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及其弟子
作者:白化文
来源:《文史知识》1999年第9期
白化文,出生于1930年8月27日,2021年7月6日6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原名白迺桢,号承泽退士、颐和退士,北京人。其祖父白宝山为民国将领,曾外祖父为外馆沈家家主沈仁山,外祖母沈李幼培则为李连英之孙女(其嗣子之女)。白化文生于天津,幼时在海州(连云港)生活。中学时期起定居于母籍北京市,就读于北京私立育英中学。1950年肄业于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1950年9月至1955年7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在北京市教育界担任教师工作。他曾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中国佛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佛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他还兼任北京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杂志编委、兰州大学《敦煌学辑刊》编委、《敦煌学大辞典》编委、中国楹联学会顾问、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分会副秘书长。此外,他曾担任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委员、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委员会委员,也曾任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专家组专家、中国书店出版社顾问、同心出版社顾问、北京燕山出版社顾问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顾问。
孔子是中国儒家的祖师爷,从古至今,影响越来越大,他的思想体系在世界上广泛传播。
凡是开创了一个大学派的人物,必然具备以下的条件:
一、一定要有自己的言之有故、持之成理的思想和理论体系。
孔子的思想体系,以经过他理解和改造的“仁”(相对于春秋时代前的统治阶级的人们的狭隘的非哲理性的理解而言)为核心,以他十分熟悉并适当改编了的“礼”为手段,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他的学说,入世性很强,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改革的针对性也很强。他是想搞也参与过政治活动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上的哲学家。从春秋以至战国,所谓“士”阶层的人物大都没有称王图霸的篡位自立为王的政治野心,只不过梦想成为“良相”而已。孔子就是最早的具有这样的抱负的人物。统治阶级对这样的人物及其学说应该是放心的。他的理论,经过各个时代的新旧儒家的演绎,肯定能达到“圣之时者也”的“阐旧邦以辅新命”的目的。混乱的、剧烈变化的时代,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特别是近代中国受列强欺压又幻想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之策的时候,有人会喊起“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可是时移世换,盛世的到来还得儒家明里暗里帮衬。孔子是永远打不倒的。当然,志士仁人反对一成不变的僵化了的为封建社会服务的儒家学说,意图改革或进行社会革命,那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别有用心的小丑妄图借“批孔”来达到篡位夺权的目的,只能自取灭亡。
二、一定要有一代又一代的大批追随者。
这一点,孔子是完全做到了。他的“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则说:“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孔子家语》所记相同)。越到后来可就越不得了啦!到了封王立庙的时代,全中国的读书人都是孔子的徒子徒孙啦!考卷都得“代圣人立言”啦!
三、要想贯彻以上两点,必须使用有效手段,并建立推行这种手段的根据地。
孔子在这一点上更是做得十分到家。他以讲学为手段,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学校”。从此,正规的中国式的学校确立,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孔子在几十年的教学活动中,建立起自己的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这是孔子对中国和世界教育史的伟大贡献。他的许多教育和教学思想,至今仍有极大的现实性和指导意义。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讲学和培养出来的弟子们,孔子能有现在这样崇高的地位么?
四、为了贯彻以上三点,孔子在讲学和团聚门徒并不断地进行政治实践中,采取了两项主要手段。
一是在教学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整编教材的必要,因而在晚年致力并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工作。他改编的整套教材越来越风行,成为经典,在中国使用两千余年,至今还在部分地有限地使用中。二是“周游列国”。这本是为了在政治上推行自己的主张而进行的迫不得已的长期远途旅行,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可是客观上大大地开阔了孔子和弟子们的眼界,达到了“学问与游历以相资”的目的。后来的中国读书人每每羡慕“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阅历,孔子为后来人作出了在这方面堪称成功的示范。
五、孔子是“述而不作”的。
他本人的言行录,即中国第一部语录体的书《论语》,是由他的弟子们记录下来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论语》,光仗着“六艺”,孔子的影响要小得多。可见,老师还是得依靠学生们,才能创立学派扩大影响的呀!应该说明,先秦诸子的流传也都是靠本学派的后来人笔记传授,没有弟子不行。
以上所述孔子创立学派的“条件”或者说是情况,在当时的中国具有独创性。可是,在孔子前后的世界各地,这样作的“圣人”并在后来也取得全球性巨大影响者有好几位。例如释迦牟尼与耶稣。从哲学角度看,释迦牟尼创立的哲学体系很有深度与广度,系统性也比孔子强。但是,释迦牟尼是“出世”的,所传非经世致用之学佛子虽多,也就只能在佛寺中讨生活了一“托钵朱门,挂单萧寺,何曾了却今生事!”入世的后代儒家从根本上是不赞成的,孔子连遁世的道家思想系统的躬耕的隐士的行径也不赞成:“鸟兽不可与同群!”
