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与经学之间

——朱子《春秋》观的再检讨

作者：郭晓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来源：《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2期

作者简介：郭晓东，男，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本人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家经学与宋明理学，著有《识仁与定性――工夫论视域下的程明道哲学研究》、《宋明理学》（合著）、《经学、道学与经典诠释》、《戴氏论语注小疏》、《春秋公羊学史》（合著）等。

朱子在不同的场合，对《春秋》的说法颇有出入。其或视《春秋》为史学，认为读《春秋》“只如看史样看”，亦否认《春秋》有义理、书法、条例。但朱子同时又无法否认《春秋》作为五经之一的事实，认为孔子作《春秋》是“致治之法垂于万世”，在这一经学的意义上，朱子又不得不承认《春秋》有义理、书法与条例。在经学维度上看《春秋》，朱子对后儒之解经颇存怀疑，因为后儒对《春秋》的解读到底符不符合孔子在《春秋》中所寄托的微言大义，事实上无法得到征实。这种疑虑使得朱子对《春秋》的态度不自觉地由经学转向史学。但如果纯然视《春秋》为史学，这样不仅取消了孔子作《春秋》的意义，而且使得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学成为专计较利害的功利之学，这又是朱子所极力拒斥的。这或许就是朱子的两难之处，从而使得朱子对于《春秋》就不可避免地在经学与史学之间游移。关键词：朱子《春秋》经学史学

作为两宋思想与学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朱子之著述几乎遍及群经，然对《春秋》，除了与弟子友朋论学所及，几乎没有专门的文字行世。[2]不仅如此，朱子曾反复说《春秋》“难看”[3]，有“不可晓处”（《语类》卷八十三，第2144、2175页），因而说他“平生不敢说《春秋》”（《语类》卷八十三，第2150页），亦不太赞成学者研习此经。[4]在一个“说《春秋》者莫多于两宋”[5]的时代，朱子的态度颇令人难解。更重要的是，朱子在不同的场合，对《春秋》的说法又似乎略有出入，如其说《春秋》“不可晓”，又曰“无难晓处”（《语类》卷八十三，第2144页），诸如此类云云，让我们对朱子的《春秋》观颇难以把握。因此，朱子何以不治《春秋》，又何以对《春秋》诸论说有前后不一致之处，从这些问题出发，我们或许有必要对朱子的《春秋》观重新做一个检视。

赵伯雄先生说：“朱子《春秋》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他把《春秋》看作是‘史’。”[6]朱子的许多论说似乎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问:“《春秋》当如何看?”曰:“只如看史样看。”（《语类》卷八十三，第2148页）

人道《春秋》难晓,据某理会来,无难晓处。只是据他有这个事在,据他载得恁地。但是看今年有甚么事,明年有甚么事,礼乐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只是恁地。（《语类》卷八十三，第2144页）

对朱子来说，看《春秋》“只如看史样”，所以“无难晓处”，因为史书不过就事论事，“但看今年有甚么事，明年有甚么事”之类。朱子又说：

且如《春秋》只据赴告而书之，孔子只因旧史而作《春秋》，非有许多曲折。（《语类》卷八十三，第2146页）

“孔子只因旧史作《春秋》”，“《春秋》只据赴告而书之”，云云诸说，显然承自杜预“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杜预以为，孔子因鲁史策书作《春秋》，即所谓“经承旧史”；至于鲁史记之资料来源，除了史官自记本国之事外，其余诸国之事，则据“告则书，不然则否”之原则决定其“书”或“不书”，此即“史承赴告”。据此则《春秋》所书，并无深意，是以朱子亦说“非有许多曲折”。所谓“非有许多曲折”，在朱子看来，首先《春秋》不过是“秉笔直书”而已，不必要去深求所谓的“一字褒贬”：

问《春秋》。曰：“此是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戒尔。其事则齐桓、晋文有足称，其义则诛乱臣贼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如书即位者，是鲁君行即位之礼；继故不书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礼。若桓公之书即位，则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礼耳。其他崩、薨、卒、葬，亦无意义。”（《语类》卷八十三，第2145页）

