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儒学传承发展事业的引领者——新时代中国儒学机构发展建设碎思（二）

作者：常樯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摘    要：中国儒学机构要在新时代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应面向大众，顺势而为，做儒学传承发展事业的引领者。为把握好“引领者”这一概念，儒学机构有必要主动回答三个问题：“为了谁”的目标问题，“我是谁”的主体问题，“怎么样”的评价问题；有必要正确处理“大”与“小”、“热”与“冷”、“上”与“下”、“中”与“西”、“古”与“今”、“黄”与“红”、“言”与“行”、“点”与“面”、“公”与“私”、“因”与“果”等十大关系。今天的儒学机构还有必要秉持“共同体意识”，加强行业内融合协作，“抱团取暖”，推动整个儒学事业的发展进步。

关键词：儒学机构；引领者；共同体意识；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常樯（1983-），本名常强，男，山东临清人，在读博士

中共十八大以后，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时期的变化和进步是全面深刻且显而易见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不仅局限于物质生活层面，精神满足、价值追求、灵魂享受等更高层次的“向往”变得更加必要而迫切，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特色”，在很大程度上恰“特”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坚定不移的宣扬与践行上。对于在民族文化上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自觉的国人而言，以中国式雅致生活为期许的“诗和远方”已不仅是心中的梦，更是脚下的路。作为传统中国核心价值观主要贡献者的儒学，同样迎来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时代。“两创”既是新时代儒学的外在要求，更是新时代儒学的内在诉求。时贤普遍认为，新时代为以儒学为灵魂与核心的中国古典文化大有可为、大放异彩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和舞台，形势喜人，催人奋进，不进则退。

近十年来，有一股力量一直以“在场”的身份参与并推动着儒学的传承发展，这便是介乎党政机关和社会大众之间的“第三方”——中国儒学机构。儒学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为专家学者和民间大众，具有公益性、跨界性、民间性、社会性、灵活性的典型特征。从时间上看，中国儒学机构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但就全国而言，儒学机构目前整体上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与“野蛮生长”的初级阶段。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时代的飞速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国力的持续增强、民众的整体觉悟、地球的深度村落化，都已将包括儒学机构及其从业者在内的一切中国文化从业者和组织机构置于新的起跑线上，儒学机构必须在未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必须以“起步即冲刺”的决心和劲头谋划工作，推进事业。我们倡议，儒学机构应主动顺应时代大势，扎根社会基层，回应大众关切，做儒学传承发展事业的引领者。

“一代人本身有着怎样的历史，决定了他们研究什么样的历史”[1]。儒学机构作为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时代产物”，其历史及未来走向，理当由“时代中人”来记录和研究。然而也必须承认，囿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时代局限，现如今我们关于儒学机构的任何探讨，可能都只是从“点”上有所反思和感发，很难在“面”上做到尽善尽美，无奈留下“不识庐山真面目”的遗憾。即便如此，我们仍坚信“不怕慢就怕站”的行动逻辑，仍乐于迈出对儒学机构进行记录与研究的第一步，相信这也必将唤起更多有识之士的真诚关注、冷静思考和有益探索。

一、“引领者”应是儒学机构最高的自我期许

儒学机构是专门致力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古典文化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平台和阵地，其组织形式是多元多样的，可以是科研机构，也可以是社会组织、文化企业等，但却都是儒学从业者和广大儒学认同者、研究者、传播者、践行者、爱好者的集结平台和“表演”舞台。新时代儒学机构，“上”通自孔子以降的儒家“道统”和“学统”、党和国家的有关文化政策，“下”达与儒学息息相关的人民群众及其社会生活、精神信仰、价值追求，可谓承上启下、上传下达。从身份定位上看，对于儒学机构在儒学传承发展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从三个层次进行概括：低级层次是“见证者、参与者”，这是一种较为笼统的表达，具有无意识、不规范、随意性强的特点；中级层次是“记录者、服务者”，这是一种初步觉醒的状态，具有萌发性、自主性、自觉性的特点；高级层次是“引领者”，这是一种体现着高度责任担当和高超能力水平的庄严宣誓，具有统领性、科学性、战略性的特点。“引领”是儒学机构的核心关键词，“引领者”应当是儒学机构最高的自我期许。自古以来，儒学便有其鲜明独特的思维体系、理论品质和发展规律，我们很有必要把“引领者”放到儒学及儒学事业的话语体系下去做整体性理解。为把握好这一概念，儒学机构有必要依照逻辑，回答以下三个关乎“安身立命”的大问题：

