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从“政治儒学”到“儒商管理学”（上）

作者：袁彦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作者简介】袁彦，湖南株洲人，1972年出生，全球私塾联谊会发起人之一、北京人文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原广州明伦书院院长、广州纵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大学本科，经营企业23年，师从儒学大家蒋庆先生，积极从事社会推广工作，先后走访考察过全国200多家私塾，以及近100家企业，并领导参与部分企业的管理咨询和培训工作。

“儒商管理学”&“国学与企业管理解决之道”的研发与实践专家。

目录大纲

一、政治儒学简述

源流：孔子亲传《公羊传》及其它今文经、司马迁、董子、何休、文中子、廖平、康有为、蒋庆、王道政治

主旨：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天人感应、三重合法性（天道、历史、民意）、夷夏之辩、褒贬、亲迎、实与文不与...

作用：汉代建立、礼乐刑政、修己安人、德主刑辅、学治（察举、科举）、仁政-孝治（荫封、丁忧）、名教（爵位、谥法）、监察、史官...

歧变：政治化的儒学、古文经、绝对君权、世卿

王道政治不同阶段：圣王一体、君主共士大夫经治、 儒教宪政（儒士代理.虚君.太学监国.三院制--通儒.国体.庶民）

二、与心性儒学之关系

同源：天道性理 外化形式

分工：个体生命与政治制度、内圣外王、性善性恶、尽伦尽制

脉络：经学、理学、心学、新儒家（哲学）、政治儒学

关系：理一分殊、非对立、批判矫正、守道、参照.反省

三、政治儒学对民间组织的影响与构建

组织流变：井田---门阀---宗族   朱子 横渠先生

宗族本质：主流基层组织、创业垂统、敬宗收族、三重合法性、耕读、诗书

宗族特点：信仰（天道.祖先.宗祠.家训.族谱.祖茔.礼乐）、教育、经济、生活、社保、司法、军事...

民间传统：士绅代治、以伦理实现无为之治、危机应对

西方特点：功能单一化、圣俗分离、三重合法性分裂或失衡

企业异同：主流基层组织、久远不同、由单一经济到多种功能

四、儒商 企业/管理学目标

1、信仰体系、道德人格、礼乐制度、股权制度、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福利制度、教化制度、选拔考核制度、生活方式、家庭和继承制度...

2、从中国文化的信仰、价值观、审美等重构人类的消费理念、产品以及商业模式、游戏规则；马云、马化腾、华为

3、由企业发展为财团（百年老店）的条件：资金、团队、文化；

4、香火不断的奥妙：创业垂统、开枝散叶；

5、企业精神不灭：名垂青史、实业报国祠；

五、儒商（企业儒士）成长

治经、明理、修身、讲学

礼乐、祭祀、教化、定制

寓教于乐、寓教于生活

社会与基层实践、士魂商才、《论语》和算盘、君子不器

社会评价

演讲视频已观看，讲得甚好！你能将政治儒学和儒商管理学一并阐述，很有新意。其治国与治企业，其揆一也！

将政治儒学与儒商企业相结合，是在现代工商时代条件下发展政治儒学之新思路，意义重大！虽义理尚有待进一步深化，但理路已开，前景未可胜量也！勉之！

——蒋庆  当代著名儒家学者

袁彦的讲座提出了核心问题，即儒学向来以养成君子为中心；君子者，善群者也，即今人所谓领导者。此为万世所需，不分政商。今日儒学教育，当以此为中心。

——姚中秋  当代著名儒家学者

从头到尾认真聆听了袁兄的分享，非常赞叹！有理念、有干货、有发心、有使命！企业应像宗族一样办教育，对企业的文化建设和传承具有普遍的指导性和时代的必然性！

——郎俊瑞  中国资深企业家

作为儒学的爱好者，我经营企业那么多年，还是常常会遇到一些难解的经营困惑，今听袁老师“从政治儒学到儒商管理学”的主题分享，犹如找到方向及解药，热切期盼有这样一套治理系统来到企业践行！谢谢袁老师！

两千多年的儒家正统治理机制，梳理出来应用于一个企业组织之中，可谓“烹饪小鲜”，如能形成可复制经营管理机制，遍布中国，功德无量！

——王志洪   广州夜太阳舞台灯光音响

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浅谈从“政治儒学”到“儒商管理学”

