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人许浑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大概是后人最为耳熟能详的诗句之一了，经常被用以形容某种大变革之下的紧张前兆。但是若是将整首《咸阳城东楼》七律好生品味一下，或许能明白为何诗人生得如此诗意了：


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
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


        当秦汉旧事早已成为过往烟云，留下的只有荒芜的遗址以及逝者如斯的流水时，怎么不会对这日西下而云上涌、风不止而雨将至的场景感到惆怅？


        说起来，笔者为何不厌其烦地来介绍整首诗？实在是因为整首诗大为符合笔者想要叙文下去的基调了。若不将整体引述全诗并“窃取其义”，就实在没法将发生于“烟花三月”之中国的某些事宜，用不那么生硬的语言加以评述了。是为前言。
 

    一、筹码孔子像


        4月20日，在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矗立了整整100天的孔子像，被国博方面从北广场挪入馆内花园。诸多洙泗之徒在意外之余，深感难以接受，并在文字和言语上进行了强烈的表达。笔者也是其中之一，然而在冷静下来的思考后，才意识到这背后的大有文章，而这恰恰是洙泗之徒所必须直面的。


        在被视为国家政治文化核心区域的天安门广场，在近现代中国一直处于失势局面的至圣先师，在今日居然得以占据一“像”之地，实在是一桩再多言论也不足以表达至尽的大事。除开洙泗之徒的欢欣鼓舞，不得不说此次安放的实施过程，可谓前无征兆后无解释，完全就是一出没头没脑的单一动作而已。诸人那意外“惊喜”的反应，恰恰说明整件事情着实有着并不纯正的弦外之音。


        若是非要揣测，那么将圣像安放的时间选在了腊月初八，就不能不说提及促成此次圣像入驻的上方势力，可能拥有如是的算盘：一方面是对圣像入驻的各方舆论反应投石问路，另一方面便在于今年的这一天是周相的逝世25周年日。而当年周相在“批周孔”运动所受到的责难，也恰恰不离开“效周公而实王莽”之类的攻击。而同年随后的“四五运动”，便是为此击鼓鸣冤进而发出对整个文化革命完全的不满与否定，并不自觉成为了10年浩劫得以嘎然而止的前奏。如果把这些历史事实加以整合，便不难发觉立像者的用心所在。
然而，立像者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番动作，却有着足以摧毁自己用心的重大隐患，这便在于用心过于权宜，而完全没有在意当前孔子像、儒家圣贤以及整个儒家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尴尬地位；不管不同派系之间多大的隔阂，在儒家的问题上却是出奇的一致——不堪大用，不足为道。“不堪大用”是指在政治资源的利用上，没有他们所可以图取的；“不足为道”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势力，自身却没法鸣声出气。


        而要摆脱这样的尴尬，“正名”居然成了最简易却最艰难的工作。“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夫子对不解“正名”意义何在的子路的那番开导，也不自觉地成为了立像者们“作茧自缚”的命门——难道还可以希望如以前“真理大讨论”和南巡一样来个“先斩后奏”，通过制造局部的“既定事实”来获得全面的默认？没那样的可能了。话说议长的“五不作”与宰辅的招待宣言都快达到心面皆不和的境地了，还能指望在群而无首的局面之下寻求“强有力的支撑”？只怕有，也不会施加到树立孔圣像的头上。


    其实，所有人纠结的并非圣像的立与不立本身，而是在远离中国主流思想价值观百余年后，儒家在今天是否还能有足以理直气壮重返普罗大众当中的底气？显然还不够。不仅仅是在时间上，更在于观念上——究竟多少声音能够发出并足以赢得相当可观的认同度？究竟有多少曾经闪耀的底蕴被埋在历史的长河中还等待着重见天日之时？究竟有多少缠绕于儒家历史和历代圣贤中间的谗诬之辞还没有得到洗清？要知道，在当前时局如此微妙之机，若甘于空守斋屋而不将自家义理拿来济事尚志，从而重新焕发多数的共鸣，急需实现那些宏伟抱负又谈何容易？在这样的进程中，迎面而来的困难不仅仅来源于那些不相为谋的“不喜之士”，甚至还不自觉地包括某些大行“切割术”的所谓“同道”……


