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简而毕巨的伟大道路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作者：陈彦军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首发

一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举行的前夕，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主席忙里抽闲写下了一篇光辉的文献——《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在这篇1950年代整理出版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当作压轴之作的文献中，毛泽东对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这一经典论述。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一次称引这一论述，并以三个“深刻”加以揭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这或许是描述中国共产党辉煌历程最恰切的一句古语。

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于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报告，引用了《庄子·人间世》中这句话。毛泽东动情地说：

“一九二一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十二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十二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七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

毛泽东说自己包括其他人参加一大时这也不晓那也不知，正反映出五四运动后新旧势力此消彼长，新生力量和新生概念简而不繁、却有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情形。毛泽东在“七大”会后的6月17日参加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发表演说时又一次引用了庄子这句话：

“我经常和一些同志讲：‘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这是古书《庄子》上讲的。‘作始’就是开头的时候，‘简’就是很少，是简略的，‘将毕’就是快结束的时候，‘巨’就是巨大、伟大。这可以用来说明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有生命力的国家，有生命力的人民群众，有生命力的政党。中国革命力量现在‘巨’了没有呢？在一八四一年，广东平英团的力量有好几万人，他们的口号是反对英国的侵略，但那时的人们没有料到他们的子孙、他们的后代将来会怎么样。孙中山搞出一个辛亥革命，也没有料到有五四运动，没有料到又产生了共产党。我们的前人没有料到世界会发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变，更没有料到中国会进步到有共产党领导的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的队伍，同时他们也没有料到中国革命会这样长还没有胜利。他们那时在敌人压迫面前只是开始起来反抗，至于下文如何，我看是还没有考虑成熟。不像我们现在开七大这样，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对当前的形势和前途都有明确的认识，因此我们有巩固的信心。”

中国共产党是在近代中国千磨万转中豁然从中国土壤中生发而出的，不期然而生却有着无限的生命力。“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但中国共产党就是在那样的时空节点上率然而生，并从此蓬勃生长；“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但中国人民就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精神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并迸发出创造历史的蓬勃伟力。

二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文明，数千年间始终以和平的精神历经考验而自我发展，并在与前来开展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世界其他民族交往中传播了自己的文明成果，促进了他们的发展。明代中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以其在国际贸易的巨大出超，掀起了早期经济全球化的“白银时代”。中国是个超规模的大国，内部丰富多样的地域经济和文化差异，始终考验着中央政府的内部平衡和国家治理能力。明清易代克服了南北经济不平衡等所带来的政权危机，并重建了更大规模的大一统社会，“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无疑，这必然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它必然要首先服务于中国社会的统一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并没有给中国这样的机会。罗马帝国崩溃后始终碎片化存在的欧洲西部，反而在早期经济全球化中催生出以争夺全球经济霸权为取向的列强竞立局面；外部竞争激化了内部矛盾，欧洲各国相继发生资本主义革命，建立起服务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机器；产业革命的发生更是使欧洲资本主义如虎添翼，短短数百年间，欧洲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积聚起支配全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传统中国日渐衰落与崩塌，救国保种，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成为中国历史和文明要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必然主题。

以曾国藩、康有为和孙中山为代表，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开展了一波又一波中国道路的探索，但都失败了。“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不管是曾国藩、康有为，还是孙中山，他们都太想承继先辈的荣光而直接把中国重新推进到新世界的中心地位，但他们的唯心主义视野，使他们对资本主义新世界的权力结构和发展规律缺乏根本的认知，注定无法靠他们的行动实现他们的目标。

早年毛泽东曾将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依次崇拜了个遍，但听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再到经历1919年五四运动，参与中国工人运动，曾经在黑暗中反复摸索的毛泽东，坚定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响应陈独秀、李大钊的建党号召，1920年9月，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夏曦等10余人。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毛泽东鲜明地提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1921年7月，毛泽东、何叔衡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标志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显然不是精心筹备或瓜熟蒂落的结果。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没能与会，十二位与会代表参差不齐，开会时间和地点仓促多变，大会甚至没有发布宣言，不仅社会上没有引起多大注意，代表们会后也多若然无事，但“中国共产党在其诞生之时，即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并根据此种纲领在各个时期规定了各种具体实施的政策”，崭新的中国史从此开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回忆自己建党之初对于马克思主义有多少理论，对于世界上的事如何办，对于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党的工作如何开展，都还不甚了了甚至不晓得，但他清楚地知道这是在为中华民族“从黑暗中找到光明，从绝路中找到生路”，为此不惜牺牲一切，从此整个中国翻天覆地，整个世界翻天覆地。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一九二一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庄子拿积极用世的孔子开涮，用始简毕巨来表达，与其凡事一开始就困心积虑而终致巨大难支，不如不材无用，乘物游心，而求得于乱世中苟全。但明末“天崩地解”中，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精神苦苦求索华夏复兴之道的王夫之，却从中体悟到“此篇为涉乱世以自全而全人之妙术，君子深有取焉”，并提出了“师心不如师古，师古不如师天，师天不如师物”“以物为师”的朴素唯物主义方法论。毛泽东两次转用庄子的话，不仅表达出中国产生共产党的开天辟地意义，而且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立身之道，那就是“最有觉悟，最有预见”。“最有觉悟”源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现时矛盾中的继承与发展，“最有预见”源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掌握与运用。

三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闭幕词，总结了大会的成就后，首先就强调了觉悟：“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随后就又一次讲到《列子·汤问》中愚公移山的著名寓言。整个七大期间，从大会开幕第二天作口头政治报告，到5月31日作结论报告，再到作闭幕词，毛泽东都要讲到愚公移山，并且一次比一次深刻。前两次只讲到要学习愚公精神同内外敌人做不懈的斗争，直到把敌人彻底打倒，这一次则从提高觉悟上揭示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深及共产党的立身之道。