首先，要回答“为了谁”的目标问题。

必须要明确，儒学机构是以儒学传承发展为职志的专业机构，其面对的是一项神圣而伟大的事业——推动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两创”。这项事业，充满了正能量，迎合了主旋律，顺应了大潮流。概而论之，这项事业要探索实践的“元命题”主要有四个：“孔子+民族复兴”的问题、“孔子+文化自信”的问题、“孔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孔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以上四点还可归纳为“孔子+民族复兴”和“孔子+人类命运共同体”两大问题，“孔子+民族复兴”问题完全可以涵盖“孔子+文化自信”和“孔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大问题。

“孔子+民族复兴”问题主要面向国内，重在围绕着一个“德”字，促进奠基于儒学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中华传统美德、价值理念与当下社会之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有机融合，从而再造礼仪中国；“孔子+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主要面向国外，重在围绕着一个“和”字，促进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更好地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等国外优秀文化展开友好对话和交流互鉴，从而团结携手一切友好力量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弘扬儒家文化，有两大标志性事件：一是以党的总书记的身份，于2013年11月26日，视察曲阜并在孔子研究院发表重要讲话；二是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于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现场发表重要讲话。两次重要讲话，前者突出了一个“德”字，后者突出了一个“和”字。“德”与“和”，可谓两次讲话的灵魂和主线所在，对应着前面所提到的两大“元命题”，从政治的高度为我们传扬儒学、儒家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专门从事儒学传承发展事业的机构，应紧紧围绕“德”与“和”来明确职责定位，谋划事业布局，推动工作开展。

其次，要回答“我是谁”的主体问题。

社会大众在研习传扬儒学时，往往会呈现出盲目性、片面性、功利性、短视性，故而特别需要儒学机构及其从业者做引领者。这是从宏观上、抽象上而言。那么，从微观上、具体上而言，儒学机构及其从业者就应当做社会活动家。必须要明确：其一，儒学机构不是党政机关，儒学机构从业者不是政治家，但却需要有政治家的站位和境界；其二，儒学机构也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儒学机构从业者也不是企业家，但却需要有企业家的智慧和手段；其三，儒学机构不是民间志工组织，儒学机构从业者也不是民间志工，但却需要有民间志工的情怀和姿态。一言以蔽之，儒学机构及其从业者应该是能够跨越行业界限、整合各方资源、认同“君子不器”的社会活动家。儒学机构及其从业者只有以社会活动家的角色开展工作、谋划事业，才能更好地发挥通“天”接“地”、以“上”率“下”、承“前”启“后”的引领作用。

其三，要回答“怎么样”的评价问题。

儒学机构的使命愿景、能力水平、作用影响、成果业绩等因素，共同决定着其到底能否获得良好的社会评价，发挥应有的社会价值。而最为关键的，就是看其水平和业绩到底“怎么样”。考诸儒学机构的水平，主要包括决策水平、执行水平、管理水平、服务水平、交际水平、创新水平等，无须赘言。关于儒学机构的业绩，实话讲，我们目前很难采取量化指标去考核衡量。今日儒学机构乱象丛生、群魔乱舞，一大原因正是由于目标导向不够明确、成果业绩难以考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乐意寻求某些标准和办法，试着对儒学机构之水平和业绩进行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衡量，如学术研究的深化、理论主张的落地、思想体系的完备、文教事业的兴盛、人民群众的赞誉、整个社会的和谐等，其实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体现着、标志着儒学机构的水平之高下和业绩之大小。当下，要回答好“怎么样”的问题，确保做好新时代儒学传承发展事业的引领者，儒学机构亟待正确处理以下十个方面的关系。

二、儒学机构亟待正确处理的十大关系

从宏观上来说，儒学机构应致力于打造六大平台：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教育平台；发展学术、服务学者的科研平台；引领风尚、成风化人的传播平台；凝聚智囊、回应关切的智库平台；整合资源、交流对话的互动平台；承上启下、落实政策的组织平台。儒学机构的两大核心业务为学术研究和普及应用，应格外注重在树立担当精神、发挥头雁效应、提升业务能力、消除后顾之忧四个方面加强内部建设[2]。那么，从具体工作上来说，儒学机构还有待于正确处理以下几种关系：

