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方向东、王锷点校整理本《五礼通考》

作者：漆永祥

来源：《历史文献研究》第46辑，此文以“点染丹黄十数载，校成曲礼三千篇”爲题，刊发于《中华读书报》2021 年1 月27 日“书评周刊”版，因版面有限，有所删节。

一

秦蕙田（1702—1764），字树峰，号味经，清江苏金匮（今无锡）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官至工部、刑部尚书等。秦氏早年与朱彝尊等人论礼相合，通籍后又奉命校閲礼书，参与《清会典》的编纂。在丧期间，杜门读礼。故其号“味经”，并非虚语，一生精力所在，壹力礼学可知。秦蕙田依徐干学《读礼通考》之例，得卢文弨、王鸣盛、戴震、钱大昕诸人之助，纂成《五礼通考》268卷，上自先秦，下讫当时，分吉、嘉、宾、军、凶礼五大类，以《三礼》爲核心，广泛征引历代经史四部之说爲佐证，纵横梳理，类例详明，纠谬补阙，时出己见，成爲当时礼学研究方面集大成式的重要著述。

《五礼通考》常见刻本，有秦氏味经窝初印本和乾隆本、《四库全书》本、清光绪六年（1880）江苏书局本与光绪二十二年湖南新化三味堂本等，但近三百年来，迄无点校整理之本，诚爲憾事！然在去年年底，我们终于捧到了由南京师范大学方向东、王锷两位教授兄主持校勘、中华书局出版的煌煌二十巨册整理本《五礼通考》，不仅弥补了我们的缺憾，也给令人焦虑煎熬的庚子大灾之年之岁尾，增添了一份难得的喜气与吉瑞。

《五礼通考》书影 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间味经窝刻本

二

要董理《五礼通考》这样卷帙庞大的礼学文献，危乎难哉！综括而论，实有四难：礼文繁杂，晦涩难通，其难一；礼学文献关涉过广，无所不包，其难二；精研《三礼》，疏通考核的专家，如凤毛麟角，其难三；而即便有一二通礼之家，也不愿意耗日费时，花十数年时间来整理一部著述，其难四也。这就是《五礼通考》虽然爲学术界所亟需，但却迟迟没有整理本椠行的主要原因。

自来研治经学者，莫不以《三礼》爲难，即科举考试中“十八房”閲卷，亦往往以《诗经》房最多，而《礼记》房最少。清代御制诸经，自康熙时开始编纂，也是以《三礼》殿后，迟至乾隆元年始设“三礼馆”，先后纂成《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合称《三礼义疏》）。无他之故，皆因《三礼》难治，令人生畏，故慧诘之士，避之唯恐无及焉。

研治礼学，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节文威仪，委曲繁重。即如《五礼通考》中“嘉礼”类中，如尊亲、饮食、冠、昏、飨燕、射、乡饮酒诸礼，凡豆俎簠簋、匏竹钟鼓、奠祭盥洗、揖让升降、拜跪坐兴、缓徐趋疾等仪节，既少图例可参，又无録像可凭，可谓纷如乱丝，迷如密雾。而礼文之中，往往是一字一套动作，一字一个位置，一字一种仪节，一字一件礼器，点校此类礼文，须有大量的一字句、二字句、三字句，才能分得清楚，辨得明白，这是礼学文献独有的特殊句型。整理者在处理这些文句时，稍有不慎，即或粘连不分，或破句错点，导致仪节紊乱，懵懂难解，其慎惧兢兢、瞻前顾后之狼狈可知。

三

礼学文献还有一大特征，就是瀚海无涘，无所不包。清代惠栋在谈到“明堂”的作用时说：“明堂爲天子大庙，禘祭、宗祀、朝觐、耕籍、养老、奠贤、乡射、献俘、治历、望气、告朔、行政，皆行于其中，故爲大教之宫。”那也就是说凡朝章国典、祭祀行政、经济军事、农工水利、尊贤养老、天文历算等，无不在明堂举行，难怪其日事孜孜地要把明堂制度弄清楚。钱玄先生也曾感慨地说“三礼之学，实即研究上古文化史之学”。