愚公移山本不可能却最终山移，列子要说明的是人智所不能及于天运。正如庄子用始简毕巨来说明人很难预料行为的结果和支配自己的命运。王夫之却看到“凡庄生之说，皆可因以通君子之道”，万物运行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君子“以物为师”，却可以摒除一切私心杂念，穷理存神尽性，在人道可以发挥的范围实现智力的完满和人性的光辉亦即觉悟，并达到“君相可以造命”“人定可以胜天”的结果。毛泽东早年喜爱船山哲学，接受马列主义之后，更能突破中国传统哲学因生产力条件而陋于接物识物所形成的遮蔽，创造性地生发出中国哲学的崭新含义。君子本因身份地位教养而易形成觉悟，传统儒家始终重视培养君子人格，将因身份地位教养而不易形成觉悟的小人作为教化的对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是君子愚民，而是民者冥也，生活的局限使其不需要知或者“其见仁道迟”；但只寄望于君相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终使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结不出期望的果实。资本主义的发展迸发出巨大的生产力，促进了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揭示了剩余价值。毛泽东在延安大兴调查研究和学习之风，他回忆：“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正是在研究和实践实际的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发现了“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才是“上帝”，是历史的创造者；如果儒家君子可以转化为共产党，就不再是因为他的身份地位和教养，而是因为他在社会实践中得到锻炼，勇于并善于向人民学习，成为了觉悟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人民中的优秀分子，“自觉地愿意受约束，就是承认党纲、党章，服从党的决议案，愿意自我牺牲”。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共产党，就是成为“愚公”，摒弃一切投机与取巧，抛开所有算计与名利，而自觉接受规律约束、按照规律办事，不怕牺牲，“挖山不止”，不断创造条件启发和帮助人民移除因阶级压迫和生活局限所造成的认知和实践障碍，促使群众觉悟，实现人民翻身，“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人民大团结、世界人民大团结的主张，并积极为此奋斗。而实现这一团结的组织基础，就是要有一个最有觉悟的共产党，这个党要深切地认识到自己的唯一宗旨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

在七大召开的前数月，一名普通的革命战士张思德，在普通的革命岗位上，为保卫人民的利益，献出了年青的生命；毛泽东知道后很难过，在追悼会上作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传统哲学讲觉悟，总是从勘破生死讲起，毛泽东也不例外，但他显然突破了传统的独断论或观念论，而将生死觉悟牢牢地筑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存，吾顺事；歿，吾宁也”。北宋儒者张载曾在今延安宜川县传道授业、教化民众，他从气化流行中体会到民胞物与，表达出传统中国最富有人民性的生死观。毛泽东不满足于此，他在对最喜欢称引孔子的国民党的道德观的批判中，深刻地指出，如果所谓知（理论）不出于唯物论，不根于客观事实，那么“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在为七大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经历的三次伟大斗争，即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中国共产党的显著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所赋予传统儒家“三达德”——知仁勇的崭新含义。传统儒家凝练出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理想，但从孔子以来，他们都几乎是单打独斗，只是靠自身的道德修为和人格感召，进入到“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的自然组织中，在君臣、父子、夫妇、师生、乡党、同年等人伦间操持，不可避免地从体会到的民胞物与的天地一体中跌落，甚至被统治集团所绑架而背离初心。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看到社会化大生产的趋势，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列宁从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中看到社会主义在单一国家胜利的可能性，创生了将无产阶级更好组织起来以催生并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先锋队理论和实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面貌，中国人民在实行三大作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了人民利益的一次次伟大斗争中，实现了空前的觉醒和团结。“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的政治共同体中重塑了生死的意义。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但新的政治共同体的生成却陷于难产。“盖政治者，一群民彝之结晶，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权衡也。民彝苟能得其用以应于事物之实，而如量以彰于政，则于纷纭错综之间，得斯以为平衡，而一一权其畸轻畸重之度，寻一至当之境而止。”不管是北洋还是国民党集团，他们都与没落的旧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大规模改造的动力、更没有自我革命的觉悟去彻底打倒使近代中国民彝不伸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势力。只有新生的中国工人阶级最具革命性和组织性，并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盟，当十月革命划亮新世界的曙光，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又在不断的革命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并领导了一直不断强大起来的革命军队，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强大的推动力量，民彝伸张而政治共同体重建才获得坚实的可能性。从革命队伍的宗旨谈到个人生死的意义，从觉悟生死轻重谈到不怕别人批评，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谈到五湖四海、全国人民，最后又回到队伍的责任和“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并用创生制度而“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结束全篇，起承转合间，毛泽东长期集聚的关于解放人民、建立新中国的思考，以简练的文字喷薄而出。

四

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尖锐地批判了关于中国革命发生的资产阶级的唯心历史观，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所谓的解决不了太多人口吃饭问题和输入了西方的新观念，才是中国爆发革命的根本原因。“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在中国造成了少数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也造成了多数的“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共产党宣言》昭示了获取资本主义产生的巨大生产力并超越资本主义的崭新天地，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东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崭新道路。中国革命曾长期在黑暗中摸索。“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恩格斯说：“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中国共产党人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唯物史观，不仅开始科学地分析总结古代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发掘和重建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革命性和建设性元素，使中华文明在一个扩大的世界和崭新的视野中获得连续性的发展；而且努力探索以中国革命为起点的现代中国的崭新发展道路，尝尽艰难困苦，付出巨大牺牲，中国共产党干成了一个又一个前无古人的大事。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2017年10月18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全国8900万党员庄严宣示：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

初心不改，使命必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还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创造出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