一是“大”与“小”的关系。首先要认识到，儒学有“小儒学”与“大儒学”之分。“小儒学”即以孔子思想为根源和核心、由儒家典范人物传承至今的一整套道德主张和价值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德性色彩、角色伦理色彩，既关心个人成长、家庭和睦，更注重群体和谐、天下大同，是传统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大儒学”则是以“小儒学”为圆心和内核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包括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医武茶香等。我们认为，从“小儒学”在整个中国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所产生的对外影响上看，以“小儒学”来指代整个中国文化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今天的儒学机构，其名称不论是孔子文化研究院、孔子文化交流协会、孔学会、孔学堂、孔子文化研究中心，还是儒学研究院、儒学研究会、儒学发展促进会、儒学研究中心，抑或是国学院、国学研究院、国学发展促进会等，其基本业务都应当以传承发展“小儒学”为主，有余力则兼顾“大儒学”。换言之，前者是“规定动作”，后者是“规定动作”加“自选动作”。当下，有的儒学机构因一己之好而舍弃“规定动作”，整日围绕“自选动作”活动，这其实是一种喧宾夺主的做法，毕竟社会上还有许多从事这些“自选动作”的专业机构，这些“自选动作”乃是那些专门机构的“规定动作”。

二是“热”与“冷”的关系。有人在审视21世纪以来的儒学发展现状后，把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称作“儒学热”。理性地看，我们并不认同这种说法，而且不禁要问一句：今天，儒学真的在全社会“热”起来了吗？事实上，与科举取士的传统中国相比，在价值观多元、道德滑坡严重的当下，儒学依旧“冷”得很！还有人说，今天的儒学是“两头热、中间冷”，即上层领导和普通民众“热”，中间官员“冷”，仔细推敲，这个说法也过于笼统，过于主观，根本就站不住脚。横向比较来看，那些与国计民生同样息息相关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和行业，哪个不是正在“热”中？但我们却不见有“经济热”“政治热”“科技热”“教育热”“医疗热”之称。所以，尽管时下儒学的传承发展环境比以往大有改善，成果数量也比以往更加丰富，但目之为“热”可能仍不恰当。总之，儒学并没有真正的、绝对意义上的“热”，热的只是一部分人的头脑。所谓的“儒学热”其实就是个伪命题！我们并不奢望儒学变“热”，更不希望儒学变“冷”，其能够发挥应有的时代作用，合乎社会发展规律，并保持应有的“常温”，足矣。退一步讲，即使我们执意地、善意地在儒学事业中引入“热”与“冷”的字眼，那么也只能限定在特定场合和环境下谨慎使用，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当然认为“热”比“冷”要好。

三是“上”与“下”的关系。这里我们从儒学形态上来探讨“上”与“下”的关系。首先需要说明两点：一，儒学就是儒学，原本没有形态之分，但由于传扬主体之身份及处境的不同，自古及今也逐渐呈现出了不同的传扬方式和形态，如荀子所言：“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特别是现当代以来，为方便研究应用，一些有识之士才明确地把儒学划分为不同形态。二，儒学意义上的“上”与“下”，不涉及其本身含金量之高低和社会贡献值之大小的比较，不能说是“上”重要还是“下”重要。按照今日约定俗成的意见，我们可从不同视角对儒学进行以下两种分类：一种可分为政治儒学和生活儒学，其中以政治儒学为“上”，以生活儒学为“下”；另一种可分为学术儒学和应用儒学，其中以学术儒学为“上”，以应用儒学为“下”。不论哪种分法，“上”对“下”都具有价值引导、方向引领的意义，“下”对“上”都具有案例佐证、成果落地的作用。儒学机构当根据自身特色，兼顾“上”“下”，并有所侧重。一般来讲，以科研为主业的儒学机构，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政治儒学的阐发和对学术儒学的传承上；作为社团组织的儒学机构，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生活儒学的倡导和对应用儒学的规范上。当下，“上”“下”融合现象极为流行，一些原本归属于“上”的知名学者热心于在“下”的广阔天地中从事化民成俗的事业，受到广泛好评，如山东大学颜炳罡教授从事“乡村儒学”活动，中山大学黎红雷教授从事“企业儒学”活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王杰教授从事“领导干部学国学”活动等。但以“上”化“下”，必须要掌握方法技巧，否则结果可能适得其反。颜炳罡教授曾对笔者分享从事“乡村儒学”的成功经验道：“我们对大众只传播道理，不传授学问。”