袁彦 2021.5.15

【上篇】

这次来到圣城曲阜，确实有新的感受。尤其大家欢聚一堂，祝贺崇儒书院创办十周年，相信在座绝大多数的同仁对崇儒书院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不得不钦佩，崇儒书院在广毅老师的带领下，历经坎坷，几经颠沛流离，在这个时代下确实是办学不易！但是这10年，正如本次大会的标语：十年磨一剑。书院在不断的摸索过程中，在艰难困苦、筚路蓝缕当中，在办学上做出了非常大的成就！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套教学体系，包括教学目标以及考核标准。

这次应广毅老师诚邀，我非常荣幸地给大家做一个分享，而且是比较特别和少见的内容。这个主题虽然是第一次正式讲座，但我的思考酝酿是从2015年就开始了。数年来，在为企业的具体服务当中不断总结和思考学理，同时通过实践也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印证。恰好逢崇儒塾教创办十周年，我这次过来作首场学术报告，以当献礼。目的是期望更多的同仁能有所关注，尤其是从小接受国学教育，具备童子功的孩子们。将来他们出到社会经过历练之后，再往此方面深入延伸，构建更成熟的学术体系以及实践功夫。这次就作为一个抛砖引玉，给大家先做初步分享。

今天的主题“政治儒学到儒商管理学”, 看似跟我们的这个教育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来讲是一脉相承，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我刚才所说，崇儒书院在自己的办学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学体系、教学理念以及考核标准，即从“儒童、儒生、儒士”，到“儒师”。这个标准定得都非常好，有明确的内容和考核标准，那我们把它统一称为儒士的教育体系。那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套教育体系呢？当然是参照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即历来的私塾、书院教育，包括科举的开科取士教育。但到今天来讲，儒士教育又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学习古代，学习传统，或者就只是出于一种情怀吗？我今天所做的课程分享，就是要在这个方面解决大家的思考跟疑问：儒士教育在当代社会有着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先简述一下，什么叫政治儒学？涉及的学术理念和名词比较多，因时间有限，不能把这次讲座弄得太学术化，只择其有限的内容做些浅显的表达。所谓政治儒学，其源流是至圣先师孔子亲传的《春秋公羊传》。包括一些其他的今文经（汉朝的经学有今文和古文之分），包括《礼记》、《尚书》的一部分。根据现在一些学者的研究，《周礼》实际上也属于今文经。从孔子传到后来，其中有经过司马迁。司马迁，大家都知道是写史记作者，但他实际也是一位今文学家。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何休等在“春秋公羊学”上开创了一个高峰，并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变为了一个政治现实。到后世有隋唐的文中子，即大儒王通，开创了河汾学派。他的两个学生比较出名，一个是魏徵，一个是房玄龄，通过“公羊学”开创了大唐的盛世。到了清末，因为受到西方全方位的挑战，尤其是西方所谓现代政治制度的挑战。涌现出一些有识之士和知识分子，又从“公羊学”与“今文经学”当去反省思考，试图建构中国的现代政治制度，代表人物者是廖平和康有为。到当代来讲，蒋庆先生在“公羊学”与“政治儒学”方面，是一位集大成者，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里程碑，达到了让人耳目一新，深有启发的层面。蒋先生不光详述了政治儒学的主旨及源流，以及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都做了非常细微条理的梳理，整体形成了一个非常清析的学理系统。同时，他对中国在现代社会情况下，应该具备并构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以及根据怎样的政治理论原则，构建符合中国文化与国情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进行了详备的论述描画，勾勒出一个蓝图。

