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让石鼓书院有声于天下

来源：湖南政协新闻网

时间：西元2020年10月30日

朱熹是南宋理学家、儒学集大成者，后人尊称为朱子。其曾于乾道三年（1167）不远千里从福建崇安来到潭州（今长沙），与岳麓书院掌教张栻会讲两月，史称“朱张会讲”；淳熙十四年（1187），其应友人之邀作《衡州石鼓书院记》；绍熙五年（1194）五月至八月,其出任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

今年是朱熹诞辰890周年，特刊此文，以资纪念。——编者

□甘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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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到衡阳市区石鼓文化广场游玩者，举目即见一本花岗岩雕刻的巨书，人称“石鼓书院三奇”之一：“有书翻不动。”上面镌刻着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之开篇：“石鼓据蒸湘之会，江流环带，最为一郡佳处。故有书院，起唐元和间，州人李宽之所为……”

曾见许多人说朱熹登台石鼓书院讲学，但查遍朱熹年表传记和石鼓志书，均未见有记载。事实上，朱熹的确来过衡阳，只是到了南岳衡山，却从未到过衡州府城（今衡阳市区），这有其《题刘志大严居厚潇湘诗卷后》序文为证：“余南游不能过衡山。但见人说，衡州门外泊船处，风物令人愁，未知信否？因览此卷，书以讯之。”诗曰：“潇湘门外水如天，说着令人意惨然。试问登高能赋客，个中何似汨罗渊？”

朱熹生于南宋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1130年10月18日），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沧州病叟、云谷老人、逆翁，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县），诞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省尤溪县）。据说，他5岁入小学，即能读懂《孝经》，在书额题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6岁与群儿游玩，以指画八卦于郑氏馆舍前沙洲上，并向父亲问日、问天。10岁时“厉志圣贤之学”，每天如痴如迷地读书，立志要做圣人。种种异状，令人惊讶。

朱熹18岁乡试考取贡生，翌年入京城科考进士及第，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他是“二程”（程颢、程颐）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也是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世称朱子。平生著述甚多，撷取《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文章单独成书，与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记录孟子言行的《孟子》合辑“四书”。又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文集》等。他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既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而后的又一宗师，也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配享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贤哲受儒教祭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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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道三年（1167）九月八日，37岁的朱熹偕学生林用中（择之）、范念德（伯崇），不远千里从建宁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来到潭州（今长沙），会见岳麓书院掌教张栻（字敬夫，号南轩），在百泉轩讨论《中庸》之义，开书院不同学派“会讲”之先河，岳麓书院由此迎来了第一次剧烈地心跳。

史载，他们“举凡天地之精深，圣言之奥妙，德业之进修，莫不悉其渊源，而一归于正大”，尤其是对“中和”“太极”“仁”等理学中的一系列重要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谈得兴起时，两人竟通宵不眠。经过反复地切磋论辩，他们在“太极”等一些问题上的见解趋于一致，双方都受到很大的启发与收益。期间举行了公开的辩论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据说听讲者多达千余人之众，其声势为全国之冠，竟至“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岳麓书院志》）。后人便将这口水塘称之为饮马池，以存故迹之意。

“朱张会讲”所展开的“中和之辩”，以朱熹接受湖湘学派的“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先察识后持养”等观点而结束。据朱熹事后回忆，“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然此事须族做工夫，于日用间行住坐卧处方自有见处，然后从此操存以至于极，方为己物尔。敬夫所见，超诣卓然，非所可及”。后作《有怀南轩老兄，呈伯崇、择之二友二首》，之一：“忆昔秋风里，寻盟湘水旁。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连床。别去多遗恨，归来识大方。惟应微密处，犹欲细商量。”之二：“积雨芳菲暗，新晴始豁然。园林媚幽独，窗户惬清妍。晤语心何远，书题意未宣。悬知今夜月，同梦舞雩边。”

朱张会讲之后，岳麓书院声名更加远播。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说：“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它还推动了闽学和湘学的交流融合，在理学史上和书院史上都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以至绵延几个世纪，至今余响不绝。

