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论学的心学工夫论——兼及“朱陆异同”之会通

作者：刘强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朱子学刊》2018年第1期（第三十一辑）

内容提要：以往对朱子的研究，多将其当作理学宗师，而忽略其心学造诣，尤其是朱子论学的心学功夫论，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事实上，朱子论学主张“心与理一”“心要在腔子里”“读书须是虚心切记”等，皆如钱穆先生所说“未尝外心而言理，亦未尝外心而言性”，本质上可与陆王心学相得益彰，融通无碍。哲学史上聚讼不已的“朱陆异同”说，诚未可仅以“朱理陆心”视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故朱子不唯是一理学宗师，诚亦一心学巨擘也。

关键词：朱熹；心学功夫论；朱陆异同；会通

一、“心与理一”

朱子之学，博矣深矣，森然浩然，几无涯涘之可寻。其深究理学者自不待言，而于心学之深造自得处则易为学者所忽略。如冯友兰先生就认为：“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此二言虽只一字之不同，而实代表二人哲学之重要的差异。”“若以一、二语以表示此种差异之所在，则可谓朱子一派之学为理学，而象山一派之学，则心学也。”[1]此论一出，影响颇大，以至于理学、心学双水分流，泾渭分明。实则朱子不唯是一理学宗师，诚亦一心学巨擘也。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钱穆先生撰《朱子心学略》[2]一文，指出：“程朱主性即理，陆王主心即理，学者遂称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此特大较言之尔。朱子未尝外心而言理，亦未尝外心而言性，其《文集》《语类》，言心者极多，并极精髓，有极近陆王者。”充分肯定朱子在心学上之价值，可谓孤明先发。1970年，钱氏又撰《朱子学提纲》，再申此意云：

后人又多说，程朱主性即理，陆王主心即理，因此分别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此一区别，实亦不甚恰当。理学家中善言心者莫过于朱子。[3]

好一个“理学家中善言心者莫过于朱子”！换言之，朱子虽昌明理学，亦未尝不是一心学家也！今结合《朱子语类》[4]及相关文献，对朱子论学之“心学工夫论”稍作申述，以明上述论断之信实不诬。

一向以为，阳明“心即理”之说[5]乃从象山而来，殊不知朱子承接程颐“性即理”之说，早有“心与理一”之论。钱穆《朱子学提纲》举其例甚多，如：“心与理一，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仁者心与理一，心纯是这道理。”“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智所会之地。”“性是理，心是包含该载敷施发用底。”“心、性、理，拈着一个，则都贯穿。”“理无心，则无着处。”“所觉者心之理，能觉者气之灵。”“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6]……盖朱子虽有“知先行后”之说，却从来不曾将外物之理与存心养性打作两截。朱子论仁，说：“仁者，心之德，爱之理。”“爱之理，便是心之德。”亦将“心”与“理”等量齐观。今人束景南先生《朱子大传》乃朱子研究一大巨著，诚为朱子学之功臣，然在论及“鹅湖之会”及“朱陆异同”时，亦说：“朱熹以心与理为二，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陆九渊以心与理为一，以心通贯主体与客体。”[7]此论显然承袭旧说，未为笃论。

今按，朱子辟禅学，明言：“吾以心与理为一，彼以心与理为二。彼见得心空而无理，此见得心虽空而万理咸备。”又说：“儒释之异，正为吾以心与理为一，而彼以心与理为二耳。然近世一种学问，虽说心与理为一，而不察乎气禀物欲之私，故其发亦不合理，却与释氏同病，又不可不察。”[8]既然说“心与理为一”，分明便是“心即理”之义也。

在为学工夫上，朱子更重视心的作用。他说：“凡学须要先明得一个心，然后方可学。”“自古圣贤相传，只是理会一个心。”“之所以为学者，以吾之心未若圣人之心故也。若吾之心及与天地圣人之心无异，则尚何学之为？”又说：“学圣人之道，乃能知圣人之心。知圣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于与圣人之心无以异，是乃所谓传心。岂曰不传其道而传其心，不传其心而传己之心哉？”

