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性：湘人的气质之性

作者：朱汉民

来源：《求索》2014年

提要

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在历史上被称之为“湖南人之性质”或“湖南人底精神”。湖湘“民性”与“士习”的渗透与融合，导致一大批兼有民性的强悍意志与士气的道义精神的湖湘士人群体崛起。

本公众号将从“什么是人的'精神气质'”、"民性：湘人的气质之性"、"士气：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湖湘士人的二重文化基因及其组合"四个篇章依次推出朱汉民教授的《湖湘人士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基因》论文,以飨读者。

湖湘士人是湖湘文化创造的主要承担者。湖湘士人创造出的湖湘文化成果体现为两种形态：一种客体化的文化观念形态，主要体现为湖湘哲学、宗教、伦理、政治、文学、艺术、科技、教育等观念文化形态；另一种是主体化的文化心理形态，即本文讨论的精神气质形态，主要包括人格化的文化心理、性格气质、审美趣味、价值取向等等。

从屈原到王船山，从曾国藩、左宗棠到谭嗣同、唐才常，从黄兴、蔡锷到毛泽东、蔡和森，湖南地区的士人群体一直引起学术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扬。特别是近代以来，湖湘人材群体在思想学术与政治事功两个方面卓有成就，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风貌。虽然湖湘士人所开创的政治事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闪光点，但是最能引发人们崇敬的心情、浓厚的兴趣、热烈的赞誉的，还是湖湘士人身上表现出来、十分有特色并具有人格魅力的“精神气质”。

2《湖湘人士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基因》之《民性：湘人的气质之性》

由于精神气质是由“精神”与“气质”两层涵义构成的，所以我们首先考察湘人的“生理—心理”意义的“气质”层面。历史文献对此有较多的描述，史书上往往称之为“民风”、“民性”。

本土“湘人”的来源如果往上追溯，是所谓的“南蛮”。在古代经史文献中，中国分为东、西、南、北、中等不同地域，并有不同部族和不同的气质、性情与风俗，对于南方的部族，包括《礼记》在内的各种经史文献统称之为“蛮”或“南蛮”。其实，“蛮”不是某一个部族的专称，而是南方非华夏民族的各种部族的泛称，在不同历史时期，“蛮”往往与不同部族、地名连用。如在尧舜时代，“蛮”与“三苗”部族连用，称“苗蛮”；春秋战国时期，“蛮”与楚族连用，称“楚蛮”；秦汉以后，“蛮”又与湖南各地名连用，分为“长沙蛮”、“零陵蛮”、“武陵蛮”，即指这些地区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人，人们将其通称为“诸蛮”。讨论湖南地区的蛮族群体十分重要，因为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湖南人的精神气质、文化性格等等，均与湖南地区的蛮族血统及文化传统有关。

如果沿着历史长河往前追溯，湖南地区的土著部族可追溯到“三苗”部族。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即尧、舜、禹时期，湖南地区的土著部族称之为“三苗”。在先秦至秦汉的历史文献中，均有大量关于南方地区的三苗部族与中原地区尧、舜、禹的部族之间的军事冲突。“三苗”本是一个由诸多部族结合的部落集团，活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后来学者认为这里所说的“崇山”现在湘西大庸。地方志记载：“驩兜墓在崇山，舜放驩兜于此，死后遂葬于山上。”[1]这就是所谓“苗蛮”的来源。人们称尧舜禹时期湖南的土著部族为“有苗”、“苗蛮”等。

苗蛮部族的性格、气质普遍表现得骁勇、刚强、自慠。人的气质、性格往往通过其社会交往的行为方式体现出来。各种历史文献中，均大量记载“苗蛮”、“有苗”或“三苗”与中原部族首领尧舜禹之间的长期而激烈的战争。为什么苗蛮与中原部族之间有这样长期的战争？《尚书·大禹谟》称：“有苗弗率”、“苗民逆命”；《竹书纪年》载：“有苗氏负固不服。”另，孔颖达疏《尚书·周书·吕刑》云：“三苗复九黎之恶，是异世同恶。”这些记载说明，苗蛮是一个刚强、坚勇、自慠的族群，他们不服强大的中原部族，长期与中原部族展开激烈、顽强的搏斗。正由于他们骁勇、倔强的性格气质，故而大禹与三苗的战争一直进行得残酷与激烈，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折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另外，其他历史文献均有关于大禹与三苗之间激烈战争的记载。这均反映出苗蛮部族是一个有着刚强气质的部族。

到了商周及春秋战国时代，湖南地区的居民主要是“荆蛮”与“楚蛮”。无疑，这个时期的荆蛮、楚蛮与尧舜时代的有苗、苗蛮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有苗、苗蛮的后裔是荆蛮、楚蛮族群的主要来源。这也是楚武王熊渠为什么会自己声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2]他明确将自己的族群归之于南方的蛮夷族群，并鲜明地表达了其倨慢、狂傲、强悍的气质。无论是荆蛮，还是楚蛮，他们的气质、性情仍然与苗蛮有着相似性，即不像中原华夏部族形成了所谓的“文教”与“德性”的文化，而是更多地保留着其自然的性情和刚勇的气质。他们在和中原部族的抗争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骁勇、顽强的性格与气质。所以，上古的文献中常常有商、周王朝征讨“荆蛮”、“楚蛮”的诸多记载，诸如“蠢尔（蛮）荆〔蛮〕，大邦为雠。方叔元老，克壮其犹。”[3]正因为荆蛮、楚蛮具有骁勇的性格气质，不愿臣服中原王朝，才导致商、周时期诸多王朝的征讨、战争。