两个月后，朱熹准备打道回府，张栻则说自己“往来湖湘逾二纪（20年），梦寐衡岳之胜，亦尝寄迹其间，独未登绝顶为快也”，怂恿同游南岳衡山后再走不迟，朱熹欣表赞成。十一月六日，朱张偕林用中一行三人，带着几名随从，自潭州渡过湘江，循岳山之北的路线迤逦往南岳而来。从十日至十六日，历时七天，虽然南岳冰雪封冻，但他们游兴甚浓，诗兴大发，一路上泉声、霜月、残雪、晚霞尽皆入诗。其中最有名的是朱熹《醉下祝融峰》一诗：“我来万里驾长风，绝壑层云许荡胸。浊酒三杯豪气发，朗吟飞下祝融峰。”三人相互唱和，共得诗149首，其中关于方广寺的诗就有50余首。期间十二日为风雪所阻，别人劝告不能登山，但朱张游意坚决。翌日拂晓，天色放晴，这次巧合的天气变化，便被后人附会为“朱张霁雪”，并在岳北白山书院建“霁雪楼”以志纪念。游罢归来，辑成《南岳唱酬集》，由张栻写序，朱熹撰后记，作为这次嘉会的纪念。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南岳衡山有史以来的第一部诗集被收入《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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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南岳之前，朱熹曾三任南岳庙监。据《紫阳学略》载：“29岁，以亲老食贫，不能待次，请奉祠监潭州南岳庙。33岁，孝宗即位，高宗内禅，复差监南岳庙。36岁，以时相方主和议，复差监岳庙。”但这三次都是遥领食俸，并未亲临南岳。绍熙五年（1194）五月至八月，朱熹知潭州，领荆湖南路经略安抚使，史志及年表也未见载其来过衡州。

虽然朱熹的足迹从未踏进衡州府城，但他对于这方美丽山水却有再造之功。

淳熙十二年（1185），朱熹在武夷精舍著书讲学期间，得知部使者浙江金华人潘畴，在石鼓书院旧址上修建几间书屋，并将仁宗旧年敕额悬挂其上，以供“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讲习之所，可惜没有完全建好便离职他任。

两年后，四川人宋若水出任湖南提刑，与湖南观察使（连帅）林栗、部使者苏诩、管鉴，以及衡州知府薛伯宣，慷慨解囊赞襄书院建设，很快大功告成。与朱熹有旧的宋若水敦请其为书院建成作记，朱熹于是年（1187）夏四月，欣然写下名垂千秋的《衡州石鼓书院记》，主事者摘录“一郡佳处”四字悬匾于书院。

笔者经向省内十多位湖湘文化专家学者请教，比对十多个版本，发现原文虽然只有七八百字，文字标点纠错却上百处，可见古人文章流传其实多有谬误。再得首都师大国学院讲师朱立侠博士之助，寻找到《朱子文集》原本卷79第30册（日本和刻本正德辛卯年八月三日，即康熙五十年，平安二条街寿文堂藏板）；又得福建尤溪县朱子文化研究会朱盛柏、黄清奇二位先生之助，寻找到《朱子全书》修订本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9月联合出版），反复校订，前后费时百余天功夫，方确定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全文。

衡州石鼓山据蒸湘之会，江流环带，最为一郡佳处。故有书院，起唐元和间，州人李宽之所为，至国初时，尝赐敕额。其后乃复稍徙而东，以为州学，则书院之踪，于此遂废而不复修矣。

淳熙十二年，部使者东阳潘侯畴德鄜，始因旧址，列屋数间，榜以故额，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渊，又因其故而益广之，别建重屋，以奉先圣先师之像，且摹国子监及本道诸州印书若干种若干卷，而俾郡县择遣修士以充入之。盖连帅林侯栗、诸使者苏侯诩、管侯鉴、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赍割公田以佐其役，逾年而后落其成焉。于是，宋侯以书来曰：“愿记其实，以诏后人，且有以幸教其学者，则所望也。”

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逮至本朝庆历、熙宁之盛，学校之官遂遍天下，而前日处士之庐无所用，则其旧迹之芜废，亦其势然也。不有好古图旧之贤，孰能谨而存之哉？

抑今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其德行道义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士之有志为己者，盖羞言之，是以常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发愤于斯役，而不敢惮其烦，盖非独不忍其旧迹之芜废而已也。故特为之记其本末，以告来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日学校科举之意乱焉。又以风晓在位，使知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不可以是为适然而莫之救也。

若诸生之所以学，而非若今之人所谓，则昔者吾友张子敬夫所以记夫岳麓者，语之详矣。顾于下学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诵其言者，不知所以从事之方，而无以蹈其实，然今亦何以他求为哉？

