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五礼通考》整理本说到整理《读礼通考》

作者：虞万里（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

来源：《历史文献研究》第46辑

五礼文献，散在经典、注疏、政书、类书、文集和专著，浩瀚难检，每爲学者所叹。朱熹已说，“礼乐废坏二千余年，若以大数观之，亦未爲远，然已都无稽考处。后来须有一个大大底人出来，尽数拆洗一番，但未知远近在几时”。此语爲吴必大在淳熙十五六年（戊申、己酉）所记，时朱熹年届耳顺，学问已臻极致，深刻认识到古礼难读难治。但说要拆洗古礼重新编纂，“须有一个大大底人”来做，不知在何时，当然不会说是自己，可见其时虽深感需要却未必有编纂《仪礼经传通解》（下简称“通解”）之设想。但其绍熙五年（1194）闰十月《上乞讨论丧服札子》时，有门人致疑而未能折服，及后见《郑志》有明文，方知经文未备，而有待于传注之补充。于是不数日即《上札乞修三礼》，“欲以《仪礼》爲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这应该就是《通解》属稿的动议节点和撰著体式，时距吴记已过五年。原来希望有一位“大大底人”来做，现在则当仁不让，不得不出来承担一个“大大底人”的历史责任。

图为南宋刻本朱熹著《仪礼经传通解》书影

朱子主持编纂的《通解》虽未能及身完成，但其将《仪礼》《礼记》拆洗一番，并附以经史杂书资料的纂例与体式，却爲后来“大大底人”所继承、修正与发展。《通解》说拆洗《仪礼》《礼记》，但还是按篇按类编録，如将《冠礼》《冠义》，《昏礼》《昏义》，《乡饮酒礼》《乡饮酒义》等《礼记》中解释《仪礼》的篇章挨次编録，也将有联系的相关篇章汇集一卷，如《五宗》和《亲属记》，《士相见礼》《士相见义》和《投壶》，《学制》和《学义》等。应该说，这仅是拆“书”而未拆“篇”。但到清代徐干学居丧读礼，编纂《读礼通考》（下简称“读礼”），虽说“仿朱子《经传通解》，兼采衆说，剖析其义”，而实则已将《仪礼》《礼记》有关丧礼祭祀篇章拆得更散，分得更细，编类更合理，征引的资料也更多。《通解》丧礼不过二十卷，《读礼》则有一百二十卷，所以论功绩，徐干学无疑是朱文公之后一位“大大底人”。唯一不足者，他是居丧读礼而纂辑丧礼，未及吉、嘉、宾、军和凶礼中的荒礼、札礼、灾礼等内容。所以朱彝尊序《读礼》而劝徐氏“并修吉、军、宾、嘉四礼，庶成完书”。徐氏欣然接受朱彝尊建议，着手编定体例，可惜方事排纂却遽然逝世。

《通解》与《读礼》所留下的缺陷与遗憾，由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下简称“通考”）来弥补。秦氏纂著《通考》距徐氏《读礼》仅三十余年，但其自期甚高，谓“吾之爲此，盖将以继朱子之志耳，岂徒欲作徐氏之功臣哉”。《通考》以“五礼”名，意欲统括吉、嘉、宾、军、凶之礼于一书。今其书二百六十二卷，凶礼仅十七卷，吉、嘉、宾、军占二百四十五卷，绍继朱书意图甚爲明确。但凶礼十七卷，多是补充《读礼》所未备。因此《通考》既是“继朱子之志”，亦是“作徐氏之功臣”。

