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公共哲学

作者：本杰明·阿尔德斯·伍伽夫特 著；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对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而言，公共生活充斥着各种意见和迫害，哲学家的著作应该避免让群众了解。

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在其文章“迫害与写作艺术”中刻画了一幅思想生活的画面，对于我这个在政治上致力于民主和平等，在哲学上致力于多元主义和反对一元论的人来说，这样的生活画面本来可能让我感到厌恶的，可我却一再重新阅读该文，原因就在于我想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斯特劳斯提出的所谓“神秘写作”实践在哲学史上始终存在，因为哲学家们喜欢将最重要的教导隐藏在“神秘”作品背后。他们写“言外之意”，故意使用疏忽或错误作为路边树上的刻痕，供聪明的读者去遵循以把握更深入和更危险的要点。他认为，哲学的本质使得这样做有其必要性。哲学问题往往去挑战城市众神的权威，如果没有神秘写作，哲学家可能因为提出困难的、和不方便的问题而惨遭迫害，毕竟问题中的怀疑精神往往带有有颠覆性。圣经的教导真实吗？在什么意义上是真实的？国王统治的合法性何在？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大脑漂浮在缸中？少数哲学家欣赏这种问题，但没有哲学素养的大众就不未必如此了。斯特劳斯将他的历史观察变成规范性结论：哲学家应该将哲学探索与包括公共政治生活在内的公共生活分割开来。

到了晚年，在马里兰州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举行的与哲学家雅可布·克莱因（Jacob Klein）的公开对话中，斯特劳斯强调说，

哲学是用知识替换意见的尝试，但意见是城邦的要素之一，因此哲学具有颠覆性，因此哲学家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写作，他要改善而不是颠覆这个城市。换句话说，哲学家思想的美德是某种狂热，而哲学家公共演讲的美德是明智（sophrosyne）。

我们都市人生活在公共政治讨论的媒体轰炸中，也生活在意见元素中。斯特劳斯喜欢暗示说，我们少数人能够生活在知识元素中，似乎他挂起了一张招牌，上面写着“秘密，请这边走”。在公开场合说出这样的话，其反讽色彩倒是满明显的。 

斯特劳斯贬低城市日常生活的方式令我感到担忧。思想生活的很多方面是与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的。从艺术批评到社会学，一切不都是意见而非知识吗？很多社会科学的日常生活用途和工具主义心态在某种程度上污染了这些科学吗？文学（写作和批评）难道不是涉及到对首先拥有身体的人的心理和政治维度作出回应吗？或者斯特劳斯只是简单地说，哲学很特别，很不一样，其用知识取代意见的雄心壮志是独一无二的？哲学与其他任何东西之间的这种区分也要求哲学的来世观／异世界观（otherworldliness）吗？这未必能得到每个哲学家的赞同吧。认定政治斗争是其存在条件的学术领域又该如何？

虽然有这些困难，“迫害与写作艺术”提出了公共政治与思想生活关系的宝贵问题。斯特劳斯认为，这种关系比坐在打字机前吭哧吭哧写出一篇希望让广大读者做出积极反应的文章或社论要更复杂得多。这种关系不仅一直纠缠于是不自由的社会如斯特劳斯逃离的纳粹德国，而且纠缠于自由的社会，如他最终生活和工作的美国。现代信念认为公共辩论是民主社会制定集体目标的手段，斯特劳斯认为，这种观念对民众的潜在智慧给予了过多信任。我们假定，在现代民主社会，公众是由这些人组成的，他们首先在学校接受过教育，接着作为成熟的读者自我教育，思想生活和政治生活就是依靠他们连接起来。那么，斯特劳斯为什么不信任公众呢？

答案不仅仅是相信民众是现代民主的特征，斯特劳斯是反现代的拟古主义者，更喜爱古典经典及其中世纪阐释者，在他看来，这些阐释者最真实接近哲学的私心。更充分的答案存在于斯特劳斯那持续到1941年的政治和思想经历，这成为他批判公共性的背景，促使他将哲学视为在根本上没有政治性的实践，哲学总是被公共生活和公共政治置于危险中，也使得参与公共生活和公共政治的人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

斯特劳斯1899年出生于德国犹太人家庭，在自由派魏玛共和国危机重重的年代长大，这个共和国早在纳粹党崛起之前很久就一直遭到左派和右派等多重势力的困扰。斯特劳斯是在激进化政治差异时代研读哲学的，就像在纳粹在德国掌权之后逃离的很多作家和知识分子一样，斯特劳斯随身携带着魏玛共和国年代的冲突。1949年，政治上保守的中世纪研究专家厄内斯特·坎托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他拒绝签署宣称他不是共产党员的忠诚宣誓，而是宣告“我曾经两次主动请缨携带来复枪和步枪积极迎战德国左翼激进分子，但我也知道，我已经准备好走上国家社会主义和导致其上台掌权的道路，即便我间接地和违背自己意愿地加入到白人营（White battalions）中。”他在原则上反对学术机构要求其教职员工接受政治忠诚测试的做法，任何一位神秘主义作家都不会这样做。

