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天下”观与“后周鲁时代”的秦国

作者：佐藤将之（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博士，现为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东亚观念史、荀子等研究）

来源：《科学·经济·社会》，2021年第2期

摘要

本文旨在阐明《荀子》思想的特质和历史意义，而由此探讨其“天下”观和对当时秦国的看法。借此欲阐明《荀子》一书在战国时代周鲁两国已经不存在的政治情况下成形或出现于世的历史意义。本文先将荀子的“天下”观整理为如下三种特色：其一，荀子所构想的国家从头开始就是治理天下领域的国家。其二，在荀子“天下”观视野下的国家会经过其兴亡的动态。从正面的意义来看，原来只有“方百里”领土的小国理论上也能成长为治理天下的国家。其三，荀子在叙述周朝巩固治理天下的过程中赞扬周公的关键角色，并将他称为“大儒”。基于如上三点，荀子在观察秦国的现状之际，认为其威势和领土已经不必要再扩张，而极力鼓励秦廷聘用“大儒”或“聪明君子”来推行“义术”，即安抚天下诸侯和人民的政策。荀子一方面似乎认为实际上唯秦国具有在近未来能够治理天下的可能，但借由强调任何领土方圆“一百里”的诸侯只要聘用“大儒”也能够治理天下这一点，提醒秦君别错过聘用他的机会，否则聘用这样人才的其他国家会取代秦国的角色。

关键词：《荀子》；天下观；秦国；秦昭襄王；大儒

一、序论

本文欲阐明在战国时代最后时段周鲁两国已经不存在的政治情况下成形或出现于世的《荀子》和《吕氏春秋》两部著作的思想特质和历史意义，是其与秦国的关系之系列论考的第三篇。本篇的目标在于阐明《荀子》的“天下”观和荀子对当时秦国的看法。

为了展开此议题的讨论，笔者的第一篇论文《后周鲁时代的政治秩序：成为天子的秦王》探讨《荀》《吕》两书出现于世的历史背景，而在此探讨中笔者所关注的历史事实是，由于在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攻占西周而使整个华夏世界进入政治秩序核心权威不存在的“空位期”（interregnum）阶段。再者，在秦昭襄王的治世时期，尤其是经过前262至前260年长平战役的胜利，秦国独强的形势也已成定局。以此形势为主要背景，在周朝消失之后的秦王开始身为“de facto”（在现状中发挥实际权威功能）的“天子”而与其他诸侯互动[1]16-27。然而，当时周边诸侯并没有只因为周鲁的消亡和秦国独强这两个理由就心甘情愿要接受秦国的支配。鉴于此，笔者的第二篇《“周鲁时代”的终结与〈吕氏春秋〉的登场》则推论前240年代《吕氏春秋》的编辑是以“后周鲁时代”的中央权威空位之情形为主要背景进行的。换言之《吕氏春秋》一部书，除了描绘“后周鲁时代”治理天下的蓝图之外，也是为了将秦王的地位从“de facto天子”提升为“真正天子”，而向秦王和其朝臣提供他们日日可以实践的“行动计划”（action plan)[2]117-128。而且《吕氏春秋》所提出的治理天下的理论，对前240至前230年代秦廷的政策应该发挥了某种影响力1。

本文则接着如上两篇的问题意识和观察，关注以“后周鲁时期”为主要时代背景而出现于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荀子》，其对此世局以及当时国势最旺盛的秦国之看法。为了达成此考察目标，笔者以《荀子》的“天下”观为切入点进行探讨。正如在笔者过去不少论考中所阐述过的，由于在《荀子》的思想中原来就含有建立治理天下人民的国家之许多论述2，而在此理路上《荀子》的思想与《吕氏春秋》一样，与其他战国诸子的著作相比是要开创出“战国后”天下秩序的著作，是更为浓厚的中原世界将会一统的历史趋势影响之著作。

然而到此当我们设想“《荀子》志向于治理天下人民的国家之建立”时，也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荀子》在内容形成时期之前240年代并没有预料天下将由秦国来达成“天下一统”3。虽然秦国确实是当时中原世界最为强势的国家，但秦国本身也尚未“准备好”马上要以攻灭周边诸侯来一统天下。理所当然，荀子不但尚未知悉中原世界在此二十年后将会由秦国统一，更何况，在前240年代岂还能预料到此举将由他的弟子李斯来推行呢！再说，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荀子正在活动的时期——前250至前240年代——之政治和思想的情形。若我们将视点放在前250至前240年的华夏世界，荀子针对他所面对着的当时历史情况所深深感受的反而应该是当时天下严重分裂的状况，于是才要努力提出建立治理天下人民的理论，以便提供于有资格或者有志于推行此举的统治者。

鉴于如上问题意识，本文将主要探讨如下两个问题：第一，以《荀子》的“天下”观为切入点试图理解《荀子》对当时世局的看法。当我们仔细分析《荀子》中的相关论述时便能发现，荀子所指向的国家并非当时实际存在的诸侯国之样态，而是涵盖治理全华夏世界的“天下型”国家4。

第二，那么，就荀子对战国诸侯之间的实际势力关系之观察而言，在不久后的未来能治理天下的国家将会如何出现呢？荀子认为原有方百里领土之诸侯在理论上都有资格于将来成为其所构想的“天下型国家”之君王。其实，在进入秦昭襄王治世的晚年时期，荀子似乎也并没有否定在中原世界已拥有压倒性威势和广大领土的秦主未来能提升为“天下之君”之可能性。不过如下文所详论，荀子坚信，唯以秦国聘用“大儒”并与符合“义术”的施政前提下才能达成此究竟目标。其实，《荀子》提出这样“治理天下”的蓝图，与后来由秦王嬴政和李斯来实际推行一统天下的政策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总之，在许多学者的眼界之中，荀子思想的内容和意义通常与前221年由秦国攻灭周边诸侯国来达成一统天下的历史事件而被密切联想，笔者则先不预设此种联想，而借由专注前260年至前240年的时段中原世界的实际情况来探讨《荀子》治理天下的构想之独特历史意义。

二、《荀子》“天下”观的思想特色

在本节笔者先试图厘清荀子借以使用“天下”概念所要提出何种主张，以及此主张含有何种思想特色的问题。笔者对《荀子》中“天下”一词和与此类似的“四海”一词全部用法进行分析5，认为荀子“天下”观可分成如下三种思想特色：

其一，荀子所主要探讨的“国家”并非等于当时实际存在的诸侯国规模的一国，而是“天下型国家”的构成和运作。

其二，在荀子的“天下”观视野下，每个国家都可能经历兴亡盛衰的变化。从正面的意义来看，原来只有“方百里”领土的小国理论上也能成长为“天下型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在荀子的“天下”观之背后，在某一个国君所能达成的（荀子所提倡的）“伦理德目”和他所治理的“国家规模”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关函数”般的关系。这就是，国家的规模必然按照其国君实践伦理德目的程度而变动。荀子认为每一个国家经过这样的变化，若某一个国君能将他对伦理德目的实践提升为极大化，他的国家便能治理“天下”；相反地，若他的言行完全与此相反，其国家则将会灭亡。

