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吗？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五月初五日癸巳

          耶稣2021年6月14日

也许不少朋友都会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历史研究者还总结了变法失败的种种原因，比如王安石用人不善，宋神宗左右摇摆，保守派势力强大，等等。

从神宗逝世未久元祐党人即几乎尽废新法的角度来看，王安石变法确实可以说“失败”了。但是，按同样的逻辑，哲宗亲政后，改元“绍圣”，绍述父志，恢复新法；徽宗以“崇宁”（尊崇熙宁）为年号，接过父兄薪火，是不是又说明变法并没有“失败”呢？

可能一些朋友又会说，靖康国变、宋室南渡之后，王安石被认为应该为靖康之耻负责，正是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王朝的灭顶之灾，宋高宗即说：“安石之学，杂以霸道，欲效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生于安石。”王安石及其新法被官方否定掉。可见王安石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

然而，尽管王安石在南宋时期受到批判，并被撤销配享神宗庙庭的待遇，但直至理宗朝淳祐元年，王安石一直保持着从祀孔庙的地位，他的新学也是南宋科举考试的参考学说之一。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变法的重商主义路线仍然为南宋政府所继承，只是没有冠以王安石新法之名而已，比如脱胎于“市易法”的市易抵当库，在南宋遍地开花；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榷卖制（间接专卖）与扑买制（招投标），继续风行于南宋时期；神宗鼓励地方官积极开拓海外贸易：“卿宜创法讲求，不惟岁获厚利，兼使外藩辐辏中国，亦壮观一事也。”高宗也是如此，多次跟大臣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由于庞大军事开销带来的财政压力比北宋更加严峻，南宋的财政实际上更具积极性与扩张性，最终演化出一套以持续赤字加变相发行国债之法来解决财政困境的“财政国家”模式。

海外汉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刘子健提过一个影响颇广的观点：两宋之际发生了一场“转向内在”的文化转向，“11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它开辟新的方向，开启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乐观而生机勃发。与之相比，在12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大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我们观察两宋历史，确实有类似的观感，不过我想提醒注意：刘子健所指出的内在转向只是发生在南宋士大夫的观念与行动层面，从国家财税的角度来看，两宋一以贯之，依然是积极的、扩张的、外向的，而不是转向内敛。

让我再引述另一位汉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万志英的观点：“与秦汉帝国不同的是，宋朝的税收体系严重依赖非直接税收（吴按：即间接税），其财政政策多半都是为了利用市场而非压制市场。……到了同样面临生存挑战的南宋，这种与市场发展相协调的（财政）收入最大化政策继续盛行”。南宋时期，“以王安石变法为代表的国家主导型改革”失去人心，“新儒家政治哲学逐渐兴起，这一派别不再支持国家驱动的制度转型，而是强调地方领导之下的道德复兴和社区改革。尽管如此，税收的货币化以及军需的采购市场化趋势，仍在南宋得到进一步强化”；“流亡至南方的朝廷否定了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废除了多数的新法政策。但即便如此，这个财政国家仍在继续着强有力的存在”。

作为财税扩张的体现，神宗时代的政府充满铸钱的热情，在铸钱高峰期，宋政府两年所造铜钱的数目便超过了明王朝两百余年的铸钱总量。宋室南迁后，由于大部分矿区沦陷于金国，铸币量锐减，但南宋的财政政策并没有因此转向紧缩、内敛，宋政府很快便建立了一套包括东南会子在内的证券体系，作为对铜钱的替代。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光临认为，“宋代的会子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货币，而是某种具有流通性质的政府债券”，他高度评价南宋政府发行债券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历史上，政府向商人个人、家族或群体举债并不罕见，但是政府走向公债市场，并懂得如何维系其债务信用，却是中国，也是世界财政史上开天辟地的一大突破，因为资本主义就是发源于投机行为，而国家懂得如何利用他人的投机行为而展延债务，是公共金融开始得以确立的关键。”

总而言之，王安石变法确立的外向型财税体系并没有在南宋“转向内在”。从这个角度来说，至少在宋代，王安石变法的方向并未被逆转。

王安石变法所确立的财税体系是什么时候被终结的呢？王安石变法所代表的历史方向又是什么时候被逆转的呢？

是在程朱理学被尊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明朝朱元璋时代。明初，曾有近臣建言“当理财以纾国用”，朱元璋反驳说：“昔汉武帝用东郭咸阳、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于是，“言者愧悚。自是无敢以财利言者”。明代史官记述此事，是为了彰显明太祖的明君形象，但我们今人应该超越这样的见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黄仁宇指出，朱元璋对王安石的反感绝非历史之福：“王安石新法失败的后果，超过过去一般读者之所想像。三百年后明太祖朱元璋放弃第二帝国开放性的财政设施，而采取一种保守性和收敛性的体制，与他个人对王安石的反感有关”。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