        返本修己，而不受外界风云变换所侵扰；潜心勤学，而不打复兴之名拆儒家体系的台柱脊梁；放眼家国现实，通过身体力行有所作为。常言道圣贤发愤而有述作，洙泗之徒在当前困窘之境况下，也更要知道如何行动才能逾难而上。无论今后的局势多么难以揣测，面前的困难多么难以跨越，把一切毫无顾忌地承担下去，会是对圣像被当作筹码遭受如此“百日境遇”所做出的恰当回应么？人在做，天在看。不问苍生而求“口碑”，勿怪百姓惊而远之。

 
    二、法则缺席的审判


        一桩情节再简单不过的在撞车肇事之下杀人灭口的刑事案件，最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的审判动向还被树立为中国法制建设的十字拐点，不得不佩服各路人士神奇而又诡异的的思维逻辑和语言指向，以及各路群众基于意识形态立场上的激烈攻防，让人深感中国今日仍然没有走出党同伐异的笼罩之下，大概古人“中庸不可能”的感慨，放在当今倒才是恰如其分。


        最荒诞的莫过于当药某还处于舆论焦点之中时，居然被放出了其在羁押中仍能有高歌一曲雅兴的画面，而同时其部分同学和辩护专家发出的奇异言论，更是让大众没法接受。而受害方的凄惨身世，一家人的生活艰难，更是将民众的所有同情集聚到顶。更重要的是，药某可能存在的深厚背景，立即成为了在当前社会不公现象深感不满的民众一致对准的靶心。


        也不知是从何时起，药某的死罪与否，又跟死刑的废除挂上了钩；而死刑的废除问题又得与国家的法治进程息息相关，而国家的法治进程就是必须抗拒“多数暴力”，消除民众对案件审理中的任何舆论影响，于是乎药某的死罪还必须得打上“活结”；反过来，大众民意要药某死，司法独立若拿着案件情节实际提出不一样的分析，便是违背民意，而站在人民的对面，便是与当今作恶多端的达官贵人为入伍，就失去了基本的廉耻，于是乎药某就只有以死谢天下这一条路。


        这个时候最尴尬的是什么？无疑是法律所代表的准则本身。法律制定的条款被整体无视——特权家秒杀它，各路专家学者置疑它，民众抗拒于它；法律代表的公信形象早被抛弃——特权家逾越它，各路专家学者“修饰”它，民众绝望于它。在一个准则全无、约束尽失的年代，有什么比理直气壮的七嘴八舌更快意的呢？有什么比为了心目中的主义潮流更为重要的呢？只是准则，这最朴素却又最实在的共识，早被所有人遗忘到灰土扬尘的角落中去了。


        准则的尴尬，也恰好是当前社会思想紊乱状况的缩影。思想的紊乱，来源于社会的震荡，同时又让这种进程愈演愈烈。相信再对时局不敏感的人，也会感受到近年来的形势犹如过山车一般大坏，如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新闻，便是官家的下限——无论从凶残上还是蠢笨上，各路人士的口水与被戴上的“帽子”，以及东倒西歪“无所措”的民众导向。难怪说风君子“风”小人“草”而“政”乃蒲卢，什么品质的戏班展演什么花样的剧目。君不见，近年来多少最后演变成群体事件的哗变，不都是因为上位者的一句伤人彻骨的言语，或者一个断人心念的动作而导致局势的一塌糊涂么？兴邦丧邦在举手之间，只可惜真正把持一方的实权人物却“眼高手也高”地顾不了这些“杞人忧天”。


       相比起药案的纷争喧嚣，李某律师即将开释前的漏罪再起，倒更像是一出在律令幌子包裹下的两军对垒——尽管李某有着响当当的律师资历，尽管一大群法律界人士在其周围摇旗呐喊，尽管案件其中本身也确实存在程序方面的问题……不过，如同当今许多最后被放在法律层面上各大五十大板以宁事息人的问题一样，兴许关注时事讯息且不那么健忘的人，大概不会忘记此案从李某当初从受托辩护到锒铛入狱期间的瞬变过程。不过，当一个个黄四郎的替身们被“就地正法”后，谁会关心背后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端倪呢？还是让当时人们心知肚明吧——这半斤八两的名声口碑。


    三、一锅粥


       当种芹菜的农民为收不回成本而自尽，但买芹菜的民众却为离谱价格而买不起气得跳脚时；当各式各样的楼市调控政策出炉，却依然是阻挡卖地照旧、房钱上扬照旧的大势，还让翻炒户籍这门“古老”数年的“技能”死灰复燃时；当每个人都在为各种缴费的上涨纠结不已，但产售企业也在为自己资源的紧缺绞尽脑汁时……所有人都认为自己过得很辛苦，只是所有人在为了自己的不辛苦时，却不自觉地让大家一块儿过得更加辛苦。