其三，对荀子来说，治理“天下”的实践主体者当然为国君本人。不过若我们用心分析有关“天下”的论述便可发现，荀子在说明周朝的建立和得以安定的历史之际，除了周武王攻伐商纣王的故事之外，也赞扬在建立其“天下型国家”之际发挥关键的“协助功能”之周公，并将他称为“大儒”。其实，荀子之所以将周公归类于“大儒”的，还有另一个主张：未来由秦国来治理天下，必须经过聘用像周公和孔子般的“大儒”才能达成。

（一）其主要探讨对象并非诸侯国规模的一国，而是“天下型国家”

首先要澄清，这里所说的荀子所主要构想的“国家”并非等于诸侯国规模的一国，并非意味着荀子没有论述或忽略以“诸侯国”为基本单位的国家。不可讳言，在荀子的时代，实际存在的国家，甚至包括“周天子”所治理的领域都限于不同诸侯国自己所实际管辖的范围。因此，荀子在分析当时实际存在的统治者、国家制度、政策等问题时，所讨论的材料都是从当时诸侯国的情况来推想，并且荀子自己的对策方案所提供的对象也会是当时诸侯国内外实际存在的统治层人士。如此，在《荀子》的论述中于荀子活动当时的秦国、楚国、齐国等国家均成为荀子所要批评之对象。不过，如下所述，我们较为仔细地观察在《荀子》中对现有的国君、国家制度以及其运作等问题进一步谈及其未来构想时，即使荀子论述的开始是从秦国、齐国等的具体事例谈起，但在话题进入荀子所构想的理想国家时，其国家之人民、领土以及制度等构造都变成远远超越当时实际存在的诸侯国之范围。荀子所意向的这样“国家”之构造已不再是像当时所存在的诸侯国的型态：其“国家”具备着“天下型”的规模和构造。

众所周知，在现本《荀子》中的《儒效》以下《王制》《富国》《王霸》《君道》《议兵》等篇章中，荀子大力展开他对于当时的统治者、国家型态、政治社会制度以及其运作的问题之看法。不过，在荀子立论上耐人寻味的情形是，若我们关注相关文段中荀子如何使用“天下”一词的话，便能够发现，在这些篇章中荀子对理想国家的探讨比较少提及在个别诸侯国的层次上进行，而往往一口气以涵盖全“天下”的国家规模来进行其论述或对话。其实，在如上列举的六篇中，荀子所称为的“王”和“君”，除了他专向秦王或赵王等在对话中称呼对象的场合之外，基本上都系指“治理天下的君主”之意涵，所以我们比较容易得出在《王制》《王霸》《君道》三篇中的国家论和君王论本来就会向“天下型国家”的方向展开。相形之下，《儒效》和《富国》两篇中的论述则是从篇名中的“儒”“国”等用词来得知，通常会让我们联想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儒者对治理各个诸侯国的正面角色以及如何使某一个诸侯国达成富强的方策等议题展开。不过只要仔细看此两篇的全部内容，便可知荀子在大部分的文段中不断提出“天下型国家”的理想蓝图。

其中，耐人寻味的例子是《富国》的论述。在《富国》中荀子在表面上是对“一国”的论述，而在“天下”概念的引进后展开有关“天下型国家”的论述。换言之，此篇的论述可以说呈现出荀子政治哲学中从“一国”层次到“天下型”国家层次展开的一种动态。其中荀子从“天下视野”论述问题相当明显之例子是，在其反墨论的“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一句中，“天下”一词便出现两次。此论述开头与几乎最后的“故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一句可对照，借此荀子不但表示其坚信墨家的言论会让“天下”陷于贫穷，而且也暗示此篇的名称上“富国”之究竟目标为“富天下”，因而“富天下”也许可以说是此篇的实际主题6。

（二）“百里”之小国会能成长为“天下型国家”的动态

上面的论述暗示，荀子评论某一个国家的制度和运作的问题时，在背后似乎抱着理想“天下型国家”的一张蓝图。回到《富国》的“观国”之论述，在这一段的论述中荀子所要对比的架构是被“愚主”统治的某一个诸侯国和被“明主”统治的“天下”世界。根据荀子所说，由“愚主”统治的国家处于早晚会陷于灭亡的命运。因此，荀子在此理路上接着说“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其实，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一段的总结中还加上“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一句。乍看之下，此段的议题是“明主”和“愚主”的对比，那么在此段总结中荀子还提及“百里”小国是否能够生存的问题，会令人感觉有点突兀。然而我们只要理解在荀子的“天下”观视野下“百里”之小国与治理“天下”的国家在时间轴上会连续的这一点，我们便能够理解荀子在这一段最后“加上”百里小国也能独立生存的句子之理由在于，荀子的理路上有着倘若任何原本的小国由一位“明主”来治理的话，未来能成长为“天下型国家”之预设。

在整本《荀子》中，“百里”国家之君主最后能成为“天下型国家”的君主之用例大略有十条。其中较为代表性的例子是荀子提及商汤王和周武王一统天下的描述。《王霸》即说：“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7《仲尼》中的主角为自己尚未执行讨伐的周文王，《仲尼》即说：“文王载百里地，而天下一。”其实，就荀子而言，只要实践荀子所提倡的政策，此国君无疑能成为“天下之君”。“百里”在理论上为任何诸侯国都可以，因此《王霸》曰：“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

除此之外，在《荀子》中还有一种“仁人→十里→百里→千里→四海”句型的例子。《议兵》说：“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之听；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必将聪明警戒和传而一。”虽然此引文中并没有“天下”一词，但在文中“四海”可以与“天下”互换8。由于在此文段后还从《诗》引用“武王载发”一句，此“仁人”无疑系指周武王。

以上诸例在结构上所具有显著的特点是，“百里”和“天下”（或“四海”）构成一个组合，并且让读者理解在这些用例中“百里”的国家之预设是这些国家成为治理“天下”的国家。至少在荀子政治哲学的理论上，一个国家规模从“百里”开始，经过荀子所提倡之德目和政策的实践，拥有会成长为“天下型”国家的目标以及动态9。

那么，荀子“天下”概念构想下的国家含有必然会成长的动态这一点，具体以何种方式呈现于《荀子》的政治主张呢？到此我们关注的是与“天下”一起出现的丰富的动词：对荀子所界定的理想的统治者而言，“天下”自然成为可以“取”、可以“制”、可以“治”、可以“合”、可以“一”（齐一、调一）的对象。在整本《荀子》中“一（齐一、调一）天下”的句子多达13次（包含“壹天下”的用例则总共16次）。正如《墨子》“治天下”一词，其用例中也含有主语为古代先王或圣王的情况10，但荀子在主张“治理天下”的行为时，如“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非相》）的例子，进一步还关注未来有不同于周王之新帝王出现来实现的可能性，而这样的帝王与对“天下”只能“威动”的“五伯”具有明确的区别11。

到这里，我们也检验在其他战国诸子文献中所论述的情形。如上所述在《荀子》中大力提倡的，商汤王和周武王从一百（或七十）里的小诸侯开始最后成为治理天下之君的论述，在《礼记》（“大戴”“小戴”皆是）、《墨子》《老子》《庄子》，甚至《吕氏春秋》中都没有出现。引述内容和动机（提倡“商汤周文武之德”）符合《孟》《荀》的引述意涵之用例仅有《韩非子·奸劫弒臣》的“汤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为天子”12和《管子·形势解》的“古者武王地方不过百里⋯⋯立为天子，而世谓之圣王者”的句子而已13。其实，《韩非子》还有另一条例子。《五蠧》介绍周文王之“仁义”，即说：“古者大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然而韩非将此例子与徐偃王的“行仁义”相比较，竟借以举徐国最后被怕其扩张的楚文王讨灭的故事来主张“行仁义”并不会帮助某一国的强盛。