政治儒学的主旨主要有如下一些概念。第一个是大家最熟悉的，叫大一统。所谓大一统，不是说是在一个版图，或在法律上面，或仅仅是在一些具体的世俗层面，形成所谓统一的政治格局。比如我们今天说要把台湾收复，理由是这个领土历来就是中国的，我们要把它收回来，那就是领土完整了，也有很多人把这说成是大一统。然后这可以说是统一，但不是大一统。大一统的真正含义是我们的政治制度必须具有超越的神圣性，就是说要符合天道。这个天不是说仅仅一个自然的天，它当然也是一个自然的天，但它更加是一个超越神圣的天！它是有意志的，是有仁爱精神的。那我们的政治也好，我们的法律也好，我们的社会制度也好，都要符合这个神圣超越仁爱的天。它既不同于西方之前的所谓人格神权下的政治，也不同于西方现在所强调的，完全是人民同意的民主 --- 一种世俗的政治理论。大一统既包含超越的神圣性，也包含世俗层面及普通人的诉求。在历史上我们把“大一统”也具体描述为叫“天道信仰”。历朝历代的儒家士大夫，始终都有一个非常坚定的观念：从道不从君，道统高于政统。这跟我们经常所讲的，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以及把整个国家权力归于君王一人之身的法家思想，是截然不同的。特别是跟法家的这种政治合法性有天壤之别！

还有像“张三世”、“通三统”，不一一详述。“张三世”主要是讲我们人类社会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表现形式，是比较复杂的。近代以来，我们接受西方的一些学说。比如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社会分为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等。但中国的传统理念不是这样分的！简而言之，我们是按道德，而非生产力等其他标准去判断社会的不同性质；“通三统”是表明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必须要尊重、借鉴前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也就是说不应该把我们的政治制度，看作是一个凭空而起，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推倒重来完全新的东西。而是要尊重我们的文化和制度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比如说要保存前朝的宗庙、祭祀、封国，或者是保存前朝的帝王陵墓。通过这种方式去尊重前一代王朝的政治合法性，以便我们当代拿来借鉴；“天人感应”让我们中国人对世界抱有一定的敬畏。通过对天的信仰，以及上天对自然的垂示，比如地震、洪灾、虫灾等，让世人尤其帝王和君主会对自己的德行、施政有一个反省，甚至要降罪己诏。这些由“大一统“等相关理念引申而来的，就是我们的政治要具备什么样的合法性，即所谓叫天道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以及民意的合法性！我们一切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等等都要具备这种三重合法性。对于三重合法性的内容，希望大家有重点的理解。

政治儒学还有谈到“夷夏之辨”。即华夏和夷狄，也就是文明跟野蛮之辨。今天我们谈文明，似乎把这个名词都已经曲解了。比如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媒体说，经过考古，在某地发现了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年前的高科技物件，甚至是什么核反应堆。大家会说发现了史前人类文明。甚至还有某些理念认为：在我们所处的人类文明之前，还有若干次的人类文明。现在需要给大家做出澄清，这种发现了所谓的一些高科技、超前物品，从中国的传统来讲并不叫文明。我们的文明不是按所谓生产力，或者科技的水平来定义。那按什么定义呢？而是按我们的五常五伦。如果一个社会符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符合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即这些五伦关系和谐，才是真正的文明，这是非常明确的！而不是现在所认为的评判标准，即一个社会文明与否，是看他的经济GDP，或者科技水平高低。一个民族应具备真正的文明，有了五常五伦，有了这种文化精神，就算在某些时候时运不济，三餐不济，饿着肚子，但他总有一天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会有翻身之日，也会精神不断！但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五常五伦，没有这种文化精神，即便再具有高科技，再具有不可一世的财富和生产力，但很可能就会顷刻分崩离析，就会荡然无存！所以这是中国文化对文明的定义，也是“春秋公羊学”包括政治儒学，对“夷夏之辨”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所谓褒贬，是孔子作《春秋》中微言大义的重要笔法。即孔子通过春秋笔法，一字之褒胜于华衮，一字之贬胜于斧钺。寓意对政治人物，如上对君王，下对群臣、士大夫，一字之褒要远高过最贵重的赏赐；而一字之贬，比用极刑处死都要厉害。这个理念深深地影响到后世，即中国人对历史的重视和信仰。所谓名留青史，或恶名远播，都是要被严格记录下来的！ 

