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春宝著《林文庆传》出版暨序言、后记

林文庆传

作者: 严春宝

出版社: 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1-4
装帧: 平装
丛书: 厦门大学百年精神文化系列
ISBN: 9787561581612

【内容简介】

林文庆在东南亚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为新、马的政治、经济、金融、医学、教育、文化思想和社会改革等作出了全方位的突出贡献。林文庆不仅是东南亚史上不可或缺的、里程碑式的重要人物，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即保护过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逃难的康有为，也曾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提供庇护的安乐窝。而他作为整个私立时期的厦门大学校长，也是中国大学发轫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学术界多年来几乎完全忽略了林文庆的存在及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价值。《林文庆传》一书基于大量中外文献史料的基础上，汲取了国内外众多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林文庆的生平事迹进行了全面、系统、详尽的挖掘研究，是目前海内外有关林文庆研究方面最前沿、最全面的第一部大型学术性传记著作。

《林文庆传》是在原书名《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一书基础上修订再版的结果，该书集学术性、资料性及可读性于一体，向世人重新诠释了林文庆博士那曲折、富于传奇的精彩人生。

【作者简介】

严春宝：山东省莒县人，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加坡南洋学会永久会员、新加坡南洋孔教会永久核心会员。已独立出版《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林文庆儒学文选译注》、《他乡的圣人——林文庆的儒学思想》、《新加坡儒学史》和Essays of Lim Boon Keng on Confucianism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s)等五部学术专著、译著及诗集《愚人的黄昏》等。

其中，《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一书除入选“2010年中华读书报年度图书之100佳”外，还受到了香港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及新加坡广播电台的推介；《新加坡儒学史》入选儒家网2020年度十大好书。主要从事海外华文教育、新加坡儒学及抗战第三战场——海外战场的研究等。