（三）周公的关键角色

在战国诸子文献的用例当中，治理或达成建立“天下型国家”的主体是如尧、舜、禹、神农、黄帝、商汤王、周文王等君主本人。相较之下，在先秦各家思想文献中，对周公的兴趣可以说并不大。除了儒家文献之外，特别以赞扬目的而引述周公故事者只有《墨子》和《吕氏春秋》而已。其实，在同为先秦儒家的文献当中，《论语》和《孟子》中对周公的赞扬只限定为他对周朝的协助角色，论及周公当天子的文献只有《荀子》和《礼记》而已14。若我们关注《荀子》中的相关论述，治理“天下”的理想统治者往往并没有与特定的人物联系，而以“圣王”“后王”“人师”等名词来加以一种“类型化”。不过可与此对比的情况是，荀子在“天下之君”相关的论述中，将周公也列为曾经治理过天下的君王之一，在具有“大儒之效”之小题目的文段中叙述周公也当过天子。《儒效》曰：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负扆而坐，诸侯趋走堂下。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

同样在《儒效》其他文段，与“天下”一词有关联，荀子也强调周公虽然“乡有天下”（曾经治理过天下），但后来将王位还给成王，因而“今无天下”15。在《荀子》中还有其他周公被列为君王的文段，譬如，《仲尼》曰：“文王诛四，武王诛二，周公卒业，至于成王，则安以无诛矣。”在《王制》的“以一国取天下者”小主题的论述中，荀子也借由描述周公的“南征而北国怨……东征而西国怨”举动，将周公看作达成“以一国取天下”的“古之人”之例子16。

不可讳言，在先秦儒家文献的相关论述中，通常能征讨周边（的暴君）的权限只在于从帝尧到周武王等“天下之君”而已。在此，周公的角色通常被限制于帮助文王和武王，或一时因为成王幼小而当了摄政的这一点。相形之下，在如上《王制》的“以一国取天下者”之用例中，荀子竟没有举商汤王或周文武王，而单独举周公的名字，而且大力赞扬他对“取天下”的功绩。

到此我们还有两点可以注意的。第一点是，荀子在如上相关论述中不但赞扬周公本人对巩固周朝治天下方面的贡献，还将周公之贡献称呼为“大儒之效”。换言之，荀子将周公归类于“大儒”（伟大的儒者）这样的category。其实，我们若检验在此后面的论述的话，就会清楚荀子将周公称上“大儒”的意图：将孔子和子弓两人也列为与周公同等水平的统治人才。不但如此，荀子借由勾勒出战国诸侯属“周公→孔子→子弓”的系谱要进一步主张“大儒”的再现于荀子自己生活的时代有急迫的需要。第二点是荀子提倡“大儒”需要的两场讨论之一，就是在他与秦昭襄王的对话中所提出来的事实17。关于荀子在与昭襄王的对话中提出“大儒”概念的重大意义将在下文再讨论。

三、《荀子》的秦国观

以上的探讨是《荀子》“天下”观的三种特点：那么，面对当时实际存在的战国诸侯，荀子认为哪一国的国君比较适合承担建立此种国家的重大任务呢？如上所述，荀子将未来能成为“天下之君”的可能性，在理论上全部开放给当时治理“方百里”以上领土的诸侯们。不过当我们仔细检验与此问题相关的论述时便能发现，荀子在近期未来治理天下的可能性之视野中提出此话题的时候，实际提及的国家则仅有秦国而已。下文，笔者将先整理在《荀子》中有关“秦”一词的用法和其多种涵义，之后从三个角度来探讨荀子如何看待秦国于近期未来之治理整个天下世界的问题。第一个角度是荀子自己亲眼观察当时秦国之评估；第二个角度是荀子针对秦国提升为“天下型国家”并治理天下领土和人民，应该要实践什么的问题；第三个角度是秦国为了达到此目标的“大儒”之关键角色。笔者将推测，荀子在《儒效》中描述“大儒”的角色时，实际上同时主张或建议“秦国为了将自己提升为能治理天下之国家的话，必需聘用‘大儒’”的这一点。

那么，我们在讨论荀子对秦国的观点之前先考察在其文本中“秦”字出现的情况。在现本《荀子》中“秦”字总共出现24次。除了其中一个用例是《臣道》的“苏秦”其人之外，其他23个用例系指我们所想的“秦”或秦国（请参看表1）。

在《荀子》中“秦”这个概念，虽然其涵义系指“秦国”或能称上“秦”的地区，而从此引起的形象并非彼此一样。譬如说，在表1中的（1)(5)(7)(8）系指广义的“秦”地区，而由此要表达“秦国（地区）”的、或“秦国出身”之意。在（22）《尧问》的“下遇暴秦”一句则似乎系指“（暴虐的）秦朝所治理天下的时代”之意，而就在此句中领土方面的意涵而言，此“秦”可能系曾天下一统时期（前221-前206）的“秦”。换言之，此句包含着从后代回顾秦世的负面评价。还有如（6)(20)(21）的例子系指“秦”的人民。而如（14）《彊国》“秦使左案左”中的“秦”字例子，则只以“秦”一个字就会系指“秦”的国君或朝廷。除此之外的十六条用例，大抵上系指“秦国”或“秦国的～”之意。

表1《荀子》中“秦”字的用例（除人名）

以上为在《荀子》文本中“秦”这个名称的用法。其实，在《荀子》中“秦”字的用法还有两个重要层面：其第一层面是，正如在《彊国》（16)(17)(18）的用例，荀子本人访问秦国，并以与秦相应侯范雎对话的方式叙述荀子本人亲自观察秦国之情况18。其第二层面则是，如个别在《儒效》《议兵》《彊国》三段落论述中展开的，荀子对秦国的现况进行评论。在这里，比较能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虽然荀子对秦国现况的评估含有正负两面，但若与他对楚国的评估只有负面的这一点情况来看，在当时还存在的诸侯国中，荀子似乎认为拥有近期未来能够治理天下可能性的国家则只剩下秦国。那么，基于如上“秦”概念用法的区别之理解，下文则将针对荀子对秦国的现况、如何将之提升为“天下型国家”以及该由何种人来担任其任务的三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荀子对秦国现状的观察

荀子大约在前316年出生，于前235年前后离世19。荀子在前238年由于楚国春申君黄歇遭暗杀而解职（退休），而由此推测，荀子本人的写作时期下限晚至前238年左右。在荀子的生涯中，秦国经过昭襄王（前325-前251）、孝文王（前302-前250）、庄襄王（前281-前247）以及嬴政（秦始皇，前259-前210）四位君主。若荀子活到前230年代，他的生涯自然经历过前254年秦国灭周一事，不过《荀子》却不像《吕氏春秋》那样载录如“周已灭”“无天子”等文字20，因而不得而知荀子针对周朝灭亡的这一历史重大事件本身具体如何思考；而在现本《荀子》中所载录的与荀子进行问答的国君只有昭襄王（文中为“秦昭王”）21。在《彊国》中则与秦相应侯范雎也进行对话22。若稍微进一步分析荀子对秦国的观点，针对秦主是否能于未来成为“天下之君”的可能性之问题，我们可以观察出负面批评和正面期待的两种不同态度。