所谓亲迎制，是孔子为君王所制定的制度。因为对于男女结合和夫妇婚姻来讲，孔子认为是头等大事。在五伦当中分别有天伦与人伦，父子和兄弟是天伦，君臣跟朋友属于人伦。但夫妇关系最为特别，它既是天伦之始，同时也是人伦之本。孔子作春秋为后世改制立法，其中规定君主在娶正妻的时候，一定要到国境线去迎接。君主一般都是从其他的诸侯国娶妻，所以需要到国境线上，亲自把妻子接回这个国、王宫以及宗庙，以确定夫妇关系的名正言顺。这是整个政治的重要部分，对百姓对社会的一个教化，包括使得继承人非常的清晰，称为王化之始！大家读《诗经》的《关雎》，就知道是如此含义。亲迎制在孔子之后一直被中国人继承。包括朝廷也好，民间也好，也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是一直在遵循着，只是绝大部分人不知道这个是孔子所定。今天无论在中国哪里，结婚一般情况下都是新郎带着一些人，到新娘家里去亲自把新娘接到家。这跟西方是完全不同的。在西方，新郎新娘是各自到一个教堂，完成婚礼仪式。所以说孔子通过《春秋》为万世立法改制，非常深入到我们中国的文化基因里头。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很多人是不知道而已，是一个隐性的存留和践行。

“实与文不与”的概念也是非常高明和精微。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各种情况非常复杂，包括政治、社会、家庭、人事，非常复杂。所谓经权，很多事情不是能简单的一分为二，是非对错能两立两清的。那很多时候，在很多事情上，为了比较好的目的，可能要选择一些非常手段。那如何去判断？怎么去引导，去处理？完全否定也不可能，或完全肯定也会有隐患。故此，孔子在《春秋公羊传》，即在政治儒学的理念当中，采用了“实与文不与”的处理方式。就是你为了一定的比如王道的目的，而采取了一些权变的手段，可以在这个“实”上面是肯定你的，以及事功本身。但是在“文”上面是要把你有违经的所作所为记录下来，以示程度不等的批评，叫“文不与”。这也深刻反映了中国人对历史的态度上面，记载的准则和功用。我个人认为，这确实是孔子为中国和人类开创的一条极其具有智慧的理念。

政治儒学在历史的作用如何？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一些经学家，通过汉武帝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建立起一套以“礼乐刑政”为代表的政治制度、朝廷制度以及社会制度，并且一直延续到清末。2000多年当中，没有根本上的大变动，一直保持这么一套政治、朝廷和社会制度，其特点就是刚才所说的“礼乐刑政”。这既不同于西方之前的神权统治，也非现代所标榜的民主法治，而是以礼乐为先。正是《论语》所谈及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以及“导之以政，齐之以刑”的关系。深刻道出了礼乐制度的实质，包括修己安人、德主刑辅的特色。

“学治”是重点要讲的内容之一。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学治”！今天很多人讲：我们现在是一个官本位，因为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如此，所以现在的官本位就是历史造成的包袱云云。这根本是一个胡说八道！我们现在确实是官本位，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在主要的时间段而是所谓“学本位”。官职确实在某些时候是可以（公开）买卖的，比如说从县令道台，知州知府甚至是尚书侍郎，是可以买卖的。但大多数情况下，买卖的是空职，一个名义，并没有实权。然而功名是绝对不可以买卖的！谁说要买一个秀才、举人或进士，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在朝廷立大功，做到极高职位的官员，如果不是通过正常的科举，即不是通过其学问，得到功名而做到高层的，都会觉得非常没有面子。因为大家认为做官的正途就是要读书，就是要参加科举，就是要先有功名。举个例子： 

左宗棠当年已经当到闽浙总督时，西北和新疆发生叛乱，朝廷派他去西北平叛。左宗棠并非通过科举做官，他只考到过举人，后一直屡第不中，故没能直接出仕，而是通过镇压太平天国立了功，一路升上去的。故一直认为没有达成心愿，在当时的官员当中甚至觉得低人一等。所以他就给慈禧太后上了一份折子，表明在准备科考，没有时间去西北，而是要到京城赶考，给太后出了一个难题。慈禧只好就给他下诏，说不用来参加科考，恩赐左宗棠为同进士出身，就相当于承认其通过科举。有了正式功名，左宗棠才得以满意，安安心心的去了西北平叛。 

由此可见传统社会是学本位，即学比官位更重要！“学治”有其具体做法，之前是“察举制”，比如“举孝廉”，经过推荐，从上到下去考察某人的学问以及品德。从隋唐开始一直到明清采用的是科举制。以科举为代表的学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社会制度当中非常典型的代表。