四是“中”与“西”的关系。现在我们越来越清醒意识到，既要反对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也要抛弃食古不化的保守主义。儒学自古及今都是一种对话的文明、包容的文明、与时俱进的文明。新时代是一个中西文化深度交融对话、互惠互鉴的时代，儒学当在中西对话中充任先锋和主将。当今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无疑是倡导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法治的自由主义。今日儒学面临着由区域性资源向世界性资源的转化[3]，儒学、中国文化亟待走向世界，因此便很有必要与自由主义展开对话。如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所言：“儒学只有一个对话目标，那就是自由主义。”“必须开展儒学和自由主义的对话，这样儒学才能获得世界性话语资质的地位。”“儒家学说要想获得世界性的地位，除了和自由主义展开深度对话之外没有其他出路。”[4]292，17，16因此，儒学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对话将是中西对话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文化崛起、走出去的必然之举。同时，儒学在与西方文化对话中，将深度参与、构建中国未来新文化。“中国未来的新文化，第一，一定奠基在儒家的基础之上，奠基在中国传统文化各个要素的基础之上，包括墨家；第二，它必须和西方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进行对话；第三，它必须把对手最好的成分吸收过来”[4]298。识时务者为俊杰，目前来看，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从中国经验上升到中国理论的时刻已经到来，中国应该从材料、文献、数据中心向世界的理论、思想、学术中心或演变或前进”[4]38。儒学机构当把握好这一大趋势、大方向，力争在中西对话、中西交融、中西合璧中有所作为，为缔造中国文化新形态、推动中国思想文化跻身世界思想文化殿堂做出更大贡献。此外，处理“中”“西”关系还涉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问题。我们认为，这项工作不可盲目操作，不可采取“一刀切”的简单做法，首先应对“走出去”的传播对象进行分类，至少应把传播对象区分为华人华侨和非华人华侨的外国人两大类。当下，应重点考虑在旅居海外的6000多万华人华侨中普及传播儒学及中华文化。

五是“古”与“今”的关系。“古”与“今”的关系即儒学在新时代如何实现守正创新、返本开新、创造转化、与时俱进的问题。关于此问题，时贤已多有高论，无须多言。此处仅以传统礼仪的现代转化为话题展开探讨，以加深对“古”“今”关系的理解。孔子曾提出一个重要的文化命题——“损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认为，礼会因时代不同而产生增减（损益），他高度赞同文化在传承中的创新，但这里还隐藏着一句潜台词，就是其核心的东西是一脉相承、不会改变的。传承发展儒学，就应当秉持原则性与灵活性并重的思路。如孔子在对待前代人典籍时，增删有度，取舍有法，同样展现出“圣之时者”1的坚定意志与开放胸襟。儒学机构可以推动传统中式礼俗的现代转化为突破口，实现古今完美融合。颇感欣慰的是，“礼，时为大”（《礼记·礼器》）的理念正在为时贤所积极落实。举一例：2009年，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教授对《朱子家礼》中的“婚礼”进行简化和改造，为其子举办了一场新中式婚礼。这场现代版的中式婚礼将原本应在几天、几个月完成的婚礼仪式浓缩在了一个晚上，并迎合现代年轻人的喜好，融入西式婚礼有益元素，成功“复活”了有内涵、有仪式感的传统中式婚礼。朱教授介绍，此举目的有二：一是为了求证“时至今日《朱子家礼》是否仍有生命力”；二是为了求证“面对西风席卷、西俗泛滥、中华传统社会礼俗被全盘西化的社会现实，代表本土文化和传统的儒家婚俗，是否可以对全盘西化发起一次挑战，以寻得中华文化自我救赎的一席之地”[5]。其实，像以上这样贯通“古”与“今”的有益尝试，更值得依托组织机构的强大力量去推广。

