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体用论

作者：刘青衢

来源：“道援天下”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五月廿六日甲寅

          耶稣2021年7月5日

良知体用论

良知学为体用兼备之学，阳明“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一语最显宗旨。良知天理者，体也；事事物物者，用也。体用之学有二阶，曰即用见体，曰依体起用。未证道时，唯即用见体；既证道后，须依体起用。阳明未悟心体时，百死千难，一意要见体。既悟心体后，必事上磨练，发用成物。未见体时，自亦有事做，亦有物格，但不究竟，所谓“学不见道，枉费精神”（陆象山）。既见体后，自亦有悟感，亦有道境，但不可停留于此，所谓“有了上一截，遗了下一截”（王阳明）。故学者见体之前，当以见体为鹄的，不见体则为盲行；见体之后，当以致用为鹄的，不致用则为空疏。见与不见，体自存，用自行，人则高下乎觉不觉也。

欲悟良知，宜详察于动静有无之际，深会于即用见体之门。盖良知本体虽无间断，于气质流行之主宰则不免间断，圣人以下之资，离却随事逆觉体证，亦何以获证良知？人自孩提始，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良知良能天然本具，寻常偶能反身，直觑自家天则，所谓“赤子之心”是也。及长则不免沉埋，放其良心，习于情识，家珍失守也。方其时也，唯力求于日用间返本复性。下焉者，有事时随习气应物而无良知省察；中焉者，有事时有良知省察而无事时无良知存养；上焉者，有事时有良知省察而无事时亦有良知存养。中下者皆有间断而为消极为被动，上者乃无间断而为积极为主动，良知学自以积极主动为第一义，时时提撕，事事照察，处处醒觉，不管有事无事，满腔子是良知，通存养与省察为一，心中乃有主人公也。存养省察偶而为之，亦不甚难，难在主动不息也。无事时主动存养良知本体，有事时主动省察万变善恶，“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荀子），高屋建瓴，一泻直下，溥博四海，是谓一以贯之者也。

学至于此，不过是在本体上用功，保其本体不随波逐流而已，未尝在事物上用功。在事物上用功，不是舍本逐末，而是依体起用，转化良知本体，见之于事事物物，所谓“是兴神物，以前民用”（《易传》）。事用无尽，举其大端，一曰养心，一曰成物。二者有术，乃可卒业。然心术之于见体与致用殊途，非先天正心、直指良知之顿教，而是后天诚意、因材施教之渐教。孔子应答弟子，莫不随机点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吕紫微）。阳明悟后，接引来学，或以静坐，或以读书，或以诵诗，或以弦歌，或以习礼，或以讲学，或以任事，或以伦常，或以军旅，或以政务，不一而足，无拘泥于一端之弊。宗旨总不离良知，而所以致其良知之法，则千变万化，各尽其妙，绝非告之“致良知”口诀便一了百了。如欲以静坐之法教人，自己不会静坐，则如何教人？欲以诵诗之法教人，自己不会诵诗，则如何教人？欲以为政之法教人，自己不会为政，则如何教人？余者放此。道术相辅，有道无术，亦无挂搭处，夫子循循善诱之方，何从再现？夫导人悟入良知之术，皆先觉本于良知而创为，是良知与妙用合一也。

养心之术无算，而纲领系于六艺，六艺通于六德，“《诗》主仁，《书》主知，《乐》主圣，《礼》主义，《易》明大本是中，《春秋》明达道是和。”（马一浮）欲就直指良知顿悟圆成之外，别有事物以诱人入道，其在以《诗》体仁，以《书》发知，以《乐》通圣，以《礼》正义，以《易》持中，以《春秋》济和乎？个中又有特为拔出者，诗礼乐是也。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圣人诚不我欺，何以专举三者？盖“诗言志”（《尚书》），“行之以礼”（《礼记》），“乐者乐也”（《礼记》）、“播乐以安之”（《礼记》）。诗可兴发情志，礼可导人行止，乐可令人安乐斯二者。学者必先立志，圣人亦志于学也，志于仁也，志于道也，志可忽焉？诗之于志，其用大也。作诗则言己之志以启人之志，诵诗则通人之志以兴己之志。夫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诗而无邪，所兴之志亦无邪也。朱子谓：“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论语集注》）诗之无邪之思即好善恶恶之心，学者熟于诗则熟于好善恶恶也，乃非进德之基乎？志既存，更当笃实践履，行之于事事物物，凡待人接物，进退出处，未有一处可以非礼。夫子答颜渊问仁之目，辄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无言，非礼勿动”（《论语》），视听言动，行之大段，不可不以礼节之而有以树立。人之修德，内而存志，外而约礼，内外兼治，知行合一，亦窥得户牖也。然不安于斯、乐于斯、止于斯，即只是勉强造作，巧言令色，欺世盗名，如何“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论语》）？故当播乐以安之，乐其所立之志而止于所约之礼，志乐而行安，养心无患焉。是知诗礼乐之能诱人修德者，大体在是也。