在这里我们先看荀子对秦国的负面评价部分。在《荀子》一书中，荀子点出秦国的负面状况之评语并不少。关于秦的统治，如《议兵》中有“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埶，隐之以阸，忸之以庆赏，鰌之以刑罚”。荀子认为秦国对人民的统治相当严苛，只是他也似乎承认这样严苛的统治将“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的军事功绩带给了秦国，使其有了从孝公以来稳定一百年的历史。另外，在《儒效》荀子提倡“大儒”的两段中，将“大儒”的角色之一当作“调一天下，制彊暴”或“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荀子将在《儒效》中相当于“调一天下，制彊暴”一句的地方，于《王霸》的话则刚好写成“欲得调壹天下，制秦楚”23。若综合《儒效》和《王霸》的观点，荀子似乎将秦楚两国看作“彊暴”的国家。与此同时，荀子也尖锐地观察到当时秦廷朝臣的心理状态。在《议兵》与李斯之问答中，荀子将秦国的“心理状态”描述为“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24在同一文段中，荀子也提及秦国的军事力，荀子将当时几乎常胜的秦军竟然贬称为“末世之兵”。按照荀子的理路，只靠“末世”的国家理所当然不可能以“天下之君”的地位治理天下人民25。

那么，荀子对秦国的国力那样的低估是脱离现实的梦想或只是在谈理想的时候才顺便的修辞而已吗？笔者认为不是。因为荀子从其青年期到壮年期经过齐国从宣王到愍王的扩张和破灭26，同样作为当时强国的楚都也曾被秦军攻下27。而在前270年代，直接目睹当时非常强盛的齐、楚均遭到战败而国势快速衰退，在荀子的眼界中，秦廷也常有对“天下之一合而轧己”的恐惧感是相当有实感的。

然而，与此对照，在《荀子》也有对秦国评价很高的论述。其中学者比较熟悉的是在《彊国》中荀子向秦相范雎的“入秦何见？”提问之回答28。荀子从“固塞险”到“听决百事不留”举总共六项秦国的优点，甚至也称赞为“治之至也，秦类之矣。”不过荀子举其缺点时，点出当时秦国“殆无儒”的状况。其实，这一句话是对秦国很强烈的讽刺：因为按照荀子在《儒效》与秦昭襄王对话的逻辑，荀子所界定“彊暴”的国家（暗示秦楚）终会被拥有“大儒”的百里之国家所“制”或“笞棰”。关于在与秦昭襄王的问答中荀子提倡“大儒”的重大意义，我们将在下文再探讨。

（二）荀子认为秦国该如何成长为治理天下的国家？

荀子清楚地理解：在国内治理和对外军力两方面都展现压倒性实力的秦国还“諰諰然常恐”的理由，就是当时战国诸侯们并没有心甘情愿地服从秦国29。在此情形下，秦国即便如同之前继续进行攻掠他国本身的军事行动，也绝对不可能产生六国诸侯和天下人民甘愿地向秦王服从之心。因此荀子坚信：秦主为了将自己提升为真正天子来治理天下诸侯和人民的话，需要以与过去秦廷采用的靠军事力量推行扩大领土的政策方针（“力术”）完全不同层次的原理（“义术”）来与天下诸侯和人民互动。这样的思维理路可以在《彊国》如下的文段中观察出。我们按照此段论述中的理路勾勒出荀子向秦国提出的政策建议之方向。

首先在《彊国》该文段的开头，单刀直入地点出（荀子在其发言时的）当今秦国正在面对的问题。荀子说“力术止，义术行，曷谓也？曰：秦之谓也。”接着荀子说明当时的秦国在其国势威力和领土范围上，或多或少均已经达到了在战国诸子的心目中具代表性的古代圣王所曾达到的程度。荀子先指出当今秦国威势已超越商汤王和周武王所展现的威势。荀子即曰：

曷谓乎威彊乎汤武？汤武也者，乃能使说己者使耳。今楚、父死焉，国举焉，负三王之庙，而辟于陈蔡之闲，视可司闲，案欲剡其胫而以蹈秦之腹，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雠人役也；此所谓威彊乎汤武也。

那么，当今的秦国所统治的领土如何？荀子说秦国的领土已经比帝舜和帝禹所曾经治理过的范围还要大。荀子曰：

广大乎舜禹……曷谓广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诸侯也，未有过封内千里者也。今秦南乃有沙羡与俱，是乃江南也。北与胡貉为邻，西有巴戎，东在楚者乃界于齐，在韩者踰常山乃有临虑，在魏者乃据圉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其在赵者剡然有苓而据松柏之塞，负西海而固常山，是地徧天下也。

正如上述引文所说，荀子自己也承认秦国的领土已经扩张至全天下。然而，荀子同时也指出说：“然而忧患不可胜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力术止也。”也就是说，荀子认为哪怕秦国当今的威势已经达到商汤周武的程度，哪怕其领土甚至达到比帝舜帝禹还要广大的程度，只要继续采用以武力来夺取他国领土而展现其国势的方式（即“力术”），秦主和其朝臣便永远无法克服害怕其他诸侯国组成合纵来攻灭它的恐惧感。而且荀子借由在这一段中两次使用“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一句来强调秦国光靠“力术”的现况要治理天下人民实为南辕北辙的一厢情愿，这是因为“力术”只会不断引起其他诸侯和人民对秦君的仇恨。按照此逻辑，秦国的领土越大，恨怨秦国的诸侯和人民也越多。

那么，为了让秦国脱离“力术”所造成的“困境”，荀子所大力提倡的“义术”之具体方案是什么呢？荀子的回答是“节威反文”。而且为此必须要聘用“端诚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因与之参国政”。到此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荀子在后一句说“参国政”，但在其前一句竟说要让其君子“治天下”。不可讳言，此段政策立言无疑是针对秦廷来发出的，在此荀子使用“治天下”一句，这意味着，荀子认为只要秦国聘用荀子所称之“端诚信全之君子”的话，他所提倡的“义术”也将会实现。其实，荀子继续说明此君子所推行的政策之纲要就是：“正是非，治曲直，听咸阳，顺者错之，不顺者而后诛之。”假设这样的政策在秦国实现，则将会达成“兵不复出于塞外，而令行于天下矣。”再度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荀子又使用“天下”一词。显然，荀子在这一点所论述的内容就是秦国如何让天下的诸侯和人民服从于秦。不可讳言，荀子在提及“兵不复出于塞外”一句就意味着：在秦国不再出兵的前提下，周边诸侯还会服从秦廷之可能（或期待）。到此，荀子甚至提出秦国的“义术”落实对天下之互动的预设：荀子即说“虽为之筑明堂于塞外而朝诸侯，殆可矣”，也就是说，到时秦王将会有资格建筑“明堂”30。荀子如此允许某一个国家的朝廷内建筑明堂，等于说他允许这一个国家可以向天下宣示他成为了“天下之君”。