【目录】

绪  论 

生于蛮荒之地一念尚存星火可燎原

蓦然回首从此一心一意做大汉子民

第一章 少年尽识愁滋味

父母早逝打碎无忧无虑之童年梦境

洋伯乐解迷津成就华裔少年第一人

第二章　身去西洋心归汉

少年峇峇本天然生就一颗敏感之心

居白人世界幡然醒悟自身竟是华人

第三章　功追元化父母心

悬壶济世华佗再现声誉日日渐隆起

以狗肉治沉疴奇人奇事黄遵宪倾心

第四章　能言善变华议员

仗义直言敢为华人社会诉民间疾苦

执白黑两道调解纠纷获赞和平老人

第五章　长袖善舞在商界

创办保险设立银行金融界华人先驱

先知先觉陈嘉庚誉为橡胶种植之父

第六章　峇峇社会改革家

剪辫禁烟讲华语力促峇峇回归中华

倡女教唯才是德侨界风气为之一新

第七章　保皇派的守护者

盼祖国早日强盛不遗余力支持维新

责无旁贷巧设金蝉脱壳暗保康有为

第八章　革命者的同路人

痴迷社会改良不赞同暴力流血革命

为孙中山纾困解难终成为同盟会员

第九章　临危受命掌厦大

为社会作育英才义无反顾奔赴厦门

心怀祖国但求中华儿女不再被人侮

第十章　悠悠厦大十六载

注重西方科学训练以孔孟陶冶灵魂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往事悠悠思明州

第十一章　绕不开的迅哥儿

为一流大学广纳大师聚天下豪杰

与鲁迅纠葛拨开疑云释误解真相

第十二章　“完美的”教育思想

废墟中欲挽狂澜力排众议培养君子

求止于至善逆风雪孑孓独行孔教徒

第十三章　一片冰心为英才

生前不计牺牲倾家荡产亦在所不惜

死后长留爱国爱校之情当万人敬仰

第十四章　忍辱负重度苍生

慷慨赴死易身沦日寇傀儡生不如死

从容就义难我不下地狱谁人下地狱

第十五章　回归中国的婚姻

念念不忘汉人身份拒迎娶窈窈娘惹

痴痴盼佳人牵肠挂肚终成两段姻缘

第十六章　理性的儒家学者

一心向明月终身致力推崇儒家思想

明月照我心此世追逐振兴中华大梦

附录一：林文庆主要著作、译作一览

附录二：林文庆年谱简编

附录三：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序 言】

曾玲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陈嘉庚研究中心主任

厦门大学为庆祝建校百年，推出“校长传记计划”。严春宝教授的这部《林文庆传》，是这项计划的成果之一。

严教授对林文庆的关注，始于其2004年博士论文课题《新加坡儒家文化传承研究》的研究与撰写。2007年他到厦门大学做博士后，我是他的合作导师。在这期间，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深入研究林文庆。2010年他将博士后出站报告中的主体部分整理成专著“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出版后，即受到社会与学者的关注。中华读书报将此书列入当年“图书100佳”推荐名单中。2012年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开卷八分钟”两次推介该书。在学术界，香港中文大学梁元生教授认为“该书资料详实，立场中肯，是研究林文庆必读的传记”[2]。

时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黄贤强副教授在为该书撰写的 “序二”中，从文献资料的运用、研究内容的阐述、学术观点的论证、雅俗共赏、寓论于述的撰写风格等诸方面，充分肯定该书对于林文庆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指出这部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深入拓展而成的专著“是至今最完整与最全面的林文庆传记”。

在这之后，严教授将研究重点转向林文庆的儒学思想，先后出版《林文庆儒学文选译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中英双语版的ESSAYS OF LIM BOON KENG ON CONFUCIANISM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S)（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2014）、《他乡的圣人—林文庆的儒学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等。

2020年严教授又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作《新加坡儒学史》，该书中有不少章节涉及林文庆的儒学思想研究。以上成果奠定了严春宝在中国学界林文庆研究的学术地位。

在上述严教授有关林文庆的研究论著中，2010年出版的《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被甄选入厦门大学百年校庆“校长传记计划”，并改以《林文庆传》书名再版。为此，他嘱我为《林文庆传》撰写序言。为此我重读他的这部传记及其他相关的林文庆研究成果，思考百年厦大校庆之际纪念与研究林文庆的意义。

林文庆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南来马来半岛拓荒的中国闽南海澄三都移民的第三代、一位被称为“峇峇”的海峡土生华人。他的出生和去世都在英属海峡殖民地首府新加坡。从他1869年出生到1957年去世，其近八十年的人生里程历经十九、二十两个世纪、跨越新加坡、英国、中国三个地域。

严教授这部《林文庆传》，在近现代新、英、中三地具体的时空脉络下，采用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的叙事与书写方式，以十六章的篇幅，向读者阐述了林文庆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间穿梭往返的生命历程。在十九世纪时期、即林文庆三十岁之前，他是一个在学业、思想、政治忠诚、生活形态等方面都深受英文教育与西方文化影响的海峡华人精英。

澳洲阿德雷得大学历史系颜清湟教授曾这样评价这一时期的林文庆，“以教育与文化的观点来看，林文庆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他是一位杰出的西医、商界领袖、政治参与者、社会改革家与教育家”[3]。在十九世纪末之后，林文庆的生命之路开始转向，从原本一心效忠英国与英属海峡殖民地政府转而关注中国。他执着认同儒家学说，进而皈依中华文化。

他从1898年开始，不断卷入中国近现代的政治活动，先后与晚清政府、康梁维新党、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以及国民党发生关系。而他中国之路最精彩的篇章，是他从1921年至1937年以主掌厦门大学校长十六年的成就，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幅图像。而厦门大学也因此成为对祖国满怀赤子情怀的海峡土生华人林文庆实现其“教育救国”政治抱负与成就其作为现代教育家的舞台。

受制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恶劣的国内外环境，1937年厦门大学被迫结束其“私立时代”转为“国立”，林文庆也在这一年离开中国回到新加坡。时光飞逝，厦门大学将在2021迎来建校百年，此时距林文庆离开厦大已过去八十四载。八十四年来世界与中国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厦门大学亦历经时代风雨成为一所闻名中外的高等学府。值此之际，纪念与研究林文庆，即为了饮水思源，亦可从中思考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关系等重要课题。

