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管理学属性、范式特点及其对本土管理学之价值研究

作者：巩见刚 卫玉涛 高旭艳

来源：《中国文化与管理》2020年第1卷

作者简介：巩见刚，大连理工大学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所副教授，IACMR会员。研究方向：管理哲学、传统管理思想。主持、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4项；在《管理学报》《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经济管理》等杂志发表学术文章2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一部；多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等转载。

卫玉涛、高旭艳，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硕士研究生。

摘要：传统中国社会是否存在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学是一个颇为值得研究的问题。本研究首先从管理学形成的两个必要条件入手，批驳了那些认为管理学是西方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传统社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学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社会虽是农业社会，但也有着自己的管理学。因为传统儒家文化本质上就是一门管理学。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学术范式的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了儒家管理学相对于西方管理学所具有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为求道、求善、重视象思维为代表的非理性思维以及独具特色的经学传统等几个方面。这样一种范式对于本土管理学来说也有着独特的意义，体现为能够为本土管理学提供一个代表管理应有之根本指向的管理目的或理想，能够帮助其解决“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知行合一”以及走出管理理论的丛林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传统文化；范式；管理学；本土管理学；道

一、引言

西方管理思想史家雷恩在其著名的《管理思想史》中认为，传统社会“虽然出现了一些早期的管理理念，但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局域的。组织可以依靠君权神授、教义对忠诚信徒的号召以及军队的严格纪律进行管理。在这些非工业的情境下，几乎或者没有必要创造一种正式的管理思想体系”。受此种观点之影响，国内学术界有观点认为由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以及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因此中国传统社会难以说有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学。因为“人类的管理思想摆脱传统经验走向现代、科学是20世纪初期的事情”。当然，这样一种观点不一定是学者们普遍认同的，但国内持有此种观点的学者确实不在少数。由此也就激起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传统社会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管理学?如果有的话，它是一门什么样的管理学?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它对于今天的中国管理学来说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本土管理学界整体而言还少有正式的研究与讨论。而这不但导致我们对中国本土管理思想认识的模糊不清，也影响了本土管理学对传统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基于此，本研究将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一方面从理论上回答学术界之相关疑问和争论，另一方面也为进一步探索本土管理学与传统文化以及管理思想融合之道奠定基础。

二、中国传统社会有着自己的管理学

管理起源于人的群体化生活。物质、精神等方面的共同利益和目标促使人类凝聚成群以满足自身之需要，但群体中的每个人在有着共同利益和目标的同时也有着自己的利益，由此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为了实现整体的目标，组织需要将不同的个体组织起来并努力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和行为，由此也就形成了有效管理的需求。这种情况下，只要有研究者对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才能有效管理进行深入、理性的思考就有可能创立系统化的管理思想体系，即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管理学。当然，这在理性缺失、神权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中世纪是不太可能的。一方面社会在整体意义上理性比较缺失，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极度低下使得有效管理的需求并不明显。因此近代以前，西方社会在根本上缺乏催生现代管理学的社会土壤与条件。近代西方经过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后，人本逐渐战胜神本，理性逐渐战胜迷信，原先统治西方社会的基督教神权逐步瓦解，整个西方社会方才真正拥有了研究管理和组织的理性条件。同时，工业化的展开使得整个西方社会开始了普遍的组织化，大批的工厂和企业不断涌现，使得西方社会对有效管理和组织有了先前不曾有过的巨大需求。这促使西方社会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种组织，对如何才能有效管理进行了过去不曾有过的理性思考和研究，例如在18世纪以欧文、巴贝奇等为代表的一批管理者和学者已经就如何有效管理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这样一些研究最终导致20世纪初由泰罗等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管理学。而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也很容易使人形成一种印象，即管理学的诞生与西方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大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以外的国家与社会缺少这样一个工业化的过程，因此这些国家在历史上也就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学。

但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纵观人类历史，理性并非现代西方社会所独有的。对有效组织和管理的需求也并非只能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背景下才会形成。就中国而言，中国传统社会虽整体上是小农经济，没有发展出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大规模生产，但中国社会很早就形成了大规模的行政机构、家族以及军队等社会组织形式，很早就存在着对这些组织有效管理的旺盛需求。而中国传统社会向来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神权社会。理性早启、“不语怪力乱神”被认为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此种情况下只要有沉静好思者对如何才能有效管理各种组织、如何组织开展各种大型社会活动进行理性思考，管理学完全可能在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中诞生。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大生产并不一定是促成现代管理学出现的绝对必要条件。它只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成了西方社会探索、发展管理学的切入点。不明白其中的历史渊源和因果关系、将其任意推广并由此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形成自己的管理学则值得商榷。

实际上传统中国很早就开始思考如何有效管理各种组织和大型社会活动。如前所言，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包括政府、军队在内的各种大型社会组织，也一直在开展包括抵抗外敌入侵、治理水患在内的大型政治、经济与军事活动。由此中国社会虽然没有发展出后来的资本主义大生产，但实际上很早就形成了对各类组织以及社会有效管理的需求。在理性未启、迷信盛行的远古时代，巫术、暴力总是不可避免地和组织治理纠缠在一起，但是当中国社会进入西周以后，巫术和迷信开始退场。以周公、孔子等为代表的文化精英就开始不断理性思考如何管理国家、军队等大型组织以及治水、战争等大型经济、政治和军事活动。由此中国传统社会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儒家管理思想体系。具体而言，就是形成了以“仁”“义”“礼”等为核心的、有着内在逻辑体系的、以内圣外王为目的的儒家管理学说。