五礼之名，首见于《舜典》，《周礼·大宗伯》郑玄著其吉、凶、军、宾、嘉之目，而《大司徒》郑玄引郑司农说序次则爲吉、凶、宾、嘉、军，可见当时并无恒定序次。唐代《开元礼》序五礼爲吉、嘉、宾、军、凶，杜佑《通典》承之。秦氏《通考》亦依仿《开元礼》首以吉礼，殿以凶礼，于凡例中明各礼之所属。又撰《礼经作述源流》《礼制因革》二篇四卷置前，统领全书。五礼中吉礼有一百二十七卷，几占其书之半，诸凡圜丘祀天、方丘祭地、日月星辰、五帝明堂、社稷城隍、四望山川、宗庙制度、时享禘祫，以至先代帝王、先圣先师与功臣贤臣之配享，可谓无所不包。嘉礼九十二卷，从帝王之即位改元上尊号，朝礼、尊亲礼、饮食礼、冠昏飨燕、射礼学礼，以至观象授时、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凡涉人伦日常，皆有可依循之礼。宾礼、军礼各十三卷，前者以天子与诸侯朝聘会同爲主，兼及诸侯间之会盟交聘，更涉追尊二王三恪；后者以军制出师爲主，兼及田猎马政。唯凶礼十七卷，除去论荒礼、札礼、灾礼等六卷，有关丧礼者仅十一卷。统观全书，凡维持天地人伦间生存所必需者，从殷商之礼俗发展爲姬周之礼制的各种度数、节仪，乃至后世因时随势而因革与新增之各种度数、节仪，大多收摄其中，并附以历代学者持论之异同，历代礼制之承袭与变化。《通考》经始于雍正二年（1724），告成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前后达三十八年，成文五百余万字，不得不推爲一代之大制作，秦蕙田及其参与其书之钱大昕、戴震也不得不推爲朱熹所谓的“大大底人”。

《通考》成书至今二百六十年，先有乾隆二十六年（1761）味经窝刊本，旋被四库馆臣收入《四库全书》，至光绪六年（1880）有江苏书局重刊本，二十二年（1896）有湖南新化三味堂刊本。光绪之后一百多年间，以我之陋见寡闻，学术著作和论文中很少引述此书，也始终未有整理本。民初废经，社会动荡，礼学束阁，固是一因，而《四库》本难见和线装书流行不广也是客观事实。但更重要的是此书包容天地，牢笼万有，征引鸿富，整理排印，实属不易。这套由方向东、王锷两位教授领衔整理、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册《五礼通考》，发轫于2005年，历经十五年方始与读者见面，可以想见艰辛之程度。

图为中华书局本《五礼通考》

点校本《通考》在比勘多种版本和稿抄本基础上，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爲底本，通校味经窝初印本、乾隆通行本和光绪六年本，其工作字数已在二千万以上。《通考》征引文献量极大，诸如十三经、二十二史、《通典》《文献通考》《册府元龟》《唐开元礼》等是其所常用，整理者皆一一校核，无疑又增加数百万字工作量。更有甚者，《通考》之《开元礼》转引自《通典》，发现异同舛讹，还须覆核《唐开元礼》或《文献通考》，无疑又增加了工作量。如此对校、他校，参互核对，致使全书校记达6000条左右，足见整理者比勘、校核之繁复与繁重。

如此内容复杂、篇幅庞大之书，整理者还选用了最复杂的标点符号系统，即加标专名线。凡有古籍整理经验者，皆知专名线之加标对读者閲读提供无限方便，对自己却是一件徒添无限麻烦，且往往吃力不讨好、授人以柄的工作。一部大书的整理，从初点通校、覆核通稿，到打印成稿送出版社，再经校样三校次通读，这点校和编辑两个团队先后所花的精力，无论外行内行，都可以想见。王锷兄在与我交流心得时曾发给我的工作稿打印本照片有二十八册之多，使我望而生畏；而今出版后精装二十册的新书放在书桌前，使我油然升起一种敬仰之情。两位主事者都是我的好友，王锷先生从撰著《三礼研究论著提要》起，在礼学文献，尤其是《礼记》资料汇集和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是《礼记成书考》爲《礼记》研究者必读之书，近出《曲礼注疏长编》可觇其所下功夫，而《礼记郑注汇校》《礼记版本研究》更可见其研究之深度。方向东先生之《大戴礼记汇校集解》早已成礼学研究者案头必备之书，而其用十余年时间独立校勘的阮刻《十三经注疏》上千万字之巨著也已成稿付梓行将与读者见面。以两位在礼学文献上用功之深和成就之大，而合力整理点校庞大、艰深的《五礼通考》，亦可谓适得其人。今新点校本《通考》之面世，重新温习朱熹语録、徐干学序跋及两家原书，隐约使我感到，即使不说两位主事者是朱熹所谓“大大底人”，至少在我的心目中是“大底人”，因爲他们确实爲礼学文献做出了大的贡献。