《春秋》既然只是“秉笔直书”之史，所以孔子在作《春秋》时，便据当时之史实直书而已，善恶自然著见，是以朱子认为不必深求于“一字之间”的褒贬。比如《春秋》十二公，即位之时或书“公即位”，或不书“公即位”，在朱子看来，不外乎就是有些国君行了即位礼，所以《春秋》如实书“公即位”；有些国君没有行即位礼，所以不书“公即位”。因此，书不书“公即位”，便不具有什么特别的深意。比如鲁桓公元年书“公即位”，《公羊传》认为“继弑君不言即位”，此书即位，是“如其意”，即是要彰显桓公的弑君之恶[7]；《谷梁传》则称“继故不言即位”，因而桓元年书即位，是“与闻乎弑”，是“无恩于先君”[8]。但朱子便直接说，《春秋》桓元年书“公即位”，不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礼”而已，别无深意。与之相似，其他如崩、薨、卒、葬之类，在《公羊》《谷梁》那里都被赋予特殊的含义，而朱子站在视《春秋》为史的立场，径称其“亦无意义”。朱子又说：

《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故孔子作《春秋》，据他事实写在那里，教人见得当时事是如此，安知用旧史与不用旧史？今硬说那个字是孔子文，那个字是旧史文，如何验得？（《语类》卷八十三，第2144页）

《春秋》所书，如某人为某事，本据鲁史旧文笔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谓某字讥某人。如此，则是孔子专任私意，妄为褒贬！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说，须是得鲁史旧文，参校笔削异同，然后为可见，而亦岂复可得也？（《语类》卷八十三，第2146页）

在朱子看来，“一字褒贬”之说，意味着孔子在修《春秋》之时，对鲁史旧文做了修正，即所谓“笔则笔、削则削”之说。但是，我们今天事实上无法看到所谓真正的“鲁史旧文”，无法用它与今本《春秋》互相参校，因此我们也就不能轻易地说哪些是鲁史旧文，哪些是孔子的新修，从而也就无法探知孔子在《春秋》时，到底在哪些字里行间寄托了圣人的微意。

相应地，对于传统《春秋》学以书法条例说《春秋》，朱子也不以为然：

《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如书伐国，恶诸侯之擅兴；书山崩、地震、螽、蝗之类，知灾异有所自致也。（《语类》卷八十三，第2147页）

或有解《春秋》者，专以日月为褒贬，书时月则以为贬，书日则以为褒，穿凿得全无义理！（《语类》卷八十三，第2146页）

近世说《春秋》者太巧，皆失圣人之意。又立为凡例，加某字，其例为如何；去某字，其例为如何，尽是胡说！（《语类》卷五十五，第1318页）

总之，从以上资料看，朱子既不相信《春秋》之条例，又不认可《春秋》有孔子寄托之褒贬，是以其以为读《春秋》，“只如看史样看”，这种观点推致极端，他甚至认为读《春秋》与读《史记》并无二致：

问读《春秋》之法。曰：“无它法，只是据经所书之事迹，准折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犹有未是处，不是底又有彼善于此处，自将道理折衷便见。如看《史记》，秦之所以失如何？汉之所以得如何？楚汉交争，楚何以亡？汉何以兴？其所以为是非得失成败盛衰者何故？只将自家平日讲明底道理去折衷看，便见。看《春秋》亦如此。只是圣人言语细密，要人子细斟量考索耳。”（《语类》卷五十五，第1318页）

如此看来，《春秋》于朱子，竟然可以与《史记》等量齐观，而孔子较之司马迁，不过只是“言语细密”而已。

然而，《春秋》毕竟是儒家五经之一，朱子对此事实上无法否认。不管怎么说，朱子也不可能完全视《春秋》为“史”，其于《答魏元履》曰：

欲为《春秋》学，甚善。但前辈以为此乃学者最后一段事，盖自非理明义精，则止是较得失、考同异，心绪转杂，与读史传摭故实无以异。[9]

朱子在此称“与读史传摭故实无以异”，则显然认为《春秋》与一般史传有所不同，此说与前文读《春秋》“如看《史记》”的说法显然有异。《语类》中另一有条材料，也颇体现出朱子对《春秋》之经史定位的矛盾心态：

