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各方面对国家博物馆门前孔子塑像的位置变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三个多月以前，孔子塑像被放在国家博物馆门口，也就是天安门的东侧，引起了不少的争议。这尊孔子塑像不过是一件普通的艺术品，质朴大方，并没有太多的异彩。然而，就因为它被偶然置于特殊的位置，就掀起了不小的文字波澜。无休止的意义追加与相互责难，已经远远超过对孔子塑像本身的鉴赏，甚至把部分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其它地方：浮想联翩，各抒己见。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


    大众传媒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泡沫消费。孔子塑像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趋势。许多景区、店铺或者文化场馆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出售孔子塑像或者以孔子像作为商品的包装。更有一些小型企业注册孔子、孟子的商标，以此作为提高产品身价的途径。这充分说明了世俗化具有强大的力量，就连古代圣贤也难以幸免。这些现象并没有引起相关人员的重视，更没有诱发许多探讨。原因在于它们还不具备泡沫的资格。国家博物馆门前的孔子塑像由于地段特殊，这才为许多立场鲜明、态度明朗、才华横溢的论家提供了展示自身能力的机会。无论欢呼具有特殊意义的“孔子”回归，还是妄想揣测什么风向标，或者剑拔弩张、口诛笔伐，都于孔子本人与儒家思想无所增损。这都是具有鲜明的身份意识的现代人进行的富有现代色彩的争论。儒家置身其中，何其不辜！


    国家博物馆门前的孔子塑像变动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儒家的尴尬遭遇。经学时代结束以后，经典与圣贤从历史舞台上淡出。然而，从究极层面讲，生生之德却未曾断绝。抱守遗经，退藏于密，深入堂奥，心忧天下，这才是儒家的明智选择。世俗化对儒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儒家想要走出困境，不但需要置身于文化意义的传播，更要善于总结自身的经验和教训，重新发掘“儒术”中的合理成分，对治现代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这里所说的“儒术”有特殊涵义，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仁”，其外部展现为“术”，就是王应麟所说的“仁术”，也就是经营“家国天下”的“道”。“儒术”或“仁术”是任何具体事物所无法替代或抹煞的。因为它以良知作为伦理道德的底限，构建一个维护公共生活规则的平台，调适社会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将心性、礼制与天道沟通起来，为实现“家国天下”的远大理想做出具体的事情。与其它宗教的偶像崇拜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儒家以孔子塑像作为尊崇圣人的方式，或者说寄托王道观念，而不是迷信与崇拜。


    国家博物馆门前的孔子塑像在一百多天内经历了树立与移动的变动。这些都牵动了许多有想法的人。反对将孔子塑像立在国家博物馆门前的人，将目光放在天安门广场，把孔子塑像等同于某种特定的社会形态、价值观念和公共生活规则，对其进行否定，而忽略了列宁主张的“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进而以“左派”幼稚病的武断方式对孔子及儒家思想进行彻底的否定，忽略了构建新时代的文化需要继承人类优秀文化传统这一真知灼见。从历史人物的身份来看，孔子不是现实的统治者，只不过在身后被追封出许多吓人的名号。这些名号都是“饰儒”的表现，或者说是不愿意采纳“儒术”而力图“缘饰儒术”的高明手法。“儒术”不是洪水猛兽，而是系念苍生、利国利民的致治之道。“儒术”不是封闭僵化的观念形态，而是“日新又新”、不断损益的理论创新活动，既要敢于面对困境与挑战，又要善于解决实际问题。“孔子素王”的价值就在于维护自身理论的完整性，自立自强自觉地进行儒家的社会实践。儒学精微易简，不会因为没有孔子塑像而失去自身价值；儒家志向宏大，不会因为将孔子塑像放在特定位置而固步自封。


    儒家现代社会必须充分发展，尤其是以开放的胸怀容纳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不断完成自身的话语转换，更好地为社会成员谋求福利。面对激烈的反对意见，儒家必须善于提取其中的有效成分，尤其接受唯物史观中的优秀创见。毕竟唯物史观对于基督教有着强大的震慑力与批判力，有助于扫除儒学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更能防止基督教的长驱直入与深层渗透。对于这一问题的冷静思考，必须成为儒家的紧迫任务之一。同时，唯物史观也能从儒家文化中寻求历史文化方面的基础与结合点，更好地促进唯物史观的民族化，激发巨大的创造力。任何盲目抛弃儒家文化合理成分的做法都是小资产阶级情绪的发作，而不是真正的唯物史观。战斗唯物主义之所以强有力，就在于它能够吸纳人类一切的优秀成果，不断壮大自己的理论，而不是闭目塞听、停滞不前。战斗唯物主义必须吸纳本民族的思想精华，才能确保自身的生命力、战斗力与创造力。百虑一致，殊途同归。儒家对此也要有清醒的认识。


    孔子塑像只是一件艺术作品，至于额外的文化意义都是许多解读者赋予的，不能盲目加以引申。如果真正遵从孔子之道，就应该给“孔子素王”一个合适的位置，那就是文庙或者通常所说的孔庙。大成金声玉振，没有庄严庙宇，没有固定的场所，怎能凸显自身的历史价值和时代魅力。北朝时期以至于隋代，有女性去文庙祈祷求子，后来的学者对此多有非议，认为极大地误解了儒家的真精神和真假值。今天，当论家激烈争辩孔子塑像的位置问题时，是否考虑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误读。当学界重新评价孔子的历史地位时，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孔子素王”的涵义与效用，以至于阻断它对维系人心、关注社会正义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素王”就是“空王”，也就是没有权柄却又呼吁仁爱的令天下归王的人。当作为有生命的个体已经逝去的时候，就是说孔子本人早已辞世，那么“孔子素王”的精神就需要认真加以发掘和维护，因为“空王”能够发挥协调作用，从历史文化层面给予今人全面的关照，在整体方面构建本民族的精神家园，携手并进，众志成城，促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海内外一切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放眼未来，而不是自闭于狭隘的预设框架之中，以至于丧失发展机遇。


    前贤有言，千圣万圣，归于仲尼一圣。这是对传统中国的文化汇流的高度概括。既然现时代继承了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那么就应该重视孔子的文化价值与意义，为综合创新提供源头活水与历史参照，有效地避免历史虚无主义的干扰，做一个中华民族发展的促成派。如果孔子塑像具有这一方面的积极意义，我个人觉得应该给予合适的位置，鼓励世人不断努力奋进。除此之外，任何“饰儒”都是不可取的。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