《通考》整理本有一个最值得称道者，即是目録的编制。一部二十册大书，节目层次较多，如何使读者方便閲读与检索，非常重要。整理本先在第一册编制二十册一级二级目録，而后在每一册前重新编制本册一级二级三级目録，不惮重复，冀使整书结构完全呈现。在书脊上既标示全书次第，又加标五礼的序次与册数，使取用者可以直接从书脊上抽取想要的内容，而不至展卷没有标目。由于整理者和编辑周全的考虑，所以读者在使用中就非常方便。书后附有“校勘引用书目”，辑出秦氏引用书目，注明校勘所用版本，以便读者按覆。全书版式疏朗，宋体大字和仿宋小字相间，眉目清楚。这些都值得表揭称扬。

一部数百万字的古籍新整理本问世，需求者大多希望知道该书的点校质量，这是人同此心的自然想法。任何一部古籍整理本，读者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和要求省视，不可能没有一点瑕疵。我乍览初读，尚未发现大的断句问题，只就个别文句语气的枝节问题，提出与整理者和古籍爱好者讨论。

标点古籍，断句当然重要，但文句语气长短之间也关乎一定的文意文势。我在四十年前整理《马一浮集》曾有过这样的追求，认爲最高层次的断句是与作者的用语习惯一致。这当然要深切体味作者遣词造句的习惯，而不仅仅是爲读者提供閲读方便。以这种要求审视本书，我觉得有些文句点得略显短了，仅摘引如下：

卷二吉礼《圜丘祀天》引《文献通考》：

于是意禘之所祀者，亦天也，故尽以爲祀天。（第一册，第174—175页，下同）

太史公作《封禅书》，所序者，秦、汉间不经之祠……

至班孟坚，则直名其书曰《郊祀志》，盖汉世以三代之所谓郊祀者，祀太一、五帝，于是……

六天之说，迁、固志之，则其谬，亦非始于康成也。

以上四句“亦天也”“所序者”之前的逗号，“至班孟坚”“则其谬”之后的逗号如果去掉不加，文句语气似乎更加顺畅而连贯。中华书局标点本“亦天也”前不断，可参；“所序者”、“至班孟坚”（第四册，第2077页）二句皆独立，可商。又同上引蔡德晋说：

禘与祖、宗，非祭天之名。帝喾及武王于周末未尝有配天之事，不得谓冬至圜丘爲禘，以喾配；（第一册，175页，下同）

《祭法》之禘，与《大传》《小纪》之禘，其义则一，不得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以《大传》《小纪》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于郊也。

以上“圜丘祀天”一节主要围绕郑玄、王肃关于禘、郊、祖、宗的异说讨论。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郊是郊天以祖配食；祖是祖有功；宗是宗有德。因此，禘、祖、宗都是宗庙之祭，郊则是祀天之祭。郑玄以《祭法》有“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禘”在“郊”上，遂以爲禘大于郊，谓禘爲圜丘，与郊爲二。后儒多不从，故蔡氏云“禘与祖、宗非祭天之名”，是“宗”后逗号一点，文意语气就割裂了。后面“以喾配”前之逗号也可去掉，此句文意是：禘黄帝以喾配也。如果去逗号，“非祭天之名”后句号改爲逗号，整句意思就很明白紧凑。第二句，前面两个“之禘”后都用逗号，显得气急而短，因后文是指示代词“其”，前面又有连词“与”，则前一“禘”后逗号删去不用，让连词“与”发挥真正作用，语气也正常。后面两个“之禘”后的逗号若去掉，文气也通畅了。

我这麽主观武断地删除逗号，固然是吹毛求疵，因爲原文标点并不能算错。但我确实是在借《通考》的标点，来讨论一个古籍整理、标点过程中比较常见的现象。近代整理、标点古籍也有阶段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王云五主持《丛书集成初编》，请人标点排印了很多古籍。那时是句外圈断法，主要帮助閲读，所以随閲读的语气而停顿，在词组、短语后都点断。今天来看《丛书集成初编》标点本，不免显得句短气促。五六十年代以后由中华书局主持的古籍整理，用新式标点，已倾向考虑语法的主谓宾成份，考虑句子句意的完整性，所以不再过多地点断。但近数十年的古籍整理是遍地开花，各行其是，没有标准，所以随语气停顿而加逗号的情况仍然不少。这种句读语气在施行新式标点时怎样掌握，希望引起更深入的讨论，我这里只是提出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校勘是整理的重要一环。卷二百二十五宾礼“三恪二王后”有引《通典》“三恪议”一段话（第十七册，第10792页）：