徐兄问：“‘述而不作’，是制作之‘作’乎？”曰：“是。孔子未尝作一事，如删《诗》，定《书》，皆是因《诗》《书》而删定。”又问：“圣人不得时得位，只如此。圣人得时得位时，更有制作否？”曰：“看圣人告颜子四代礼乐，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有制作。亦因四代有此礼乐，而因革之，亦未是作处。”又问：“如何‘作《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看来是写出鲁史，中间微有更改尔。某尝谓《春秋》难看，平生所以不敢说著。如何知得上面那个是鲁史旧文，那个是夫子改底字？若不改时，便只依鲁史，如何更作《春秋》做甚？”先生徐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公羊》《谷梁》传云：‘其辞，则丘有罪焉耳。’这是多少担负！想亦不能不是作，不知是如何。”（《语类》卷三十四，第855页）

当朱子说“如何知得上面那个是鲁史旧文，那个是夫子改底字”，则依然对如何看待孔子之笔削持疑虑的态度。但是，朱子进而指出，“若不改时，便只依鲁史，如何更作《春秋》做甚？”也就是说，如果只依鲁史，孔子实无必要“作《春秋》”。更重要的是，“知我”“罪我”云云，在朱子看来，“这是多少负担”，显然，《春秋》“不能不是作”，必须是孔子所“作”。《春秋》既然是孔子所“作”，则它决不可能只是“史”，而只能是“经”。所谓“经”“史”之别者，正如皮锡瑞所说的：“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10]准之以此，我们再来看朱子之论孔子作《春秋》。孟子云：“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朱子在《孟子集注》中说：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以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愚谓孔子作《春秋》以讨乱贼，则致治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也。[11]

按：朱子于此基本上引胡安国之说，可以认为是引胡氏为同调，当看作他认可胡氏“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的说法。其又说孔子作《春秋》是“致治之法垂于万世”，则孔子之《春秋》，既是“致治之法”,又岂非“经”邪？

《孟子集注》于“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又云：

春秋之时，五霸迭兴，而桓文为盛。史，史官也。窃取者，谦辞也。《公羊传》作“其辞则丘有罪焉尔”，意亦如此。盖言断之在己，所谓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载当时之事也，而其义则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历叙群圣，因以孔子之事继之；而孔子之事莫大于《春秋》，故特言之。（《四书章句集注》，第295页）

朱子在此说得尤其明晰。在朱子看来，孔子之所以自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是因为孔子作《春秋》虽然取诸鲁史旧文，但同时“断之在己”。所谓“断之在己”，朱子引尹焞之语恰好可以作进一步发明，所谓“其义则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朱子才进而说“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更值得注意的是，朱子于《集注》中称“孔子之事莫大于《春秋》”，如是则《春秋》非“经”而何！

从视《春秋》为“经”的角度看，朱子认为《春秋》是极“严”的文字，且寓褒贬于其中：

《春秋》本是严底文字，圣人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贬。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款司，极是严紧，一字不敢胡乱下。（《语类》卷八十三，第2174页）

所谓“严”，从某种意义上讲的是《春秋》书法之“严”。从史学的角度看，朱子否认《春秋》有书法条例，但从经学之视域出发，朱子又不得不承认《春秋》有书法条例。对于《春秋》之书法，朱子屡以“严”来形容，其于《答尤延之》中说：

垂谕杨雄事，足见君子以恕待物之心。区区鄙意正以其与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虽异，而其为事莽则同，故窃取赵盾、许止之例而概以莽臣书之，所以著万世臣子之戒，明虽无臣贼之心，但畏死贪生而有其迹，则亦不免于诛绝之罪。此正《春秋》谨严之法。（《文集》卷三十七，第1632页）

按：王莽篡汉时，扬雄与王舜等人同时事莽，故朱子于《通鉴纲目》中概以“莽臣”书之。尤延之以为扬雄虽事莽，但毕竟与王舜之徒不同。而朱子则以《春秋》赵盾、许止之例说之。赵穿弑君而赵盾未曾弑君，但赵盾如《左传》所说的，“亡不越竟，反不讨贼”（宣二年），故《春秋》书“晋赵盾弑其君夷獆”；许世子止非弑君，仅因未尝药而致其君死，《春秋》书“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在朱子看来，赵盾与许止俱未弑君，而《春秋》加“弑”，不免于诛绝，此正是《春秋》谨严之法。以此例之，扬雄畏死贪生而事莽，亦当不免于诛绝之罪。