儒家意义上的“礼”本质上就是与各级组织的有效管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荀子·礼论》认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这样一个论述一方面涉及“礼”的起源、本质特点；另一方面也说明“礼”之于有效组织和管理的重要性等，凸显了儒家学说的管理学色彩。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最大的贡献在于将“仁”这一概念引入儒家学说，并使之成为儒家学说的核心所在。而“仁”的提出恰恰体现了一种理性分析的管理学精神，体现了儒家对“仁”之管理学价值的重视。春秋乱世，礼崩而乐坏。孔子由此认识到为有效治理国家和社会仅仅有“礼”是不够的。“礼”作为一种自然法意义上的行为规范需要有一种更加根本的、发自人心的道德情感来支撑。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的感叹，就说明了儒家关于“仁”与“礼”相互关系的认识理路。而当时的社会恰恰普遍缺乏这样一种内在的道德情感支撑。因此孔子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正人心”，由此提出了“仁”这样一个概念。在孔子看来，作为一种情感的“仁”就是“礼”所以实现和发挥作用的感情基础。没有“仁”作支撑，就没有遵守“礼”的内在自觉，自然就会演变为一种形式主义。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是也。而且这样一种仁德的在场对于组织的领导来说意义非凡。“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等论述实际解释了“仁”对于组织管理以及有效领导的意义。因此“仁”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和组织的有效管理和领导密切相关，它也从根本上说明了儒家文化的管理学本质。而“仁”“礼”之具体提出过程所体现出来的理论性和思维的严密性，也从根本上说明儒家管理学说绝不是一种简单的经验认识可以概括的，它和雷恩所说的宗教神权和暴力更是毫无联系的。

众所周知，孔子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私人讲学之传统。这样一种学术传统以培养“君子”为最终目的。“君子”在现代往往被理解为一种道德范畴。而这一概念在先秦时代则并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范畴。它实际指称的是那些拥有领导才能、能够有效管理当时各种组织或者共同体的领导者。《左传》指出“赏庆刑威曰君”。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也认为“君也者，掌令者也”。《荀子·君道》则对“君”之内涵做了详细的阐述：“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这里“能群”以及“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等，实际指明了君子肩负的管理职能以及需要具备的领导才能等。可见儒家“君子之学”并非仅仅是一个道德范畴，本质还是要培养能够有效管理各级组织和共同体的领导者，即所谓“内圣”最终还是要激发出“外王”来，因此其本质是一门管理之学。就孔子自身而言，其非常重视“学而优则仕”，强调“不仕无义”。而“仕”则意味着君子学业有成后出来做官，参与当时社会各级共同体组织的管理与领导。而相当一部分孔门弟子，如冉有、子贡和子路等，也确实都选择了出仕做管理者。这些都进一步说明传统儒家文化的管理学属性。

当然按照西方管理学之标准，传统儒家文化难以算是一门管理学。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塑造了西方世界对于学术的认知。西方世界中学术往往与科学乃至狭义的自然科学方法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也影响到管理学。近代以来的西方管理学建立在实证主义哲学基础之上，受科学主义影响至深。它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现象为出发点，通过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发现现象背后的规律并以此构建各种概念和理论，在其看来只要管理者们掌握了这些理论和知识就能够有效应对管理实践所提出的各种挑战。

相较于西方管理学，儒家管理学在形式和本质上显然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以探索、构建知识和理论为主，而后者则重在求善、求一种道德境界或智慧。但是这种不同也只意味着中、西方对有效管理内涵的不同理解，并不意味着前者是管理学而后者一定不属于管理学之行列，更不意味着其不理性、不正式。管理世界的特殊性、复杂性及其与自然世界的本质不同，使得管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实际有着相当的开放性。管理的实践本质决定了一种学说是否可以称之为管理学本质上并不在于其是否具有成体系的概念以及理论模型等，而在于能否培养真正的管理者并有效指导实践。因为学术若能反映现实世界之本质，必能对现实世界形成有效之指导，而若不能对现实世界形成有效之指导，则意味着其很可能未能反映现实管理世界之本质。因此，邓晓芒认为：“一旦进入大科学和中间科学，就必须超越狭义的逻辑数学和当下的经验，而扩展自己的范围。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这个标准被扩大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一种学说只要从根本上有助于解决现实管理之问题、能够培养有效的管理者就应该属于管理学之范畴;否则，无论其中的概念和理论模型在形式上如何漂亮，都难以称之为真正的管理学。

以这样一个标准看待西方管理学，则会发现其能否称得上是一门真正的“学问”还存有疑问。因为学术和实践“两张皮”、难以得到实践界的承认一直是西方主流管理学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这种挑战的长期存在，也说明西方管理学作为一门学术在反映现实管理之本质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这也决定了它不应该成为评判中国传统社会是否有真正管理学的绝对标准。

而儒家管理学在形式上虽不符合西方主流管理学之标准，但能一直有效地指导实践。历史上，儒家文化一直被广泛用来治理国家、社会以及其他社团组织，在培养众多杰出管理者和领导者的同时，也为中华文明的绵延和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时至今日，儒家文化在各级管理实践中仍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而且这种应用不仅体现在中国大陆、港澳台等儒家文明核心区，也体现在日本、韩国乃至东南亚等国家与地区。这说明儒家管理学虽不符合西方主流管理学之形式或者标准，但必定在根本上抓住了管理世界的本质。东亚地区几千年的管理和社会实践已经为儒家管理学之存在与成立做了最好的佐证。因此否定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自己的管理学是不合理的，这种否定不仅忽视了管理学固有之开放性，也是对自身传统文化之本质缺乏认识的表现。