由此可知，朱子之学，实乃集心学与理学之大成，未可以偏盖全也。

二、“心要在腔子里”

如说“心与理一”乃朱子心学之总纲，那么，其论学的心学功夫论便是围绕此一总纲而展开。

众所周知，孟子乃心性之学开山祖，无论程朱还是陆王，追本溯源，皆出自孟子[9]。孟子的心学功夫论，最具精神塑造力量的便是“求放心”之说。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此处的“放”，盖丢失之意。既有“放失”，则必先“存有”。所“存有”者何？孟子乃以“四心”该之，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告子上》）

孟子以为，此四心“非由外铄，我固有之”，“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还说：“非独贤才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告子上》）此与“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离娄下》），正相发明。孟子又顺此而提出“存心”之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离娄下》）“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告子上》）由此可知，孟子的“养心”“存心”之说，皆从“求放心”而来。在孟子看来，若能仁义礼智存乎心，则大人君子之事备矣！进而言之，“求放心”，非一蹴可就之事，需学者一生力行不倦。

这便是孟子的心学功夫论。此一话头，不断为后儒所发明。如程明道说：“心要在腔子里。”[10]更有俗语云： “心欲出樊笼外，心要在腔子里。”（《增广贤文》四百八十一）皆孟子“求放心”之余绪。朱子一生“尊德性而道问学”，时时省察，刻刻精进，端赖其能贯彻“求放心”之旨：

今说求放心，说来说去，却似释老说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了；吾辈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赖此做事业，所以不同也。如《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谓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谓教”，亦此心也；以至于“致中和”，“赞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非礼勿视听言动，勿与不勿，只争毫发地尔。所以明道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收拾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今且须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验得圣贤之言有归著，自然有契。（《朱子语类》卷十二《持守》）

这不是心学是什么？朱子又说：“人心万理具备，若能存得，便是圣贤，更有何事？”“自古圣贤，皆以心地为本。圣人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这与陆象山“发明本心”岂不异曲同工？朱子论读书，名言警句甚多，不少即是“心学功夫论”。如：

人心不在躯壳里，如何读得圣人之书。只是杜撰凿空说，元与他不相似。（《朱子语类》卷十一《读书法下》）

朱子《与吕子约》称：“孟子言‘学问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里’。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个无知觉不识痛痒之人，虽读得书，亦何益于吾事邪？”[11]又，朱子《答杨子直》亦称：

学者堕在语言，心实无得，固为大病。然于语言中，罕见有究竟得彻头彻尾者。盖资质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终身于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实。近因病后，不敢极力读书，闲中却觉有进步处。大抵孟子所论求其放心，是要诀尔。[12]

事实上，孟子的“求放心”，归根结底，还是孔子的“为己之学”！故孟子论“养心”时乃引孔子之言说：“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孟子·告子上》）是知后世所谓“心学”，皆孔学之后继新知也！

针对学者驰骛于外求的弊端，朱子说：“切须去了外慕之心！”又说：“有一分心向里，得一分力；有两分心向里，得两分力。”（《朱子语类》卷九学二《总论为学之方》）在论“持守”一篇，朱子甚至将“心”当作敌人，必欲“降服”而后快！他说：“人只有个心，若不降伏得，做甚么人！”“扶起此心来斗！”（《朱子语类》卷十二《持守》）这与后来阳明所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其揆一也！朱子还说，因为心易涣散与“走作”，故须花大力气去“防闲”：

人只一心。识得此心，使无走作，虽不加防闲，此心常在。

人精神飞扬，心不在壳子里面，便害事。

未有心不定而能进学者。人心万事之主，走东走西，如何了得！（《朱子语类》卷十二《持守》）

又，朱子《答窦文卿》说：“为学之要，只在着实操存，密切体认，自己身心上理会。切忌轻自表襮，引惹外人辩论，枉费酬应，分却向里工夫。”[13]这后一句，真是深中时弊。当今学人，包括我本人，真不知有多少坐此病痛者！大可效法朱子，痛定思痛，反己自讼也！