就百年厦大的发展进程而言，来自南洋[4]的林文庆校长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在厦门大学创立后的最初十六年里，林文庆校长领导中国唯一一所由南洋华侨创办的大学，使之进入现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

学贯东西的林文庆校长，以其广阔的人文情怀、包容、兼容、 融通东、西文化以创造最新最完善之文化的办学理念与宏大的国际视野，不仅使地处中国东南一隅的厦门大学能开当时中国学术研究与高等教育之风气，亦使厦门大学在其初创期就成为一所跨越中国与南洋、面向世界的研究型综合性大学。

作为中国国内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由南洋华商与华侨知识精英创办的大学，在校主陈嘉庚与校长林文庆的领导下，厦门大学在其创办之初，即承担起为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在南洋华人社会的传承与发展培养人才的历史重任，因而奠定了厦门大学作为世界东南亚华人研究重镇的学术传统与地位！

上述厦门大学在林文庆校长主政下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为未来厦门大学“南方之强”发展道路奠定重要基础，亦显示厦门大学在其初创期，即与南洋华人社会密切相连。厦门大学的这一特色，为从高等教育的视角具体考察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海外华侨华人如何参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个案与场域。

第一、厦门大学的创办与南洋华侨精英“教育救国”的政治理想

厦门大学的创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南洋华侨经济的繁荣，尤其是树胶种植、加工与贸易发展的产物。厦大校主陈嘉庚是那一时代南洋的“树胶之王”，校长林文庆则是促进南洋树胶种植业兴起的有功之臣。在私立时代厦门大学的办学经费中，除了陈嘉庚先生认捐的数百万元开办费，有相当部分来自经营树胶业的南洋华商。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在1935年至1937年捐款厦大一千元国币以上的54位南洋华商中，有22位从事树胶业[5]。

以陈嘉庚、林文庆为代表的南洋华商与知识精英为何要耗费巨资、甚至如陈嘉庚以“毁家”来祖国兴办大学？这是因受到当时中国现状的感召。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在内忧外患中开始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都在寻找救亡图强的道路，希望透过社会变革拯救国家。身在南洋的华商与华侨知识精英所提的救国方案之一，是从教育入手来振兴积贫积弱的祖国。

正如林文庆校长所言：“他（陈嘉庚）为什么花心力赚大部分的金钱办教育？因为他相信中国之贫弱与被人轻视，就由于多数人民在无知的黑暗中。……办教育就当造就好公民。……我们的目的是要造成良善的公民，他们能实行古今中外的圣贤之遗教。于是中国人民可以安全地建设一个新国家，基于全体人民的意志，谋求全民族的安全、幸福与昌荣；而且不仅为我们的民族，我们还应当尽我们的能力，以改进全世界人类的命运”[6]。换言之，“教育救国”是具有民族情怀的南洋华侨精英创办厦门大学的基本动因。

关注并以各种方式参与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之大业，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包括南洋在内的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例如，在中国八年抗战的艰难时期，以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华社领袖领导“南侨筹赈总会”（全称为“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组织动员南洋各地筹措巨资与物品支持中国抗战。

由三千多南洋青年才俊组成的“南侨机工”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来到中国战场，将青春与热血抛洒在滇缅公路上。他们的赤子之心与英雄壮举永昭日月！而南洋华侨创办厦门大学的壮举则显示，“兴办大学教育救国”，是海外华侨华人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方式与途径之一。

第二、厦门大学的创办与南洋华侨知识精英关于中国现代化思想方向的提出与实践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与知识精英在寻求救亡图存与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始终面对如何对待中国文化、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艰难选择与挑战。

在这一进程中，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鼓吹自由、民主与科学的西方文明，伴随各项变革与政治运动，中国逐渐出现被哈佛燕京教授杜维明先生称之为“由中入西”的思想方向与文化传统[7]。