“仁政”同样最具有传统中国政治的特色。长久以来，我们的执政理念没有过分地强调民主或法制，确为事实。重视的而是礼治和民本，更多强调的是仁政。不管是什么人当选执政，统治者都要实行仁政。但仁政的概念相对来说比较空泛，因为对仁的理解可能会存在不同争议。那仁政的典型代表叫“孝治”，就非常是可以落地的。可以实实在在的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通过孝治可以实现仁政，这在《论语》里面就有阐述，在《孝经》里面也有阐述。在中国历史上，孝治具体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手段来体现呢？我举了两个例子，其实是远远不止。一个叫荫封制度，比如君主皇帝的以孝治天下，就要体现出其对父母，即对太后和太上皇的尊重。比如太后过生日，通告全天下普天同庆。另外通过对立了功的大臣、士人，哪怕平民同样荫封。比如谁为朝廷立功，做了贡献，或为百姓谋福，封其夫人为诰命，尤其是封父母，甚至追封数代祖先比如某个官职。该制度多能行之有效，激发老百姓对父母的孝道，从而以孝推广到各级的仁政实现；至于丁忧制度，大家应该在影视电影里有看到。当某位官员的父母过世，按照礼制他必须辞官，回到家里守孝三年，大概就是20多个月。否则如果是没有去守孝，而是瞒报不发，一旦被知道，轻者就要丢官，重者还要受到严厉的处罚。通过这种上行下效，目的是让老百姓、士人以及官员通过孝道来体会仁政，从而在各个层面践行仁政。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中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名教”可能对于大家会陌生一点。但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名教就是通过某些外在授予的名分，来给特定人群的一种褒贬，一种鼓励。今天我们也有所谓先进工作者、优秀员工等一些荣誉，但是远不够神圣性和内涵深意。甚至更多的还是通过物质的刺激，金钱的攀比，来宣扬比如成功的企业家。标榜其资产有多少个亿，他的排行榜又进步了多少名。实际上，通过外在的物质指标对人进行褒贬，一是对人心有非常强烈的负作用。因为光从物质、金钱和财富来讲，是永无止境的数字游戏，财富第一者也未必能心安满意；然后是对社会资源，尤其各方面对自然的破坏，其程度是非常的严重，绝对不可持续！那名教来讲，其实是建立一套礼制体系，通过具有神圣性的设计安排，让人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以及内心的满足，而非数字攀比。具体来讲有爵位制度，即中国历史上的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不同于官职，官职是看你的能力。如果你并没有这方面专长和能力，但也为朝廷立了功，或者是为百姓谋福，就可以通过爵位制度得到认可，通过公侯伯子男这一系列的爵位。

另外“谥法”是对从政者，尤其是身居高位的臣子在过世之后的盖棺定论。历朝历代的帝王都有一个谥号，比如纣王、文王、武王，以及景帝、哀帝等等。这些都是生前没有的。每一个谥法的含义都非常明确。谥法对于上至帝王，下到士大夫包括各级官员，都具有极大的神圣意义。是对其身心性命的强大督促与终极追求！值得官方以及民间好好研究借鉴，并继承发扬。

比如现在谈及湖南的曾国藩，我们一般称其为曾文正公。文正就是曾国藩的谥号，在他生前是没有的。而是去世之后，朝廷经过合议，最后封他的谥号，也是文官中的高等谥号。那后世凡是朝廷谈及曾国藩，或儒家士大夫、知识分子谈及曾国藩，一般都不直呼其名，都称之为曾文正公。他的文集就被称为《曾文正公文集》，他的家书也就叫《曾文正家书》。如果直呼曾国藩，那对他可能是有抵触，或是反对他的意思。这种带有神圣性的“谥法”制度，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典型特色。