三、“读书须是虚心切己”

《朱子语类》卷九《论知行》，谈为学读书之道，反复强调“做工夫”：

学者吃紧是要理会这一个心，那纸上说底，全然靠不得。或问：“心之体与天地同其大，而其用与天地流通”云云。先生曰：“又不可一向去无形迹处寻，更宜于日用事物、经书指意，史传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里，融会贯通，而无一理之不尽矣。”（卷九《论知行》）

尤其是，朱子多次说到“虚心”对于读书治学的重要性。如：

问：看文字，为众说杂乱，如何？曰：且要虚心，逐一说看去。看得一说，却又看一说。且依文看，逐处各自见个道理，久之自然贯通。

问《易》如何读？曰：“只要虚心以求其义，不要执己见。读他书亦然。”

读书惟虚心专意，循次渐进，为可得之。如百牢九鼎，非可一嘬而尽其味。

朱子认为，唯有“存心”“虚心”，方可“穷理”：

一心具万理。能存心，而后可以穷理。

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穷得理；不能穷得理，不能尽得心。

穷理以虚心静虑为本。

虚心观理。   

或问：“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虚静否？”曰：“也是不曾去看。会看底，就看处自虚静，这个互相发。”（卷九《论知行》）

在《论读书》一卷，朱子更是反复阐明“虚心”之旨：

读书须是虚心切己。虚心，方能得圣贤意；切己，则圣贤之言不为虚说。 

看文字须是虚心。莫先立己意，少刻多错了。又曰：“虚心切己。虚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体认得出。”

圣人言语，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里。只被人不虚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将自己身上一般意思说出，把做圣人意思。

凡看书，须虚心看，不要先立说。看一段有下落了，然后又看一段。须如人受词讼，听其说尽，然后方可决断。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说，殊害事。盖既不得正理，又枉费心力。不若虚心静看，即涵养、究索之功，一举而两得之也。

大抵义理，须是且虚心随他本文正意看。

读书遇难处，且须虚心搜讨意思。有时有思绎底事，却去无思量处得。（卷十一《读书法下》）

在朱子看来，“虚心”绝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切己无妄的修身“工夫”！钱穆先生总结朱子读书工夫说：“不知朱子读书，同时即是心地工夫。朱子教人要能具备虚心，专心，平心，恒心，无欲立己心，无求速效心，无好高心，无外务心，无存惊世骇俗心，无务杜撰穿凿心，能把自己放低，退后，息却狂妄急躁，警惕昏惰闲杂。能如此在自己心性上用功，能具备此诸心德，乃能效法朱子之读书。故朱子教人读书，同时即是一种涵养，同时亦即是一种践履。朱子教人读书，乃是理学家修养心性一种最高境界，同时亦即是普通读书人一条最平坦的读书大道。”[14]今人读书，师心自用，目空一切，动辄粪土圣贤，厚诬古人，正坐不能“虚心”之病也！

朱子以心论学，本末、表里、精粗、内外，无不该备贯通，真探心髓，读来颇有其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之感！

四、“只敬，则心便一”

朱子的心学功夫论，看似并无次第，实则又有一脉络可寻。如前面说“虚心”，后面又说“宽心”；唯有“虚心”，方得“宽心”：

大著心胸，不可因一说相碍。看教平阔，四方八面都见。

便是看义理难，又要宽著心，又要紧著心。这心不宽，则不足以见其规模之大；不紧，则不足以察其文理。（《朱子语类》卷九《论知行》）

读书，放宽著心，道理自会出来。若忧愁迫切，道理终无缘得出来。（卷十《读书法上》）

放宽心，以他说看他说。以物观物，无以己观物。（卷十一《读书法下》）

好一个“以物观物”！实则是说摆脱成见，放下我执，将此心“虚静”“平阔”，如此才能打开蔽障，拨云见日！而由此又可与“敬心”打通一气。朱子说：

“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一主乎此，更无内外精粗之间。（卷十二《持守》）

实则“敬”之一字，原本即是孔门心学工夫。《论语》中“敬”字出现甚多。如“敬事而信”、“修己以敬”；如仲弓问仁，夫子告之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还是说“敬”。又如子游问孝，子曰：“不敬，何以别乎？”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君子立身处世，事上接下，无处不可用“敬”。《周易·系辞》曰：“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这里的“直内”，其实便是“存心”“养心”之义。故小程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15]