“迫害与写作艺术”是斯特劳斯哲学公民素质理论的第一份成熟声明，试图在哲学的严谨性要求与共同的城市生活背景所需要的礼貌得体之间保持平衡。在其文章“斯巴达精神或色诺芬的品味” (1939）中，斯特劳斯描述了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色诺芬在远离雅典流亡期间，修改了他的演讲模式以符合斯巴达人的需要，他们被迫在公共场所践行美德。斯特劳斯考察说，在“迫害与写作艺术”中，“强迫、迫害给思想以及行为产生的影响。”他用雄心勃勃和令人困惑的口吻得出结论说，因为神秘写作的权宜之计，“迫害并不能阻碍独立思考，它甚至不能阻碍独立思考的表达”。

斯特劳斯想象了一位生活在极权主义国家的历史学家，这个国家一直“在他的调查的领导之下，而他的调查就是在怀疑政府资助的宗教历史阐释的可靠性。”这样的人可能攻击宗教历史的自由派观点，这将提供一个机会重新描述自由派观点的核心论证－－－在这种重述过程中，历史学家能够留下线索让‘喜欢思考’的聪明读者意识到历史学家对自由派观点的同情。这就是包括隐含意义的隐晦写作。这是一种“仅仅让值得信任的聪明读者明白的”方式，这些人并非作者的通讯圈内人。通过这种写作方式，我们维持了在错误识别外壳之内识别的可能性，即使种子被吹得到处飘散。

无论如何领会，公共政治辩论都不是追求真理的而是在于“赢得胜利”。

但是，斯特劳斯认为，这个实践不仅仅出现在极权主义国家内。他写到“迫害包括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展现的最残忍类别到社交排挤等最温和类别的众多现象。”任何期待要在公共场所表现出美德的情况都会变成一种审查形式，虽然比他标题中的“迫害”要更温和一些。斯特劳斯认为，即使在美国这样的自由国家，公共言论的自由也处于危险之中。这意味着17世纪中期很多哲学家拥抱的启蒙工程已经失败。这个启蒙工程希望广泛的教育---既有学校教育也有读者的自我教育---将证明是“一直很紧迫的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答案”，让没有许可的自由和并非压迫的秩序实现和解。但是，斯特劳斯就成长于看重教化的国度，但教育并没有阻止德国出现迫害。虽然坚定相信自由教育的巨大威力，但斯特劳斯并不认为它能克服公共性问题。基于不同种类的人性差异及少数（聪明人）和多数（庸众）的存在，他似乎认为这个问题是永恒性的。那么，如何将思想传达到合适听众的耳朵里呢？

虽然我和斯特劳斯在政治和哲学上存在差距，但是因为我同情他的私密生活连贯性的理想，以及哲学家的思想要竭力传达给理解和欣赏他们的人身上，即使广大民众未必明白的理想，我仍然回顾了他的作品。公众中存在令人困惑的隐蔽的东西---到处传播的意见观点和对事实的错误阐释，我们对自己判断的缺乏信任，以及我们得到他人承认的迫切愿望。我们依靠遵从公众规范在公众中赢得认可。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求助于诡辩术，有些人甚至乐在其中。亚里士多德区分公共话语和私下对话是对的，虽然它们密切相关，无论如何领会，公共政治辩论都不是追求真理的而是在于“赢得胜利”。正如作家琼·巴斯金（Jon Baskin）所说，其目的在于赢得胜利，有时候以我们的真理版本，有时候为了其他工具性目标。

但是，无论我们说的学校院系中的思想生活还是涵盖各种体彩的报刊杂志和图书出版领域，如果认为思想生活不受到类似势力的塑造就未免过于天真幼稚了。学界和文字共和国或许吸引某些讨厌“在灵魂上的撒谎”的人，但是他们也是依靠名气经济和明星地位来定义的，也会因为政治争议而兴奋狂热，激情澎湃。他们的交往既依靠学术成果的优异也依靠相互的社会关系纽带。在引导我们如何理解这些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以文化资本理论而一鸣惊人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是比斯特劳斯更好的向导。很多聪明人可能对“心灵谎言”不屑一顾，认为其过于天真幼稚，他变戏法似地搞出来的个人真理观念不一定吻合经常性的意识形态斗争定义下的思想生活版本，以及将政治视为最值得追求的意义地平线，但是，为了团结而阅读和思考的理想取代为了自我而阅读和思考的理想，其实是很容易的。