实际上，不仅传统儒家文化有着浓厚的管理学属性，道家、法家等也形成了自己的管理学说体系。以道家为例，道家老子所强调的“无为”“自然”以及“虚静”等概念本质上都是和当时的国家、社会、军队等的有效管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根本目的是保持领导阶层与被领导阶层之间关系的阴阳平衡与和谐，保证管理的有效性。《汉书·艺文志》强调：“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所谓“君人南面之术”从本质上说明道家之学问有着鲜明的领导学、管理学之属性，只是其有着不同于西方管理学之外在形式而已。对此，相关学者对于传统文化的管理学本质都有过一定的论述。如罗运鹏先生认为“管理乃是国学之本然”，“国学中的许多经典即是管理学经典”，而且“国学具备完备、科学的(管理)理论体系”。这些研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中国传统社会本质上并不缺少管理学，相关观点所认为的管理学是近代西方才有的、中国传统社会缺少管理学的观点值得商榷。

三、儒家管理学之范式特点

以上主要讨论了传统儒家文化的管理学本质问题。传统儒家文化虽然在本质上是一门管理学，但是其在表面形态上与西方管理学相比还是有着很大差异的。西方管理学中常见的一些理论、概念以及研究方法等在传统儒家管理学中也确实难以找寻到。这也是相关学者难以认同其管理学身份的根本原因。而儒家管理学之所以在外在形态上不同于西方主流管理学，根本原因乃是其相较于前者有着自己独特的学术范式。这种学术范式体现了儒家对于管理的独特理解，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外在的形态以及内容体系等。因此接下来有必要对儒家管理学之内在学术范式进行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从基本的学术范式入手方能全面、深刻地认识儒家对管理的理解及其特点。而如果仅仅从“仁”“义”“中庸”等具体的思想内容和理论出发探讨儒家对管理之理解认识，则相关探讨必定是肤浅的。

“范式(paradigm)”一词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系统阐述的。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的集合，体现了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在其看来，范式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范式”之所以重要，在于其在根本上决定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形态及其具体理论内容等。例如西方管理学之所以表现出今日之学科形态、之所以发展出各种各样的管理学理论，本质上根源于西方管理学者有着共同遵从的学术范式。这表现为其都秉持实证主义的哲学观念；重视人的纯粹理性，相信相关逻辑推理与数据分析方法在发现管理规律、建构管理理论中的作用；认可建构在实证主义范式上的知识和理论能够有效应对实践的挑战等。正是因为这样一些共识或者信念的存在，西方管理学才发展出了一系列科学化的理论、概念、模型等，并最终形成了今日西方管理学之学术形态。