朱子学接二程，故于“敬”亦极重视，甚至将“敬”当作“存心”的唯一法门。他说：

“敬”字，前辈都轻说过了，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为心？只是个敬。人才敬时，这心便在身上了。

“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卷十二《持守》）

初学于敬不能无间断，只是才觉间断，便提起此心。只是觉处，便是接续。某要得人只就读书上体认义理。日间常读书，则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羁，则此心易得汨没。知得如此，便就读书上体认义理，便可唤转来。

只有怀此敬心，学问才可坚实，道理方可通贯，知行方能合一。朱子又说：“只敬，则心便一”。“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人常恭敬，则心常光明。”“敬则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惩窒消治。”等等。这些论说，均可见出朱子论学，并非驰骛于外物上穷理致知，而是非常重视心性的修养工夫。

在朱子的理学体系中，“心”实具有本体之意义。如说“心是知觉，性是理”，“心与理为一，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发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气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则生矣。”又说：“心之本体无不善。……学问只要心里见得分明，便从上面做去。”（《朱子语类》卷五）朱子此言启发阳明处不少。阳明说：“至善是心之本体。”“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16]皆是朱子之余绪也。

总之，在朱子的论学言说中，实在看不出有任何“重理轻心”之处，毋宁说，“心”比“理”更具能动性和主动性，无心则无理也。故朱子理学，实亦“心学”，总谓之“人学”也！

五、余论：“朱陆异同”之会通

关于朱子论学之心学功夫论，今姑粗论之如上。而于“朱陆异同”，亦有些感想，且置于篇末，以为余论。

窃以为，古人之学，气象浑朴，虽有异同，而未必定分轩轾，若断章取义，挂一漏万，极易南辕北辙，入宝山而空手回。此其一。其二，即便各家各派，确有义理之差异，观点之分歧，亦未尝不可调和之，折中之。汉末儒释道各家并峙，衢路分明，而后有魏晋玄学出，折衷弥缝，辩异玄同，乃成一代之学。唐代佛老禅宗盛行，儒门淡泊，而后有宋明理学出，吐故纳新，夺胎换骨，又成一代之学。是故，程朱理学也好，陆王心学也罢，亦只是后人大体言之，未可定于一是，更不必执一而论。即便哲学史上聚讼不已的“朱陆异同”说，亦未可以“朱理陆心”视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朱子既未尝外心而论理，而象山又何尝外理而论心？象山之学，虽以“发明本心”为旨归，但其亦极重“理”，尝曰：

盖心，一心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则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觉者，绝此理也；爱其亲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见孺子将入井而有怵惕恻隐之心，此理也；可羞之事则羞之，此理也；可恶之事则恶之，此理也；是知其为是，非知其为非，此理也；宜辞而辞，宜逊而逊，此理也；敬此理也，义亦此理也；内此理也，外亦此理也。[17]

若单读此段，与朱子又有何异？须知学术争论，亦常有俗语“话赶话”之况，彼此各执一端，机锋相向，意在标明己说，唇枪舌剑时，欲其义理圆融，滴水不漏，“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朱陆异同”可作如是观，阳明学与朱子学何谓不然？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序》称：“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18]又尝说：“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19]。“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若其余文义解得明当处，如何动得一字”！[20]分明以朱子晚年之学为“正学”。郭齐勇先生称：“阳明21岁以后‘遍读考亭之书’长达16年，有深厚的朱子学的基本功底。完整的阳明学，八、九成以上是与朱子学相重叠的。”[21]可谓探本之论！