如上所述，荀子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具体针对任何其他国君表示能成为“天下之君”的可能性；与此对照，在《彊国》的这一段中，荀子不断向秦廷表示秦国未来会“治天下”的期待，甚至还说出建筑明堂的可能性。这意味着荀子在撰写这一段的时候，已某种程度倾向于思考在当时所存在的战国诸侯中，秦王处在最接近于实际成为“天下之君”的位置。荀子对秦国这样正面的看待，是与以嘲笑的口气谈论拥有六千里的大领土，但被“雠人（秦国）役”的楚国大相径庭的31。

然而，笔者要再次强调：荀子在这里叙述秦王的未来是唯有在达成荀子所列举的政策之假定下才会实现。荀子也两次以“諰諰然常恐”般相当严厉的话语来叙述当今的秦国绝对无法安逸面对世局的情况。毕竟荀子撰写此一段的可能时期应该离齐愍王“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的前284年并不远32。鉴于过去历史经验，无论其领土多广，其兵力多强，或过去战役获得多少胜利，倘若只靠这样的“力术”，与要将这样的国家之君主提升为治理天下之君的境界，尚有巨大的距离。

（三）“大儒”是将秦王提升为“天下之君”的关键角色

如上在《彊国》所述荀子论述之主题为“秦国”，只是此文段并非对话式的体裁，我们无法得悉荀子是否是面对秦国朝廷的最高人物而提出来的。而且在此段中，为了将秦国提升为能治理天下之国家时可以看到“君子”之重要性。不过在此《彊国》的文段中，荀子仅将此“君子”的属性界定为“端诚信全”的人这一点而已。与此相关，荀子在《彊国》的另一段内容针对秦相应侯范雎“入秦何见？”的提问，在对秦国情况举出多达六项的优点之后，提及“殆无儒”的缺点（“秦之所短”）。荀子的用意在于向秦相范雎主张聘用荀子所说的“儒”人才之需要。按照此论述的理路，荀子认为当时已经拥有所谓“威彊乎汤武，广大乎舜禹”的秦国唯一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聘用“君子”或“儒”。那么，在此荀子提倡聘用的“儒”是何种人才呢？

在荀子的观察中，秦国既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国内的治理，其下一步的国家目的应该在于治理天下领土和人民，而且秦国的威势实已超过商汤王和周武王，其领土也比帝舜和帝禹曾经治理过的范围还广大。在此情况下，秦国下一步所要追求的国家目标则应该与之前不同才对。这就是荀子在《彊国》中强调秦国要采用“义术”的关键，因此，秦国所要聘用的“君子”（即“儒”）就是能为秦君躬身实践此“义术”者，也就是说，非得如同周公、孔子、子弓等“大儒”莫属。

其实在现本《荀子》中，“大儒”的用例并不少，总共有14例。除《成相》的“世之愚，恶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一句之外，其他用例全部都在《儒效》中出现。如上所述，在《王霸》和《儒效》中有彼此原本应该阐述一样想法的文段，而其中在《王霸》“欲得调壹天下，制秦楚”的部分，在《儒效》中则是说“调一天下，制彊暴”33。由于在《王霸》中此段的主语为“君子”，而在《儒效》中则是“大儒”，所以在荀子的思想中，在《彊国》荀子向应侯范雎所建议聘用的“儒”、在《王霸》和《彊国》荀子所提倡的“君子”以及如下所述《儒效》中荀子反复提及的“大儒”之三者之间，是可以互为替用的。只是“大儒”一词的用例几乎只在《儒效》中出现。因此，下面我们将按照《儒效》的内容来试图厘清荀子向秦廷极力建议要聘用的“大儒”之四点特色。

第一点是关于“大儒”的政治地位。如上所述，在《儒效》首段荀子对能成为“大儒”的具体人物之描述是“乡有天下”（曾经治理过天下），而“今无天下”（将王位已还给成王）的周公。其实，在《儒效》后面以“人论”为小题的文段中将“天子三公”的“大儒”与“诸侯、大夫、士”的“小儒”做出明确区分34。在此荀子的意涵是，“君”和“臣”都可以归类于“大儒”。不过正如在《儒效》中与秦昭襄王问答的例子所示，荀子不可能推荐要取代昭襄王王位的人物。因此，在这里荀子所要提倡的“大儒”主要系指在朝廷中能占得最高地位的人臣。

第二点是就“大儒”概念所包含的“天下”意涵的情形而言。在我们理解荀子“大儒”概念的用意时，同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荀子以“大”字来形容的“儒”系指能够治理天下的儒者之谓。这一点与在《彊国》中荀子主张“端诚信全之君子治天下”中的“君子”之用例相呼应。因此，当荀子提出“大儒”的概念来讨论问题时，其主题应该并非只是一个诸侯国的国内问题，而是专门针对如何治理天下的问题。从这样的角度来重新思考荀子在《儒效》对昭襄王和在《彊国》对应侯范雎所讨论之主题的话，从荀子所关注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秦国未来治理天下的问题。

第三点是关于“大儒”之能力。如上所述，在《荀子》的“天下”视野中，只要有方“百里”之领土的诸侯其实都拥有最后成为“天下之君”的资格，通常是将商汤王、周文武王等三位描述为从“百里”的小诸侯成长为“天下之君”的例子。不过，在《儒效》中荀子有多达三个地方，将“大儒”反复描述为能辅助国君从“百里”小国的国君提升为“天下之君”的具有超级能力的人。《儒效》中的三例为如下：

(1）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调一天下，制彊暴，则非大儒也。

(2）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是大儒之征也。

(3）故人主……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

再说，如上三例之间共同的论点是：“大儒”的能力不但能“调（齐）一天下”或“一朝而伯”，还能够将“百里”小国（并不特定）的君主在三年内提升为“一天下”的君主。与此类似的理路，荀子在《议兵》中也提及一个国君聘用“仁人”的例子：假设一个国君能聘用“仁人”来统治仅仅十里之国，就有能达成治理百里之国的效用，随此推理，假设此种仁人受到千里之国之邀，他能达成将他的国君提升为统治“四海之听”的统治者，即是治理天下人民的统治者35。

第四，那么荀子要极力劝秦国聘用的“大儒”是何种人呢？其实，即便荀子大力赞扬，但若他只说推荐聘用像周公、孔子那样的人才，却无法推荐当时实际存在人物的话，从秦王的立场来说，荀子的主张就只是个修辞（rhetoric）而已36。秦昭襄王的究竟关怀就在于秦廷到底实际要聘用哪一位儒者，谁能达成荀子所描述的“在三年内调一天下”的大功呢？众所周知，在《儒效》中，除了周公之外，还举了孔子和子弓两人37。不用说，孔子在荀子当时已成为历史人物，而子弓的名字则在战国时代其他文献中并不出现，因而暂且不谈。主要依照荀子的口气来判断，子弓也亦非是在荀子活动当时的儒者。

荀子不远千里赴秦廷且好不容易能够见到秦昭襄王，并与昭襄王谈论到人事的话题。因为处在战国末年的阶段，“周公和孔子皆为天下贤人”这一点在当时应该很少人会怀疑，作为实际人事问题的讨论，荀子对周公、孔子等人的赞扬几乎没有具备实际意义。换言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假设荀子只能向昭襄王赞美周公和孔子，但却仍无法实际将像“大儒”般的人才推荐给昭襄王的话，此次面谈本身看起来也会相当不实际。因此，当时秦国朝臣所想知道的，应该并非周公和孔子是否为贤人这一点，而是当时实际存在的士人中谁与周公和孔子的人格和能力接近的问题上。不过在《儒效》的相关论述中，读者还是无法得悉在荀子生活的战国末年当时，他认为像个“大儒”的士人到底是谁。