亦曰：养其全于未发之前，察其几于将发之际，善则扩而充之，恶则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又何俟于予言哉！

（淳熙）十四年丁未岁夏四月朔，新安朱熹记。

这里要特别提到宋若水（1131—1188），字子渊，出自成都双流名门，绍兴三十年（1160）庚辰科进士。淳熙十四年（1187），自湖南提点刑狱（宋代中央派出的路一级司法机构长官，又称宪台）任上，迁江南西路转运判官，可惜不久病殁。朱熹为其撰《墓志铭》云：“为文汪洋融液，务极事情，晚岁更造约，尤好读《易》……著书有《经解》五卷、《书小传》十卷、《史论》十卷、《古今诗》百卷、《杂著》三十卷、《奏议》五卷。”今《全宋文》第242册辑存其文两篇。其三子之源、之润、之汪，均为朱熹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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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一生倡明圣学，复兴书院，接触过的域中书院多达28所，其中湖南即有9所。宋兴之初的“天下四大书院”（岳麓、石鼓、白鹿洞、应天），他与前三者结缘甚深，或训或铭或记，对理学发展和书院进步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知江西南康时，他主持修复了白鹿洞书院，自任“洞主”，亲创“学规”。淳熙八年（1181）十月，在面见孝宗皇帝时，他不顾执政大臣的警告，当面提出为白鹿洞书院赐书赐额的请求，终获批准。莅任湖南则扩建岳麓书院，亲书“忠孝廉节”四字作为院训。此碑明代嵌于岳麓书院尊经阁，后毁，现碑为清朝道光七年（1827）山长欧阳厚均重刻。南宋时期，全国各地书院获得中央、地方官府以及民间力量的共同支持，迎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发展高潮，其中朱熹厥功至伟。

与范仲淹从未去过岳阳楼却写出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一样，朱熹虽然没有亲临衡州石鼓书院，却写出了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的大纲式宏文《衡州石鼓书院记》，言辞庄严、正大、高妙、和谐，诚如陆九渊有言：“先生之文如黄钟大吕，发达九地，真启洙泗邹鲁之秘，其可不传耶？”

宁宗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极其卑鄙的手法，奏劾还居建阳考亭的朱熹“十大罪状”，权奸阉宦们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党籍的故伎，开列了一份59人的伪逆党籍。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之第五位，有人甚至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67岁的朱熹被落职罢祠，朱子门人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纷纷遭到严重打击。就在这样的腥风血雨中，朱熹将其平生学习心得写成一首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诗题《观书有感》，然而全文却不见一个“书”字，只谈池塘和水源，以“源头活水”寓意书院，阐明抽象的读书道理，让人读后深长思之而有所悟。

庆元六年三月初九（1200年4月23日），70岁的朱熹在“庆元党禁”劫难中谢世。四方道学信徒相约聚集信州举行大规模会葬，这又吓坏了反道学的当权者，竟令守臣约束。当年十一月，朱熹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黄坑镇后塘村大林谷，系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参加会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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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终究是公正的，朱熹的人品人望和义理之学与格物致知，完全经得住时间的严格检验。嘉泰二年（1202），宁宗下诏：“朱熹已经退休，拜授华文阁待制，赐予退休恩泽。”后又下诏赐予朱熹遗表恩泽。嘉定二年十二月九日（1210年1月6日），赐谥号文，世称朱文公。不久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绍定三年（1230），改封徽国公；淳祐元年（1241），诏恩从祀孔庙。这就足以表明，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的南宋书院运动，在理宗赵昀、度宗赵禥叔侄时期（1225－1274），最终得以完成初衷，程朱理学获得了官方正统思想的地位。

湖湘士民为了纪念先贤圣哲朱熹，将其与李泌、韩愈、赵抃、周敦颐、张栻等同祀南岳集贤书院，与张栻同祀南岳方广寺二贤祠、长沙岳麓书院崇道祠和朱张祠，与胡安国、张栻同祀衡山县城三贤祠。明代万历十七年（1589），朱熹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张栻、黄榦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2003年，衡阳市兴建石鼓文化广场，爰引旧事，兴建七贤雕塑。3年后重修石鼓书院，于大观楼内陈列七贤木板线描肖像，海内外人士皆以亲瞻礼拜而额手相庆。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