钱穆先生成书于1930年的《阳明学述要》，在论及阳明与朱子学问渊源时说：“到底是他受朱子的影响太深了，……在他胸中终于洗不掉‘《大学》为入德之门’的一个见解。因此他在龙场一悟，也还只悟到格物致知的义解上去。此后阳明讲学始终脱不掉那一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话头。他还要复位《古本大学》，还要替朱子搜集他的《晚年定论》，可见阳明平素在他内心深处，确实信仰《大学》，信仰朱子。”[22]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唐君毅先生亦撰文指出：

如自阳明学之归宗近于陆处说，则谓陆王为一脉，自亦未尝不可。但自阳明之学之所论之问题看，则明由朱子之学中出来，不由象山之学而来。由他们对先秦儒学之传承上看，则象山是孟子学，朱子阳明，都是以《大学》《中庸》为主之学。象山之学自是广大高明，但尚未及于精微中庸。朱子阳明则皆能极精微，亦更切于庸言庸行。故我们今可以说，如学者能先有契于陆象山之学，以树立志愿，再至朱子之细密分析之论，更看阳明之如何将朱子分为心与理、未发与已发、体与用、动与静、内与外等相对而说者，在阳明如何再通之为一以说，以合于象山之“心与理一”、“内心与外之宇宙合一”之论；则我们对此三贤之学，可视如一三角形，相资相发，同在一修大路上之处。亦不必以为势同水火。今依此以看阳明学之地位，自其出于朱而归宗近于陆处看，便应视阳明为朱陆之学之一综合通贯。不可只与陆子并称为陆王，亦可与朱子并称为朱王。[23]

唐氏之论阳明之学，以为“不可只与陆子并称为陆王，亦可与朱子并称为朱王”，真是妙论！要言之，朱子之学非仅理学也，实亦心学也；朱子以心论学，非支离名相也，乃切己反求之修养工夫也。阳明得朱子真传，故其心学尤主“知行合一”“事上磨练”。而其后学，则颇有“各以己见立说，学者稍见本体，即好为径超顿悟之说，无复有省身克己之功”[24]之弊，阳明《朱子晚年定论》所云朱子“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只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亦未免过甚其辞。须知朱子晚年能知前非，正学问精进，德业有成之证，正如朱子论孔子“述而不作”章有言，“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辞之谦也”[25]。此论朱子之学，不可不知者也。

2017年10月16日草于浦东守中斋

注释：
[1] 冯友兰：《宋明道学中理学心学二派之不同》，《清华学报》1932年第8期。
 
[2] 见《学原》1948年第2期。
 
[3] 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三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4] 本文所引《朱子语类》，均据宋黎靖德所编，中华书局1986年王星贤点校本。不详注页码。
 
[5] 详见王阳明：《传习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88页。
 
[6] 《朱子语类》卷第五《性理》。
 
[7] 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37页。
 
[8] 朱熹：《答郑子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本。
 
[9] 王阳明《陆九渊集序》称：“自是而后有象山之学，虽其纯粹和平，若不逮于二子（按：指周、程二子），而简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传。其议论开阖，时有异者，乃其气质意见之殊，而要其学之必求诸心，则一而已。故吾尝断以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参《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38页。
 
[10] 《二程遗书》卷七。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二版，第96页。
 
[11] 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148页。
 
[12] 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页。
 
[13] 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页。
 
[14] 钱穆：《朱子学提纲》，三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162页。
 
[15] 《二程遗书》卷十八，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二版，第188页。
 
[16] 王阳明：《传习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8页。
 
[17] 《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页。
 
[18] 《王阳明全集》（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45页。“心之所同”，语出《孟子·告子上》：“心之所同然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19] 王阳明：《传习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54页。
 
[20] 王阳明：《传习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
 
[21] 郭齐勇：《朱高正<传习录通解>序》。
 
[22] 钱穆：《阳明学述要》，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页。
 
[23] 唐君毅：《阳明学与朱子学》，中华学术院《阳明学论文集》，一九七二年二月。
 
[24] 钱德洪《〈大学问〉跋》，《王阳明全集》（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72页。
 
[2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