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文化（思想学说“主义”信仰）对政治形态、制度模式有不同的要求和规范，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社会。
    
    
    法家、儒家、马家、基督教、拜上帝教、自由主义的政治形态各不相同。法家不能不暴政，儒家不能不仁政，基督教及拜上帝教不能不政教合一，自由主义不能不民主自由，马家不能不党主制----原教旨的马家导致现代极权暴政，修正主义之后进入后极权时代，会宽松开明一些，但指导思想不变，党主制就很难改变。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和文明的发展是阶段性、渐进性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使是最好的意识形态、最优秀的指导思想，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局限性，超前地解决制度问题。易言之，有时候政治、制度于文化会有所滞后。
    
    
    儒家对历史上的君主制有一定程度的尊重和适应（君主制有仁政与暴政即开明专制与极权专制之别，儒家对应的是开明专制。到了民主时代，任何专制主义都是不仁的。）但就儒家的原则和本质而言，无疑更适合民主制。民主亦有劣质与优质、恶性与良性之异，儒家民主造就的将是最良性最优质的民主，其优良程度不仅高于那些“第三世界”的民主国家，而且将会高于西方国家的民主。
    
    
    其次，不同的文化信仰对信仰者的言行道德有不同的要求和规范，故对于个人来说，不同的文化立场会成就不同的德行，易言之，人的言论品行会因不同的信仰而异。例如，信仰杨家一定是利己主义者，自私自利；信仰墨家一定是利他主义者，先人后己；信仰自由主义大多是个人主义者（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性质有别）；信仰上帝喜欢说“神话”，信仰法家马家必然物化乃至恶化……
    
    
    选择什么样的文化立场和信仰对象，就会有什么样的道德品行；有什么样的道德水平，就会选择什么样的文化信仰及崇拜对象。各种异端外道人物，在其智慧道德得到大幅度提高之前，不可能真正推崇孔孟尊重圣贤；大德君子不会去崇拜杨朱墨子，更不会去崇拜秦始皇洪秀全和马列斯毛们。
    
    
    崇拜暴君、拥护暴政、信仰邪教、宣扬学说者，不是无知缺智，就是无耻缺德，二者必居其一。前者非不分善恶颠倒认贼作父仇将恩报（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仇将恩报的典型表现），后者借尸还魂借鬼闹事别有用心包藏祸心。或者干脆就是智德双缺，无知无耻二合一。
    
    
    而崇拜马列斯毛之流比崇拜希特勒更可悲、可恶、可怕、可耻。马克思主义和马列斯毛们的罪恶是纳粹希特勒望尘莫及的。而且有一点特别令人厌恶痛恨的是，希特勒的残忍是针对异族的，马家尤其是毛家的凶恶是针对本族的，不仅针对本族人（包括他们自己人），而且针对本土文化。
    
    
    毛左们人身尽管中国，血统即使汉族，其心性早已苏俄化---那是一种邪教式的现代莽夷。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思想批判和理论清算，是儒家振兴、中华复兴的重要起点之一。
    
    
    有的儒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属于真信仰，因为他们不是不知道马家不对，也不是不知道“坚持”马家不对，而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或由于某种恐惧，或出于利益考虑，属于德不足。这种鱼目混珠的“贼道”行为也应该得到必要的澄清。
    
    
    综上所述，文化对人生优劣个体命运、社会好坏国家兴衰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文化信仰），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至关重要。
    
    
    当然，政治制度和社会道德都会对文化产生反作用：仁人仁政，能够不断提升文化的品质，导良文化的发展方向；恶人恶制，也会给文化造成不良影响。
    
    
    另复须知，从根本上说，文化乃是道德的作用、道德的产物----各种文化的不同，源于其创始人、开发者“道德”的不同。道，指的是生命之本质（即本性）、宇宙之本体（即第一性）。得乎道之为德，对“道”领会越深刻、理解越透彻、证悟越圆满，“道德”就越高，其创造、开发或集成的文化就越优秀。
    
    
    例如，儒家文化优，就因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道德”高，尤其是作为儒家创派大宗师的孔子，不仅西方无人匹敌，就是佛道两家释老二氏也有所不及。
    
    
    2011-4-27东海儒者余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