尽管如此，荀子一方面以那么大的口气向秦昭襄王提倡一个国家聘用“大儒”的大效果，但另一方面荀子却没有特定点出当时具体哪些人可称得上是“大儒”这样的人才。换言之，在与秦昭襄王的下问中，既然荀子自己对范雎说秦国没有“（大）儒”，且在获得向昭襄王谈到人事问题的机会时却又无法推荐具体人才的话，昭襄王也只好听一听便罢了。荀子不可能不懂此逻辑。反过来说，从《儒效》的相关问答中荀子的发言，我们无法看出具体推荐的人名应该是有原因的。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想出如下五种可能的情况：第一，在当时的语境中，荀子只要向国君们提倡“大儒”之必要的话，就会由他们的朝臣来解释为是荀子自荐仕宦于他所游说的国家。第二，在《儒效》中荀子的确有自荐之意，但荀子也考虑到万一秦廷并不聘用他，反而有被拘留的危险，因此就像叙述别人的事情般阐述聘用“大儒”的功效。第三，荀子和秦昭襄王的问答本身是直到荀子过世之后，由他的后学们所编出虚构的故事38。第四，荀子在与秦昭襄王的问答时，实际上荀子在赞扬“大儒”之后向昭襄王推荐自己，但遭到其后学将此部分删除，以意图呈现出荀子并没有向具有“暴国”形象的秦国求职39。第五，荀子确实如现本《儒效》的内容般向秦昭襄王提倡“大儒”的伟大，而这样的主张专门是为了批评秦国的政治或秦国对外政策的问题之意图下而提出来的。只是因为我们和此场问答的历史舞台之间有着两千两百多年的时间距离，只靠几百字的相关论述来试图解读文意，还是难以推测荀子大力提倡“大儒”的意图何在。

同样地，我们也无法得悉荀子的“大儒”论实际以如何方式阐述出来。如《儒效》所叙述的场景般，荀子真的是在秦昭襄王的朝廷向昭襄王本人提倡？还是荀子自己撰写的，或是向弟子们讲授的？又或是由他的后学根据荀子见过秦昭襄王的传说而将此“大儒”论放在荀子见过昭襄王的故事中呢？

虽然目前我们对荀子“大儒”的提倡之意图和场合的理解相当局限，假设我们将在整本《荀子》中针对秦国的评估和荀子对“大儒”的提倡综合分析的话，至少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如下的情形：荀子一方面理解秦国的强盛并非偶然，秦国借由其法制和军制的推行扩张了当时其他诸侯国无法对抗的强大国势，而且荀子亲眼观察到秦民比他所想象得要朴素，衙门的官吏们之做事态度不但很有效率，其人品也相当公正；不过荀子另一方面也清楚认知到，目前秦国所需要加强的部分绝不在于再提高威势或增加领土的问题上，而是在于关注如何让天下人民对秦廷心甘情愿地服从之问题。荀子则坚信当今秦国朝廷的问题就是对于推行这样政策的人才──“大儒”──之缺乏这一点。

到了本论最后之部分，笔者也欲提及荀子在《儒效》中的“大儒”论和相关篇章中论述的另一个含义：此论述可能假设为秦廷并不采用“大儒”情况的警讯之方式发挥其思想功能。荀子对秦国的警讯，在与《彊国》的“大儒”论非常类似的《王霸》之“聪明君子”论中保存。为了行论的方便，我们先看《儒效》的“大儒”论。荀子曰：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无舆马则无所见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无弓矢则无所见其巧。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无百里之地，则无所见其功。舆固马选矣，而不能以至远，一日而千里，则非造父也。弓调矢直矣，而不能以射远中微，则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调一天下，制彊暴，则非大儒也。

在引文中，驭马的“造父”、善射的“羿”和“调一天下”的“大儒”三者被并列。值得注意的是，荀子主张，倘若“大儒”聘用于“百里之地”就会能达成“制彊暴”之功效。其实，在《王霸》中也有与此内容类似的文段。《王霸》曰：

羿、蠭门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驭者也。聪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埶从之，人不服而埶去之，故王者已于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则莫若羿、蠭门矣；欲得善驭，及速致远，则莫若王良、造父矣。欲调壹天下，制秦楚，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致大，甚易处而綦可乐也。故明君以为宝，而愚者以为难。

除了《王霸》将《儒效》中“大儒”的部分写成“聪明君子”之外，其论述理路大致上一样。特别是此“聪明君子”还会“调壹天下”的句子也几乎完全一样。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其后面的一句，荀子竟然主张，君子辅弼的这个国家可以“制秦楚”两国。随着此条理路，在《儒效》中也主张“百里之小国家也能控制如秦楚那样的大国”。理所当然，《儒效》的主张在与秦昭襄王的对话中被说出来的话，荀子或许避免了将“秦楚”直接看作被讨伐的对象。就其警讯意义的重要性而言，在荀子的理路上，《儒效》的“大儒”也好，《王霸》的“聪明君子”也好，若没有受聘于秦楚而受聘于其他的国家的话，像秦楚那样的大国也势必将被聘用“大儒”或“聪明君子”的国家所控制。更何况，如上所述，荀子多达三次主张能聘用“大儒”的“百里之（小）国”就会成长为“齐一天下”或将“天下为一”的国家。由于当时战国保存的其余六国之领土都还拥有百里以上，这意味着：当时任何诸侯国若能聘到“大儒”或“聪明君子”的话，秦国早晚也一定会陷于此国家的支配之下。

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荀子在会见秦昭襄王和范雎之后，似乎并没有受到聘用，而在前256年被征服鲁国的楚国春申君黄歇受聘为兰陵令。虽然《荀子》中没有说出“大儒”为荀子本人40，我们还是好奇问一问：假设楚国将荀子授予与春申君同等甚至是以上的职位掌管楚国之政的话，是否能够在三年内“笞棰秦国，齐一天下”呢？当然我们知道，从历史结果来看楚国到最后并没有达成“齐一天下”的大功，但司马迁留下了一句话：春申君聘用荀子的楚国在此段时期一时“复彊”了41。

由是观之，荀子本人，身为在中原世界中鲁国故土这样地方的县令而为楚国服务。荀子这样的存在，如《王霸》的“聪明君子”般，应该针对秦国要推进“力术”的意图发挥了某种遏制作用。在此意涵上，荀子虽然没有帮到楚国达成“调一天下”的程度，但至少在他任职的期间由于能使得楚“复彊”，他确实以某种程度达成了为楚国“制秦”的目标。

最后笔者也想提及司马迁的另一段记载。他说李斯向荀子学习了“帝王之术”42。而且在对李斯的赞语中，司马迁在批判他于秦始皇驾崩之后的所为之同时，最后竟曰：“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我们无法得悉荀子有没有在李斯的素质中看出“大儒之器”的人格和才干，也无法得悉李斯本人从荀子学到何种程度的“大儒”内涵，然而在司马迁的评价中，李斯正如在周朝建立时的周、召两公一样，竟然被看作“秦国的周、召两公”。就这样，从秦国究竟国家目标的达成度来看，李斯或许可称得上是“秦国的大儒”。在此意义上，荀子的思想和行动确实应该是对后周鲁时代的前240年代之秦楚两国的动态，发挥了某种程度的作用43。

