我们提供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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