来自南洋的海峡土生华人林文庆与中国本土知识精英很不同。他一生在中西文化之间往返穿梭、其思想呈现出“东西交汇”之特点。他受英文教育、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中年之后他开始转向认同、学习并提倡儒家学说，进而热爱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杜维明教授认为，在解决中国现代化课题的思想方向上，林文庆代表了“由西入中”的另一类文化传统。[8]

林文庆带着这样的文化价值取向来到中国，主掌厦门大学校长十六年。在十六年的厦门大学私立时代，他秉持“兼容与融通东西文化、以发展最新最完善之文化”的办学理念，在以西方科学民主观念治校的同时，也设立国学院，从北京聘请包括鲁迅在内的国学大师来研究与讲授儒家学说。

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思想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氛围下，林文庆对儒学的提倡与推崇不可避免地遇到很大阻力，其结果就是他与鲁迅的矛盾与冲突、以及随之爆发的学潮。

这对初创期的厦门大学虽然是不幸的，但在杜维明教授看来，这却是林文庆与厦门大学研究最具价值之处。他认为，由鲁迅所代表的“由中入西”与由林文庆所代表的“由西入中”，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方向、两种文化系统，但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都具有很大价值[9]。“他们代表两个不同的思想方向，彼此摩擦出思想火花[10]。

在这个意义上，私立时代厦门大学鲁迅与林文庆的关系、“由中入西”与“由西入中”两种思想方向在厦大的冲突，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东西文化碰撞与互动的一个缩影，厦门大学亦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东西文化交汇的一个试验与实践场域。

而“兼容与融通东西文化”，则是以林文庆为代表南洋华侨知识分子，以兴办大学的具体实践，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方向开出的一副方剂。对于厦门大学，其在初创期即已存在的“由中入西”与“由西入中”两种文化传统与多元的思想和价值理念，是以林文庆为代表的先贤们留给大学珍贵的精神财富与历史文化遗产！

2005年4月6日“文庆亭”在厦大校园落成，2008年4月5日矗立于“文庆亭”右侧的“林文庆雕像”揭牌，从此鲁迅与林文庆两位先贤在他们奋斗过的校园“重聚”，注视着一代又一代厦大学子茁壮成长、成为他们所希望的振兴民族国家的栋梁之才！他们的“重聚”也象征厦门大学对前辈艰苦奋斗精神、多元包容的人文情怀、“融通东西”文化理念的肯定、传承与发扬！

行文至此，想起林文庆在南洋为厦门大学筹款时说的一句话“我求你，请你帮助厦大，为祖国培养建设的人才”，也想起他与陈嘉庚“为厦大奋斗到死”的约定。作为受惠于厦大恩泽的学人，我内心充满感动与感恩！谨以重温厦门大学“校旨”来感念与铭记敬爱的林文庆校长：

本大学之目的，在博集东西各国之学术与精神，以研究一切现象之底蕴与功用，同时并阐发中国固有学艺之美德。使之融会贯通，成为一种最新最美之文化！

是为序。

2012年1月8日定稿

注释：
[2]梁元生“序一”，载严春宝著《他乡的圣人：林文庆的儒学思想》第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3]颜清湟序，载李元瑾《东西文化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年。
[4]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今天的东南亚称之为“南洋”，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历史地理概念。本文讨论的主要内容不涉及二战后，故将该区域以 “南洋”称之。
[5]叶钟灵：《新马华人对厦门大学的经济支援（1926-1937）》，载李元瑾主编《南大学人》，页215，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01年出版。
[6]林文庆：《陈嘉庚提倡教育的目的》，载《厦门大学八周年纪念特刊》1929年4月6日。
[7]杜维明：《西学与国学：反思与期待》，载李元瑾编著《东西穿梭南北往返：林文庆的厦大情怀》，第17页到26页，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09年出版。
[8]同注释7。
[9]同注释7。
[10]李元瑾编著《东西穿梭南北往返：林文庆的厦大情怀》封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09年出版。

【修订版后记】

本书是在原名《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一书基础上修订之后的结果。原书由福建教育出版社于2010年初次出版，自出版以来，受到了很多读者的好评，获得了些许荣誉。除入选“中华读书报2010年度图书之100佳”外，还受到了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新加坡广播电台等诸多媒体的推介。