六是“黄”与“红”的关系。借用20世纪80年代以“黄”“蓝”分别指代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用法，我们把儒学称作“黄”色文化，以对应今日倡行的红色文化，不过时隔30多年，此“黄”已非彼“黄”。红色文化泛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所形成的先进文化。儒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是相通的，“黄”与“红”的传承与融合是自然且必然的。如那些作为红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长征精神”“北大荒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抗疫精神”等，其思想根基无不是儒学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主张，儒学为红色文化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我们认为，今日的红色文化就是未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儒学机构当主动探讨儒学与红色文化、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路径，确保业务方向始终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协调。如，儒学机构可围绕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建设话题展开深入研讨，积极推动以儒学核心思想来涵养新时代领导干部的政德，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对“为政以德”“执政为民”等儒学思想的学思践悟。

七是“言”与“行”的关系。“知行合一”乃是孔子及后世儒家的立身本色。“言”与“行”相比，儒家更重视“行”。在言行关系上，孔子主张言行一致、寡言敏行、先行后言，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清华大学陈来教授把儒学称作“示范伦理学”，强调“德行与德性在中国是统一的”。所以说，儒学机构不仅应积极宣传儒学中所倡导的德性伦理，更应率先践行之、示范之。对于道德，大家一听都懂，关键看能否做到。观今日某些儒学机构可发现，有的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虚假“繁荣”。举一个例子：有的陶醉于新闻稿中的所谓“业绩”，造成严重的“言”“行”不符。要清楚，发布新闻稿本身不是结果、目的，好的新闻稿应是一项富有社会意义与时代价值之事业或规划的“冲锋号”“宣言书”，其中应包括科学合理的、已然或未然的“时间表”“路线图”，新闻稿应发挥点燃希望、振奋精神、鼓舞人心、承前启后的作用，否则，便没有公之于众的必要。此外，精简活动冗繁程序、杜绝不实吹捧、走出“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认知迷失等等，都是当下文化机构在处理具体“言”“行”关系时有待落实的问题。少说些漂亮话，多做点实在事，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慎言笃行，当是一切文化机构都应当遵循的基本工作准则。

八是“点”与“面”的关系。首先，从儒学事业本身来看“点”“面”关系。儒学机构一方面要注重在“点”上集中发力，崇尚实绩实效，量力而行，因地制宜，顺势而为，专注于打磨品牌、制造亮点。如策划一场新中式婚礼，修缮一座破败文庙，保护一本珍贵典籍，举办一场祭孔活动，开办一堂国学公开课，出版一本耐读佳作等，都是了不起的作为。目前，民众可能连免费、快捷获取“四书五经”的渠道都很难找到，儒学机构是否可考虑在此“点”上有所突破？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在“面”上统筹谋划，努力朝着建设教育平台、科研平台、传播平台、智库平台、互动平台、组织平台“六位一体”格局的方向迈进。其次，站在整个社会发展的高度来看“点”“面”关系。由此来看，儒学事业本身又变成了一个“点”，而整个社会发展进步则变成了一个“面”。因此儒学机构还需要在“低头拉车”的同时，不忘“抬头看路”。要正确处理好儒学与整个社会之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关系，找准角色定位，既要认清自我，积极谋划，主动出击，又不可越俎代庖，包揽一切，包治百病。有些儒学机构因过多参与商业活动，导致费力不讨好，可见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儒学机构应时刻清醒地认识到，有些工作需要唱主角，去“拉车”，有些工作只需要扮配角，去“推车”。

九是“公”与“私”的关系。有人说，文化事业是有钱有闲群体做的事情，这个说法有些绝对，但也不乏道理。从事儒学等文化事业，单凭人文情怀和热情还不够，还需要具备一种公而忘私、兼善天下的精神境界和道德追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当是儒学机构从业者所坚奉的一份庄严承诺。新时代儒学传承发展，是一份“我要做”的事业，而不是一份“要我做”的工作。于儒学机构从业者而言，德之修、学之讲、闻义而徙、不善而改，才是个人的最大“福利”。笔者在工作中就接触过许多公而忘私的儒学机构从业者，如沈阳市孔学会刘继业会长，年近八旬高龄，团结当地一众同道中人，始终奋战在传承发展儒学的第一线，造福一方，公而忘私，不舍昼夜，不辞辛劳，得到普遍赞誉。多年的工作实践告诉我们，儒学机构应格外注重发挥老干部、老党员、老乡贤、老教师等“贵人”的价值作用，人至老年，往往更热衷于参与文化传承、教育下一代等公益性社会事业，他们更能以“背着干粮给孔子打工”的觉悟和热情奉献社会。