朱子又曰：

季札辞国而生乱，孔子因其来聘，贬而书名，所以示法，《春秋》明大义，书法甚严，可以鉴矣。（《温公疑孟下》，《文集》卷七十三，第3518页）

按：朱子此说全取胡安国《春秋传》。鲁襄公二十九年，《春秋》书“吴子使札来聘”。吴季札宜为君而让国不受，放任公子光弑吴王僚，故胡氏以为《春秋》贬之称名。朱子在此取胡氏说，且作为《春秋》书法甚严之一例。

相对来讲，朱子对《春秋》之例的论说要略显审慎一些：

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经固当以类例相通，然亦先须随事观理，反复涵泳，令胸次开阔，义理贯通，方有意味。（《答黄仁卿》，《文集》卷四十六，第2153页。）

虽然朱子认为要先义理贯通之后去探求《春秋》之例，但此处毕竟是明确地指出，《春秋》“固当以类例相通”。

朱子又曰：

《春秋》义例、《易》爻象，虽是圣人立下，今说者用之，各信己见，然于人伦大纲皆通，但未知曾得圣人当初本意否。（《语类》卷一百零四，第2614页）

此则明确称《春秋》义例是“圣人立下”，虽然朱子又认为，说《春秋》者用之而于人伦大纲皆通，但不能确定是否当初圣人本意。这一说法相地于《语类》更多论及《春秋》义例与孔子无关的言论[12]，显然相去极远。事实上，朱子论《春秋》大义，亦多借条例以发明：

夫《春秋》之法，君弑贼不讨，则不书葬者，正以复仇之大义为重，而掩葬之常礼为轻，以示盛世臣子，遭此非常之变，则必能讨贼复仇，然后为有以葬其君亲者。不则虽棺椁衣衾极于隆厚，实与委之于壑，为狐狸所食、蝇蚋所嘬无异。其义可谓深切著明矣。而前日议者乃引此以开祈请之端，何其与《春秋》之义背驰之甚耶！（《答张敬夫》，《文集》卷二十五，第1107-1108页）

按：“君弑贼不讨，则不书葬”，这是《公羊》条例[13]。可见朱子在此以《春秋》大义讨论时政，则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援引条例以发明，此与《语类》中“其他崩、薨、卒、葬，亦无意义”之说，正相反对。此外，朱子著《通鉴纲目》，亦是拟《春秋》之条例而成[14]，可见对朱子来说，实未曾完全否定《春秋》之条例。

作为“经”来讲，朱子亦承认《春秋》有“大义”在：

《春秋》固是尊诸夏，外夷狄。然圣人当初作经，岂是要率天下诸侯而尊齐晋！（《语类》卷八十三，第2175页）

如果从“史”的角度看《春秋》，则《春秋》所记，“其事则齐桓晋文”，即“率天下诸侯而尊齐晋”。但朱子说，圣人作“经”之义非如此，而是“尊诸夏，外夷狄”。朱子又曰：

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尊王，贱伯；内诸夏，外夷狄，此《春秋》之大旨，不可不知也。（《语类》卷八十三，第2173页）

杨道夫录语类此条，专门注明曰：“此亦先生亲笔”（《语类》卷八十三，第2173页）。由此亦见朱子心目中之《春秋》大旨所在。则《春秋》在经学上的意义，于朱子而言，也正在于此。

如上所述，朱子于《春秋》，或在经学上说，或在史学上说，这种矛盾的态度，也体现在他对《春秋》三传的看法上。对于三传，朱子亦是以“经学”与“史学”相区分：

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语类》卷八十三，第2152页）

这段文字颇能看出朱子的经史之辨。赵伯雄先生称：“按朱氏这里的所谓史学、经学云者，只是就三传内容之所偏做些区分，并无贬《左传》扬《公》《谷》之意。”[15]然而，在笔者看来，此说尚须做进一步辨析。可以说，当朱子从“史学”的角度看《春秋》时，颇扬《左传》而抑《公》《谷》：