因此，《五礼通考》貌似只是简单地分爲吉、嘉、宾、军、凶五种，但实际几乎囊括了天地鬼神、人生百态与世间万物之一切，而且远自往古，下止当代，上自王朝，下逮民俗，兼容并蓄，无所不备。不仅如此，《四库全书总目》还说《通考》“以‘乐律’附于《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圆’，立‘观象授时’一题统之，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并载入《嘉礼》，非‘五礼’所应该，不免有炫博之意”。

如此说来，《五礼通考》做爲一部礼学史与资料集兼具的著述，其“五礼”之所含，显然更爲广博庞杂，用今天的西式分类来比喻，则该书涵盖了哲学、宗教、法律、经济、教育、语言、历史、艺术、音乐、数学、物理、心理、军事、外交、农业、工业、职官、水利、交通、天文、地理、医药卫生等学科。如果说“文化”涵天负地，无所不具，则礼学的内容也是包罗万象，无所不蓄，俨然百科全书，这对整理者水平的要求，可以说近乎酷苛矣。

我们如果推测秦蕙田之原意，也不一定非要“炫博”，当时戴震经钱大昕等人介绍，参加了《五礼通考》的编纂，戴氏遂将其师江永《推步法解》与自家所著《勾股割圜记》一并纂入其中，秦氏设“观象授时”一类，很可能是受戴震影响所致。这一方面帮助秦蕙田善于吸收当时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可另一方面又无疑给后人整理《五礼通考》平添了难度。因爲《推步法解》与《勾股割圜记》是专门研究天文算学的专著，如戴书上篇介绍三角八线与平三角形解法，中篇爲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下篇爲球面斜三角形解法。戴震与钱大昕当时都力主“西学中源”，而且“中优于西”，即所谓“以勾股御三角”。爲了给中国传统数学争天下，戴氏还自创了一套术语，有意与西学立异，如他的题目“知一觚两距，两距在觚之左右，求对觚之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在球面上已知一角与两边，求对边之值；或已知两角夹一边，求对角之值”。此类文句，犹如天书，令人昏昏，何况戴氏书中，本身就有不少的错讹与缺漏，要标点整理这样的书籍，其难度又可想而知。

四

那麽，爲什麽是方向东、王锷二位教授兄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这当然是有原因的。我曾在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兄主持的“十三经注疏汇校”项目开题时戏言，山东乃齐鲁大地，孔孟故里，不仅经学源自山东，而且从汉末郑玄、唐代孔颖达以降，承前啓后的大师也多出自山东，故杜兄承担此项目，乃历史之因果，世理之自然。与此相类，江苏向来是人文渊薮之地，即以清代而论，南京、扬州、常州等地的锺山、紫阳、娄东诸书院，在卢文弨、钱大昕等大师的引领下，培植了大量的经学人才。绵延至近现代，南京师范大学前辈学者如段熙仲、钱玄等先生，皆爲礼学名家，上承清儒，下啓后昆，爲学林典范，世所敬仰。

方向东教授师承徐复先生与钱玄先生，倾心向古，礼学爲长，方兄所著如《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大戴礼记〉译注》等，爲学界所重。而王锷教授兄早岁在西北师范大学从业师李教授庆善先生游，又随赵逵夫先生攻读博士学位，钻弥礼学，曾与陕西师范大学诸贤合作纂《十三经辞典》，成《三礼研究论著提要》。调至南师大工作后，更是承继先风，发挥所长，近年先后成《〈礼记〉成书考》《〈礼记〉版本研究》《〈礼记〉郑注汇校》《曲礼注疏长编》等，可谓是风生水起而著述满家矣。