十是“因”与“果”的关系。“因”就是儒学机构的工作内容、工作态度、工作方式方法等，是获得优良之“果”的必备条件和必经之路；“果”即前面所提到的对儒学机构之水平和业绩进行考核的那些非量化之衡量标准。善因结善果，良因结良果。泛而论之，儒学机构之善因良因，即内部建设上的自强不息、反求诸己、迁善改过、遵规守纪等，外部交流上的开放包容、广结善缘、成人之美、美美与共等，业务拓展上的删繁就简、领异标新、张弛有度、与时偕行等。可喜的是，一些儒学机构的善因良因已经结出了善果良果；可惜的是，也有一些儒学机构却依旧乏善可陈，没什么可供称道的善因良因和善果良果，甚至还结下了烂果！如，有的组织机构，竟热衷于搞人事布局游戏，把像人事安排这样极其严肃且原本为“因”的措施手段当成了终极追求和最高兴奋点，并乐此不疲。殊不知，那些华而不实的名衔，不是个人头上的光环，而是机构结下的烂果。当下，一些地方性文化机构在领导职务安排上，就出现了严重的层级化、泛滥化、随意化、主观化，总之，不像话！谁能明确告诉我们：名誉顾问和顾问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名誉会长和荣誉会长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执行会长和常务副会长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常务副会长A和常务副会长B的区别到底在哪里？秘书长和执行秘书长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区别”恐怕只是在担任者的姓名及他的其他社会身份上！我们期待，在未来，儒学机构通过正确处理包括“因”“果”关系在内的各种关系，能够完全消除“成长的烦恼”，步入发展正轨。

三、儒学机构“抱团取暖”的意义所在

儒学机构充分发挥引领作用，不是一事一时一地的，很有必要打破时空限制、思维定式来统筹谋划以上所提及的问题。这其实就涉及了“抱团取暖”的问题。时至今日，区域性及全球性国际组织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此我们有目共睹，并因此获得了巨大实惠。这是一个互联互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融合大协作的时代，拒绝合作就是拒绝进步，“单兵作战”“闭关自守”必然是死路一条。国与国之间需要“抱团取暖”，行业之间同样需要“抱团取暖”，包括儒学机构在内的一切文化机构亦不能例外。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子夏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与生理学意义上的兄弟不同，社会学意义上的“兄弟”，在本质上乃是一群同声相契的好友，他们彼此若因文章道德和志业事功而有机会在一起坐而论道并起而行之，关系必将更加亲密，事业必将更加广阔。儒学机构从业者便是这样的一群“兄弟”。从人才成长与使用的角度来说，一个机构、一项事业的成功，不仅在于培养、扶植、帮助了多少人才，还在于结交、团结、吸引了多少人才。

笔者曾提出一个观点：儒学是精神的武学。必须承认，儒学的核心思想足以能够让一个人的精神从根本上变得强大起来。人在做任何事情时，都要具备两点：一是要有情怀，有情怀才能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二是要有胸怀，有胸怀才能博采众长、兼收并蓄。而儒学的丰厚资源恰能够培育、滋养这样的情怀和胸怀。儒学从业者在本质上是一群精神工作者，更应当具备较高的人文情怀、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化素养，正人先正己，儒学的精神应首先用来武装从业者自己的头脑，应首先呈现在儒学从业者的身上。所以说，儒学从业者必须要带着儒家式的高尚情怀和博大胸怀，尽全力珍惜业缘，尊重同行，团结同仁，以主人翁的心态和姿态来深耕共有的精神家园。在这里我们特别强调，今日的儒学从业者，都应秉持一种“共同体意识”，本着“1+1大于2”的信念，努力建构“儒学从业者命运共同体”和“儒学机构命运共同体”。

放眼未来，我们既充满期待又存有困惑，在“共同体意识”的指引下，我们能更加自信、更加笃定地走向未来。具体来说，儒学机构“抱团取暖”的意义有三：

一是明确方向，统一业务。目前，全国儒学机构众多，但大多对自身宗旨和方向存在模糊认识，比如，对于如何正确贯彻“两创”方针、如何正确把握行业标准、如何完善体制机制、如何有效推进业务开展、如何加强内部建设、如何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融合等问题，都有待于通过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行业内探讨，达成统一意见并共同落实。我们不反对儒学机构走个性化发展、特色发展的道路，但这也绝不意味着在目标方向和业务模块上，容许彼此间存在质的差别。