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语类》卷八十三，第2148页）

《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语类》卷八十三，第2149页）

《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谷》专解经，事則多出揣度。（《语类》卷八十三，第2151页）

《春秋》制度大纲，《左传》较可据，《公》《谷》较难凭。（《语类》卷八十三，第2151页）

赵伯雄先生指出：“由于朱子主张以‘史’看待《春秋》，所以他特别看重《左传》，认为《左传》所记事实对理解《春秋》最有帮助。”[16]就上述引文上看，似乎是如此。从“史学”角度来讲，《左传》记事精详，不能不说是其优点，亦不能不说对我们研读《春秋》颇有帮助。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朱子对“史学”两字，却从两面来说，一则许其“记得事却详”，但同时却又批评其“道理上便差”，是以朱子在更多的场合，是对《左传》持批评态度：

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猾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语类》卷八十三，第2149页）

左氏是一个审利害之几，善避就底人，所以其书有贬死节等事。其间议论有极不是处：如周郑交质之类，是何议论！（《语类》卷八十三，第2149页）

左氏有一个大病，是他好以成败论人，遇他做得来好时，便说他好；做得来不好时，便说他不是；却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这是他大病。（《语类》卷八十三，第2160页）

左氏见识甚卑，如言赵盾弒君之事，却云：“孔子闻之，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则专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计，圣人岂有是意！（《语类》卷八十三，第2150-2151页）

诸如此类对《左传》“道理便差”的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讲，便是站在“经学”的视角看《左传》。我们很难想像，作为理学大师的朱子，在平章三传时，会只重视虽然“记得事却详”却同时“道理上便差”的《左传》。

从“经学”的视角看，朱子亦是从两面论述，一则“于义理上有功”，二则从史实上讲，却“记事多误”。就记事而言，朱子确实是右《左传》而抑《公》《谷》：“叙事时，左氏却多是，《公》《谷》却都是胡撰。”（《语类》卷八十三，第2160页）然而，就义理而言，朱子在批评《左传》的同时，却对《公》《谷》多有赞赏之处：

《公》《谷》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语类》卷八十三，第2152页）

《公》《谷》甚不好，然又有甚好处。如序隐公逊国，宣公逊其侄处，甚好。（《语类》卷八十三，第2153页）

按：朱子说“甚不好”，是指其“考事甚疏”，此在史学的维度讲；“又有甚好处”，是指“义理却精”，此是从经学的立场讲。朱子又说：

《公羊》说得宏大，如“君子大居正”之类。《谷梁》虽精细，但有些邹搜狭窄。（《语类》卷八十三，第2153页）

《公羊》是个村朴秀才，《谷梁》又较黠得些。（《语类》卷八十三，第2153页）

种种此说，皆是从正面肯定《公》《谷》两传，虽然朱子于两传之间，又略分轩轾。也正是站在这样一个经学的立场，朱子在论《春秋》大义时，多取《公羊》家说。前引“《春秋》之法，君弑贼不讨，则不书葬”，即是以《公羊》例来阐明讨贼复仇的《春秋》大义。又如其论司马光之《资治通鉴》的书法体例时说：

如温公旧例，年号皆以后改者为正，此殊未安。如汉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汉尚未亡，今便作魏黄初元年，夺汉太速，与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陈之意，恐不可以为法。（《答吕伯恭》，《文集》卷三十三，第1455页）