儒家管理学与西方管理学是很不相同的。这种不同根源于儒家在最根本的学术范式上与后者大不相同。西方管理学重视构建各种理论知识，而儒家则重视道德在管理中的根本作用，并因此形成了以求“道”为目的、重视象思维的独特学术范式。此种范式具有明显的人文主义色彩，可称之为人文主义范式。具体来说，其特点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对形上之“道”的理解与把握。受实证主义以及自然科学发展之影响，西方管理学重视对管理进行分科研究。西方管理学由此出现众多的分支学科。这种分科越分越细，每一个学科都代表了一个细分的研究领域。而所谓学术研究，就是在各个具体细分领域内进行实证研究以获得某种具体理论知识的过程。因此，西方管理学以理论知识之发现为主要追求。这一追求已经持续了上百年，直至今天仍然如此。而儒家管理学却与之有着明显的区别。儒家并不像西方管理学那样追求分科而治意义上的具体理论知识，而主要是追求贯穿于一切组织和管理活动中的那个普遍适用的“道”。儒家之所以重“道”不重“理论”，是因为已意识到具体的理论知识无论如何高深总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总是与一定的情景联系在一起，不足以有效应对极度复杂、变化莫测的管理世界，因此儒家几千年来一直强调“君子不器”。所谓“器”指的是有着具体功能和形态的器物，代表了具体、专业的技能或者理论知识。“君子不器”就是主张管理者不能做只通晓某一方面技能的、具有局限性的专家，而是要在“技”的基础上进一步求穷通，将对“道”的把握当成自己的学习目标。而所谓“道”则超越了具体的知识和理论，超越了具体的分科领域，体现为宇宙人生在整体上所必然遵循的根本法则。儒家强调君子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儒家看来，“道”反映了宇宙以及人生的根本法则，对“道”的内在把握就成为应对复杂现实世界的根本依据。具体到管理中来说，修“道”不仅可以“治身”，还可以“治家”“治军”“治国”，乃至于“平天下”。不仅能够适应某一环境下的组织管理，还可以主动适应、化解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因为世界万物本质上都根源于“道”(后世所谓“理一而分殊”就说明“道”是万物生存、发展之本源)。组织自身的发展变化也不例外，其以“道”为本源，是大道运行的具体外化。因此应对复杂的管理实践，必以把握“道”为根本。对“道”的把握最终会内化为管理者的道德境界(所谓“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使其在纷繁复杂的变化中灵活应对而又不失根本，因此求“道”也就成了儒家管理学的核心所在。当然重视求道或者强调“君子不器”并不意味着儒家真的反对、摒弃具体技能和理论知识，而是其要求作为管理者的君子或者“士”要“由技入道”“转识成智”，在把握具体知识、技能的基础上进一步跃升到智慧的层次。总之，相较于西方，重视把握形而上的“道”是儒家管理学术范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二，重视象思维为代表的非理性思维方式之价值。西方管理学以科学化为目标，视知识、理论的创造为核心任务，而知识、理论的创造又和概念的定义、逻辑推理、归纳总结等理性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因此西方管理学特别重视上述思维方式的运用，其本质是一种概念思维。而西方管理学意义上的管理者培养，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这样一种思维能力的训练与培养。相较于西方管理学，儒家管理学在学术范式上则以象思维这样一种非理性思维为基础。所谓象思维是指在彻底开放而不破坏事物所呈现之自然整体性的前提下，对事物进行概括，探索事物整体规律的思维，即为意象思维。其本质是借“象”之形式而搭建现象与规律关系的学说。概念化思维建立在主客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将所要认识的对象外在化、对象化，其本质是概念的形成与展开。而象思维则以“象”为中心，围绕着“象”而展开。何谓“象”?《易·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而象是非实体、非概念、非对象的，也就是说那种主客二元对立、外在化、对象化的认知方式在象思维中是找不到的。象思维内涵丰富，其本质核心可以概括为“观物取象”“象以尽意”，具体体现为直觉、联想、体悟等非理性思维方式。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之所以重视象思维这样一种非理性思维，本质上是因为其与个体对形而上的“道”的理解和把握紧密联系在一起。“道”的整体性、形而上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西方主流的、以对象化为特征的概念化思维在求“道”过程中的有限作用(甚至是反作用)。对象化意味着将“道”静态化，进而加以切割式的规定，因此只能离弃道这一万全之象。而象思维却能够在这方面弥补概念化思维以及一般意义上语言文字的不足。它具有动态整体直观的原发创生性，能够使人在体悟中与宇宙一体相通，在直觉中体悟形而上的“道”。所谓“观物取象”在本质上意味着一种非对象化思维，意味着观者与万物的一体相通，跳出理性思维的束缚而形成对事物整体、动态的把握(即所谓直觉)并通过联想而形成关于事物的意象。这种意象是一种超出事物外在形象的“意”与“象”的融合，体现了观者更高精神层次的联想，代表了“象的流动与转化”。由于“象”本身具有全息性特点，因此通过“象的流动和转化”，个体有可能通过直觉和联想进一步消解其中之意而回归“本原之象”，体悟到宇宙整体之象或者“道”的本质内涵。《易经》作为传统六经之一从根本上体现了这样一种象思维。《易经》正是通过六十四卦象及其变化等来阐述宇宙万物变化的阴阳之道以及各种人生义理的。而个体也只有通过卦象爻辞等意象语言，才能领悟到卦象背后所要表达的那种难以言传的形上之“道”，即所谓的“意”。所以才有“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之说。孔子也强调“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后世相关研究也指出“以‘象’为核心和由‘象’展开的思维特征，在《易经》中最为明显也最为典型”。而这样一种思维及其变种在《论语》等其他一些儒家经典中也有着广泛的应用。《论语》对很多儒家义理的解释和把握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观物取象”“象以尽意”来实现的。例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就体现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孔子通过借用天上众星拱卫环绕北极星而运转这样一种动态“意象”来阐述道德所具有的领导力量以及德性的本质。这样的例子很多，这里不再赘述。后世学者将传统文化所用之语言称之为象语言，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总之儒家是重视象思维并以之来表达和阐述形上之“道”的。由此以象思维为代表的非理性思维方式也是儒家管理学学术范式的一个重大特点所在。

当然，儒家重视象思维这样一种非理性思维方式并不意味着其否定传统的、以逻辑推理、归纳总结等为内涵的概念化思维之价值，只是其认为概念化思维不足以把握形而上的“道”而已。孔孟以后，儒家实际上越来越重视这样一种概念化思维。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已经体现出对概念性思维的高度重视，在其著作中，荀子已经开始对什么是“礼”“君”等进行客观、精确的研究和定义。后世宋明理学更是进一步突出了概念的定义以及建立在概念基础上的逻辑推理，例如《论语》中没有进行过严格定义的“仁”被朱熹定义为“爱之理”。但是整体而言这种概念化思维不是儒家之主流。儒家对管理者的培养也不是止步于具体知识和理论层面，本质还是要“技进于道”，因此其从根本上强调象思维之运用与根本价值。象思维也因此而成为儒家管理范式区别于西方管理范式的重要特征之一。