自然，笔者深切明白，广大读者对该书的肯定，首先是因为传主林文庆博士那曲折、丰富的传奇人生足以打动人心；其次，才是笔者本人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因此，就我个人来说，我以为该书所获得的最好赞美，是来自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李志贤教授的一番话语。

2011年，国大中文系请我就此书为该系师生做一个学术报告。为此，主办单位提前购买了一批图书提供给报告会的参与者，以便于报告后的交流。令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是，当我到达中文系报告厅时，刚好遇到了李志贤教授，他很兴奋地跟我说：“从拿到这本书起，就一直没有停下来，一口气读完了。已经好久没有这样读书了。”

之所以把李教授的评论看成是对该书的最高赞美，是因为我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我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目的，是希望能有读者去阅读我写的书，并通过阅读获取智慧或知识，而不仅仅只是为了评评教授，或者孤芳自赏，之后就被束之高阁。因而，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一直坚持把书的可读性放在首位。否则，如果辛辛苦苦写了书，最终却没有人愿意去阅读，那么，研究和写作的意义又将安在？

当然了，强调书写的可读性，绝不是放弃了研究的严肃性而去凭空捏造历史，我只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把前人的研究成果重新表述出来，尽可能做到不以辞害意，即“述而不作”仍然是我写作时所遵循的最高原则。借用一句广告词的话来说就是：我不生产故事，我只是历史的搬运工！

2007年4月份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博士论文毕业答辩的时候，答辩委员会的一个老师对我的论文提出了这样的批评：“你在论文当中使用了很多非学术性的语言！”虽然“吾爱吾师，然吾尤爱真理！”但在那样的情境下，我却无法做到“当仁不让于师”，毕竟，博士论文答辩实际上更多是一种近乎功利性的形式。虽然碍于毕业答辩的功利性，我并没有当场予以反驳，但这并不表示我认可这样的指责。

实际上，在我的心中，是极端拒绝接受这样的责难的。遥想当年诸子百家之作，即是思想火花的恣意豪放，也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譬如《论语》，其朗朗上口的绝妙语句，曾经一度流行于大江南北的民间，甚至一个目不识丁、世居穷乡僻野的野夫村姑，都能脱口而出几句源自于《论语》当中的原汁原味的句子。

正唯如此，才使儒家的修身齐家之说于耳濡目染间熏陶国人，从而人人咸知圣人之道及其做人的道理，甚至在国人踏出国门移民至异国他乡之后，也仍能从生活习性上保持住儒家的这份荣誉。再譬如《庄子》，其文也想象之奇幻，其笔也则汪洋之恣肆，早已被公认为是先秦诸子文章的典范之作。它不仅是哲学经典，更是文学、美学上的皇皇巨著。

哲学思想方面的经典著作曾经是如此的贴近读者，历史学著作自然也不例外。譬如被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位列“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它不仅开创了中国的史学传统，更是千古一见的文学巨制。令人拍案叫绝的历史学巨著，当然不独专美于《史记》，君不见，“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吗？想彼之时，先哲们何曾想过“学术性语言”是个什么东西？

然而，曾几何时，原本为了更方便的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目的而产生的语言文字，开始变得日益晦涩难懂起来，文章著作也变相僵化成了形形色色的新八股文。以前人们抱怨文言文难懂，不利于文化的传播与普及，于是，白话文大行其道，文言文式微。

可是谁又曾想到，在白话文通行了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用白话文撰写的文章书籍，居然又让人看不懂了。传播文化成了少数专家学者的特权专利，他们垄断了思想文化的话语权，在闭门造车杜撰了大量“曲高和寡”、常人难以企及的所谓“阳春白雪”的同时，却也辜负了文人学者原本所担负的教化民众的神圣使命。