按：据《资治通鉴》书纪年的体例，一年中有改元者，温公以后者为准。若受禅之际，上半年属胜代，下半年为新朝，亦以后者为准。如汉献帝二十五年之冬，禅于曹魏，纪汉则献帝止于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即为黄初元年。然而，在汉献未禅位之前，魏仍称王，汉仍称帝，故朱子批评其“夺汉太速，与魏太遽”，并称其非《春秋》“存陈”之义。所谓“存陈”，鲁昭公九年，《春秋》书“陈火”（《左传》经作“陈灾”），若按史家直书的角度看“陈火”或“陈灾”，不过是记陈地的一场火灾而已。《公羊传》乃曰：“陈已灭矣，其言陈火何？存陈也。曰存陈，悕矣。”（《春秋公羊传注疏》，第937-938页）何休注曰：“陈已灭，复火者，死灰复燃之象也。此天意欲存之，故从有国记灾。”又曰：“书火存陈者，若曰陈为天所存。”（《春秋公羊传注疏》，第937-938页）楚无道灭陈，而天以降火灾以存陈。魏夺汉祚，温公在汉献未禅位之前即夺其年号，故曰“大非《春秋》存陈之意”。

从朱子对三传的不同论述看，尽管就“事”来讲，朱子推重《左传》，但在“义”上说，则以《公羊》《谷梁》为长。“事”“义”之别，也正是“史学”与“经学”之别。于此朱子又以是否为“儒者”之言来分判三传：

左氏是一个审利害之几，善避就底人，所以其书有贬死节等事。其间议论有极不是处：如周郑交质之类，是何议论！其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此段不如《谷梁》说“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议论。（《语类》卷八十三，第2149-2150页）

按：宋宣公传位其弟宋穆公，宋穆公临终前又将君位还交给宣公之子，故《左传》许宣公之知人。但如此说，在朱子看来，即是“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宋穆公传位其侄与夷而逐其子冯，后穆公之子冯遂弑与夷，故《公羊传》不许宣公之所为，认为“宋之祸，宣公为之”，从而得出“君子大居正”的结论[17]。在朱子看来，“君子大居正”，才是“儒者议论”，则《左传》之说，显非“儒者”之言。故朱子又说：

某尝言左氏不是儒者，只是个晓事该博、会做文章之人；若公、谷二子，却是个不晓事底儒者，故其说道理及礼制处不甚差，下得语恁地郑重。（《语类》卷六十三，第1555页）

于此朱子对《左传》与《公》《谷》区分甚严，朱子不许左氏为儒者，而公羊、谷梁二子，虽不晓事，却是“儒者”。作为儒家而言，许不许为“儒者”，这是最为底线的判断，就此而言，朱子于三传，恐怕实有“贬《左传》而扬《公》《谷》之义”，而非赵伯雄先生所说的，朱子“对《公羊》《谷梁》的评价是比较低的”。[18]

综合上述材料看，朱子之《春秋》观，确实会让人觉得充满了矛盾。正如朱子说《春秋》“无难晓处”，又说《春秋》“不可晓”。当然，正如我们在前文指出，如果我们仅仅从史学的维度来看朱子的《春秋》观，确实《春秋》“无难晓处”。然而，朱子更多的时候称《春秋》煞不可晓，又称《春秋》难看，称其平生不敢治《春秋》。之所以有诸如之类的说法，恰恰是朱子还是试图从经学的维度去看《春秋》。

然而，从经学的维度看《春秋》，对朱子来讲，他所面临的困难到底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如果从经学的角度看《春秋》，读者就不得不要承认《春秋》有义理、书法与条例。但是，《春秋》经的文字极为简略，从经文中如何可能解读出所谓的孔子的深意，又如何可能总结出其中的书法与条例？这对于任何一个《春秋》的读者来说，恐怕都是一个不能不回答的问题。比如，诸如《公羊传》与《谷梁传》对经文的解读，其合法性到底在哪里？如果从《公》《谷》两传作为专门之学来讲，其前提就是相信各自解经的合法性在于孔子之下历代经师的口传。但这种口传谱系的叙述，实无从可考，朱子虽无明言，但大概是不会相信，否则就不会有“难晓”之说了。从而朱子对《公》《谷》有“胡撰”之批评，又批评公羊子是“村朴秀才”，诸如此类云云，显然不认可《公》《谷》之传承谱系。其实对于朱子来说，一方面颇认可《公》《谷》之解经，故称其有“甚好处”。但从另一方面说，对于《公》《谷》之解经到底可不可信，朱子又颇存怀疑，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其无法征信。从纯理智的角度来讲，朱子似乎不愿意承认古今儒者对《春秋》解读的合法性与可信度，其中也包括《公羊》《谷梁》对经文的解读，对朱子同时代诸如胡安国等人的《春秋》学也是如此：