观乎史迹，阳明兼重良知与事物，后学则偏高明一路，良知越谈越妙，事物则少有施为。晚明士大夫多不能救亡，以致宗社丘墟，徒唤奈何。鼎革之际，学术转轨，经史之学大显，遗民大儒借以穷思复兴之道。惜乎清世考据虽精，又良知汩没，士人精神萎靡，奴化三百年，每况越下，士风卑琐，及于民风，不复可论。今日急务，必当良知与事物并举，不可偏废。良知则阳明言之已深，贵在学者真修实践也。至于诗礼乐如何重振，尚有未尽，诗道尤待奋起。窃谓诗有经学之诗，有理学之诗，经学之诗则《诗经》是也，理学之诗则理学诗是也。前者为达用之学，后者为明体之学，须兼重之。前论“诗言志”之说，识者之志上达，或曰“志于仁”者，或曰“志于道”者。其“志于仁”者，《诗》教可触之也，“志于道”者，理学诗可示之也。故学者诵《诗经》可兴为仁之志，诵理学诗可兴求道之志。仁道一也，而达有先后，以仁则流行可感，以道则超迈乃悟，故强言为二。经学之诗，措诸国家礼乐与士子科考，旧章仍在，按之可也。理学之诗，文坛好比于文人辞章之诗与纯粹审美之诗，遂铢视妙悟，尘视道德，弃之粪土也。儒者幸自得其乐，不落俗见，兀自为之不辍，以弘斯道。如邵康节、程明道、朱紫阳、吴康斋、陈白沙、王阳明、王龙溪、罗近溪、马一浮诸儒，皆理学诗中龙象，颇能以诗表其道学涵养之渊溥。理学之诗实乃通情达道之诗，见性明理之诗，为工夫之诗化，诗化之工夫，志于道者之坦途也。诸先生或由诗入道，或以诗明道，岂可小觑哉！故中人以下可诱之于经学之诗，中人以上可诱之于理学之诗，二诗同列，志于道而依于仁，养心其术乎。

至于治物之术，更宜考论。分其要略，今世之政治与科学二者，首当其选。科学者，治物之鸿业，明理而厚生者也。使无科学之隆，亦少物理之明；若少物理之明，将无民生之厚。故欲厚民生，先明物理；欲明物理，先昌科学。科学不独昌，得人得制乃昌。若政治昏乱，“举枉错诸直”（《论语》）而不得其人，又“礼坏乐崩”（《论语》）而不得其制，科学何由昌也？故政治重于科学，岂以政治牢笼科学乎？乃以政治伸张科学也。夫子经世之学，以道德与政治并重，为教所以修己安人，各正性命；为政所以条理群伦，各得其所。治则上下安而百业兴，乱则上下侵而百业敝。可不慎欤！

为政要在得人与得制，人制俱丧者，政不可得而治也。所以进之者六，曰《诗》，曰《书》，曰《礼》，曰《乐》，曰《易》，曰《春秋》。斯六者，不唯六经，更指六物。所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所谓“《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繁露》）。欲治天下，不能不预察天时地利，以谋全局，而《易》明乎此；既得天时地利也，不能不建功立业，以收人和，而《书》明乎此；既欲建功业也，不能不聚四方之志，以一民心，而《诗》明乎此；既聚众志也，不能不制礼范行，以理丛脞，而《礼》明乎此；既得条理也，不能不涵情化德，以诚其本，而《乐》明乎此；既实其本根也，不能不辨名分以定天下之大是大非，而《春秋》明乎此。天道之不知，事功之不立，民志之不通，礼法之不行，德性之不诚，是非之不正，而能为政于天下者，未之有也。故政治而科学昌，科学昌而民生厚，欲“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者（《易传》），于此庶几乎？

阳明之学，不可泥于事物而失良知，亦不可得于良知而遗事物，由事物而得良知，自良知而开事物，兴诗、立礼、成乐，以为成德之教；通志修业、创制咏德、燮理阴阳、正名定分，以平治天下，斯为达道。后学诸子善于保任良知本体，而强志、事、行、和、阴阳、名分之术以体国经野则末也，此顾黄王三大儒所由兴也。近世钱宾四先生尝言：“中国传统学术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中国历史研究法》）盘山蒋先生则分儒学为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又以公羊学为政治儒学代表，以阳明学为心性儒学高峰（《广论政治儒学》）。二者各有轻重，判若两橛，启人覃思。为心性之学者，如不能亲民，则心性沦为自了；为治平之学者，如不能见性，则治平流于功利，两造皆非圣人垂教之旨也。今若呶呶于良知之离辞析义，而不亲证实境者，孰能与于真良知？证良知而不开物成务者，孰能免为阳明之罪人也？

五月甲寅20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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