方向东（著）《大戴礼记汇校集解》书影

王锷（著）《〈礼记〉成书考》书影

南师大既有礼学研究传统，王锷兄与方向东兄同味同好，遂相约点勘《五礼通考》。方、王二氏，皆不追时髦，不喜声华。方兄所嗜，唯在校勘礼经，若左手握杯，右手执笔，薄酒和墨，丹黄涂乙，则不啻爲羲皇上人。王锷兄在随园开“学礼堂”，及门下生执礼演仪，涵咏其中。《五礼通考》历经十余年才椠行面世，正是方、王二兄矻矻孜孜、持续发力的结果，也是他们与高弟子研讨汇校的集体结晶。而年轻一代如瞿林江、井超、侯婕、杨杰等，也在校勘实践中学有所成，逐渐成爲能挑起大梁的学术中坚力量，称南师大爲今日礼学研究之重镇，其谁云不然哉！

以上所述，综而言之可概括爲一句话，就是《五礼通考》一书的整理刊行，落在方向东、王锷身上，是历史的因果，也是现实的责任，貌似偶然，实则必然，因爲只有他们有金刚钻，才敢揽这件磁器活儿。

五

关于《五礼通考》的具体整理工作，让我既惊奇又赞赏的是方向东、王锷二兄竟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爲底本。究其因由，是在比较诸本优劣后，他们认爲《四库》本虽有讳改，但对其他诸本之误，或改正，或补缺，整体质量，远胜于他本，遂果断地用《四库》本爲底本，这确实是需要一点勇气与胆量的。北京大学古文献所编纂的《全宋诗》，据我统计在《全宋诗》成集大家635人中，用《四库》本爲底本的爲249家（含《永乐大典》辑本126家），占到将近四成的比例，其中不乏有自宋至清初历代流传的本子，但《全宋诗》项目组在经过认真谨慎的比勘之后，仍采用了《四库》本爲底本，因爲这些底本不仅版本整饬齐全，而且校勘别白精审。《五礼通考》底本的选择，又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即《四库》本也有不少校勘上乘的善本，是不能一概抹杀而轻易否定的。

当然，《四库》本多讳改，这是铁的事实，《五礼通考》亦然。对《四库》本因避帝王讳或违碍字而改者，整理者皆据他本，一一改回；而《四库》本其他讹脱衍倒之误，则或据他本改正，或据他书纠谬。对《五礼通考》中大量征引的其他经史诸书，则逐一核查，以校异同，并出校记，以爲依据。凡涉经史四部书名者，皆加书名线；而针对国别、民族、朝代、姓氏、人名、字号大小、地名等，则标以专名线，这无疑又给整理者平添了无数的工作量，而对读者閲读与理解，却是提供了诸多的便利。

整理古籍，以不变乱底本爲原则，《五礼通考》的点校，对底本的行款版式，也是慎之又慎，不轻加变更。如对于秦蕙田原文的顶格、出格、低格等行款版式，因其或寓有深意，或暗示褒贬，故亦做了标识处理，眉目清晰，以便区分，做到最大限度地忠实原书。但底本及他本，原版皆无细目标题，以古人习惯在文后加“右某某某”以统括前文，整理者在文前增加了细目标题，以适应今人閲读习惯。凡标题在目録中与正文中出现不相统一的情况时，整理本皆依正文爲定。古籍中目録与正文标题不统一，所在多有，而据我的感观所得，也是正文题目，相对更爲准确，所以我也非常赞同《五礼通考》的这一做法。正是由于底本判别准确，凡例制定精当，点校者虽非一人，然皆能贯彻执行，故全书前后一贯，质量上乘，是一部可以信赖的整理本。

六

如果说《五礼通考》整理本有缺憾，那麽我感觉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底本中所涉辽、金、元时期帝王后妃等名、部族名、属国名、人名、地名、职官名、名物名等，仍依存不改，似属处置失当。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时，清高宗认爲“前史所载辽、金、元人地官名，率多承讹袭谬，辗转失真，又复诠解附会，支离无当，甚于对音中曲寓褒贬，尤爲鄙陋可笑”。因此，对宋、辽、金、元诸史及其他书籍中，凡涉上述诸专用名者，或爲改易汉文旧译不雅之字，或据旧译汉字改其谐音，有诸多情况是“因无解义，但改字面”而已，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意译或音译。这些貌似有规律可循却又无规律可守的改字，使读者在利用《四库》本辽、金、元诸《史》时，便会带来巨大的困惑与干扰，几乎到了不可卒读的程度。《五礼通考》整理本以《四库》本爲底本，当然就无可避免地遇到了这个问题，即底本中此类专用名词，到底要不要校改的问题。以我之愚见，当然要改，而且要不嫌繁难，一一校改，才是正确的方式。