问：“诸家《春秋》解如何？”曰：“某尽信不及。如胡文定《春秋》，某也信不及，知得圣人意里是如此说否？今只眼前朝报差除，尚未知朝廷意思如何，况生乎千百载之下，欲逆推乎千百载上圣人之心！况自家之心，又未如得圣人，如何知得圣人肚里事！某所以都不敢信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还魂亲说出，不知如何。”（《语类》卷八十三，第2155页）

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这件事圣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圣人意又如何下字。（《语类》卷八十三，第2155页）

要之，朱子认为无法“逆推乎千百载上圣人之心”，因而朱子才说“都不敢信诸家解”。正是因为如此，朱子对《春秋》的态度就不自觉地由经学转向史学。因为朱子对古今儒者从《春秋》中所解读出来的义理持存疑态度，所以除掉义理，便只剩下了史实。在这一意义上讲，朱子才会说，“《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只是“是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等等。朱子之有诸如此类的说法，实不难理解。

然而，如果纯然视《春秋》为史学，那又不可避免地取消了孔子作《春秋》的意义，对此钟文烝批评朱子说：

夫使《春秋》不过随事直书，别无书法，则一良史优为之矣。何以游、夏不能赞一辞？何以齐、鲁师儒递有授受？何以《孟子》谓之作？谓之乱后之一治？何以《荀子》谓其微？谓其约而不速？岂一切皆不足信邪？[19]

这一点朱子本人其实亦不能接受，《孟子集注》中朱子的说法其实已然回应了钟氏的质疑。更重要的是，朱子对“史学”的认知是，“道理上便差”。在朱子看来，这种“道理上便差”，主要是将《春秋》视为权谋机变之书，一部功利之书，从而大失孔子作《春秋》之旨，对此朱子批评道：

《春秋》本是明道正谊之书，今人只较齐晋伯业优劣，反成谋利，大义都晦了。今人做义，且做得齐桓晋文优劣论。（《语类》卷八十三，第2173页）

今之治《春秋》者，都只将许多权谋变诈为说，气象局促，不识圣人之意，不论王道之得失，而言伯业之盛衰，失其旨远矣！（《语类》卷八十三，第2173页）

“今之做《春秋》义，都是一般巧说，专是计较利害，将圣人之经做一个权谋机变之书。如此，不是圣经，却成一个百将传。”因说：“前辈做《春秋》义，言辞虽粗率，却说得圣人大意出。年来一味巧曲，但将孟子‘何以利吾国’句说尽一部《春秋》。这文字不是今时方恁地。自秦师垣主和议，一时去趋媚他，《春秋》义才出会夷狄处。此最是《春秋》诛绝底事，人却都做好说！（《语类》卷八十三，第2174页）

在朱子看来，若纯视《春秋》为史，则《春秋》成为一部“百将传”，只是去计较齐桓晋文之长短，只是计较各种利害，以此功利之心看《春秋》，不仅《春秋》之大义隐而不彰，甚至反过来有人借说《春秋》而成其私欲，朱子举例说，时秦桧主和议，时人遂称《春秋》以和会戎狄为大义，以此去趋媚执政，而在朱子看来，这种说法，恰恰“最是《春秋》诛绝底事”[20]。故朱子尽管说可以“如看史样看”《春秋》，但对于这种崇尚利害的史学立场却持极大的警惕态度。在这一意义上讲，朱子又不得不拒斥这样的一种史学的立场，从而回归经学的立场。

朱子晚年（61岁）所作的《书临彰所刊四经后》一文中说：

熹之先君子好左氏书，每夕读之，必尽一卷乃就寝，故熹自幼未受学时已耳熟焉。及长，稍从诸先生长者问《春秋》义例，亦窥其一二大者，而终不能有以自信于其心，以故未尝敢辄措一词于其间。而独于其君臣父子、大伦大法之际为有感也。（《书临彰所刊四经后》，《文集》卷八十二，第3890页）