第三，儒家管理学有着独具特色、用以培养管理者的经学体系。儒家重视管理者对“道”的把握，而“道”则不同于一般性的具体知识和理论。后者的传授与把握可通过对相关概念、模型的讲述而实现。但是对“道”的把握理论上则难以通过上述途径而实现，因为“道”本质上属于非名言之域，概念和模型对于把握“道”来说作用非常有限。这使得儒家管理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管理学的经学体系。以先秦儒家为例。先秦儒家主要以“六经”作为培养学生的基本课程。所谓“六经”者，指的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整体而言分属于文、史、哲之范畴。按照主流管理学之理念，“六经”无疑是很难和管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儒家将之作为培养管理者的基本课程体系。这也显示了其与西方管理学在学术范式上的巨大差异。而之所以如此，在于“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因此“经学”实际上寓道于文，与管理者智慧灵性的培养、与其对形上之“道”的把握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诗”为例。所谓“诗”就是《诗经》，其看似属于文学艺术之范畴，但本质上与管理者智慧和灵性之培养密切相关。孔子认为管理者(君子)的培养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为什么必须学“诗”?因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王夫之也认为《诗经》之特点为“感悟道情，吟咏情性”。这些都是强调“诗”所表达的纯正情感能够引起人内心道德情感的共鸣。长期浸淫于其中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明辨是非的能力，促进其智慧与灵性的生长。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已经有不少的研究。例如王树人先生强调：“从诗魂之象来看，在真正的诗人那里，特别是在大诗人那里，其代表作都是对其融会人生之情，甚至融会宇宙之情，作整体性的显示或把握。”胡伟希先生也指出中国以《诗经》为代表的抒情诗“通过意境的实现，教人了解天地之美和宇宙之和谐，教人在物我交融、主客一体中领悟宇宙之奥秘——庄严神圣的道”。也就是说，儒家意义上的《诗》不仅是情感的，还是认知的。“诗”和人们对“道”的把握、认知以及管理者培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春秋”虽然属于历史学之范畴，但其本质也是和人对于“道”的把握、和人的智慧灵性等密切联系在一起。《春秋》作为历史著作之最大特点在于其在展开历史叙事的过程中有着自己极为鲜明的价值与是非判断。赵汀阳认为《春秋》为“历史叙事建立了普遍的标准，即人道必须符合天道”。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之本质即在于以天道为准去鉴别什么是可变的秩序或什么是不可变的秩序。因此学习“春秋”的过程，也就是一浸入其中学习、理解接受相关价值与是非观念、进而体道和悟道的过程。其他如“书”“易”“礼”等大致也是如此。《易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其本质也指向“道”的言说与把握。通过六十四卦象以及其中爻辞和卦辞等这样一些意象语言，《易经》从根本上展示了中国古人对宇宙本源、演化以及人生的认识与理解等。因此儒家学习《易经》重点不在占卜，而是意在引导君子由表面具体之“言”、之“象”而得其背后形上之“意”。这样一个过程有益于领导者心性之修炼，最终化作其对天道、人道的理解与把握。《尚书》作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一方面记载了夏商周历代的礼法制度，同时也记载了上古时期贤君与能臣关于治国的理念与言行，其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代表儒家乃至整个传统文化核心精神的“十六字心传”。因此，学习《尚书》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学习者将自身代入已逝历史情境、接受先贤之思想启发、提升自我德性进而理解治国理政之大道的过程。而“礼”本身也与领导者培养密切相关。古人认为“礼者，人道之极也”，又认为“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具体而又烦琐的礼仪的背后是儒家对人性、社会乃至世界根本规律的理解。这决定了学习“礼”不仅仅是一个把握具体礼仪、矫正自我行为的过程，还是一个涵养性情、培养内在仁爱精神进而体道、悟道的过程。总之，“六经”绝不仅仅是现代学术分科意义上的文学、历史或者哲学学科可涵盖的，其本质上与领导者心性的修炼及其对形上之道的理解和把握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儒家对于领导者培养的独特理解。因此明儒刘宗周认为“学者欲窥圣贤之心，尊吾道之正，舍四书六籍，无由而入矣”。

以上总结了儒家管理学在学术范式上的几个重要特点。总而言之，儒家非常重视求道之管理价值和意义。由重视求“道”而重视以象思维为代表的非理性思维并最终形成“六经”代表的经学体系等，儒家管理学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范式，其中求道是该范式的核心和目的所在，象思维和“六经”为代表的经学体系则构成了这一范式的基础，同时象思维和六经之间也并不是毫无联系的割裂状态。“六经”究其本质而言还是建立在象思维的基础之上，体现了象思维的具体运用，例如前面提及的《易经》。而象思维也不是离开“六经”单独存在的，其本身也扎根、体现于“六经”之中。具体内涵可参见图1。

而相较于西方管理学，这一学术范式确实有着很明显的不同之处。西方管理学重视理论知识之价值，儒家管理学重视求形而上的“道”；西方管理学重视以概念为基础的逻辑推理思维，儒家管理学更加重视的却是象思维这一异质性思维方式；西方管理学以科学为目标，发展出了战略管理、组织行为学等课程体系，儒家管理学却重视文、史、哲的管理学价值，很早就形成了以“六经”为核心的经学体系。这些不同的存在使得儒家管理学成为一种与西方主流管理学有着重大差别的学术体系。如果说西方管理学突出的是管理的科学性，儒家管理学强调的则是管理学的哲学性(求道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的表现)；如果说西方管理学强调的是管理的功利性，儒家管理学却从一个更高的视角出发突出了管理学应该具有的人文性；如果说西方管理学意在追求一种可明确表达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儒家管理学所追求的则是一种难以言传、难以用文字表达的德性之知(这种德性之知实际上是一种波兰尼意义上的缄默知识)。当学术界认为传统中国社会不存在管理学的时候，其更多是以西方管理学及其内涵的科学性为标准来审视、评论的。而这是一种对本土传统文化缺乏基本理解和尊重的表现。管理的实践本质决定了管理学之“学”在内涵上具有相当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决定了管理学不可能只是表现为科学化的、西方意义上的管理学。传统意义上的儒家文化实际上也属于管理学之范畴，因为管理学不仅要在理论的层面上求真求知，也需要教人求善求美，即在智慧的层面上求真求知。学术范式上的不同并不足以否定儒家文化之管理学属性。