三恪二王之义，有三说焉。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后爲三恪……一云二王之前但立一代，通二王爲三恪……三云二王之后爲一恪，妻之父母爲一恪，夷狄之君爲三恪。

一云、一云、三云，显然不顺，但《四库》本确实如此。我不知味经窝和江苏书局本作什麽，但《四库》本《通典》则作“一云……二云，三王之前……三云……”，“三王”显爲“二王”之误，然“二云”则是顺次“一云”而言。王文锦点校本用浙江书局本爲底本，通校北宋本、傅校本、明刻本和殿本，此处不出校记，可见诸本皆作“二云，二王之前”无误（中华点校本第2029页），显系秦氏引録或转抄之误。故此处似应出校改正。

《通考》卷末“校勘引用书目”有双重作用，一则可觇秦氏所引用之书籍，二则可知整理者所校勘之书籍。唯其中说王圻《续文献通考》用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似不确切。因浙江古籍当年所影印者系据商务印书馆的十通本，《十通》中收入清嵇璜等所撰的《续文献通考》，而未收王圻《续通考》，王书1986年由现代出版社影印出版。当然，秦书确曾多次引用王圻《续通考》。

图为石渠阁藏版马端临著《文献通考》书影

围绕《通考》点校本的出版，我还想谈几个衍生的问题，这是我一直在思考关注的，或许广大读者与我有同样的思考关注，甚至有切身的体会。

第一是关于古籍整理的学术含量问题。学者整理古籍的成果，一般都不被计入高校研究机构工作量。其实这也是行政管理一刀切的弊病。古籍整理之难易程度，确可有天壤之别。易者可随口逐目点读而下，难者则勘同求义百思不得其解。相对而言，一般古小说较易，经解尤其是像丧服服制的争论文字较难，爲其必须在九族与五服中沉思打转。内容单一的易，内容庞杂且繁复的较难，当然一书之中，亦有难易，无法简单评判。内容难易之外，还有一个整理层次的因素，有的书是第一次整理，有的则是第二次、第三次整理，首次整理难，重新整理相对较易。如果能够正确区分所整理的古籍内容和层次，不难估算其学术含量。就《通考》之内容言，这简直就是一部无所不包的大书，姑不论天文地理，其人事也溯自远古的三皇五帝，近切历代百姓的婚冠丧祭日常生活，更有相当部分祭祀所及的“鬼神情状”。就其整理层次言，《通考》系首次整理，其中十三经、二十二史、《通典》和朱熹、二程、张载等书，已有标点本可参，而更多的如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卫湜《礼记集说》、罗泌《路史》、陈祥道《礼书》、俞森《荒政丛书》、王圻《续文献通考》、应撝谦《礼乐汇编》、徐干学《读礼通考》和《政和五礼新仪》《大金集礼》《明会典》《明集礼》《山堂考索》《杭州府志》《钦定义疏》等大著作，以及赵匡、郑锷、敖继公、郝敬、何楷、张尔岐、姜兆锡、盛世佐、华学泉、蔡德晋、方苞、沈彤等个人专著，在整理之初皆尚未有整理本，无可依傍。所以，整理者所花精力可以想见。