“名教”还包括一些情况，比如有些青年才俊，或者大臣，确实是才华横溢，而且给朝廷提了很好的建议，皇帝赐他琼林宴，或者说亲自陪他吃饭。实际上这个饭可能并没吃，或者不过是菜摆出来后看了几眼就走了。然而此等荣誉至高无上！众所周知，在紫禁城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绝对是不能造次的。如果皇帝赐大臣所谓打马紫禁城，即可以骑着马在紫禁城转一圈。那一般人肯定都不敢，但是有了这个名声就不得了，世世代代都会感恩戴德。大家想想，中国在历史上有如此庞大的国土，从南到北几千公里。在过去交通不便，从京师发一份书信或诏书到广东要走一个月。那凭什么管理这个大一个国家？靠军事吗？短期可以，但长期绝对不可能。那靠的就是名教！例如广东的某些人如张九龄，对朝廷做了贡献，为百姓谋福，或者在当地做了什么善事。可能朝廷下御旨，封其为一门忠孝。没有给什么钱，可能就是十两八两银子而已。不像影视里那些夸张的说法，什么动则赏黄金百两、黄金千两，都是胡扯淡，给的就是名教而已！想一想，广东的这个家族，甚至整个地方，可能对朝廷都是感恩戴德，以至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皆引以为豪。由此可知，名教的物质成本可说极小，其激励作用和效果却是无法估量！

传统政治还有监察和史官制度，尤其后者也是中国所特有！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对君王来讲，一言一举，全都要由史官在身边记录下来。而且按照规定，皇帝不能干预。他假如想把不好的话删掉，或把不好的事情写漂亮一点，都是不允许的。皇帝即便是天子，也不允许来干涉史官。而且其实录也是要留到后一朝，才会被整理公布，以儆效尤。所以这对我们的政治起着非常大的制衡作用，一种权力的有效限制，一种对执政者的莫大褒贬。

当然，政治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变异及岐变，即所谓“政治化的儒学”。因为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一种政治理念，都会产生所谓意识形态化，也就是异化。丧失了本身的一些根本原则，一些批判精神，而沦为执政者的利益代表，或者是意识形态。所以时常会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或旧社会的黑暗，比如等级、君主专制等等。有些可能是一些人不明事实，但也有一些是因为出现了政治化的儒学，主要表现在古文经---以《春秋左氏传》为代表的一些古文经。比如说把君权绝对化，即所谓君主专制。但是在以“公羊学”为代表的政治儒学当中，这些恰恰是批判的！包括世卿，孔子在《春秋公羊传》当中是讥世卿的，就是讥讽这些官员、卿大夫的世袭制。但在古文经当中，在政治化的儒学当中，则是承认这个世袭制的。一定要注意辨别！ 

稍微提一下，由“公羊学”即“政治儒学”引发产生了中国的传统政治，我们整体上称之为“王道政治”。而王道政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社会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为人类社会确实有不同变化，比如说从简单到复杂。包括现代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外部环境的改变。整个世界的融合交流，造成目前全球一体、地球村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所以大体来说，王道政治的表现形式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尧舜禹时代，包括夏商周三代，王道政治的形式是圣王一体。就像尧舜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这些在其位的天子同时也是圣人，即所谓圣王一体。他们是凭着自己的王心来直接治理天下。比较有代表的是《礼记》中一篇《王制》，就讲圣王一体治理天下的制度设计。这并非对圣王权力的分配或者分割，而是设计了相应制度，来协助圣王治理天下。

三代之后，从汉代开始一直到清末共有2000多年。通过“春秋公羊学”即“政治儒学”的理念，建立了一套以礼治和礼乐为代表的政治制度。其实质就是：君主共士大夫，通过经（典）来治（理）天下！这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君主专制，所谓君主一言九鼎、金口玉言，不能有任何置疑。在王道政治下的君主，是跟士大夫一起来共治天下。因为三代以前孔子还没有出现，三代之后孔子才留下的“六经”，后来称之为“五经”或者“十三经”。君主跟士大夫，就是通过孔子留下的经典来治理天下，“五经”或“十三经”成了君主和士大夫治理天下的最高宪法原则，非常明确！当然某些时间会出现一些昏君和暴君，但主要来讲，中国的传统政治就是君主和士大夫共治天下。所谓“从道不从君”，士大夫阶层一直努力将君王的个人私欲转化到天下人的共同利益！

