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道杂之：儒家政治哲学导论

作者：陈明

来源：「刘铁芳人文教育公众号」2021年7月15日

2021年7月14日上午，湘潭大学陈明教授于2021年“古典传统与人文教化”湖南省研究生暑期学校做《霸王道杂之：儒家政治哲学导论》讲座。参与本次暑期学校的全国各高校的百余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及旁听学员参加了讲座。

陈明教授以霸道、王道的阐释开篇，指出何为王道、霸道。“霸王道杂之”出自《汉书·元帝纪》，汉宣帝训导柔仁好儒的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霸王道即霸道与王道，杂之即二者结合运用。“杂”的主体是汉家皇帝，所以，在这个句子中，“霸道”与“王道”其实是一种治理方式，即“儒法并用，德主刑辅”，属于行政学范畴。《礼记·乐记》的“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与此类似。这对概念渊源久远，可以追溯至当年商鞅向秦孝公进献富国强兵之策就依次提出了帝道、王道和霸道的三套方案。

霸王道杂之的思想具有多重面相。从学派性角度看，以无为为主旨的帝道对应于道家，以德教为主旨的王道对应于儒家，以刑罚为主旨的霸道对应于法家。它们分别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和价值目标：帝道是自然与无为，王道是仁爱与和谐，霸道是力量与富强。而从学科性角度看，商鞅的语境里帝道、王道、霸道应该都是作为治理方式，都是富国强兵的手段。宋代朱熹讨论王道和霸道，则是从其所谓人心和道心的区分出发，认为从道心出发的行为属于王道，从人心出发的行为则属于霸道；王道与霸道之分在于公私、义利之别，从而将二者转换成为了伦理学范畴。费孝通从政府和社会的权力分配或安排的角度加以讨论，认为一切由政府主导的权力叫霸道，政府与社会协商组合而成的权力叫王道——这后面隐藏着郡县制和分封制的影子，使这对概念有了制度的味道。

进一步从文明结构论出发，可以将霸道理解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王道理解为以天道信仰的儒教——主要体现在《春秋公羊学》中的天地秩序、政治和社会治理原则以及这一切后面的天道信仰。汉承秦制是指霸道这一点而言。秦的失败在诸多原因之外，有人认为其中之一就是没有“立教”。“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就是以政为教、以政代教，也就是以官吏取代儒生，结果自然是否定固有之教终于无以为教。所以最重要的一点，讨论“霸王道杂之”的文明结构，需要关注分析的是王道的转换，及由此而来的其与霸道的结合。

“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如果说周公的制礼作乐主要属于政治实践，孔子孟子的相关论述主要属于理论阐释，那么，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家的工作则主要属于政治哲学，是孔子之道的再落实。大一统、通三统以及改正朔、易服色等讨论聚焦的不再是权力的分配与运行即制度论与治理论，而是其合法性基础与运作原则。正如孔子的素王化是因为时王地位不可动摇一样，“王道”如此脱实向虚是因为“霸道”已经在现实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不可动摇。董仲舒对秦之崩溃、汉之艰辛的原因诊断有三：不信天、不尊重社会、不行教化。他对症下药的解决方案正是重建天道信仰，并以此为前提提出自己的制度论与治理论。其论证的内容大致如下：

首先，制度论以圣人为中心。董仲舒通过确立天的地位，对权力—秩序系统重新设计。在人间之“王”的上面设立位格更高的“天”；制度是天意的显现、落实，天意难知而圣人通天，于是又在天与王的纵轴之间或之外，设立一个圣人的角色或位置；最后，以“治国之端在正名”，（《玉英》）将教化之责委托给圣人。

其次，治理论以君主为枢轴。通过肯定君这一角色的重要性，引导君主自觉“法天之象以行事”，“兼利天下”，因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尧舜不擅移汤武不擅杀》）然而，昏聩的时王对“君权神授”乃至天的信仰本身所构成的挑战仍无法弥缝。

从现实和历史的关系说，董仲舒通过对天的论证、阐释和应用，将三代正统的儒家信仰体系重新确立为汉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不仅使政治系统获得义理的基础，也使天地人生获得道德上的统一性，确立起帝国的文明属性。在社会整合上，由于儒家思想原本就是三代和中原地区主流的文化传统，对它的尊重就是对社会的尊重，对文化情感与社会组织系统的尊重。董仲舒用“圣”和“王”区分了“开国之君”、“主权者”与“立法者”，同时承认二者的地位和作用，使超验和经验、信仰和政治维持着均衡的张力，在世界文明谱系中表现出东方的特征。

陈明教授引用王充在 《论衡·超奇》的评价“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文王奠定周朝基业；孔子升华神圣理念；董仲舒将其落实于延续两千年的秦汉帝国。从政统的角度说，这是对国家的完善；从道统的角度说，这是文明的定型。

五四以来学界提到道统与政统的关系时总是强调二者的对立性。原因主要一是将其与政治切割，因为过去的政治是所谓封建专制，也应该为近代的落后挨打负责，所以应予否定，而对尚有价值可以传承的儒家文化则采取将其与政治区分，进而将其视为对抗封建政治之政统的独立道统而加以肯定。

陈明教授总结道，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修改党章，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之外增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乃是一个重要节点。其意义不仅横向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更是将党与中国文明历史做了纵向联结，意味着党开始了自身与中华文明关系的重新定位和自觉回归。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定义中国梦，以文化自信作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基础，从五千年和一百五十年来理解道路、理论和制度上的发展，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去切割和规划历史，替代甚至否定传统文明。

在讲座的最后，陈明教授回答了部分学员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