第二是古籍整理中选用的工作底本问题。因爲《通考》选择了《四库》本作爲工作底本，我就借此谈一下《四库》本的优劣。先帮助，整理者在前言中对《通考》各种版本已有评判，而我絶无意来评判《通考》各本优劣，只想从《四库》本本身谈一些想法。遥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高考恢复后，硕博士逐渐写出其论文，毕业照例要请老先生来当答辩委员。我听到好多故事，说某某老先生在答辩会训斥某学生用《四库》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把学生训得目瞪口呆，懵若木鸡。八十年代开始，古籍整理蓬勃兴起，一九八七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台湾商务印书馆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一时研究《四库》的论文、专书如雨后春笋，就此也形成一种倾向：《四库》本不易作爲工作本和校勘本，因爲它是清朝高压政策和文字狱笼罩下的産物。《四库》本之烂，几乎是异口同声。我并不否认，《四库》本有大量清讳，讳帝王名讳，讳清廷违碍字词，或阙笔，或改易，或删削，改易删削或多或少，不一而足。更有爲赚取抄写酬金而故意刊落整篇文章者，此就杨讷、李晓明据文津阁《四库全书》所补的《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已足以帮助问题。但即便如此，《四库》本是否已一无是处，不可用作工作本和校勘本了，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我们就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和各地进呈的古籍中精心挑选、补充的程序看，其入选的著作至少在馆臣们主观的意识中是最好或不错的版本，如内府藏本或刊本、浙江范懋柱天一阁藏本、两淮马裕家藏本、浙江鲍士恭家藏本等。将浙本《四库全书总目》所列版本和邵懿辰、邵章《增订四库简明目録标注》参校，固然有不少优于《四库》选用本者，但很多是当时未能获得的缘故。《四库》在抄写前还经过一定校勘，改正明显错讹。《四库》本确实有种种人爲造成的不足，甚至错误，但却不至于差到烂到不可用的地步。至于《丛书集成》本，当年出版界奇人王云五在短短几年中推出四千余种四千余册，都是在明清数千种丛书中选録一百种珍稀和精校精刊丛书，再从一百部丛书中经比较后选定的最佳本子，只是有的经过快速的圈断、排印，不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讹，句读也如前所说过分细碎。但必须明确，《丛集》中有许多是影印本，保存了原来的精校精刊的样貌。即便圈断的古籍有排印和标点错误，你能说影印部分的古籍也同样不能用？它与你直接引用清代精校精刊的线装本丛书有什麽差别？所以，不调查，不亲检，不研究而人云亦云的偏激训斥不免显得可笑。更站在研究生立场，当年除了《丛集》和后来的《四库》是开放或开架的，很多线装书很难借閲，你叫他从何引述？我供职《汉大》，日日翻检《四库》《丛集》《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丛书，而又时常听说这些故事，也不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第三是《通考》与《读礼》之关系问题。《通考》整理本之出版，是礼学文献整理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在庆贺之余，我更进一步想到它与《读礼》的关系。秦氏在凡例中指出徐干学之《读礼通考》，于“古礼则倣《经传通解》，兼采衆说，详加折衷；历代则一本正史，参以《通典》《通考》，广爲搜集。庶几朱子遗意，所关经国善俗，厥功甚钜。惜乎吉、嘉、宾、军四礼属草未就。是书因其体例，依《通典》五礼次第，编辑吉礼如干卷，嘉礼如干卷，宾礼如干卷，军礼及凶礼如干卷”。他指出徐氏《读礼》是仿朱子遗意，“厥功甚巨”，但只有凶礼而无吉、嘉、宾、军四礼，而自己的《通考》则是依仿《通典》五礼次第，纂辑吉礼、嘉、宾、军各若干卷。书名“五礼”，此条凡例只提四礼而不言凶礼，今《通考》有凶礼，但却只有十七卷，占全书6.5%。以凶礼中丧礼在古礼中之重要性和日常生活所涉范围而言，不成比例，且《读礼》纂辑丧礼竟有一百二十卷之多！徐氏自言其书是“上自王朝，下迄民俗，前自三古，后迄于今，凡简籍中所载有及于丧礼者无不采入”，诚可谓备载古今丧礼文献于一书。如若将《通考》中有关丧礼内容与《读礼》对勘，《读礼》先列三卷丧期表，将《仪礼》《唐律》以下至《明会典》和清代之丧期作一比较；次将《丧服》《服传》和《仪礼》《礼记》及两礼注疏、《通典》《开元礼》《唐律》《开宝礼》《政和礼》《家礼》《宋会要》《明会典》《明集礼》《明律》等文献中所涉之五服按斩衰三年、齐衰三年，齐衰杖期、齐衰不杖期、齐衰五月、齐衰三月、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缌麻三月、三殇服制依次排列，逐条疏解，附以诸家解说，所以篇幅繁重。《读礼》所列五服已极其繁细，《通考》节目大致沿袭，所增仅“齐衰无受”“繐衰葬除之”二节。比较两书所征引诸家之说，最基本的文献如二礼注、疏，两书都引，只是侧重或有不同，故征引文字亦略有错综。此后则《读礼》已引録，《通考》一般不再重复，即使重复，也意有别指，或必须重申。《通考》重点，在于增补《读礼》引而未详或未及见之文献，如“齐衰三年”节在“父卒则爲母”下，《读礼》引郑注“尊得申也”，以下引贾疏、马融、陈祥道、敖继公、万斯同之说。《通考》引郑注同，引贾疏文字略有异同，而不再引马融、陈祥道、万斯同说，引敖继公文，多“其女子子在室者爲此服”云云四十五字，尤其是“注‘尊得伸’者，谓至尊不在，则无所屈而得伸其私尊也”一语，专解释郑注，可资理解经文，故引而补充之。复引姜兆锡说与《钦定义疏》一大段，最后秦氏自下按语。下“继母如母”句，两书皆引贾疏，文字、视角略有不同。《读礼》引《齐东野语》何自然爲继母周氏服丧一事爲例，并补以“《开元礼》《政和礼》同，《书仪》阙，《家礼》《明集礼》同，《明会典》盖斩衰三年，今律文同”一语，先事例，后律文，已属完整。《通考》则补敖继公、郝敬说与《丧服小记》“顔氏曰：继母如母，以配父也”一节，又补汪琬说与《钦定义疏》二段。至如“慈母如母”句，《通考》补盛世佐、吴澄、顾炎武、张尔岐、姜兆锡、《钦定义疏》及秦氏按语，约二千字，皆《读礼》所未及。