二是相互学习，共同提高。我们一方面要坚定文化自信，一方面也要保持一定程度的本领恐慌，乐学善学会学才能跟上社会发展步伐，勇立时代潮流。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前提下，儒学机构完全可以开诚布公地“亲密接触”。在共同体框架下，儒学机构从业者之间的真诚赞誉和建设性批评，都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要知道，行业评价从来都是衡量自身工作的一个重要维度；儒学机构之间信息和资源的互通共享、经验和做法的切磋琢磨、亮点和样板的复制推广，都将有利于儒学事业的整体推进，有利于从业者素质能力的大幅提升。

三是协同攻关，形成合力。我们身处同一片蓝天之下，往往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和烦恼，因此绝不能以机构为藩篱来切割问题，只能以问题为纽带来整合机构。特别是，儒学传承发展事关国人精神家园建构及民族文化“走出去”，意义非同小可，面临的大多都是大问题、大课题，有些问题和课题单凭某一家组织机构根本难以解决、完成，这就更需要发扬协作攻关精神，合作互补，互利共赢。唯有拒绝闭门造车，突破机构壁垒，才能办成那些井底之蛙所办不成的事。

儒学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早已成为普遍呼声和具体行动。截至目前，儒学界已出现了两个极具代表性的协作平台：一是“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2012年，山东大学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共同组建了“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2】，此后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山东省政府等高校、政府部门不断加入。该中心通过组织集结海内外权威学者，对一系列儒学重大问题展开了协同研究，在学术界具有重大影响力。二是“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2013年，浙江省儒学学会、中国孔子基金会等在杭州联合发起了每年一届的“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经过八年的发展，这个活动已得到全国几十家儒学社团的响应和支持。以“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两大平台为抓手，全国儒学科研机构、全国儒学社团组织已形成了两大松散的联合体。

最近十年来，还有学者曾在不同场合下提出建立“中国儒学研究会”等国字头实体儒学组织的想法，如王学典教授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组建之时就提出，“促进中国儒学研究会的成立，以协调全国儒学发展”[4]314。这当然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目前来看，全国性实体儒学组织的成立时机可能还不成熟，如联合国一般的松散的协同合作体可能更有利于营造一种“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更有利于当前儒学事业的发展。

此外，值得提醒的是，虽然我们认同并支持行业内合作的大势，但各参与方也要确保一切言行符合党纪国法、公序良俗以及儒学自身发展规律。

今日的中国，正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这是一个大转型、大变革的时代，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历史地看，我们可能只是过渡的一代，但任何一种“过渡”都构成了承上启下的不可或缺的一环，人无法选择时代，只能融入时代、影响时代、造就时代。从儒学史的角度而言，不可否认，今天我们仍然处在一个从批孔到尊孔、再到学孔用孔的时代，儒学机构作为国家重要发展时段的见证者、参与者、建设者，要思考如何在变局中开辟新局，要放眼未来三十年来谋划自身事业，既要干让时代受惠的事，也要干让历史铭记的事；既要干基础性的事，也要干战略性的事；既要干好事，又要干成好事。如果我们一直秉持包括“共同体意识”“机遇意识”“发展意识”“奋进意识”“革新意识”“担当意识”等在内的一切好理念、好想法，并积极将其落实为好做法，全力争做儒学传承发展事业的引领者，那么儒学机构就一定能够在新时代书写下精彩动人的中国故事之“儒学篇章”！

参考文献
 
[1]王学典.怀念八十年代[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213.
 
[2]常樯.写好中国故事的“儒学篇章”——新时代中国儒学机构发展建设碎思[J].衡水学院学报，2021（2）:彩插1-9.
 
[3]颜炳罡.“乡村儒学”的由来与乡村文明重建[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1）:5-13.
 
[4]王学典.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5]朱杰人.朱子家礼之婚礼的现代实验[J].博览群书，2010（12）:22-26.
 
[6]陈来.《礼记·儒行》篇的历史诠释与时代意义[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154-161.
 
注释
 
【1】孟子评孔子之语。载《孟子·万章下》。
 
【2】原名为“儒学与中华文化复兴协同创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