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清代海峡两岸之桥

作者：潘志宏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四月廿四日癸未

          耶稣2021年6月4日

清代，海峡两岸间的海洋交通运输业发展兴盛，儒家文化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清代两岸海洋交通的迅速发展也折射出儒家文化的丰富内涵，成为清代两岸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象征。

在清代，许多大陆百姓，特别是福建、广东人，正是在这时移民到台湾，成为开发台湾最早的人群。台湾岛与大陆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然而台湾海峡中的“黑水沟”却成为航海者的噩梦，有无数航海者葬身在这片瞬息万变的深色汪洋之中。在横跨台湾海峡的过程中，儒家文化成为支撑大陆移民的精神力量，维系着一代又一代的大陆移民冒险到台湾求生存和发展。

儒家文化促进清代两岸海洋交通及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清初，为了防范郑成功的北伐、隔断其与大陆居民的联系，朝廷颁布了海禁和迁海的政策法令。直到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大军收复台湾之后，台湾才重新回归到祖国的怀抱。康熙帝在台湾设置了一府三县，即台湾府和台湾、诸罗、凤山三县，隶属于福建省。翌年，清廷宣布开界，海禁正式结束。台湾的收复，标志着清朝完成了大陆与台湾的政治统一，极大地促进了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清朝统一台湾后，在台湾大力推行儒家文化，广施恩惠仁政，培养道德风尚，消除战争气氛，以儒家文教礼乐治民。此后，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海洋交通往来开始常态化，官员的调动、民众的出行、货物的运输、海洋的贸易等使台湾海峡的海上交通变得颇为忙碌。正如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所说的，“统一台湾，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这不仅对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对台湾的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后来事实证明，台湾经济、文化的进一步振兴，正是在台湾重新统一于清朝中央政权管辖之后。”例如，清人倪赞元提到：“北港实属海汊，通金、厦、南澳、日本、吕宋等处，商船萃荟。”当时的北港实际上是一个海湾城镇，位于台湾西海岸的中部地区，在清代时就是台湾的主要港口之一，而且是大陆民众移民到台湾垦荒的重要登陆地。北港与福建的金门、厦门，广东的南澳，甚至是日本和吕宋等地，都有大量的商船往来活动和频繁的海洋交通运输。这说明台湾与大陆以及海外的海洋商业交通在海禁政策解除之后获得了巨大的释放，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此时得到有力的提升。清朝由于收复和统一了台湾，并且当地政府以儒家文化作为主要的教化手段，使儒家文化在台湾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超越以往任何朝代。与此同时，儒家文化在台湾的推行也极大加速了两岸海洋交通运输和台湾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儒家文化引导清代台湾各移民族群和平相处。清代早期，台湾移民激增。有大量的大陆民众通过海上交通的方式到达了台湾，由于移民来自大陆不同的省份和地域，存在着生活习惯差异、语言沟通障碍和土地利益之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清代两岸海洋交通的兴盛，也帮助台湾的人口和经济迅速增长。台湾苗栗中港慈裕宫的《劝中垅泉漳和睦碑记》中就记载了这段具有象征性的历史。碑文指出，天地万物之中，以人类最为尊贵。而人与人之间，都是同类，更应该相亲相爱。所以，同在一国就应该相亲于一国之人，同在一乡就应该相亲于一乡之人，应该不分亲疏，不分地域。碑记引用了孔子弟子子夏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及孟子提出的“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以其中蕴含的和平思想来劝说各移民族群民众和睦平等、友好相处，既然已经同在台湾，就都是台湾人民，何必还要再分地域、省份之争。另外，碑记作者还以儒家伦理道德的观念教育和劝诫各族群，不要以祖籍地域作为乡亲分类的唯一依据，应当放下对不同地域族群间的对立情绪，重视亲情和邻里之情，将所有人全然视为亲戚、同类与家人，如此才是异于禽兽的人类社会伦理关系。最后，碑文发出倡议，希望各族群应当互相团结、和平相处、化解昔日恩怨、避免尔虞我诈，表达了各移民族群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民风淳朴敦厚、同享升平之乐的美好愿景。可以看到，当地政府希望将儒家文化作为宣传教育和平观念的重要媒介以化解移民间的矛盾。因为儒家文化在两岸巨大的影响教化作用，几乎使闽粤两省的新移民和各族群化解矛盾、友好相处，如同一家人，足见儒家文化在清代台湾民众中展现出的亲和力。

儒家文化助力清朝统一台湾以及平定台湾的历次内乱。清康熙二十二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海军在澎湖海域，消灭了郑军的主力，成功收复澎湖、台湾岛，统一全国。郑克塽投降清廷后，朝廷内部开始争论是否将台湾并入版图。施琅分析台湾战略地位之重要，认为台湾一地，虽然属于外岛，实际上是关系到大陆四省的要害，所以舍弃台湾必定会酿成大祸，保留台湾确实能够长久地固守边疆，因此他坚决主张要保留台湾并入版图。最后康熙决定，台湾的弃或留关系重大，如果弃而不守，那就更加不可。施琅坚持收复和保留台湾，维护了国家主权与领土的完整。“治台名将”蓝廷珍在平定台湾朱一贵事件归来后，上疏曰：“康熙六十年间，台匪倡乱，臣同前任提臣施世骠亲统官兵前往讨逆。维时六月兴师，各士卒感佩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踊跃用命，但恐时值台飓频发之候，临行虔祝垂庇，果荷显灵默相，处处效顺。”蓝廷珍在奏疏中提到，在康熙六十年间，台湾匪徒造反作乱。蓝廷珍与施世骠带兵前往讨伐。当时正值六月，要兴兵出师，士兵们都踊跃听命效忠，但是担心台风飓风频发，临行时祈求平安，后来果然处处忠顺投诚，展示出将士们对朝廷的忠勇。清代另外一位平定台湾的著名将领福康安在奏折中提到，自从出兵台湾以来，运送钱财、粮食、铅弹和火药，很少有行船遇恶风而失事的。军队从崇武出发，一昼夜之间就行驶了千里之远，兵船共100多条，几乎同时到达鹿仔港。凯旋驻防的兵船遭遇恶风，转危为安，这都是依赖皇帝的诚敬和天神的护佑啊，显示出他对朝廷与君主的忠敬。通过这些史料不难看出，作为清代台湾海洋战事的亲历者，清代著名将领施琅、蓝廷珍、福康安等人对儒家文化的忠君爱国思想都颇为尊崇。可以说，儒家文化见证了清代两岸海洋交通的发展，帮助清朝统一台湾岛、平定了台湾的历次内乱。

在清代两岸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儒家文化在促进清代两岸海洋交通运输业和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帮助台湾早期各移民族群化解矛盾、和平相处以及在清朝统一台湾及平定台湾历次内乱的战事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以施琅为代表的朝廷官员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和宣传，使儒家文化在台湾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两岸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桥梁和文化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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