《读礼》引张尔岐仅四次，出于张之《续笃终论》《谨俗论》二篇，张氏《仪礼郑注句读》至乾隆八年方刊，故未征引。至姜兆锡、盛世佐之书，皆成于徐氏之后，自不及引用，秦氏遂一一补之。

丧期之后，《读礼》有与天子有关的“国恤”和“心丧”，一般著作少有解释，《通考》略而未补。《读礼》自卷三十以后爲“丧服”，专释丧服器物；自卷三十八以后爲“丧仪节”，专释生病将逝至祥禫期满以及吉祭过程中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的所有仪节。再次是葬考、丧具，而后是变礼、丧制等。立目详赡齐全，少有遗漏，《通考》亦未一一对应立目增补。而是于丧服的“缌麻”之后，搜辑《丧服记》《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中所记而《读礼》未详可补可议者，汇成四卷，最后殿以方苞《仪礼丧服或问》。总之，《通考》补《读礼》之未备，极爲明确。秦蕙田对此也有明确表示，上引凡例同条后说“合徐书，而大宗伯之五礼古今沿革，本末源流，异同失得之故，咸有考焉”，言下之意是，《通考》必须合《读礼》，而后五礼备。我曾思考秦氏所以直言继朱文公《通解》，是因爲《通解》是将礼学文献相近相同之篇汇集一起，《通考》则进一步拆散，并增补很多资料，此“述作”之意实实在在。而所以先言“不欲作徐氏功臣”，后言须“合徐书”方成全璧，是因爲《读礼》已经拆散篇章，类聚经文，《通考》若按前四礼体式，势必大部分是在抄纂徐书，再补以徐氏未见文献。丧服、丧期，雍正、乾隆间有新学术成果出现，而葬考、丧具等，补无可补，索性不列其目，由此造成最繁复的丧礼反而卷帙最少的形态。

图为清康熙冠山堂写刻本徐干学著《读礼通考》书影

鉴此，就乾隆以前的五礼文献而言，必须将徐氏《读礼》和秦氏《通考》合观，方爲完备。换言之，《通考》的整理出版，仅是五礼文献之大部分，而非全部，还须将徐氏《读礼》也整理出版，方成“完帙”。这就需要朱熹所谓又一个“大大底人”站出来承担。方、王两先生是否愿意承担，这要看他们手中工作情况，但作爲出版界老大也是出版《通考》的中华书局，应该筹措考虑合适人选，尽快啓动这一项目。再推而论之，秦氏之后亦即乾隆以还，有关五礼的考订又涌现出很多优秀专著、笔记和论文，正续《清经解》已收入不少，而在阮、王经解之外，更有大量已刊未刊著作散在各处，这又需要有一个“大大底人”挺身出来担当重任，纂辑成书，再将“礼之沿革，说之同异”，汇聚一处，纲目各得其宜，以续《读礼》《通考》二书，庶使清以前的五礼文献汇成渊薮，庶使展卷可閲，一索即得，如朱子所说使学者有一“稽考处”，这是礼学文献汇编必不可少的工作，也是广大礼学研究者翘首以待的一部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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