而且，史籍中还有关于楚蛮的性格、气质的具体描述。《礼记·王制》谈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并具体说到这种气质、质性体现为“刚柔、轻重、迟速异齐”。如果说中原人因受到“文教”、“德教”的熏陶而在气质上变得柔和、凝重、迟慢的话，那么这些楚蛮、南蛮的气质则更多表现出原始野性的刚烈、轻剽、快速。《史记》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史记》载：“楚人鲛革犀兕，所以为甲，坚如金石；宛之钜铁施，钻如蜂虿，轻利剽遫，卒如熛风。”[4]这里所说的“轻利剽遫，卒如熛风”就是楚蛮在气质上的轻剽、敏捷。西汉时期，人们对楚蛮的气质、习俗有进一步的描述。如张良对刘邦说：“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5]又如“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6]可见，到了汉代，楚蛮的仍然保留着他们的“剽疾”、“剽勇”、“轻悍”的气质特性，并认为这是他们喜好并能够与中原王朝对抗的原因。

两汉以来，向以蛮族为原著民的湖南开始“汉化”，依据谭其骧先生的《湖南人由来考》，汉末王莽之乱，中原人士开始大举移殖荆湘，从而开始蛮、汉杂居，历经两晋、唐宋、明清等历史时期的不断移民，湖南才逐步形成一个以汉族人为主、包括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但是，一方面，因蛮汉通婚而使湖南的汉人中本就有着大量蛮族血缘；另一方面，那些长期定居于湖南的汉人，有大量又是由蛮族转化而来，谭其骧所著《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考证了近代湖南大量汉人家族其实是秉有蛮族血统的。他还认为清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与“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然，清代湖南人材辈出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但是湘人的生理—心理方面特质应是与蛮族血统有一定联系的。

所以晋唐、宋元、明清以来的大量历史文献，在描述湖南人的气质、性格、风俗时，更明确地肯定他们所具有的特质。如《隋书》说：“其人率多劲悍决烈，盖亦天性然也。”[7]即认为其蛮族的“天性”，具有“劲悍决烈”的气质、性格，与先秦、秦汉的苗蛮、楚蛮具有相以的气质。这一说法不断得到后人的赞同、响应。如宋朝祝穆著《方舆胜览》讲到“湖南路”时亦说：“长沙卑湿，其人劲悍决烈”。[8]在明清时期的诸多文献中，除了认同《隋书》关于湘人的“劲悍决烈、天性然也”的描述外，还增加了许多意思相近、内涵更丰富的论述。如明代有人说：“长沙故大郡，地广物众，统属邑十有二，其人劲悍决烈，尚勇而好争，非得疏通练达介特廉明之士不足以治之。”[9]除继续保留“劲悍决烈”外，还增加了“尚勇而好争”。在明清时期湖南各地州府县邑的方志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人性悍直”、“劲直任气”、“其俗慓悍”、“任性刚直”、“其俗好勇”、“劲悍尚讼”、“尤尚力气”等方面的记载。可见。湘人的尚勇、好斗、任气、悍直等特征，确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特征。

由上可见，从苗蛮、楚蛮到诸蛮、湘人，他们的气质似乎有着前后相承、内在相似的特质，就是均表现出剽疾、勇悍、任性、劲直、尚气等主要特质。这种“气质”是如何形成的呢？学者们有多种解释。一种认为与蛮族血缘有关，前述谭其骧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另外一种认为是地理环境，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能找到相关的论述，强调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各个地域会有不同的气质的差异。在中国传统典籍中，早已经对不同自然地理下的不同生理气质特点作过论述。如《礼记·王制》论述说：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10]

《礼记》作者认为，由于人们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故而形成了不同的风俗民情、气质之性。这里所说的“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方之民，皆有性也”，所说的正是不同的地理环境而导致不同的地域性气质或性格的差异。而湖南的民性之所以倔强、剽疾、尚气，亦与湖南的地理环境有关。历史上曾有不少学者提倡这种观点，民国时期著名学者钱基博亦认为：“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11]他明确将湖南人的气质、“民性”归之于地理环境。

上述从蛮族血统、地理环境方面的解释，均属于从自然条件来说明民性与气质的来源。另外还有一种社会条件的解释，即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来说明湘人气质的形成。譬如有学者强调，要考察民风的历史演变过程，关键在于人文环境的变迁。张伟然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文环境出现衍化。人地关系趋于紧张，生存竞争渐次加剧，故民风还步得以嬗递。”[12]应该说，从人文环境的变化来说明湖南的民性、气质的形成，亦有着相当的说服力。但是，考虑到人的气质的形成是一种生理与心理、自然文化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过程，所以，我们仍然主张从自然条件（血缘与地理）与社会条件的结合，来考察湘人气质、湖南民性的形成。

注释：
 
【1】明万历《慈利县志》卷十二。
 
【2】【汉】司马迁：《史记》卷40，《楚世家第十》，中华书局，1999年，第1692页。
 
【3】陈戍国：《诗经校注·采芑》，岳麓书社，2004年，第220页。
 
【4】【汉】司马迁：《史记》卷22，《礼书第一》，中华书局，1999年，1164页。
 
【5】【汉】司马迁：《史记》卷55，《留侯世家第二十五》，中华书局，1999年，第2046页。
 
【6】【汉】司马迁：《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第3098页。
 
【7】【唐】魏征：《地理下》，《隋书》卷31，中华书局，1973年，第897页。
 
【8】【宋】祝穆：《湖南路》《方舆胜览》卷23，中华书局，2003年，第410页。
 
【9】明】金幼孜：《赠欧阳太守长沙序》，《文靖集》卷7，《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244-556页。
 
【10】【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2010年，第358-359页。
 
【11】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12】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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