我知道，处理私下反思和公共生活之间紧张关系的最好办法是依靠提高写作艺术水平而不是神秘写作。我为广大读者写作，我什么都不隐瞒－－－正如箴言第２５章第１１节所说，没有“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中世纪哲学家迈蒙尼德（Maimonides）和斯特劳斯都非常喜欢这个形象。但是，我的确想象理解缓慢的读者，我写出鼓励缓慢理解的句子。我希望我的散文提供一些空间，让人们在匆匆忙忙生活的余暇中思考。我并不想退出公共世界，而是要制造出某些类似辩证法的东西，供人们在主要由话语构成的世界里使用。拒绝公共世界或将其置于哲学的尊严之下将意味着退出共同和共享的生活领域或将人类欲望本身抛在一边，如果走那么远，我将背叛自己的人性了。

对真正知识和日常生活追求、沮丧和快乐之间的距离，我并不像斯特特劳斯那样确定无疑。我也并不赞同他的精英意识，即少数聪明人和广大庸众之间的区别是天生的，是永久存在的。在他看来，这首先制造了公共问题。接着，当我想象将观点传播到充满同情的读者耳中时，我想象他们的同情不是绝对的东西，似乎我们是佩戴了同样解码戒指的秘密俱乐部成员。更谦虚地说，我想象我们共享一种意识，都在思考令人好奇的与生活其余部分的紧张关系，都在反思被我们共享的公共交际条件的塑造方式，但都呈现出自身独立的势头。我希望我们能够相互说给对方听，不仅是作为各种各样公共生活的成员，而且作为其判断仍然自由的个别读者，虽然我们并不能选择我们做出判断的条件。

思想生活不是在完美的私密生活中而是在共享的公共世界里展开的。

斯特劳斯的重大挑衅之一或许比神秘写作主题本身更大得多，那就是他建议哲学拥有私密性，我们喜欢“不受监督的内心自由。”这个主张与历史主义时代的阐释性习惯正好相反，我们充满信心地认为，社会力量彻底决定了我们的思想，甚至包括私下的思想，我们并不是充分自由的。甚至思想建议没有政治性的想法很快就变成一种隐蔽的政治主张。毕竟，我们中间谁拥有除了政治之外，对自己谈论任何问题的这个奢侈的条件呢？但是，在我们的环境为我们的思想提供条件甚至约束的观念和我们在阅读、思考和写作时没有表现出自由的观念之间还是存在重要的区分。卡尔·马克思心里似乎想着这个区分，在他的文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 中，他注意到我们制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想怎么造就怎么造。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能够承受得起向什么人传播我们最隐蔽的意图？什么样的读者会试图和我们一起思考，而不是将我们的贡献屈从于已经选边站的政治纠纷的范畴下？我们能够询问广大民众的想法吗？在我自己的写作中，我认为我们能。

斯特劳斯给我们阅读和写作如此美好的幻想，以至于我们能够回避通常的公共性问题。他的幻想甚至暗示了一种能长期保存的智慧，那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哲学信念。似乎年轻哲学家毫无例外地会捡起前辈留下的文学简牍和行间书写规范，似乎阅读风格天生存在于哲学心智中，似乎真的存在“哲学心灵”这回事似的，其实那不过是不同方法和观点的世界而已。所有过世的前辈哲学探索都为当今活着的人的头脑中赋予活力，并在他们身上复活。

当我对公共思想生活中很多缺乏思想性感受到沮丧时，我很高兴地想到斯特劳斯的神秘写作帮助作家向读者透露真理的概念，希望我能共享这个观念，虽然我讨厌他贬低共同事务的方式。思想生活不是在完美的私密生活中而是在共享的公共世界里展开的，偶然性是典型特征，它决定了我们选取的话题和方法。我们在图书馆里偶然瞥见的书脊，碰巧遇到的老师，碰巧阅读到的文章，这些都没有绝对性。如果公共性将事情搞砸了，如果它携带了错误识别的风险，如果它似乎将一切都拉低到赤裸裸的工具主义水平，它也确定了偶然发生的交流条件。为了获得好东西，你可能面临遇到坏东西的风险。所以面对读者的思考，我袒露自身的想法，希望他们理解我的意图，然后以我想象不到的方式解读我的想法。　

译自：Against public philosophy by Benjamin Aldes Wurgaft  20 May 2021
 
https://aeon.co/essays/the-dangers-of-public-philosophy-according-to-leo-strauss
 
作者简介：
 
本杰明·阿尔德斯·伍伽夫特（Benjamin Aldes Wurgaft），作家，历史学家，著有《公共思想家：斯特劳斯、列维纳斯和阿伦特》（2016）和《肉星球：人造肉和食品的未来》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