众所周知，中国这一套传统的文化价值，尤其是政治制度在清末被瓦解崩溃。近一百多年，我们在一直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不断尝试，包括今天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按蒋庆先生所提“政治儒学”的理念，王道政治在将来的形式是一种儒教宪政。这不同于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当然也有吸收民主制度的一些可取因素，但远远的超越了民主制度，其内容更加的广博厚重，核心特点就是“儒士代理”。这跟后一条“虚君”是合在一起的。君主在今后可以还是会有，但只是虚君，即没有实权。前面所述君主共士大夫共治阶段，君主还是有实权的。但是在将来的这个阶段，君主就是虚君，只是一个国家象征，一个代表，具体的政治是由儒士来代理！其中的典型要素就是“太学监国”。中国传统政治的“学治”理念就通过“太学监国”来明确对应和实践。所谓太学是由某种公正的，通过一定形式推举的儒学宗师群体，包括德行以及学问等各方面。“太学”对整个政治体制具有最高监理权，也拥有最高的祭祀权。通过对天地以及山川、往圣等的祭祀，体现“大一统”政治的神圣性。“太学”同时也负责教化、培养以及选拔、考核政府的高层官员和执行层面的公务员。并负责教化百姓和社会，成就仁风良俗。当然，“太学”还可以对议会、政府的行政部门有一定的信任否决权。尤其可见，“太学”在现代儒教宪政里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学治精神。另外针对仁政、孝治、名教，以及监察、史官制度，儒教宪政设计了一个“三院制”去具体落实。该“三院制”不同于西方目前“民意一枝独大”的议会制度，其核心实质是前面所述的王道政治必须具备的三重合法性，分别是代表天道、历史和民意！按此设置有三个议院，分别是通儒院、国体院和庶民院，代表儒教宪政的三重合法性。当然其中关系比较复杂，三院或三重合法性并非平面等分，而是有一个高低次第，就不展开说。 

稍微提一下“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的关系。在蒋庆先生提出政治儒学的理念之前，中国从宋明以来，偏向讲成圣这一块的心性、道德儒学传统发扬得比较突出。绝大多数人只知道谈及思孟心性、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等，甚至认为所谓外在的政治制度，是由心性功夫、性命功夫修行好了，自然就会由内圣开出外王。然而蒋庆先生在此方面提出了另外的思考，建构了“政治儒学”的博大学说体系。也有不少人产生疑问，认为这样是不是把儒学进行了人为的割裂，甚至是对立了？在此稍做提示：政治儒学跟心性儒学皆属同源，都源自于孔子所开创的“天道性理”的价值观、学理和思考，两者都是反映天道性理的外化形式。心性儒学主是要涉及身心性命及道德观的儒学传统，而政治儒学是主要涉及文物典章制度的儒学传统，这两种外化形似都必不可少！对于任何一种哲学，一种宗教，一种政治理念而言，都不会只有空的形而上部分。大的来讲，他们一定都具备两种外化形式，才能保障这套价值观和理念落实到个体和人事、社会当中。当然两者各有分工，心性儒学主要是解决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即道德、价值与信仰之学；政治儒学则旨在解决政治、社会以及朝廷制度，即所谓文物典章方面；前者偏向于内圣，后者偏向于外王；一个以性善为主要出发点，另一个以性恶为主要出发点；心性儒学就像内圣，主要解决的是尽伦。政治儒学以外王为主，解决的是尽制。所谓圣王，就是必须同时尽伦而又尽制。

从儒学发展的脉络来讲，先是两汉的经学，然后到宋明的理学和心学，包括清末民国以来的新儒家----我们称之为哲学。因为新儒家是以西方的主流哲学为参照和桥梁，来阐述中国的传统儒学，以证明其合理性，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的合法性。故我们可以称之为哲学！到蒋庆先生提出“政治儒学”的概念，实际上又返回到经学，在汉代经学的基础上可说是复古更化、别开生面。两者的关系不是对立的，更不是一分为二，而是所谓太极阴阳、理一分殊的关系。甚至心性儒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比政治儒学更加重要。因为无论在社会怎样黑暗的情况下，心性儒学也可以存在于一些个体生命当中，一些圣人贤人当中，他不受外界干扰。而政治儒学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非常复杂、入世的政治关系，以及现实的利益关系当中。有可能会沦为意识形态，沦为利益的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儒学需要心性儒学的不断批判和矫正。心性儒学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是儒家最高价值的守道之学。政治儒学要永远通过心性儒学来参照和反省自己，以防止被各种情况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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