由是可见，朱子少时因家学之故而熟读《左传》，稍少亦习《春秋》义例而窥其一二大者。朱子称“独于其君臣父子大伦大法之际，为有感也”，即是其心目中《春秋》所具有的经学意义，事实上，作为正统之儒者，朱子必须承认《春秋》之经典地位[21]。学者所争者，在于朱子是否以史学的立场来解《春秋》。朱子自称对于古今《春秋》说不能自信于心，因为无法“逆推乎千百载上圣人之心”，这当然是朱子所具有的实证精神之史学倾向的体现。如前所述，朱子的许多具体论述，也表明了这一点，故朱子称“只如看史样”看《春秋》。其实，朱子之史学立场，主要还是体现在他不敢相信者后儒对《春秋》的解读到底符不符合孔子在《春秋》中所寄托的微言大义，因为这一点事实上无法实证。其实，我们应该区分的是，朱子对《春秋》经典的质疑与对后儒解读的质疑。从儒家的立场来讲，《春秋》经典的地位不容质疑；但后儒的解读，不仅家各异说，而且相互抵牾，不可避免地会遭至后人的怀疑。可以说，正是朱子对后儒的怀疑，使得他在一定程度上滑向史学的立场。但是朱子事实上并没有将这一史学的立场贯彻到底，究其原因，大概有三：一则出于对史学被视为一种功利之学所具有的潜在理论危险的警惕，二则无法回应诸如后世钟文烝等人所提出的质疑，三则具体运用《春秋》大义时，朱子还是不得不借重于经学的解读方式。因此，称朱子之《春秋》学是史学，恐怕不仅朱子不能接受，亦非其实际。

总之，对朱子来讲，如何解读《春秋》，实有两难：从史学的角度看《春秋》，则《春秋》成了“百将传”，不仅孟子所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为虚文，而且使得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学成为专计较利害的功利之学，这是朱子所拒斥的；但若从经学的角度看《春秋》，却又无法“逆推乎千百载上圣人之心”，从而不能相信《公》《谷》以来古今诸儒对《春秋》的解读，甚至担心《春秋》之学沦为凿空臆说之学。这或许就是朱子的两难之处，朱子称《春秋》难晓，又称其“不敢说《春秋》”，究其原因，大概就在于此。

注释：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春秋》三传学术通史”（项目号为19ZDA252）阶段性成果。
 
[2]朱子之论《春秋》，主要材料见于《朱子语类》卷八十三，以及朱子与一些友朋弟子们的论学书信中。当然，朱子拟《春秋》作《资治通鉴纲目》，从中亦可窥见朱子之《春秋》观。
 
[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三，中华书局，1994年，第2176页。以下简称《语类》。
 
[4]朱子说：“常劝人不必做此经，他经皆可做，何必去做《春秋》？”（《语类》卷八十三，第2174页）
 
[5]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第368页。
 
[6]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87页。
 
[7]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9页。
 
[8]范宁注，杨世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9]《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朱子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65页。以下简称《文集》。
 
[10]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春秋通论》第2页。
 
[1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72页。
 
[12]如朱子说：“《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为也。”又曰：“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语类》卷八十三，第2147页）
 
[13]《公羊》隐公元年称：“《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12页）
 
[14]朱子于《答李滨老》云：“《通鉴》之书，顷尝观考，病其于正闰之际、名分之实有未安者，因尝窃取《春秋》条例，稍加櫽括，别为一书，而未及就。”（《文集》卷四十六，第2116页）
 
[15]赵伯雄：《春秋学史》，第490页。
 
[16]赵伯雄：《春秋学史》，第488页。
 
[17]《春秋公羊传注疏》，第67页。按：前引朱子称“《谷梁》说‘君子大居正’”，此说有误。此条为舒璘所记，或其记之误。《语类》卷一百二十三郑可学记宋宣公故事，朱子即称“公羊乃儒者之言”。（《朱子语类》，第2960页）
 
[18]赵伯雄：《春秋学史》，第491页。
 
[19]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中华书局，1996年，《论经》第14页。
 
[20]《朱子语类》卷八十三又云：“自秦桧和戎之后，士人讳言內外，而《春秋》大义晦矣！”（第2175页）
 
[21]参见赵伯雄：《春秋学史》，第494-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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