四、结论

本文借由关注在《荀子》的“天下”观和其对当时秦国的看法，试图呈现《荀子》思想的历史意义：《荀子》就是在战国时代周鲁两国都已经不存在的政治情况下成形或出现于世，并且其论述内容是当时在战国诸侯当中已占独强国势的秦廷，以秦国将来会治理天下为其视野的前提来进行问答。本文主要构成两部分：

在本文前半，笔者将荀子“天下”观的思想特色整理为如下三点：其一，荀子在其论述中所构想的国家并非当时实际存在的一国规模之国家，而从头就是治理天下的国家。其二，在荀子的“天下”观视野下的国家会经过其兴亡的动态。从正面的意义来看，原来只有“方百里”领土的小国理论上也能成长为治理天下的国家。其三，荀子赞扬周朝在巩固治理天下的过程中周公之关键角色，并将他称上“大儒”。

在本文的后半则基于如上三点，考察荀子的秦国观，具体而言，荀子如何观察秦国正反两面的现状？秦国为了治理天下推行何种政策？为了贯彻这样的政策，建议聘用何种人才？首先，在荀子观察秦国的现状之际，针对其国内情况和在中原其他国家的国力之比较，指出秦国的威势和领土已经不必要再扩张，而秦国真正需要推行的政策则是推行“义术”：即安抚天下诸侯和人民的政策。据此，荀子还进一步主张只要秦国推行“义术”，则在近未来能够治理天下。但荀子同时指出，这样的政策应该由被荀子称呼为“大儒”或“聪明君子”这样的人才来推行。在此荀子强调的一点是此“大儒”拥有让“一百里”的小国能够提升为治理天下之国的卓越能力。荀子借由强调这一点，一方面鼓励秦君聘用“大儒”般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提醒秦君，若这样的人才由其他国家所聘用，则秦国将被聘用他的国家所控制。其实，与此论点相关，令笔者想起的事实是，秦国在嬴政即位的前247年，在河内战役中被五国合纵联军击败，而此后秦军由于坚闭函谷关而好不容易防御五国联军的进攻。此种打败秦军的五国联盟是由具有卡里斯马型（Charismatic）领导人的魏信陵君无忌领导所组成的。虽然荀子的“大儒”或“聪明君子”应该早在秦昭襄王时期——也就是在河内战役之前——就已经提出，但在前240年秦国在中原独强的情形下，如信陵君般卡里斯马型人物在中原世界的反秦潮流中一登场，五国“制秦”的状况果然真的发生了。由此观之，荀子对聘用“大儒”而改变现状的主张，实为并非完全悬空无据的想象44。

总而言之，荀子对当时世局的态度，历来往往被与前221年由秦王政和李斯所达成的大一统情形联想起来。换言之，学者通常试图在荀子“天下”观和秦王政、李斯所实际推行的“天下一统”政策之间要看出理念上的连续性45。的确，荀子期盼中原世界在不远的未来能达成“调一”或“齐一”的状态，而李斯不但推行“天下一统”的政策，而且将之比荀子所构想过的“齐一”程度还要更为彻底地“推进”。不过，如本文所阐述，荀子原来所构想由秦国治理天下的模式是维持广大秦国和周边诸侯国之间的间接支配天下人民，而李斯所推动的“一统”政策则是将全部的周边诸侯消灭之后来治理天下的实际情形。笔者认为在此两者之间，正如两者对新的世界个别称呼为“调（齐）一”（荀子）和“一统”（李斯）般，其“一”的内涵实为相当不同。而且特别以其达成此“一”的方法来说，荀子提倡安抚的方式与李斯直接动武相比，两者的理念之间实为存在着格格不入的对立点。

注释
 
1关于这一点，因为秦国直到前230年并没有发动真正要攻灭掉周边国家的战役，而且正如《韩非子》的《初见秦》和《存韩》的论述中所探讨的议题就是要不要让韩国存续这一点，秦廷大概到前230年代最后一两年基本上仍以“间接支配周边诸侯和天下人民”的模式来与对外诸侯互动。请参见佐藤将之《后周鲁时代的政治秩序：成为天子的秦王》一文。
 
2笔者在过去研究著作中，以“统治天下人民的帝王”“天人之间的帝王”“教化人民的帝王”“具备神明的帝王”以及“效法天地秩序和体现文明秩序的帝王”等五方面来试图论证荀子如何勾勒出统一天下后的天下之君之新的蓝图。请参阅佐藤将之：《荀子礼治思想的渊源与战国诸子之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年。
 
3“一统天下”一句在李斯的如下发言中出现。《李斯列传》曰：“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贤，由竈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司马迁：《史记》，《四部备要·史部》，卷八十七，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6年，第2页。）这一点暗示荀子所志向的一种“一统”只系指在中原世界建立当时存在的战国诸侯之间新的天下秩序之谓，与秦王嬴政和李斯后来所达成的“一统”的过程和结果大不相同。详见下文讨论。
 
4“天下型”国家一词为渡边信一郎所提倡使用的概念。渡边借由这样术语的提出来试图界定历代传统中国王朝天下观的特点。具体而言，渡边主张，在王莽篡位之后历代王朝的世界观能够以“天下型”国家一词来理解各代王朝在认知周边世界以及对外关系之际的意识形态。请参见渡边信一郎：《中國古代の王權と天下秩序》（东京：校仓书房，2003年），第68-70页。在本文所使用的“天下型”国家的主要涵义则在实际上也好，理念上也好，是要能够治理整个“华夏文明”全部人民的国家。
 
5关于在《荀子》和《吕氏春秋》中“天下”和“四海”两词之全部用例的详细分析，请参阅佐藤将之：《〈荀子〉和〈吕氏春秋〉的“天下”概念：“后周鲁”时代对世界秩序的构想》，《文与哲》2020年第37期，93-144页。本节的探讨是根据该文中专对《荀子》“天下”论的思想意义部分之论述，经由笔者再整理后提出。
 
6若看《富国》其他的例子，在“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一句后面，荀子提出“故先王明礼义以壹之”“潢然兼覆之”等论点，而且在此部分的最后则明确说“爱而不用也者，取天下也”。还有在“凡攻人者，非以为名”一句的后面，荀子也主张“仁人之用国”会有达成“天下莫之能隐匿也”之效果。在这些论述中荀子从“天下”视野来论述“国家”层次的问题这一点是无疑的。
 
7与此类似的句子还有两例。一例是同样在《王霸》中的“故汤以亳，文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另一用例则是《议兵》的“古者汤以薄，武王以滈，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
 
8在《荀子》中系指“天下”意的“四海”的用例也相当丰富（将近20条），如《解蔽》的“生则天下歌，死则四海哭”中，“天下”和“四海”可以完全互换。
 
9到此，令人想起的情况是，《孟子》中也有“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梁惠王上》）等例子。不过，若我们仔细比较《孟》《荀》中出现的全部用例中之用词和内容，便能够发现，在《孟》《荀》引述此“百里之国”的故事之论述的前提和脉络之间也有两点的巨大差别：第一，孟子对于“百里之国”的国君实际上是否能取天下这一点并不乐观。譬如，在《梁惠王下》中孟子将规模相当于“方五十里”的滕国描述为“善国”，但针对其国君能否当“王者”时，则指出在当时的国君需要“为善”的前提下，还要等到其“后世子孙”。第二，《孟子》谈理想国家的境界时所提出的“施仁政”“为政于天下”“朝诸侯”等主张内容也不会超过一个诸侯国层次能实行的政策范围。相形之下，荀子则在阐述理想的国家社会制度和政治运作的时候，表面上似乎是谈诸侯国，但其主语往往是“天下之君”，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提倡天下一统后的“天下型国家”蓝图。毕竟，孟子在使用“可以王”或“定于一”语词时，与其充满信心的口气相比，其主张的实际内容不会超过修辞性（rhetorical）意义。
 