原本雅俗共赏、朗朗上口的经典作品，愣是被专家们解读成了玄之又玄、艰涩难懂的天书。于是，他们喋喋不休地抱怨没人能懂他们的心思，殊不知正是他们自己脱离了普罗大众。专家们一方面抱怨网红明星们炮制的心灵鸡汤曲解了经典，另一方面，能准确解读经典的专家们所说的话语，又几乎没人能听得懂。

结果就是，在学术和社会之间产生了对经典理解上的一片真空地带。专家们不知道的是，炮制心灵鸡汤的网红明星们所赖以曲解经典的场所，正是专家们自己主动放弃了的阵地。专家们以堂堂的学术之名，粗暴地剥夺了凡夫俗子理解学术经典的权力，这到底是语言的堕落？还是自以为是的朽腐文人的故步自封？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生阅历的增加，我开始对从小就被灌输的那套理论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子曰：“我命由天不由己！”天命难违，恰是今天的我所无法回避的一个严肃问题。

光阴如白驹过隙，自《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出版后，转眼间就过去了近十年的光景。正当我暗自思忖是否应将该书再版的时候，2019年3月初的一个中午，我忽然收到了来自于一个陌生手机号码发给我的信息，竟然是厦门大学出版社原社长蒋东明老师发来的！

蒋老师告诉我：厦门大学“正在筹划百年校庆出版计划。其中林文庆校长传记”想请我执笔撰写……冥冥之中的如此“巧合”，显然是不能仅仅用“偶然”两个简单的字眼就可以解释了的。在经过了与厦门大学有关方面充分沟通理解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下来在《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一书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再版《林文庆传》。

《林文庆传》一书的再版，就这样自然而然地从设想变成了现实，使我不能不再次对命运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敬畏。作为厦大曾经的一个学子，在厦大百年校庆之际，能以厦大“创校校长”《林文庆传》作者的身份共襄盛事，也实在是一份百年难得一遇的特殊荣誉！

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的最高评价，无非就是为其树碑立传。在林文庆的出生地新加坡，自然不乏纪念林文庆的各种“碑”和“传”。就前者而言，有大量跟林文庆有关的地名，如：文庆路、文庆路上段、文庆路上段巴刹与熟食中心、文庆村、文庆庄园、文庆地铁站以及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的文庆图书馆等等；至于后者，林文庆不仅被写入新加坡的历史教科书，各种大大小小、长短不一的林文庆传记更是数不胜数。

反倒是在林文庆生前心心念念的祖国——中国，由于历史、政治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不仅导致林文庆从中国近代史中被消失，甚至就连他一手创办起来的大学——厦门大学，也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林文庆从大学的历史和校园中被人为地剔除了。

近年来，得益于海内外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才终于使林文庆再次回归校园，文庆亭和林文庆雕像先后现身校园内。而此次《林文庆传》能在厦大百年校庆之际高调亮相再版面世，理所当然应被视为是校方对林文庆的全面肯定！

福建教育出版社在最初策划出版该书的时候，原本是要出一本关于林文庆的“画传”。即，以林文庆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照片为主，然后以尽可能通俗易懂的语言、适当地配上一些文字说明，其目的是希望借此向人们推介林文庆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失踪已久的传奇人物。

林文庆作为新加坡的一个杰出先贤，自然遗留下来不少的照片，然而，当笔者咨询了这些照片的主要收藏机构——新加坡档案馆之后，受制于这些照片的版权所限，不得不打消了出版“画传”的念头：每张照片的使用费居然高达500多新元（折合人民币约2500多块）。身为一介家无“隔夜粮”的书生，笔者实在是没能力购买这些照片的使用权。

于是，经与出版社协商，结果就是后来面世的这本书——《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了。出版社一再要求笔者，要尽可能地少用或不加引用和注释！这对笔者而言，本来就不是一件难事。但随着写作的逐步推进和研究的日益深入，笔者发现了越来越多以往研究者并没有关注到的史料和故事，为了避免后来的研究者重复笔者曾经走过的冤枉路，于是，我不得不逐渐增加了注释的次数。