实际上就是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视角来看，儒家学术范式之合理性也很难被否定。它虽迥异于实证主义哲学之内在要求，但在二战以后兴起的、至今仍属于显学的诠释学那里却能够找到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儒家对《诗经》《春秋》等传统经典的重视以及源远流长的注经、释经传统从根本上来说是符合现代诠释学之一般内在精神的。历代儒家学者对于“六经”等经典的注释和解读本质是研究者从自身视野出发对卦象、文本等背后所蕴含之“意”(即形而上的“道”)加以把握或者重新解读、创造的过程。而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诠释学本质上也不外是通过对文本的诠释、通过联想、隐喻等非理性思维的运用来敞开存在或者真理的本质。儒家虽没有像后者那样创立完备的诠释学理论体系，但是其整个学术思路中贯穿着现代诠释学的方法和思想却是无疑的。“在儒学的思想理论内部，总是或显或隐地存在着一种解释学的基本模式。”因此即使从当代西方学术的视角出发，儒家管理学及其学术范式也不是“落后”一词可以概括的。诠释学的不断发展及其在与实证主义哲学斗争中的节节胜利，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赋予了传统管理思想及其学术范式以巨大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的存在也说明用“落后”“不科学”等字眼概括、评价传统管理学是极不公允的。关于这一点，国内外学术界实际已经有一系列研究，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细介绍。当然儒家管理学及其学术范式之合法性不仅仅来自其与西方哲学的相容，还来自其对本土管理实践以及本土管理学术的切实价值。而相较于前者，后面这一种价值是更加值得阐释的。

四、本土管理学视野下的儒家管理学范式之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管理学走了一条和西方管理学不断接轨的道路。这种接轨对当时来说是必要的，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接轨也显示出相当的问题。这体现为国内管理学和西方管理学一样难以对现实实践给予足够有效的指导，学术和实践存在相脱节的问题。为了有效指导实践，学界在过去十余年中就本土管理学如何发展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但是时至今日，学术研究与现实相脱节之问题似乎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甚至“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的鸿沟在某种程度上越拉越大”。因此，面向实践、有效指导实践仍旧是本土管理学的根本任务。而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儒家管理学及其背后的学术范式仍旧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它不但可以为本土管理学之定位和发展提供另外一种全新的视角，还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管理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减少学术与实践之间的脱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儒家管理学可以为本土管理学提供有效指导实践所需要的根本目的与理想。管理本质上是一门实践的学问。而实践是人在一定目的意识指导下的行为活动。管理实践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是没有最终目的和理想指向的实践却是不存在的。目的和理想之所以重要在于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管理实践的根本方向、具体战略选择以及管理模式等。此种重要性决定了本土管理学对实践的有效指导不能像西方管理学那样止步于效率层面的指导，更关键的是目的层面的指导。忽略目的或者不能提供正确的目的，学术就会将管理实践引向错误的方向，也就难以称得上是有效指导实践，因此本土管理学必须要能够提供正确的、根本意义上的管理目的和理想。但是本土管理学在这一点上还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其和西方管理学一样忽视了对管理应有目的和理想之讨论。

本土管理学之兴起根源于学术界对西方主流管理学不能有效指导本土实践之反思。研究者们希望本土管理学在继承西方管理学基本框架的同时更加贴近本土管理实际，在吸收本土既有管理思想、借鉴本土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建构出能够反映、指导本土实践的管理理论，在其看来“没有什么比好的理论更加重要的了”。由于重视理论创新，本土管理学研究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非常重视基于本土情景的研究以及案例研究等研究方法。此一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对理论构建的重视导致其忽略了对管理应有根本目的与理想之研究和讨论。从本质上来说，其所重视的仍旧是具体意义上的知识或者理论(当然这些知识和理论可能有着更多的本土化色彩)，仍重在研究实然性的问题。而管理之根本目的和理想本质上是一个应然性的问题。本土管理学之内在学术范式仍旧难以解决应然性的目的问题。

儒家管理学对于本土管理学最大的价值，在于能够提供一个代表管理应有之根本指向的管理目的或理想。儒家以贯通宇宙人生的“道”为自身的追求，而这种追求最终导向的则是一“成己、成物”的最终目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求“道”本质上意味着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自觉追求。这种境界则意味着“人道”合于“天道”，管理者要以天地为榜样、帮助天地化育万物。所谓“成己”意味着成就自身，特别是成就自身的精神境界，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人。“成物”则意味着成就他人之成长和自由的同时，也成就自然世界中的万物，使得他们各尽本性，构筑人与人、人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共存。“成己”“成物”是儒家的根本追求，体现了儒家对于管理和领导工作的深刻理解。它一方面超越了西方管理学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追求，另一方面也从根本上代表了一切管理实践之应有根本目的。人活一世，只能以追求幸福为自身生活之唯一目的，舍此以外的追求，都是一种虚妄，非人生之最终目的所在。而幸福虽与物质金钱密切相关，但却不是唯一相关，“幸福与做人却是一回事”。对于个体来说要追求自己的幸福，意味着要提升自己的各方面能力，实现全面的发展，特别是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做一个道德意义上的人。这意味着人生能够确立真正有意义的追求并沉溺于其中。此种快乐是自足的，它不假外求，是一种真幸福。因此做人乃所有人生之根本目的与追求。舍此之外，无所谓幸福。

做人的根本性决定了管理所涉及的相关主体，包括被管理者、管理者乃至消费者等，本质上都要以做人为根本追求。如此一来，管理作为一种组织实践也必须以此为目标。否则所谓的管理就是阻碍人生幸福之获取，就是在戕害人生。它不但将阻碍被管理者、消费者之人生幸福的实现，甚至也将阻碍管理者人生幸福的获取。如此一来所谓的管理必将因为与人性之根本追求相悖而不能长久。从此种意义上说，儒家“成己、成物”之目的恰恰是本土管理学应有之根本追求。本土管理学理论上应该将之作为自身之根本目的，并以此来重构整个管理学学术范式。