10在整本《墨子》中“治天下”一词出现30次。乍看之下其数量并不少，但其大部分的主语为先王或“古圣王”，如“是故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尚贤下》）。
 
11《王霸》曰：“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彊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
 
12由于此句后面有“故有忠者，外无敌国之患，内无乱臣之忧，长安于天下，而名垂后”，此“百里”的例子则是为了提倡“忠臣”的重要。
 
13若只是强调商朝和周朝从小领土开始的脉络的话，还有《商君书·赏刑》的“昔汤封于赞茅，文王封于岐周，方百里”一句。
 
14《文王世子》和《明堂位》以“践阼而治”“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等句子叙述周公担任过天子的角色。《礼运》的作者对“小康”的说明中则将周公也列为“未有不谨于礼”的六位“君子”之一。其他君子为禹帝、商汤王、周文、武王以及成王。
 
15《儒效》：“周公无天下矣；乡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也；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变埶次序节然也。”
 
16《王制》：“故古之人，有以一国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修政其所，莫不愿，如是而可以诛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
 
17在这里我们不需要问此场荀子和秦昭襄王的对话是否实际进行过，还是由他的后学们制作的虚构故事这一点。重要的是，荀子将“大儒之效”的论述在他与秦昭襄王的对话中提出来的事实，这同时也暗示，荀子或记录（撰写）该文段的作者认为“秦国所需要的就是‘大儒’”这一点。详参下文。
 
18不可讳言，我们也不能确定在《彊国》此段内容是荀子当时的话语真实记录之文段，还是由荀子后学将荀子或其后学对秦国的形象借以荀子“旅秦记”的方式所论述的。不过，此描述内容本身为关于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情形这一点是无疑的。在这一段的前半内容中，荀子按照当时战国诸子共同注重的“治乱问题”角度正面评估秦国治理的实际情况。关于其在后面荀子说出“殆无儒邪！”一句的意义，请看下文。
 
19关于笔者对荀子生平事迹的看法，请参阅佐藤将之：《荀子生平事迹新考》，《临沂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32-41页。
 
20(1)《谨听》：“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彊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
 
21《儒效》“秦昭王问孙卿子曰：儒无益于人之国？”一段的相关记载。
 
22《彊国》“秦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以下的一段。
 
23以造父和羿来开始论述的《儒效》和《王霸》两段中的“制~”的宾语有“彊暴”（《儒效》）和“秦楚”（《王霸》）两种，之间差别的思想意义，请看下文。
 
24此话也在《彊国》中出现两次。但从《议兵》对秦“末世之兵”的描述联想到“桀纣”的败战，《彊国》中秦国则被描述为“威彊乎汤武，广大乎舜禹”。
 
25《尧问》中也有“下遇暴秦”一句。不过此句应该是荀子后学所发出的。
 
26譬如，《王霸》的“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愍、宋献是也”和“綦之而亡，齐闵、薛公是也”，以及《议兵》的“燕能并齐，而不能凝也，故田单夺之”。
 
27《仲尼》的“楚六千里而为雠人役”；《议兵》的“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然而秦师至，而鄢郢举，若振槁然”；以及《彊国》的“今楚……辟于陈蔡之闲，视可司闲，案欲剡其胫而以蹈秦之腹，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雠人役也”。
 
28在近年的研究中，余治平专对在《彊国》中荀子对秦国的观察进行相当详细的分析。请参阅余治平：《“荀子入秦”：何以成为一个文化事件？--儒者直面法家治理的精神体验与思想评判》，《孔子研究》2019年第6期，第5-18页。
 
29尤锐的研究尖锐地分析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的秦周关系以及战国时代周边诸侯和其人民的“反秦”情绪之问题。参见Yuri Pines（尤锐）：“The Question of Interpretation:Qin History in the Light of New Epigraphic Sources”(Early China,2004,No.29,pp.1-44）。
 
30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梁惠王下》）
 
31耐人寻味的是，在《春申君列传》载：“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彊。”此处司马迁暗示，春申君请荀子担任兰陵令，是楚国暂回势的主要原因。
 
32《王霸》曰：“齐闵（按，愍王）、薛公是也。故用彊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緜緜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彊、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它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
 
33以造父和羿来开始论述的《儒效》和《王霸》两段中的“制~”的宾语有“彊暴”（《儒效》）和“秦楚”（《王霸》），之间差别的思想意义，请看下文。
 
34《儒效》：“人论……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
 
35《议兵》：“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之听；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必将聪明警戒和传而一。”
 
36在《儒效》中，“大儒”的能力也与御者造父和射人羿相类比。不过，这样类比也只是增加修辞上的效果而已。
 
37《儒效》：“……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除此之外，荀子在〈儒效〉与秦昭襄王的问答中，虽然并没有使用“大儒”一词，但以仲尼列为荀子所赞扬为“儒”的人才之主要例子。荀子曰：“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踰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
 
38就算此问答本身是由荀子后学所编出来的虚构故事，但因为在现本中有许多与此段类似的主张，我们也不需要推断说连在此荀子所说的回答内容及主张的内容也是由荀子后学所想出来的。
 
39《尧问》的作者（非常崇拜荀子的后学）称：“孙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天下以愚。”此句暗示荀子拒绝了仕宦。由于该篇的作者在自己读《儒效》与秦昭襄王问答的时候，应该已有对秦国“暴虐国家”的印象，如《尧问》作者般的后学有可能将荀子积极为秦国仕宦之可能性的文字从现本《儒效》的内容中删除或“调整”。
 
40不过众所周知，在《尧问》中，荀子后学极力赞扬荀子：他是“观其善行，孔子弗过”并且“德若尧禹”的圣人。
 
41《春申君列传》：“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彊。”
 
42《李斯列传》：“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
 
43在同样脉络上，荀子对秦国为了“调一天下”推行政策转换的必要之主张或许在秦廷促成了编辑《吕氏春秋》的动机。但在《吕氏春秋》的内容中应该并没有直接引进《荀子》的内容。关于相关问题的讨论，请参阅佐藤将之：《“周鲁时代”的终结与〈吕氏春秋〉的登场》，《科学·经济·社会》2021年第1期，第125-127页。
 
44信陵君晚年由于饮酒没有节制而在前243年死亡，但在前240年代的楚国，另一位具有卡里斯马的领导人春申君黄歇还健在，也由于春申君和荀子的存在而“复彊”（《春申君列传》）的楚国之情况，对秦国是否要引起在单方面兴兵攻伐周边诸侯的决策上应该也发挥着有效的抑制作用。
 
45在最近出版的相关论考中，比较明显地由此理路来思考荀子思想和李斯的一统政策之间的思想关系的研究，请参阅刘长明：《荀子大一统思想探赜》，《枣庄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5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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