如果读者稍微细心留意一下的话，就能轻易发现：越是到书的后半部分，引用和注释的次数就越多。该书自出版以来，就不断有师友提醒我：要注意“学术规范”，尤其是资料来源和出处应尽可能的予以注释。因初版书中很多地方并没有遵循一事一注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因此，有人甚至将其视为是一本“通俗读物”，而不是一本“学术著作”。

其实，身为一个历史学教授，近年来见多了历史研究者的所谓“历史学研究方法”，很多人精工于对历史碎片等细节的发掘，皓首穷经专注于文献资料的研读，但却缺乏宏观上的理论，以至见树木不见森林。很多历史研究者陷于文献资料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却为新发现一小块历史的残片而沾沾自喜、自鸣得意，实际上全然不知，自己已然沦为查看别人脸色行事的乞食者：满篇读来引经据典洋洋洒洒，但却不知道作者到底想说些什么。

此次修订，除改正了几处明显的错误之处外，还增加了少部分重要的引用注释。为方便有志于研究林文庆的学者省却寻找资料的麻烦，借此次修订之机，尽可能地补全、完善了林文庆著述目录和撰写该书时所使用的主要参考文献，其它则一概维持原貌。

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无论取得多大的成就，自然都离不开一路扶持、帮助过自己的诸多良师益友。鉴于原书后记中已有这方面的说明，在此就不再画蛇添足予以重复，唯有一事必须提及：在原版后记中，纯属脑短路，居然把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会长郭文龙先生的名讳写错了，现在虽已改正，但仍有必要借此机会向郭文龙会长致以歉意！此外，由林文庆当年直接推动成立、至今已走过了一百多年历史的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也是《林文庆传》出版的主要支持单位，特此向南洋孔教会及郭文龙会长致谢！

感谢厦门大学蒋东明老师穿针引线达成了本书再版的机会！感谢本书责任编辑韩柯柯女士的辛勤付出！

此外，还要特别感谢一位小朋友：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李叶宛愚同学。我在给她们班上“哲学导论”课的时候，照例是要布置作业写课程小论文的。鉴于以往难以避免总会有个别同学偷懒上网抄袭，我特意将自己的哲理性散文诗集《愚人的黄昏》分送给全班同学，让大家写读后感。因我的诗集自出版以来只是在朋友圈中小范围流传，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的社会影响，网上自然也就难以觅得关于它的任何评论文章，就此，所有的抄袭皆成绝响！

想不到宛愚同学做事极为认真，每字每句都认真阅读，并做了大量的眉批，指出了很多错别字。宛愚的严谨态度让我很感动，随即决定请她帮忙校对修订版的《林文庆传》。宛愚果然不负所托，对照原书逐句逐段地进行挑刺，结果真的发现了大量用错的标点符号和错别字，使得修订版中的错误得以降到最低。特此向李叶宛愚同学致谢！

最后，感谢厦门大学曾玲教授于百忙之中抽空为本书撰写了精彩绝伦的修订版序言。实际上，本书正是笔者在厦门大学跟随曾老师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之后的出站报告。

2007年笔者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毕业时，已经超过了厦门大学对进站博士后的年龄限制，多亏了曾老师的坚持才终于为笔者争取到了前往厦大做博士后的机会，否则，极有可能不会有本书面世的机会。

本书初次出版时，因当时情况特殊、没能向曾老师求序，让笔者引以为憾，此次借修订再版之机，终于求得曾老师赐序，也算是为笔者在厦大期间的博士后研究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其实，笔者并不介意有人将本书解读为是一本通俗读物。就林文庆的传奇人生而言，其本身就是一件很接地气的事，如果能将林文庆的生平事迹以家喻户晓的语言，广泛地传播于社会民间，又何尝不是适得其所的好事？

笔者作为一个修习哲学的历史学者，深信“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道理，如果人人皆能从本意上做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又何须在乎有无引用和注释？笔者深信，假如司马迁能重生再世，他一定也会对当今的很多历史学著作不屑一顾、嗤之以鼻！正如太史公曰：本尊编撰《史记》的时候，眼中何曾有过引用和注释？

严春宝

2021年4月

于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