       如今的中国人，正处于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中：为了承受越来越多标榜“优质生活”标准所花费的成本，便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在越来越多的事务当中，却发觉自己所收获的回报只能达到那个“标准”的边缘甚至是连边缘都没有，便通过无数次再投入后总算达到门槛，不料新的“标准”又来了，只好继续于不停的投入中……到最后人们发现，原来“X连跳”什么的离自己身边一点都不远，人们除了为应付基本的生计疲于奔命外，其他的什么都没法应付。


      虽然常说圣人言“富之教之”，但若以为那些亮眼的数据就可以代表民众普遍的富裕，那就真是世事不明了——何况“富”与“教”之间并没有界定为先与后的关系。有人说要提高对素质的教养，可惜到头来的确是给民众灌输了各式各类的“知识”——就好比如今的学校之于听课的学生，但最后民众在适用中发现一切都是忽悠自己的：因为那些教“知识”的人他们自己从来都不会去使用。难怪诸多明事理之人不厌其烦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维护，实在是因为“不由而知”并把“愚昧无知亟待普及提高”的定调甩给民众，对于统治者而言实在是更为容易的事情。


       如果说这样的付出能够有所得宜，还能自己想开点；只是辛苦一阵下来，却发觉自己完全得不到同等的必需：自己的家宅方地要担心许久年后的产权后，要是碰上了指东打西的“整体规划”，还得留神哪一天的“说没就没”。那些平常吃的喝的用着的各种东西，似乎有没有“免检”的标签都不重要了——因为即使有标签的，到最后一样会被发现有大大小小的问题。问题大的，或许责任方会被追究，只不过他们所承受的惩戒完全可以过不了多久就“胡汉三又回来了”；小的，干脆大手一挥被搪塞了。到最后，连自己生后要长眠的一块方盒搁放处，也要跟生前的住处步调一致地被认为是实权“未定”，真是生不得而死不能，人们始终得在被搅和的不安宁中度过——更别提已经被舆论选择性遗忘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差异的拉大了。难怪比起在“繁华盛世”（虽然这词已经许久没被提及过了）的一团歌舞升平，其中的不均、不和、不安才是梁柱不稳而大厦倾倒的大患。


       而这个时候，那些最需要体现行政与治理的环节，那些负责运行操作的“有关方面”应该动作的地方，他们却像捡泥鳅一样任其溜走了。拿城市建设来打比方，本来路线布置、市政规划和交通工具的控制等本应是连环相扣、缺一难行的帷幄运筹，然而有关方面经常会开出劣劣相吸而非优优集合的“药方”，在各自的划地经营中将整体局面搅得乱七八糟后，坐等路线错乱、规划无序、车辆陡增等各种状况后果的凸显，到最后是所有人都被拥堵在一块儿，要么骂道路的街，要么骂那些可能代表达官贵人的好车的街，要么骂各路不长眼的司机的街……而“有关方面”除了“姑且听之”的应付解释后就没了下文，最后买单的是百姓个人的物质与非物质的代价，以及始终在“花销—再花销”中循环的公共财政开支——哦，不对，那也是属于纳税人交付给政府让其合理使用的。而与之相对的，那些不需要过多插手的领域，操作者倒是非常不亦乐乎地愿意去插手，并愿意一直掌控得死死的。从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确做到了另一种程度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只是，诸位在心里真的会打出他们自认为满意的分数吗？


       至于那些没极限更没下限的残贼之人事，好像如今的百姓也懒得多说了——在经历了从过去的深恶痛绝到无可奈何再到麻木难堪最后以各类笑料加以刺讽的转变后，民众的“淡定”或许让“有关方面”觉得的确很是“耳根清静”了，可是他们真的觉得过去在教科书上看过的周厉王的“光辉事迹”，就不会发生在自己的头上么？话说大水也有要冲龙王庙的时候呢。


       人人都觉得自己在竭尽全力，可是人人都觉得自己在社会的大小圈子当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好”，那么这样的社会绝对是有不正常的因素。前不久的民众幸福度调查，一向被认为忍耐度颇高的中国人的幸福度竟然只刚刚过了一成，而七成以上都认为自己是“生活艰难”，那么在自认为国家机器的齿轮还在昼夜不息“良好运作”时，还是好歹想想当齿轮没有了机油后会发生的歇菜时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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