第二，儒家管理学能提供本土管理学指导实践所需要的道德判断力，有助于其解决“应该做什么”这样一类问题。管理者的实践活动形式众多，但概括起来可分为两大类型：一为“应该做什么”，一为“怎样做”。这样一种划分决定了有效指导实践不仅仅意味着具体情境下指导管理者如何做以谋求效率最大化的问题，还内含了指导管理者具体情境下“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应该做什么”对于管理者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其涉及管理行动的正当性。如果行动没有正当性，则管理只能依靠强力压制和利益交换，是断不能持久的。而正当性的建立根源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相关行为选择从根本上来说要符合道义之标准，即符合伦理道德之根本要求；其次，相关行为选择符合现实的原则。对于管理实践而言，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实践之合道义性问题，但是目前的本土管理学对于此类问题却难说有效。因为该类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价值与是非判断的问题，其解决主要依赖于人的道德判断力。科学意义上的知识和理论在根本上无助于人的道德判断，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具体情境下的价值和是非判断问题。因为“价值判断是关于未来、理想和最好状态的想象”，而知识和理论是一种对事实的判断和解释，“价值判断不可能被还原为事实判断”。而本土管理学的重点恰恰在于发现具有本土特色或者能够指导本土实践的知识或者理论。而且相关研究坚持将重点放在实然性问题上，认为“在中国的管理研究中更应该坚持实然取向，而非应然”。这样一种取向决定了本土管理学实际上无助于管理者的道德判断，无助于具体情境下的价值和是非判断问题之解决。

而儒家管理学则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此类问题。首先，“成己”“成物”作为一种根本性的目的以及人类应该追求的理想状态，为具体情境下的“应该做什么”提供了终极意义上的道德判断标准。管理者在具体行动选择上最大可能地遵守这一指向意味着社会对自身选择的接受，实际上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自己的正当性问题。其次，儒家对道德境界和情感的重视，有助于解决管理实践的正当性问题。儒家将道德境界以及求道当作管理者培养之重点。道德和求道之根本作用体现为促使具体情境下的管理者放下自己的成见和私心，做到“廓然大公”，秉持“絜矩之道”、自觉站在他者的角度思考问题。而这恰恰是解决复杂情境下各种价值与是非判断问题的关键所在。成见和私心既隐，人之天生良知和灵性智慧自然凸显。如此一来，价值和是非判断自然也就不再是大问题，行为和选择的正当性在理论上自然也就建立起来。正如王阳明所强调的“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所谓“致良知”就是对“道”的追求。“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则说明了儒家管理学对“道”的追求恰恰能够帮助管理者有效应对纷繁复杂情境下各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

第三，儒家管理学能提供本土管理学指导实践所需要的辩证思维能力，有助于其解决“具体怎么做”这样一类问题。作为一种行动管理实践不仅涉及“应该做什么”，还涉及具体情境下如何行动，即具体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后者也非常重要。因为只有经过具体的“怎么做”“应该做什么”才会从构思变成现实，管理者才会对现实形成某种真实的作用和改变。“怎么做”意味着从具体情境和条件出发，灵活设计、选择达成目标的各种手段和途径，意味着将普遍化的理论与现实条件有机结合起来，本质上则是追求一种“无过无不及”的合理性或者“度”的把握。对于这样一种合理性或者“度”的把握，本土管理学目前是难言有效解决的。因为其重在发现各种理论知识和模型，重在解释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系。而这虽然有助于管理者对于现实管理的理解，但并不真正有助于其解决行动上具体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因为“怎么做”意味着对各种理论知识的合理运用，而理论知识本身解决不了理论知识的有效应用问题。从根本上说“怎么做”问题之有效解决除了理论知识，还与管理者是否具有辩证、整体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这样一种思维模式不但能够帮助管理者理解各种理论的优势，也有助于其理解其内在不足和局限。由此不但避免了其不顾现实生搬硬套相关理论的教条主义风险，而且会促使管理者从现实条件出发灵活应用各种理论和知识，从而实现一种对“度”的合理把握。而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养成本质上是与人对宇宙本源的探索、与对宇宙、人生的穷通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哲学和智慧领域内的话题。而受西方管理学科学化之影响，本土管理学仍旧志在各种理论知识的发现与创造，仍旧习惯于主客二分式的研究，对于这样一种整体、辩证思维方式的养成实际上无大的帮助。因此本土管理学在解决“怎么做”的问题上存有一定的局限。而儒家文化和管理学背后的求“道”思维却能够有效弥补这一局限。求“道”本质上是中国传统语境下对宇宙本原、人生本质的探索和认识，实际上意味着对事物整体、动态的把握，而非片面、静止的研究。而这也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的生成和在场。如此一来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本土管理学在应对“怎么做”以及合“度”问题上的局限。实际上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也确实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整个传统文化之特色。儒家所强调的“中庸”“叩其两端而竭焉”等本质上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它们从根本上构建了中国人的整体思维与合“度”意识。而这也进一步说明儒家管理学范式对于本土管理学进一步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第四，儒家管理学能提供本土管理学指导实践所需要的行动意志力，有助于解决管理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知行不一”问题。受西方主流管理学之影响，本土管理学很重视知识和理论的科学建构。在其看来，学术之所以不能有效指导实践根源于知识以及理论自身之缺陷，只要有了合适的知识和理论，自然能够应对现实实践的各种挑战。正如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只要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就能够有效应对自然世界一般。因此本土管理学本质上还是以“知”为导向的。对于管理实践而言，“知”固然重要，但更加重要的却是“行”。“行”代表了对现实世界的直接作用和改变。若理论上的“知”不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再多的“知”都是无意义的。而管理世界中“知”与“行”并非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知”本身代表了一种对外部世界和人生社会的认识。而“行”除了与认识相联系外，更重要的是与“意志”“动机”等联系在一起。对理论知识的把握则不一定意味着行动动机和意志力的必然形成。正如一个人了解了公平的概念和理论知识并不意味着公平举动的必然发生。由于“行”更多与人的价值判断和内在的真情实感联系在一起，价值判断和真情实感的缺失也就意味着行动意志和动机的缺乏，必然导致“知”与“行”的分离。现实世界中的管理者们虽不缺乏知识和理论，却往往因为“欲望”的过分强盛而缺乏行动所必需的意志和勇气。因此管理世界中一个普遍存在且亟须解决的问题就是“知行分离”。而本土管理学虽志在指导实践，但实际上也难以有效解决此一问题。究其本质，本土管理学重在发现有着本土特色、反映本土实践的理论知识。这样一种定位决定其和西方管理学一样是一种科学化定位，本质上并不注重管理者内在的行动意志、勇气等非理性因素之于管理的实际价值，无法消除管理者心中不合理的欲望。如此一来，其必然难以解决管理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知行不一”问题。