但从《五礼通考》整理本可知，本书对凡遇到上述专用名词，皆因仍其旧，“不一一出校”。例如《通考》卷247“凶礼二·荒礼”中，《四库》本中如“阿济格”“伊噜勒”“齐哩克昆”“阿南达”“默图”等名，秦蕙田味经窝刻本与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食货志》，均作“阿只吉”“月儿鲁”“怯怜口”“阿难达”“灭秃”等，如果不用诸书对读，则读者很难判断“齐哩克昆”即“怯怜口”，“默图”即“灭秃”，这就给閲读本书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另如本书中他处所见，人名、氏族名如《四库》本作“巴延”“班布林实”“笔且齐”“吹丹察罕布哈”“达噜噶齐德哷默色”“赫舍哩氏”“和尔和逊”“奇特特穆津”“图们呼图克玛勒”“伊伯根”，而秦氏味经窝刻本作“伯顔”“八不沙”“必闍赤”“怯薛丹察罕不花”“达鲁花赤迭理迷实”“纥石烈氏”“火鲁火孙”“奇握温铁木真”“佗满胡土门”“也不干”等；地名若《四库》本作“都勒斡”“额默根哈尔察海”“和抡明”“济兰格尔”“率宾”“托囉山”，而秦氏刻本作“铎瓦”“也灭干哈里叉海”“胡剌温猛”“怯呆儿”“速频”“吐儿山”等。又如职官名若《四库》本作“贝勒”“明安穆昆”“伊勒希”“扎尔固齐”“富勒珲”“特喱衮”，而秦氏刻本作“勃极烈”或“孛堇”“猛安谋克”“阿里喜”“札鲁忽赤”“蒲里衍”“惕隐”等。这些改译，有的音近相似，有的毫不相干，几无规律可寻，如不对两个版本对比閲读，多数是无法知晓的。

我揣测整理者是因爲四库本《五礼通考》此类改译太多，如果对底本一一校改，则繁冗芜累，改不胜改，故索性一仍其旧，以省烦费。对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但如果做些特殊的处理，用诸如“《四库》本改易辽金元诸专用名称对照表”做爲《附録》，置于书后，以便读者参考稽核，对照閲读，既不改字，又便读者，是不是一举两得而两全其美的做法呢？

爲方便读者利用，《五礼通考》整理本还将关于是书他本的序跋合并爲《附録一》，又钱大昕所撰秦蕙田《墓志铭》作爲《附録二》，并置正文之后，极是得当。但如果能将有关秦氏传记中，比较重要的如《满汉名臣传》《清史列传》《清史稿》诸书相关传记一并附上，则会对读者起到更好的参考作用。

《五礼通考》中所涉礼学文献，虽横贯四部，纵穿百代，但所引用之书，多有近今人整理本可参，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本书的标点负担。尽管如此，全书中仍有点校中的破句漏略，如卷246《凶礼一·荒礼》“故有一半散息、一半减粜之，诏以调停之”句，当爲“故有一半散息、一半减粜之诏以调停之”（或在诏字下断句。见第19册第11984页）。又如“仍禁奸豪，不许隐情，捏名多买罔利，事发重治”句，当爲“仍禁奸豪，不许隐情捏名，多买罔利，事发重治”等（第19册11993页）。另如专名线如“祝融”、书名线如“二十二史”等，或标或不标，并不统一。凡此之类，诚冀《五礼通考》再版之时，能纠误正讹，拾阙补遗，俾全书更趋完善，则是所愿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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