孔子对弟子是因材施教的。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评议说,那七十多位大弟子“皆异能之士也”。并列举四科的十位代表人物:“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中的四科顺序则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其中“言语”大体上相当于现代的办外交,“文学”的内涵大致为:能写作与“经国之大业”有关的文章,而且博学。看来是以修身为先,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为次,文辞与学业在后。
司马迁是极其崇拜孔子的。他将孔子的传记列入“世家”,给予一路诸侯的待遇。他采用《史记》中常用的“互见法”,主要在“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中,生动地勾勒出孔子和他的三十多位“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的大弟子的面貌,并附记“其四十有二人,无年及不见书传者”。其中一半以上的篇幅记载的是“去鲁”后十四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大串联。两千年后,欧洲的以一系列旅游贯串全书的小说兴起。其中的名著,如《吉诃德先生传》的为理想而战斗,《匹克威克外传》的为增广见识而旅游,都以吃亏倒霉出洋像等为主要内容。可是旅游团的组成人员往往不多。司马迁对周游列国的描绘虽然是粗线条的,但是较之以上的小说更为波澜壮阔,各类型人物充斥其间,其中以孔子为主导的他的弟子们起着前后贯串的作用,也显出孔门人材济济,各有生平。从某种角度看,司马迁实在是写作“旅游小说”的大手笔和鼻祖呢!
孔子的大游行以失败告终。其原因,一般都认为他太执著于自己的理想的原则了,而且他的主张不一定能在那样的社会实行得了。实际上,孔子在原则允许的范围内,干起政治来是很有一套的。例如夹谷之会,隳三都,行摄相事,孔子都表现出很强的政治和外交才能来。可是,他究竟还是个讲原则的人,与当时各国的腐败政治格格不入。他毕竟是有十足“书生气”的人。在这一点上,亚圣孟子比他更迂,再加上“战国风趋下”,也就只能做到“斯文日再中”了。
孔子带领大队人马游行,这是他的主要资本。但是,这样作的结果适得其反。楚昭王想以七百里之地封孔子,让他成立个实验区,试验一下孔子个人的理想。可是令尹子西提醒楚王,说孔子的学生中有奇才异能的人可不少,而且他们全都听孔子的,不听当世王侯的,要是“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可就要成文王、武王啦。这样的话有一定道理。因而,孔子的学生虽然能人很多,可是仕进都不太顺利。再加上孔子逝世后,他们也书生气十足地搞“庐墓”“三年心丧”那一套,并且主要把老师晚年讲学习礼的一整套继承下来。这种听老师的话、按老师晚年的制度办事的传统一直在中国的读书人中传下来,至今还有点阴魂不散呐。
司马迁在他那段笔端饱含情感的“孔子世家赞”中写道: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司马迁这一段话,主要是从教育、教育制度及其影响等方面来赞美孔子的。他看出,孔子的抱负虽在于政治,他的成就却在教育。孔子留下了整套教材,成系列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有组织的教学实践方式。他的弟子们严守祖师爷的规矩,一代又一代的传流下来。庄子虽然揭示出“传薪”的重要,可是真正做到了薪尽火传的是儒家。可见,办教育,抓培养学生,是一个学派发扬光大的根本之根本。
孔子的一大缺点,或者说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就是他没有给学派有意识地培养接班的领导人。孔子逝世后,弟子们认为有若有点孔子的风范,拥戴有若为师。可是慢慢地发现有若不行,也就罢了啦。实际上,要造就像孔子这样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要有时代和个人的种种内外条件。中国古代从来就有圣人不世出的说法,并提出以五百年为期,虽然定期到了日子未必能够兑现,可这种说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当然,圣人不世出,传人不能少,徒子徒孙却是多多益善。
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是窃比孔子的,他们认为,五百年的周期又到了,自己正当其时。可是,他们虽然大体上建立起“论六家要旨”那样的批判性哲学体系,又掌握着汉室的图籍,却由于各种原因只能父子单传。司马迁倒了大霉之后,也就只能独身去创作那“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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