儒家管理学及其范式则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此一问题。儒家重在“知行合一”，在强调“知”来源于“行”的前提下也强调由“知”向“行”的转化。在儒家看来，没有“行”的“知”是一种悬空的思索，是一种不值得提倡的“口耳之学”。而为了实现“知行合一”，儒家特别强调“知”要通过“以义制利”“致良知”“养浩然之气”之功夫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与真情实感，看破并消除不合理名利的引诱，促进具体情境下行动意志和勇气的形成，从而实现由“知”到“行”的自然转化。《大学》所谓的“正心”和“诚意”，也是意在强调这一点。“正心”意味着作为管理者的君子端正内心，集聚正气使心不受欲望邪念之影响；“诚意”则意味着摆脱恐惧、兴奋、愤怒等不良情绪的干扰，使得内在良知成为支配自身意念和行动的主导力量。二者本质上都指向行动意志和勇气的集聚与形成。而这种集聚和形成意味着由“知”到“行”的转化。因此儒家管理学不但理论上重视“知行合一”，实际也有着促进“知行合一”的现实保障机制。本土管理学如果能够吸收儒家此一优点，将大大有助于自身对现实管理的指导。

以上主要从管理实践的视角出发简单总结了儒家管理学对于本土管理学的几点理论价值。这些价值体现在通过提供目的、道德判断力、辩证思维能力以及行动意志等帮助实践者解决了“目的是什么”“应该做什么”“具体怎么做”等问题(见图2)。本土管理学如果真的想解决自身所面临的与实践相脱节问题，就应该认真对待并继承儒家对于管理的独特理解以及独特学术范式。果真如此，其必将率先走出学术与实践脱节以及知识碎片化的尴尬处境。实际上历史上儒家文化或者儒家管理学之所以长盛不衰，为包括历代帝王、士大夫、商人等所重视，根本原因还在于其现实的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也一直持续到今天。几千年的历史是其实践价值的最好证明。今天批评主流管理学不具有实践价值的管理者大有人在，但极少有管理者批评儒家管理学有此问题。相反，以马云、茅忠群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领导者都是传统文化的忠实支持者。这也从实践的层面进一步说明本土管理学吸收借鉴儒家管理学及其内在学术范式的必要性。

五、结语

本研究从论证儒家文化的管理学属性出发，对儒家文化内涵的管理学范式及其对于本土管理学的价值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本土传统社会并不缺乏真正的管理学。因为传统儒家文化本质上就是一门管理之学。只是相对于西方而言，儒家有着自己独特的对于管理的理解，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范式。受实证主义哲学之影响，西方管理学重视应用人的逻辑推理能力来获得某种理论知识，是一种建立主客二元对立基础上的求知之学。而儒家文化则重视道德情感在管理实践中的作用，是一种求“道”、求“智慧”之学。围绕求“道”，儒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范式。此种学术范式主张主客一体、更加重视的是象思维以及寓道于文的儒家经学体系。而这样一种学术范式对于本土管理学来说则有着重要的价值。它不但能够提供管理实践所必需的根本目的，也能够有效解决管理实践中绕不开的价值判断和“度”的问题，甚至还能够解决管理实践中常见的“知行不一”问题，以及主流管理学长达半个世纪而不能解开的管理理论丛林问题。当然，儒家管理学及其范式有其不足，这体现在其缺乏对物的关注和研究上。但上述价值的存在也说明其并非如相关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落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非常“先进”。正如相关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古典学术体系是比现代西方学术体系更为复杂的一种学术体系。它涵盖从哲学到政治经济学到科学的各个领域，它不是太简单，而是太复杂，因此才不为世人所知。从整体上说，中国古典学术相对于西方现代学术，具有精深、动态、统一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学术界应该对儒家管理学及其学术范式给予足够的尊重，在尊重、学习并深刻体会的基础上方有资格谈进一步的批判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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